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法：揭示科学家集团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一方面有自己的史料边界，也就是说，它的史料范围，不可能无限延展，不然就失去学科特征。但同时，我们也要树立一个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观。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活动发生的时期，是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有相当的复杂性，特别是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有相当程度的交叉，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文学活动范围内。比如“新月文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多数曾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有许多人参预过当时政府的活动，比如胡适、陈西滢、叶公超等人曾作过政府官员，这些特点，决定了“新月文人群体”的活动相当开阔，我们在研究中寻找史料的视野，必然也要放宽，除了单纯的文学活动外，政治活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既然是政治活动，在相关的政府档案中，必然会留存有关于他们活动的记录，这些记录可能是超出文学范围的，但对我们了解“新月文人群体”的活动，会有很大帮助，特别是政治活动与他们文学活动的关系中，可能保留重要的历史信息。

再比如“左联文人群体”。“左联”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只不过是在合法的法律形式下，以文化活动为公开身份。“左联”成员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凡有组织的社会成员，他们的档案就有可能保存下来，特别是后来“左联”成员的组织档案。比如茅盾、周扬、郭沫若、丁玲等等，除了文学活动外，他们参与过很深的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寻找关于他们的史料，眼光就不能光在文学范围内。就是鲁迅这样的人物，因为他在三○年代后与左联发生过重要关系，特别是他去世后，在中国共产党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历史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文件和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史料中，都有许多对他的评价。这些史料不一定存在于有关文学活动的范围内，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有边界，但又具开放性，在史料的获得方面，不能局限于文学活动。

另外中国现代作家及相关的文学活动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有相当的丰富性，不要说胡适、鲁迅、茅盾这样的重要作家，就是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也不是简单只有文学一项主要活动。因为作家本身的经历和专业比较丰富，也就决定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开放性，比如鲁迅研究中，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有些成果吸收进来，对于理解鲁迅就有帮助，同样道理，对于《离骚》、《诗经》研究的了解，在理解闻一多的学术和文学创作活动中，就会有启发。注意道教史研究，在理解许地山文学创作时就会别开生面；对中国地质学史的熟悉，在深刻理解张资平文学创作方面，也可能会别有新解；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如果理解了他对中国古物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兴趣，对于了解他作品中的特色，尤其是他的叙述和描写人物外貌方面的特质，就会多一种视角。我们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开放性，就是要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不是只有单纯的文学活动可以涵盖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科学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有一种融合现象。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如果不能把“科学家集团”与一般的“文人集团”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打通，有些问题就解决不了。但现在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是“科学家集团”在科学史领域，而“文人集团”在文学史、思想史领域。虽然有一些交叉，但相对来说融合不够，由于学科分立界限过于刻板，所以许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非常专业，而一旦超出学科范围，就难以把握。

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这个整体中“科学家集团”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要超过“文人集团”。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在起步阶段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现代学术的许多方法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太密切了，中国现代科学思想的引进与现代学术方法是同步进行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一个“科学家”与“文人”争论的结果。现在看来，“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能比“文人”更有长远考虑。一般来说“科学家”的主张都相对要稳妥。任鸿隽就说过，他和梅迪生、杨杏佛当时都不完全同意胡适的主张。任鸿隽说：“然白话文言之论战，由吾等数人开之，则确无疑义。”

这个事实人们耳熟能详，但其中“科学家”何以反对？它在思想方法上的意义却较少为人注意。还有对日本的态度，“科学家集团”对时局的认识和“文人集团”的差异也很大；“科学家集团”对民主和专制的理解，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等，与“文人集团”也不同。四○年代，“科学家集团”在政治上的选择，与“文人集团”的选择也耐人寻味。他们通常是思想与行为有较大反差，像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竺可桢、杨仲健他们，与胡适、傅斯年在思想上是一个倾向，但在行为上还是做了不同选择。其中虽然有个人处境不同导致的差异，但最根本的思想倾向，可能是他们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

另外，我还可以举钱锺书与拉斯基的关系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也就是说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文学史料方向上。

近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J.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加深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到：“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 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www.xing528.com)

《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钱锺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他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 By Gilbert Murray（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锺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锺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黼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了解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本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本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1] 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把视野扩展到整个民国时代的方方面面，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反而是好事，所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建立开放的史料观念是比较重要的。

[1] 《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钱钟书集）》，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