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史料，提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史料搜集是一切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搜集有两个含义。一是把与研究对象相关史料的出处搞清楚，一是把这些搞清楚的史料找出来。

意识到史料的可能出处是搜集史料的意识，找到史料是搜集史料的结果。有意识，不一定有结果，但没有意识，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在史料搜集工作中，我们先要解决的是一个阅读基础问题，或者说要先解决阅读量问题。和中国古代文献不一样，中国现代文学是依赖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制度存在的，也就是说，除了极少量的源文件及作家手稿和私人间的往来书信外，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存量方式，主要是印刷品，而印刷品的存量，一般来说，极少是孤立的史料。我们搜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说简单一点，也就是搜集与文学活动相关的所有印刷品。主要形式是作家著作的初版本、原始的报纸、杂志以及相关出版物（包括油印、手写的大学讲义等）、对作家的访问以及口述实录（包括声像）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一大特点是量大和分散，除了很少整理好的成型文献外，多数史料没有确切的方向，只有大致可能的方向，这就是我要强调阅读量的意思。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丰富的整体，其中包括很多政治活动和文学的侧面，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对所有知识领域都有很熟悉的了解，这不但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往后分工也越细密，除了不同时段间的差别外，对每一文学活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论争以及不同的文学体裁等等问题，每个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主攻方向都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以后不可能有对中国现代文学所有方面都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只有对某一方面有完备知识和精深研究的学者，以后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专家多，而通才少。虽然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难度比其他成熟的学科较小，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精深的学术研究，常常不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的难度来决定的，再简单的研究对象，也能体现研究者的智慧和学养。

阅读量的解决，除了靠读书兴趣和习惯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办法，我只能强调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的基本文献，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然这也是一句模糊话，读了多少书算是基本了解？我只能说，就阅读量来说，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标准，只能说越多越好。

有了史料意识还不够，同时还要形成史料的问题意识。没有人能说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到底有多少？而史料问题，关键还不是量的问题，而是随研究对象的变化来判断史料的问题。有些史料在此问题上不重要，但在彼问题上很重要，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在发生变化，比如早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基本不涉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设置、教科书编撰以及文学的传播活动等方面，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工作却很多，很有成为一时显学的可能，这时候，以往在教育史范围内的史料，就要被大量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所以我要说，有什么存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要找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这就是史料的问题意识。

问题有大小、有难易，但绝对不能没有问题。寻找史料的目的是为研究工作的进行做充分准备，有为史料而史料的工作，但那只限于较少的以史料搜集和整理为学术目标的学者，对一般研究者来说，寻找史料是为研究建立基础，史料本身还不是唯一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因为时间相对较近，大体说来没有什么真伪的问题，少数作家的作品，在不同的时期，有一些盗版本传世，后来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多次印刷中有修改、删节或者补充的地方，这些我们基本可以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校勘中来研究，还不能算是作伪问题。所以对待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主要是判别这些史料的内容，它的形式本身相对来说并不很重要。

我们以鲁迅和厦门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要叙述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先把相关文献搞清楚，这个文献系统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1.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

2. 厦门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厦门数据汇编》（内部印刷，1976年）。

3. 厦门大学中文系著：《鲁迅在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4. 厦门大学中文系著：《鲁迅在厦门》（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

5.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编：《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内部印刷，1978年）。(www.xing528.com)

6. 张震麟编文，翁开恩绘画：《鲁迅在厦门》（连环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7. 陈逸飞、魏景山为：《鲁迅在厦门》所作的三幅油画（见《鲁迅在厦门》修订本）。

8.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并不是一种先有成熟预设的学术构想，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时，学者的偶然选择，这种选择中暗含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学术潮流。1949年前，关于鲁迅在厦门生活的经历，只有两篇简短的文字，一篇发表在《北新》杂志上，一篇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鲁迅与厦门的关系，不可能发展成一种典型的“厦门叙事”，可以想象，一个学者在一地简单的四个月校园生活，要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学史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历史叙述要包括纪念馆、塑像、相关的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工程，而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恰好完成了。

1954年出版的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是“厦门叙事”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后来“厦门叙事”的成形，基本建立在陈梦韶学术工作的基础上。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经历和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陈梦韶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整建立起了“厦门叙事”的史料基础，虽然他的立场在鲁迅一面，偶有对“现代评论派”的不敬之语，但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有意贬低或者对当时厦门大学的校政作过多负面评价。可惜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最终没有沿着陈梦韶的路径前行，而是越来越向偏离历史事实的方向行进。

1957年，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川岛写了一篇《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在赞扬鲁迅在厦大工作的同时，对厦大校长林文庆进行了贬低，说他：“长的样子像从前日本大学眼药的商标，或者不如说大学眼药的商标像他。在新加坡以行医致富，中国人而是入了英国籍的，基督徒而是信奉孔子的……” [1]

早期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中主要采取的是对历史人物和事实的回避态度，因为当时和鲁迅在厦门共事的同事基本都还健在，虽然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物已处于边缘，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历史人物，比如顾颉刚等人，还有一个就是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厦门大学是中国旧大学中极少延续到1949年后而没有变更校名和校址的大学之一，加之陈嘉庚始终是获得正面评价的侨界领袖，这样早期完成的“厦门叙事”对于旧厦门大学基本也取回避态度，因为完全否定厦门大学的历史和其他教员的工作，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又不尊敬陈嘉庚，但又要同时放大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工作的时代意义，这就决定了早期鲁迅研究中“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到了1976年才得以解决，因为此时可以毫无忌地否定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同事，同时也可批判厦门大学。但这个内在矛盾的解决又是建立在违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从逻辑上缓解了“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但在历史事实上却走得更远了。

1976年9月，几乎同时完成的《鲁迅在厦门数据汇编》和《鲁迅在厦门》，基本完善和定型了“厦门叙事”的模式。在这两本著述中，《鲁迅在厦门数据汇编》的学术价值今天依然存在，它对当时厦门大学与鲁迅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使这本数据集的生命力长存，在所有关于“厦门叙事”的建构中，这本史料集和陈梦韶的著作最有学术意义。而《鲁迅在厦门》及它的修订本，则基本以虚构历史和随意拔高鲁迅为基本叙事方式，而书中出现的陈逸飞和魏景山的三幅关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油画，也完全建立在“高大全”和“红光亮”的思维上，到了《鲁迅在厦门》的连环画中，凡与鲁迅对立的历史人物无不形容猥琐，唯有鲁迅一人高大无比。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到了《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完成时，一时就很难再找到与这种形式相比的赞誉方式了。

当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经历长久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整合后，这种叙事模式就成为一种习惯，至于其中的真实历史事实，一般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加以辨析，延续下来的“厦门叙事”也就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是经由叙事者主观选择而造成的历史。这种历史思维今天还有它的惯性。王富仁在《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中认为：“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就感到与其他教授共同进餐时的谈话是很无聊的。应该说，他的这种体验并不是没有一点内在根据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他的脾气古怪……在厦门大学这座文化教育的孤岛上，情况就有了些不同。不论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还是当时的校长林文庆，重视的都是中国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教育问题。他们在文化思想上都更是随顺潮流的，对像鲁迅这样的文化‘激进派’、‘先锋派’，即使不加有意的排斥，也有一种无意的漠视。”[2]

这个判断建立在既成的“厦门叙事”前提下，就逻辑本身判断，都很严密，但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合。因为要追问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比较并判断这些历史人物思想状态的高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今天海外专门研究陈嘉庚和林文庆的学者，恐怕很难认同王富仁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没有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还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先进的文化战士来理解，并以文化战士所应当具有的先进思想作为“厦门叙事”的逻辑起点。

[1] 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2]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