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存文献，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大型丛书的编纂，最著名的如清朝的《四库全书》，到民国年间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等，对保存中国文化有相当贡献。另外，中国还有编纂类书的传统。类书是辑录汇集资料，以利寻检、引用的一种古典文献工具书。其体例有集录各科资料于一书的综合类和专收一门资料的专科类两种。编辑方式，一般分类编排，也有按韵、按字分次编排的。现存著名的类书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它的目的一为保存我国古代大量的接近原作的珍贵资料，以供校勘典籍、检索诗词文句、查检典故成语出处之用；二为研究者直接提供了专题研究的资料。
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大致相当于类书中的“专科类”。这个传统在中国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上世纪五○年代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每当这一运动过去之后，就要编纂一套完整的批判文献。最有名的如《胡适思想批判资料》，共有八大册。《梁漱溟思想批判》（二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时候，也有较为完备的批判史料，反胡风运动中，各类材料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的六大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数据》，到了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言论集就更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寻找方面，先建立一个寻找成型文献的意识，比较方便。
所有的学术工作，都要经历一个累积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也是这样。我们做研究，不可能凭空说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处理，我以为要先注意成型的文献，然后再注意不成型的文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在史料的积累方面也有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工作有相当好的基础。
所谓成型的文献是指：同一主题下，经过研究者编纂而成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字史料，它的文献形式一般包括：同一专题（如作家、作品、社团始末、思潮发展）的全集、研究史料汇编、年谱长编、研究史料的目录索引等等。比如如果要研究胡适，基本的准备工作是：要阅读《胡适全集》，光有安徽出版社出的全集还不够，同时要阅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胡适作品集》，这还不够，还要参考胡适纪念馆出版的《胡适作品手稿》，这还不够，如果有条件再看耿云志负责编辑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还有胡颂平编辑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等等，这还只是一个大略的基本文献，至于其他的研究著作就更多了。比如研究鲁迅，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是一个基本文献，在这个基本文献基础上再去扩展史料，当然这是在理想的意义上说的，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全这些材料就不能研究。
注意成型史料的好处是能在短时间内熟悉文献的基本存在状况，同时了解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成型史料先行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很难做出一流的学术成绩。使用成型史料的基本方法是：凡存的成型史料，力求齐全完整。成型史料也有两种情况，也就是同时代的成型史料和异时代的成型史料。
成型文献中也有两种情况，就是同时的和异时的。一般说来，越早的文献越有史料价值，一是因为时间近，出错的概率相对较低，再就是，过去的人做事比较认真，差错较小。比如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良友印刷公司，1936年），因为编辑的时代较早，史料线索就很丰富。霁楼编的《革命文学论文集》（生路社，1928年）、洛蚀文编的《抗战文艺论文集》（译报图书部，1939年）、李何林编的《中国文艺论战》（中国书店，1929年）、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张若英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光明书局，1934年）、赵景深编的《文坛忆旧》（北新书局，1948年）、阮无名编的《中国新文坛秘录》（南强书局，1933年）、杨之华编的《文坛史料》（中华日报社，1943年）、姚乃麟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家传记》（实用书局出版，1972年，香港）与《现代作家论》（大地出版社，1971年，香港）、黄人影编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印行，1933年，上海）、黄英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陆永恒编的《中国新文学概论》（克文印务局印刷，1932年）等。再比如张静庐上世纪五○年代中期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八册），集体编纂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全六册）等，虽然是在“出版”的概念下编纂的，但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依赖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生成的，所以这套出版史料，对于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还是一套需要及时涉猎的史料。编纂这套史料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参与者都还健在，所以准确程度相对有保证，张静庐本人也是中国现代出版界的元老，1938年他就写过一本讲述自己在出版界经历的书《在出版界二十年》。
另一种情况是由研究者编辑的成型专题文献，即异时代的成型文献。上世纪六○年代，许多高校都编过较为系统的此类文献在内部印刷，供本校教学使用。如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年编辑的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数据就有如下几种：
《中国现代作家小传》
《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数据索引》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期刊介绍》
《茅盾研究资料汇编》
《巴金研究资料汇编》
《老舍研究资料汇编》
《郭沫若研究资料汇编》
《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
《夏衍研究资料汇编》
《李季研究资料汇编》
《周立波研究资料汇编》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
在这个基础上，上世纪八○年代初，出版过一大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由陈荒煤任主编，分为甲、乙、丙三套丛书，各由该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工作，由各地出版社分头出版。
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包括各个时期和地区的重要的文学运动、论争、社团和思潮流派资料，共计31种。比如：饶鸿竟、李伟江等主编《创造社资料》（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1985年）、贾植芳等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芮和师、范伯群等主编《鸳鸯蝴蝶派文学数据》（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增杰等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等。
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数据丛书》，为170余种作家作品研究数据专集，内容包括作家传略、年谱、生平和文学创作自述，对作家生平与文学创作的记述和评论，以及作家着译系年、着译书目、评论研究文章目录索引等。这部分研究资料的数量较大，但因为不是同时和同一出版社出版，所以比较零散，但在涉及作家作品研究时，可以先依据下面的部分目录方向去选择：
1. 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3. 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中下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
4. 田本相编：《曹禺研究资料》（上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
5. 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
6. 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7.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8. 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9. 陈金淦编：《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
10. 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11. 高捷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 李恺玲、廖超慧编：《康濯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 李岫编：《李广田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 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6. 潘光武编：《阳翰笙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
17. 沈承宽、黄侯兴、吴福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8. 王延希、王利编：《郑伯奇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 李伟江编：《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 鲍霁编：《萧干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21. 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
22. 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
23.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
24. 丰华瞻、殷琦编：《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方铭编：《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 冯光廉、刘增人编：《王统照研究资料》（冯光廉、刘增人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7. 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28. 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5年）
29. 萧斌如编：《刘大白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30. 许毓峰等编：《闻一多研究资料》（上下册，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
31. 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32. 赵明、王文金、李小为编：《李季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33. 刘锦满、王琳编：《柯仲平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34. 冯光廉、刘增人编：《臧克家研究资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
35. 张如法编：《绿原研究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刘可兴编：《光未然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 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38. 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数据丛书》，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文学总书目、文学作者笔名录等。如唐沅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徐迪翔等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等。(www.xing528.com)
其他一些成型的文献还有很多，我们在平时要注意搜集。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革命文学”论争数据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白嗣宏编《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葛懋春、蒋俊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上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等，还有王晓明编《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方仁念编《新月派评论资料》（华东师大出版社，193年）、《左联回忆录》（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徐州师院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等。
成型文献的第三种情况是单独成书的文学史著作、研究著作、作家传记、回忆录、年谱等著述。如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吴文祺《新文学概述要》陈之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同时期的著作，也包括后来研究者的相关著作，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钱理群等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后出的相关著作，判断这些史料的原则大体是先旧后新。
对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较为系统的研究是黄修己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本书的优点是比较系统梳理了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出版过的文学史著作，从“五四”运动初期胡适、周作人等涉及中国新文学的论文写到当代，确有开创之功。本书的缺点是没有在研究对象之外再开创出史料范围，一般是就文学史论文学史，对文学史作者的相关史料较少涉及，没有能够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脉络揭示出来，介绍新文学史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少，特别是对1949年后新文学史编纂与前代新文学史著作的编纂关系，没有进行清理，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体例和史料上受哪一本新文学史影响较重等。本书的独立见解表现在对1949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理解和评价上，特别是对当时学生编纂文学史动机的理解和学术训练，有独到认识，很给人启发。了解学科史，要面对专书和论文集两种类型的文献。一般说来，论文集最能体现观点，而专书的好处是完整和全面。我个人建议先读论文集，再读专书，而且同类著作一定要在集中的时间内同时阅读，这样容易看清学术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对于文献来源也会有清晰的方向，这方面的主要阅读书目如下：
1.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 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199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3. 许怀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199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4. 徐瑞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下册），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
5. 刘勇：《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2001年，北京出版社。
6. 温儒敏等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7. 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200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以上专书以下论文集：
1. 北师大中文系编：《现代文学演讲集》，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3. 王瑶、樊骏、赵园等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册，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成型文献的使用中，除了中国大陆的文献外，还要注意参考港台相关的研究资料比如周锦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李立明《现代中国作家评传》（波文书局，1979年）、李立明《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数据索引》（波文书局，1978年）、朱宝梁《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上下册，汉学研究中心印，1989年，台北），这本辞书的好处是所有作家都附有英文名字的拼写，如果涉及作家与外国交往时，可以参考。港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有偏见，但在研究资料和观点上还不无启发，相对来说，注意港台的研究史料也是扩展史料的一个方向。周锦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目录如下：
第一辑
尹雪曼：《五四时代的小说作家和作品》
周伯乃：《早期新诗的批评》
陈敬之：《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周锦编：《中国新文学大事记》
陈纪滢：《三十年代作家记》
舒 兰：《五四时代的新诗作家和作品》
孙 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陈敬之：《三十年代文坛与左翼作家联盟》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
周 锦：《中国新文学简史》
第二辑
陈敬之：《中国文学的由旧到新》
林焕彰编：《中国新诗集编目》
尹雪曼：《鼎盛时期的新小说》
陈敬之：《中国新文学的诞生》
周 锦：《〈围城〉研究》
周丽丽：《中国现代散文集编目》
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
舒 兰：《北伐前后的新诗作家和作品》
周锦编：《中国现代小说编目》
第三辑
陈敬之：《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前驱》
周芬娜：《丁玲与中共文学》
舒 兰：《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
陈敬之：《新文学运动的阻力》
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本名笔名索引》
尹雪曼：《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
陈敬之：《早期新散文的重要作家》
周 锦：《论〈呼兰河传〉》
周丽丽：《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
陈敬之：《〈新月〉及其重要作家》
在这套丛书之外，周锦还主编了如下一套丛书，1988年由台湾智燕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术语大辞典》（1～5册）
《中国现代文学乡土语汇大辞典》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1～3册）
《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作家大辞典》（1～2册）
另外，秦贤次编《抗战时期文学史料》（文讯杂志社，1987年，台北）、李瑞腾《抗战文学概说》（文讯杂志社，1987年，台北）苏雪林等《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杂志社，1987年，台北），也是较为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成型文献的好处是能使研究者在短期内较为便捷了解某一专题的全面情况，可以说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步。不过我们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完全依靠成型的文献。成型文献是基本史料，它在内容上是编纂的原料，但当它成型后就成了一种间接的史料，所有的编纂工作，都难免出错，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研究工作中，与传记和研究著作相比，成型文献具有使用优先原则，也就是说，在接触研究对象时，成型文献的阅读要优先于文学史、作家传记和相关研究著作，至少是要同时进行。比如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台北）、《三十年代作家论》（续集，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台北）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黎明文化公司，1973年，台北）、尹雪曼《中国新文学史论》（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台北）、陆永恒《中国新文学概论》（克文印务局印刷，1932年）等也可参考。
注意成型文献优先原则并不等于在成型文献之外没有新史料，而且成型文献是所有研究者共见的文献，如果没有特别新的方法，面对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产生学术灵感的可能性不高。成型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必备史料，但我们使用成型文献的目的，是要在成型文献的基础上，扩展出新史料，同时产生新的学术灵感。成型的文献就是完成的文献，我们后来者的目标，应该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增量，加出新东西来。完全使用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很难做出一流的学术成就。成型文献是确定的文献，如果有文献意识，任何研究者都可以方便得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成型史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只体现在它的基础性上，或者说，在研究者看来，成型史料中的学术含量是凝固的，凡成型文献中的史料，就是常见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它给研究者的学术启发是有限的。所以不成型史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最值得重视的。
不成型的史料是指与研究对象有关系，但分散在远离成型史料外边的史料，通俗一点表述，就是表面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关系，但细致观察会有直接联系的那种史料。学术研究，越是能在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发现有用的史料，越能显示学者的研究能力和眼光，越具学术趣味和复杂性。在成型的胡适史料中发现材料不算本事，在与胡适根本没有关系的史料中发现与胡适研究有关的史料，那才是本领。就史料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来说，越远的史料，越能看出研究者读书的范围和独立视角，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材料的来源有多种方向。
一般研究梁宗岱生平和历史的人，都会提到他早年与何瑞琼离婚一事，但具体情况在关于梁宗岱的史料中极其简单，但有一个重要史料来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北平朝阳学院办的《法律评论》杂志（江庸主编），其中特别提到第11卷第12期上，曾原文刊出过当时梁宗岱离婚案的判决书：《北大教授梁宗岱离婚案北平地方法院之判决书》。
法律文书，在判断事实方面一般说来是较为可靠的，所以在研究梁宗岱生平时，当时的判决书应视为第一手材料。婚姻关系中，通常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质量，而女性在离婚案中处于弱者地位是较为常见的事实。一般来说，离婚案中对女性过于苛刻的男性，在个人私德方面较有可议处，虽然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从梁宗岱离婚案中，可以看出由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转变时所表现出的个人德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此类事甚多。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田汉、周扬等等，都曾遇过此事。因为传统婚姻中的契约关系，多从习惯，转到用现代法律判断事实时，确实有相当难度，多数情况下要凭良心。梁宗岱一开始先是不承认他和何有婚姻关系，没有办法了，才说结过婚而未同居，这样就连梁宗岱的同乡同学，当时北大史学系的主任陈受颐都看不过去了，才和胡适一同为弱者作证。
从那份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梁宗岱在这方面确实有些问题。因为他一开始不承认与何瑞琼的婚姻，最后竟让法院当庭用辨识字迹的方法来确认相关事实。梁宗岱还就当时的法律用语进行了一番辩解，而法院在判决书中说他：“被告身任大学文科教授，虽其所教科目为法文，究不能谓于本国文字之通常文义，亦不能了解，其用语错误之主张，显难凭信。”
当时梁宗岱的月收入是四百元，何瑞琼要的抚养费是一百五十元。法院认为：“惟被告收入月仅四百元，原告请求月给一百五十元，已超过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殊难认为相当之额数，斟酌原告之需要及被告之经济能力，判令被告月给原告生活费一百元，而将原告其余之请求驳回，以昭公允。”
《法律评论》是早年一本专业杂志，一般研究文学的人，很难想到去其中找有关的史料，但恰恰就是这本与文学没有关系的专业杂志中，不但会有梁宗岱的材料，还有关于胡适的材料。我强调不成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主要是希望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源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寻找史料的眼光就会与一般人不同。学术研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就要有趣味，什么才能有趣味？意外发现才有趣味，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学发现产生的快乐是一样的，当然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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