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揭秘史料类型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1] 他同时还指出，除了这些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以所能得到的客观史料为研究对象，材料越简单固定，“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

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史料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一是零散，一是数量比较大，再就是史料方向很难确定。

古代文献的难处，通常先表现在识读，因为时代久远，古代文献涉及的许多知识，对一般人来说具有专业性，读懂尚且不易，研究就更难了。而中国现代文学，一般说来，则不存在识读的问题，但难在材料很分散，材料方向不确定。要找到新材料，其实也很不容易。古代文献因为有长时间积累，有无数学者的努力，在史料方面，要再增加出新东西很难，通常要依赖新的考古发现或者偶然的机遇，才能有所收获。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因为积累工作还远没有完成，所以只要留心和方法得当，常常还会有新发现。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学院派的学者似乎不如学院以外的学者更努力。

和所有历史史料的分类一样，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这是法国人朗格诺瓦（Ch.V.Langlois）在《史学原论》中区别史料的说法，后来傅斯年讲《史料论略》，也是用的这个分法。在朗格诺瓦的观念里，直接材料，一般指器物;间接材料，一般指著作，但这二者有时候很难区别，比如古人铸造钟鼎，上面有文字，有的数百字，记某一事件。钟鼎是器物，铭文就可以看成是著作了。

梁启超总是强调，研究史料，我们要先明白记载的人，是不是涉及史事的同时代人。因为同一时代的人，在时代特征方面较多相同习惯，如时代不同，记载就很难精确，一般来说，史料越远越好，记载史料的人离发生的事实是越近越好。我过去写文章认为，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靠不住，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一般说来，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在档案难以获得的情况下，日记是较早的史料。因为日记是同时代人所写，回忆录是后来人回忆，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通常情况下，如果回忆录在前，后来才有日记出现，只要对照极容易发现差错，所以只有参考日记的回忆录才相对可靠。有没有在日记中造假的？我以为很难。日记通常是给自己看的，没有必要造假，就是有些人记日记是为给后人看的，也很难造假，因为没有人会预先知道哪些人事会成为解释历史的依据，就是在这方面有些判断，比如一些名人在记日记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日记会成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材料，而他们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历史，可能会在笔下流露出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所有史料中，日记相对来说，还是可靠性高的一种史料，与回忆录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下面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回忆录本身的可靠性问题。

《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作者黄仁宇，晚年有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本书有一处提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回到上海的情景，因为黄仁宇对蒋介石评价不高，所以黄仁宇说：“蒋介石的演说索然无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们为听众的场合，而且还在胜利后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场亲眼目睹。这个通商港埠在他暌违八年后欢迎他回来，地点就在前英国租界的跑马场上，照理应该是个欢欣鼓舞的场合，尤其他年少时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相反地，为扮演全国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提到振兴道德，讲到礼节和公理。”[2]

黄仁宇的这段话是夹杂了他自己感想的回忆，与当时的情景并不相同。因为黄仁宇总认为蒋介石还在延续以道德治国的旧传统，所以才有对蒋介石演说的批评。

准确的历史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没有先到上海，而是先到了北平。1946年2月12日下午5时，蒋介石由陪都重庆乘专机抵沪。当时的情况是：“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机场欢迎，暨沿路守候者，途为之塞。”[3] 至于蒋介石在跑马场的演说，当时的评价是“参加民众数达二十余万人，情况热烈，得未曾有。主席于群众欢声沸腾中，发表演词，真挚深印人心。”黄仁宇说蒋介石演说索然无味，可能是他后来的感受。黄仁宇说蒋介石对上海市民的演说中没有提到“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也是记忆出了差错。下面是蒋介石演说的一段：

亲爱的同胞们：

上海是中正的故乡，中正离开故乡已经有九年之久，在这九年余的岁月之中，有整整的八年，上海被敌人所占领，上海的男女老幼遭遇敌人的蹂躏受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正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之中，今天胜利之后，中正回到上海，和各位同胞在跑马厅见面，心中实在有无限感慨。今天到会的同胞，年长的就是中正的父兄，年幼的就是中正的子弟，现在我和我的父兄子弟，姑嫂姊妹相见的时候，有如家庭团聚的一样心情，所以要贡献内心所发的拙词，希望各位同胞，时刻铭心，共同一致的努力实作，中正个人一定以身作则，来作各位同胞的倡导。

大家都知道，八年以前，我们要像今天一样，在跑马厅开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开会，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各位相聚呢？这就是由于我们全国同胞八年来艰苦抗战的精神，引起了盟邦美英苏法以及其他各友邦对我们军民的尊敬，获得了盟邦的同情，因此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各地所有的租界，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亦获得了独立自由，但是各位要知道：现在租界虽已收回，不平等条约虽已废除，然而我们今后要怎样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怎样才能保持我们所获得的自由和独立？这个保障和维护的任务，较之过去八年间争取自由独立的工作，更要困难，更要辛苦。我们今后要保障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必须要我们同胞下定决心，要比抗战期间更要吃苦，更要耐劳，再经过八年方能确实保障这个独立自由的基础。

蒋介石只是在演说的最后才提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而且从他那一篇演说中，看不出他要扮演精神和道德领袖的意味。从黄仁宇回忆录中的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所以研究历史，回忆录至多只可作为一般的材料来使用，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使用要非常谨慎。

第二个例子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据周海婴讲，1957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罗稷南参加了座谈。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周海婴说：‘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4]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罗稷南的话是一个孤证，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使用这样的材料，要格外慎重。我的推论是，根据毛泽东50年代对鲁迅的看法，罗稷南的话至少是需要分析。一般说来回忆录是靠不住的，特别是老年人的回忆，如果没有另外的旁证，只能是一个参考性的材料。毛泽东到上海是1957年3月下旬，当时只有整风的准备，还没有“反右”的想法。当时知识分子产生恐慌是两个月以后的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5月1日才见报的，此后中央为了整风，到5月10前，先后开过七次会议，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党整风，所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感到要“反右”的。5月15日，毛泽东才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时知识分子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做了著名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从时间上看，周海婴的回忆显然是指这一次，因为这时是“反右”高潮，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很厉害，从北京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一直点到上海的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和孙大雨。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在4 月前到上海的一段时间里，多次谈到过鲁迅，而7月到上海那一段时间里的讲话，主要是“反右”，没有提到鲁迅。那么罗稷南的话是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呢？我以为也不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确实说过一些关于鲁迅的话，虽然意思和罗稷南的话不完全一样，但有一定联系。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曾在《和文艺界的谈话》中说过“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小说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的。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很勇敢的。”[5] 这本《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一本材料集，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但从后来正式公布的很多中央文件中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很真实的，这已为许多研究文革的专家承认，是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参考的。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这是文革时期传出来的毛泽东对鲁迅的一个重要评价，因为这个评价不是很高，所以人们以为毛泽东对鲁迅是有其他看法的。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比较多谈鲁迅的时期，他对鲁迅的小说，比较熟悉的是《阿Q正传》，他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只提这篇小说，而从没有再提过鲁迅的其他小说，提到多是鲁迅的杂文。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监狱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6] 《毛泽东文集》7卷中收了这篇，但文字略有不同。[7] 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罗稷南的回忆就是由这些话所演变过来的。毛泽东提到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罗稷南，那么周海婴提到的毛泽东在上海对罗稷南说话的时间，就不是正值“反右”，而是“反右”之前了。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坐监狱和杀头”和“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句话，是一个逻辑思路，有演变的可能。1957年3月6日，毛泽东和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有过一次座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倒是说过有人“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讲究方法。”[8] 对于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徐铸成回忆录中的说法是；“鲁迅当年学马列主义是被迫的，是创造社这批人逼出来的。他学懂马列主义，晚年他的杂文片面性就少了。”[9] 徐铸成的回忆虽然简略，但与公布的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完全相同。毛泽东这次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谈话，是为他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做准备的，毛泽东讲话之前曾有一个提纲，其中提到：“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性。”[10] 毛泽东虽然说话有个性，但还不是信口开河，他后来的讲话，与他的提纲比较，在原则和思路上是没有变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也不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比如我们看到列宁所写的杂文，他有一部分文章并不是长篇大论的，是杂文性质的，很有点像鲁迅。是鲁迅像列宁，是列宁像鲁迅，就不去讲了。但是很尖锐的，很讽刺的。你说那个东西是片面性的吗？不能那样讲。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但是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付同志的，批评党的缺点。也有对付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11] 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写文章和看文章一样，对别人要有平等的态度，他说；“我看鲁迅是有这个态度的。他是以一种平等态度对待他的读者，对别的作家的。”这个纪录稿虽然有些话不精练，但意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收了这次讲话的全文，文字稍有差异，但意思完全相同）。[12] 1957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重复了上面的讲话，他说：“杂文难写，一条空气不好，一整风就好了，另一条是唯物论者不怕死，但选择时机是可以的，如果在人民政府有难时，不帮忙是站不住脚的，写文章一要环境，但不光要环境，也要无所畏惧，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鲁迅就是这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既然无所畏惧，就是环境不好，他也不怕。”[13]

毛泽东有没有对罗稷南说过那样的话，以后如果档案解密，我们自然会得到更准确的理解，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我们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证据，还是胡适当年的老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不能因为一个历史细节暗合了我们过去的猜想以及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判断，就放过对那个历史细节的辨析，这是历史研究中最要注意的问题。(www.xing528.com)

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说法近似，史料又可分为同时代史料和非同时代史料。同时代的记载，就史料价值判断，一般说来要高于异同时代。还有一个分法是英国人克伦伯（C.C.Crump）在《历史与历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中提出来的。一是原料（Primary Sources）；二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s）。原料是指最初的材料，意思是由此以上不能再追求材料的来源。次料是指后起的材料，意思是现存的或可寻的原料中变化出的各种著作，也就是一般认为的次料出于原料，而原料是次料所出的地方。傅斯年经常用的说法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他的判断是：凡是没有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说，作家的手稿、书信、日记，文学社团的章程、名录、宣言的原始文本等等，是直接材料，作家的事后回忆是间接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家手稿是很少的，就是保存下来，我们也极难看到，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说，判断是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不能与对待古典文献一样。一般说来，作家作品的初版本、期刊、报纸的原刊本，就可以视为是直接材料，因为再往上溯源，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在铅印排字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现代出版制度条件下，有可能保存原始的手稿本），但在事实上，这很难做到。所以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不是绝对的，直接的材料当然可信度最高，但也有时候，直接的材料是孤立的，间接的材料经人分辨和判断而得出来，反而可信。这都不能一概而论，要灵活掌握。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的高低全在这一点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增加出新材料，一要能得到还能利用别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二要有比前人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在中国学术研究中，近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是最能用新材料的，也最能在常见材料中整合史料，发现新问题并得到解决。用间接材料做出一流成绩的也有，比如顾颉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判断上，我们要先建立史料类型不同，其使用价值也不同的分类意识，寻找和使用史料时，先以直接和间接为区分标志。因为这门学科的历史较短，不如古代文献那样久远，再加上古书有人有意造假，给后人造成难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直接与间接材料，相对比较容易判断。简单说，当时的材料都是直接的；后出的，以回忆为主及编纂的史料，为间接材料。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如历史专业那样，要求大家对史料的观念特别细密，但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傅斯年1928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虽然是对严格历史研究的要求，但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后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2] 黄仁宇：《黄河青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第234页。

[3] 《申报上海市民手册》，上海：申报馆，1946年，第5页。

[4]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页。

[5]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内部数据，1968年，第142页。

[6]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7页。

[7]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

[8]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2页。

[9] 《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4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76页。

[11]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79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14页。

[13]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