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王瑶生前曾专门讲过,他说:“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它要求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历史联系。”[1] 王瑶同时还指出,将文学史研究与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研究区别开来,首先促使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转化。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王瑶虽然专门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但我以为对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他强调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学研究,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这些年,可以注意到,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注重历史方法和训练的学者,成就越来越突出,他们由文学向历史学研究偏移的兴趣,值得我们注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样会失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对确立这一学科的历史地位有负面影响。
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我偏重于历史,在方法上也重视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当然这不是说这门学科中的文艺学方法和理论就不重要,而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方向的不同。
我们使用的“历史”一词,通常包括两个意思,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二是后人对过去事件的理解、解释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才是史学。何兆武曾指出,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都可用“历史哲学”来概括,但两者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前者相当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相当于“分析的历史哲学”。[2] (www.xing528.com)
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不涉及和关心中国现代史,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理解,我们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史方面的史料,同时也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关键是看研究者在什么层面上使用和判断这些史料。比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定要提到《新青年》杂志,但在《新青年》群体中,很多人后来从事了政治活动,最典型的如陈独秀,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关心文学问题是不够的,更要关心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科学活动,这样我们研究的视野才能开阔。其他如《新潮》、《少年中国》、《改造》等相关杂志,这些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虽然它的主要成员中,后来的主要活动并不在文学。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没有纯粹的文学史料,只有可以放在文学范围内来解释的史料。广义的史料可以认为是过去和现在一切物质材料和文字记载,语言历史和口头传说,都在这个范围内,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它们能帮助我们揭示这一发展阶段的某些规律。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大体可以定义为一切与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作家、作品、思潮、社团、学校、报刊等)相关的史料,都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要把眼光只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而要放在中国现代史方面。
[1] 王瑶等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2]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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