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学院左翼’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

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新左翼运动走向沉寂，往日那些负笈欧陆的学子们急流勇退。他们感到既然无力改变世界，只能把自己的政治热情转化为一种“学术”政治，利用激进思想重新阐释世界，在校园中建立“阵地”。1971年詹姆逊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的出现。在詹姆逊的带领下，左翼学者出版重要的批评著作，形成一个跻身于大学的“学院左翼”批评家群体。像格拉夫的《自我作对的文学》、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的《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1980）、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Marxism and Totality，1984）、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族维度》（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Marxist Thought，1991），特丽莎·伊伯特（Teresa Ebert）的《文化中的阶级》（Class in Culture，2007）等著作，都体现了“学院左翼”批评的理论追求与方法论至上的特征。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先后就读于哈佛和耶鲁大学。他50年代末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埃瑞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受导师影响，撰写论述萨特文体风格的博士论文《萨特：风格之起源》（Satre：the Origins of a Style，1961）。当时耶鲁是新批评的重镇，那里的师生埋头考证、热衷形式，而詹姆逊则通过萨特走向马克思主义。这可以看作是他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新批评，力图使自己成为批判型学者的起步时期。他把学术目光投向欧陆寻求理论资源，反对文学常规。1967年，当新左翼运动高涨时期，马尔库塞任教的加州大学成为革命的中心。当时已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詹姆逊，毅然前往加大的圣地亚哥分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汲取营养，逐渐积蓄了他日后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

60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中，新批评留下的空白尚无人填补，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等企图填补空白，但它们的偏向阻碍了可能的统一。由于它们都缺乏宏观统领的眼光，也没有总体性思维，只能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研究。[32]新左翼学者有感美国大学英文系推崇形式研究，抹杀社会历史，导致文学研究的思想性日益贫乏，他们积极寻求方法突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他提出文学形式重于内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把美国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范畴扩展到文化、性别和族裔等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争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詹姆逊的著作开启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阶段，詹姆逊本人也被学术界公认为英语区内唯一可与欧陆批评并驾齐驱的学者。在詹姆逊之前，英国新左翼也曾兴旺发达，但是，无论威廉斯还是安德森，他们都过于拘泥于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缺乏欧陆的总体性思想建构，因此，无法进行高屋建瓴的阐发。直到70年代末，《新左派评论》和新左翼书局才开始大力译介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打破英国本土与欧陆相隔离的状况。而这个时候，詹姆逊已经捷足先登，令英国同行欷歔不已。

詹姆逊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已经式微，起初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并不看好此书。然而，它却出乎意料地成为7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对那些成长于新左翼运动的青年人产生至关重要的理论冲击。詹姆逊本人也成长于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受到奥尔马赫影响，他反对专业切割，提倡动态综合阐释，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所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让新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人们忘记了30年代的不愉快，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詹姆逊在序言中指出：“当美国读者想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时，我认为浮现在他们脑海的仍然是本世纪30年代的那种氛围。在那些岁月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反纳粹主义、人民阵线、文学和劳工运动的关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可以抱着怀旧心情进行反思的辩论，但这些辩论已不再符合今日世界的情况。那时所从事的批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具有一种相对来说是非理论的、本质上是训诫的性质，与其说适用于研究生的课堂讨论，毋宁说它注定更加适用于夜校的教学；它已经降低到思想和历史古董的地位。”[33]詹姆逊旨在说明自己力求分析形式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探讨一种不同于“红色3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

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论述了阿多诺的无调音乐、本雅明的历史讽喻、卢卡契的总体性、马尔库塞的解放哲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他把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归拢于辩证法的大旗之下，让它们相互补充、互相激荡，化为一种更大的辩证综合体系。詹姆逊从马尔库塞那里获得文艺作品的解放力量，对发达资本主义构成执着的否定；他从布洛赫那里领悟到：艺术作品虽然无力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刺激想象、催生未来，具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力量。詹姆逊又把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乌托邦冲动”，成为他战胜形式主义、破译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武器。

经过左翼文化运动的洗礼，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充分渗透到美国人文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而且，“在其微妙与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唯一一种包罗万象的移绎转换的技巧或机制”，其优势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34]然而，美国思想界素有尊崇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在论的传统，它抵制欧陆哲学，反对理论思辨。出于反共偏见，美国学术界拒不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惧怕其总体化思维，视其为极权主义。詹姆逊指出：“形式主义批评将现实分离成一些封闭的空间，小心翼翼地把政治同经济、法律同政治、社会同历史等因素区别开，使任何特定问题的内涵永远被遮蔽，并将一切都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以便排除任何思辨的总体化思想，因为它可能引发整体社会生活的某种幻象。”[35]詹姆逊认为当务之急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故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学术意义有两点：一是挑战了英美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二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扬光大。

70年代初，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进入美国，成为学界新宠。旧左翼的批评家（纽约文人）在理论上严重滞后，无力对抗新一轮形式主义，便采取排斥的态度。詹姆逊则固守左翼立场，主动迎战新理论，吸纳其创新观念，1972年他出版《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框架，在思辨层面上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体观照。由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根基，所以，詹姆逊从此处切入，以揭示索绪尔语言学的共时与历时之间的矛盾断裂。然后，詹姆逊又回到宏观审视上，从认识论高度审视语言模式这个根本问题。他说：“对结构主义的真正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36]中国学者赵一凡认为，詹姆逊“钻进拉出、另起炉灶”的方法，说明美国左翼学者不再固守传统的历史决定论，而是广纳新的批评方法。[37]詹姆逊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就其彻底摆脱英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经验论和实证体，转向强调关系的系统论这一点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语言学模式是一个在结构上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因此，用语言系统来说明现实，用新的语言学术语重新表述哲学问题，必然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享有特殊地位的阐释方法。他呼吁人们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符号和指意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义学。

在“学院左翼”现身之时，美国批评界正受到桑塔格的《反对释义》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的冲击，正值叙事危机之时。詹姆逊则坚持总体化、历史化，追寻一种既宏伟又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他推出《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奠定了他的“学院左翼”的首领地位。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的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作品里，他的理论综合表现得最为系统。如果说，詹姆逊是一位原创型的思想家，那么，“政治无意识”就是他最核心的概念。首先，詹姆逊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类似于无意识的存在，即一种异化的、非历史的现实。受他们的启发，詹姆逊提出“政治无意识”这个概念，用以创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政治无意识”是个复合词，前面的政治属于政治经济学概念，指涉文学的政治经济属性；后面的无意识则是心理学术语，它指向文学作品中被压抑的历史意识、社会差异。在詹姆逊看来，要沟通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必须经由历史叙事这个中介转码。关于历史叙事，是受到卢卡契启发，詹姆逊试图利用历史叙事说明文化文本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或被埋藏的叙事和社会经验，以及如何用复杂的文学阐释来说明它们。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说过，批评的过程，与其说是释义，不如说是揭露那些被压抑的原始经验。[38]所以，他强调政治并非精神分析的辅助手段，而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阈。[39]

因为历史无法直观认知，它只能通过其结果——概念、理论、文艺作品，被加以曲折地再现。因为，詹姆逊指出，历史不是文本，但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形式接近我们。这样，他把历史与文本联系在一起，人们若要接触历史，也必须通过文本化，以及其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政治无意识使阐释学与叙事学形成交叉，呈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有待发展的空间。旧左翼批评的弊端是把文学当成现实的镜像反映；英美新批评则矫枉过正，走向另一极端，切断了文学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詹姆逊紧扣历史与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再现过程，充分吸收精神分析的营养，提出“政治无意识”概念；并融会语言学成果，关注“意识形态”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他接纳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乌托邦批判精神，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詹姆逊在总体上考察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确立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

詹姆逊坚持所有文学作品都分享一个基本主题，即马克思所说的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集体斗争。[40]危机派把叙事和阐释看成个人行为，其实文学是对集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危机派蔑视总体、忽略历史，而詹姆逊认为叙事与阐释同属一个历史再现过程，此即资本主义全球化。詹姆逊认为所有文学阐释都是寓言的解读，而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决定人类叙事模式的演变。在詹姆逊看来，叙事模式既是文学内部建制，也是作家与读者的“社会契约”；它保证作品被人接受理解。叙事模式之所以不断更迭，是因为它们必须跟随变革，去服务新意识形态。新文体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应对特定历史场合。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相统一的批评原则，他指出：“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到某种政治的判断。”[41]总之，《政治无意识》包含着他对文学方法的阐述，对文学形式历史的系统创见，以及对主体性的形式和方式的潜在历史的描述，跨越了整个文化和经验领域。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和《政治无意识》被学界称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巨著，诚如美国学者尼尔·拉森（Neil Larson）所言：“詹姆逊的激进文学批评，已成为人文界的一股潮流。自冷战以来，尚无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享有如此殊荣。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解》，实已获得工具书的地位。”[42]詹姆逊的理论著述为美国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詹姆逊找不到解决后现代文化矛盾的出路，他说：“庞大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网络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被重重围困，却找不到自己被困迷宫的原因。”[43]苦闷中，詹姆逊开始留心第三世界和中国。詹姆逊特别怀念自己成长的60年代，那一时期是人人解放的时刻，全球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这一过程的比喻最具振聋发聩性：‘我们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原子……当原子核被击碎，它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44]詹姆逊以毛泽东的热能量隐喻来追述60年代遍布全球的情感，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是60年代最激动人心、最典型的政治形象。詹姆逊多次表示：“第一世界的6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文化模式，尤其得益于最具象征意义的毛泽东思想。”[45]

詹姆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中国”情结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把“中国革命”置于反霸权文化政治的背景下，便可以抽丝剥茧般呈现詹姆逊的中国情结之内核。“中国革命”有三个极其深远的文化政治意图：一是打破西方现代性范式的反霸权规划；二是振兴民族和革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愿望；三是基于新阶级范畴的新阶级斗争模式。这些意图彰显了毛泽东坚定不渝地排斥西方霸权发展道路的决心，为身陷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困境中的西方新左翼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路径。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摆在去殖民化的全球语境里探讨，只要把后殖民话语内涵稍加引申，将一切反霸权力量包括在反殖民话语内，那么，毛泽东思想应该是具有后殖民主义性质的，因为它坚持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外寻求发展道路。这正是詹姆逊“中国革命”情结的深层原因。詹姆逊把毛泽东的革命看作60年代乌托邦焦虑最富象征性的表现。在詹姆逊看来，它既是一场必然的历史运动，是历史现实，也是让人重新焕发活力的一种幻象。

经济发展优先论一直是西方现代主义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而毛泽东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挑战苏联和第一世界。正是毛泽东的这种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实践，使詹姆逊把毛泽东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阶段，代表着一种乌托邦冲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按照毛泽东眼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目标来改造世界”，而不是追随迎合现实的实用主义。詹姆逊看到第一世界的“资本无处不在的强大势力覆盖一切，在资本以外采取文化政治行动以，寻求阿基米德支点，已不复可能，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新空间，批判的距离完全被取消了”。[46]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几乎不可能让人在西方消费社会中构想出反霸权的抵抗空间。然而，“中国革命”却要迅猛改造社会意识、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顽强地指向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将培育“新人”，把人人改造成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同时打破了等级制和官僚制对大众百姓的压抑和束缚，各级干部被下放到基层单位或干部学校，从事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毛泽东思想令詹姆逊为之倾倒，启发他重新构想阶级斗争和对抗性的文化政治，从而象征性地实现他对于某种集体身份的乌托邦想象。在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时代，实现这种集体身份，需要动员新的从属性主体。詹姆逊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重新具有活力，证明具有阶级意识的文化斗争是切实可行的，并具有话语的合法性。

显然，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批评与毛泽东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因为二者都植根于一种反霸权话语，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激情。尽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及其标准化的策略让个体的主体性陷于精神分裂式的瘫痪状态，摧毁了历史性和整体性的意识。然而，詹姆逊始终坚守其总体化的认知和阐释模式，试图以辩证的方法重构集体身份，以对抗整个资本制度。詹姆逊与毛思想的联系，道出西方知识分子对60年代新左翼精神的坚定持守。

尽管充满乌托邦焦虑和革命突发性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中国革命仍不失为一次巨大的历史启示，它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革命与保守之间的一场博弈，而且揭示了超越或无视物质的精神如何孤注一掷地试图重建和再造自然。“中国革命”令詹姆逊想到，当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凭借自己的政治想象，既生活在传统的限制之外，又集中体现了这种拒绝妥协的乌托邦激情。我们认为探讨詹姆逊的毛泽东情结可以揭示中西文化政治的隐秘联系，可以更加客观地对待毛泽东的文化政治遗产。

詹姆逊坚信，当今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范畴，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尽管资本主义在进入后现代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但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学院左翼”的批评话语霸权一直延续到新世纪。

2008年9月，詹姆逊获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该奖被视为人文类学科的诺贝尔奖。[47]詹姆逊获奖，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备受鼓舞。詹姆逊的获奖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是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承认，也是理论的一次胜利。在现实意义上，有人把詹姆逊的著作与当前欧美的经济危机相联系，说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具有前瞻性。随着詹姆逊的获奖，学术界将加深对资本主义更深刻的认识与批判。

“学院左翼”批评的突出成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当今许多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在文学理论、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广泛阐发马克思主义，取得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这其中首推詹姆逊，美国学术界公认的、唯一的当代权威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但是，“学院左翼”与公共左翼不同之处是它囿于大学，脱离公众，曲高和寡。美国学者雅格比指出：“说詹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詹姆逊却从未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48]雅格比一语中的，揭示了“学院左翼”的软肋。中国学者王逢振也认为詹姆逊的著作难懂：一是他喜欢用复合长句，从句套从句，为的是追求理论节奏感；二是他的理论自成体系，任何一部著作或文章都关涉到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所以，读詹姆逊的书总是读整个作品而不是单某个文本。[49]在美国学界还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随着詹姆逊著作的不断出版，产生许多导读书籍，如《詹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50]这是“学院左翼”批评与生俱来的缺陷，但也是它的特色。诚如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说：“当今美国大学里正掀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发生作用，它如何兴起及其发展趋势的解释。不过这是一场和平的、民主的革命，主要以著述和讲演的形式来进行斗争。”[51]虽然这段话是在叙述“学院左翼”的产生，却暗含着“学院左翼”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无党派性、非俄性、非颠覆性。正是这三点缓解了当局的危机感，但也就注定了它的理论性和难以走出学院。

综上所述，桑塔格与詹姆逊都成长于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分别代表着当代美国左翼批评家的两种路径：传统左翼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学院派左翼的理论探索。虽然他们从各自的路径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试图为身陷泥泞的资本主义寻找出路。目前中国正不可逆转地、迅速地成为全球化体系中的成员，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也面临着全球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时代的所有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回顾桑塔格的遗产，反思詹姆逊批评理论对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的启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中国有特殊的左翼政治文化和历史资源，尤其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实践早就与世界社会变动、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更是毫无疑问地同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激进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解的渊源。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什么？左翼立场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思考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同各种权力结构和体制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但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不能没有像桑塔格和詹姆逊这样的左翼批评家，他们既有社会精英的身份，又积极介入大众传媒、公共政策和社会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正、揭露和改变社会不公现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Susan Sontag，Poland and Other Questions：Communism and the Left，The Nation27，February 1982，p.231.

[2]Ibid，.p.230.

[3]Susan Sontag，Poland and Other Questions：Communism and the Left，The Nation 27，February 1982，p.230.

[4]Ibid..

[5]Ibid..

[6]Ibid..

[7]Will Garry，“Susan Sontag’s God That Failed”，Soho News 2，March 1982，p.12.

[8]Ibid..

[9]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London：W.W.Nortion ＆Company，Inc，.2000，p.223.

[10]Ibid..

[11]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London：W.W.Nortion ＆Company，Inc，.2000，p.224.

[12]Susan Sontag，“There”and“Here”，Where the Stress Falls，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2001，p.324.

[13]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London：W.W.Nortion ＆Company，Inc，.2000，p.293.

[14]［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15]Susan Sontag，“There”and“Here”，Where the Stress Falls，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2001，pp.326－327.(www.xing528.com)

[16]Susan Sontag，Waiting for Godot in Sarajevo，Where the Stress Falls，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2001，p.307.

[17]Susan Sontag，Waiting for Godot in Sarajevo，Where the Stress Falls，New York：Farrar Straus Giroux，2001，p.300.

[18]Ibid，.p.313.

[19]Carl Rollyson and Lisa Paddock，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New York/London：W.W.Nortion ＆Company，Inc，.2000.p.293.

[20]“Arts Briefly”，The New York Times 1，January 2005.

[2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读书》1999年第9期。

[22]［美］桑塔格、贝岭、杨小滨：《重新思考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录》，《天涯》1998年第5期。

[23]桑塔格提供给笔者的稿件，后来以题目为“Whatever May be Said of the Perpetrators of Tuesday’s Slaughter，They Were not Cowards”，发表在《纽约客》上。

[24]［法］罗伯斯庇尔：《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转引［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25]［英］弗·伍尔芙：《三枚旧金币》，选自《伍尔芙随笔全集》，王斌、王保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页。

[26]［英］埃德蒙·柏克：《对崇高观念和优美观念之起源的哲学研究》，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37页。

[27]同上。

[28]William Hazlitt，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London：C.H.Reynell，21，Piccadilly 1817，p.61.

[29]Susan Sontag，“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Notes on What been Done and Why to Prisoners by Americans”，The New York Times 23，May 2004.

[30]www..zmag.org/chombg2.htm.

[31]［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页。

[32]Norman Rudich ed.，Weapons of Criticism：Marxism in America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Palo Alto：Ramparts Press，1976.

[33]［美］弗·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4]［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22页。

[35]［美］弗·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312页。

[36]［美］弗·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37]赵一凡：《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8]［美］弗·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39]［美］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40]［美］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1]［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42]Neil Larsen，“Foreword”，The Ideologies of Theory：Essays 1971—1986，eds，.Fredric Jameson et a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9.

[43]［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7页。

[44]转引自谢少波《另类立场》，赵国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45]同上。

[46]谢少波：《另类立场》，赵国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47]该奖是由“路德维希·霍尔堡基金会”（The Ludving Holberg Memorial Fund）颁发的，因此前面冠以“路德维希”。

[48]［美］拉塞尔·雅格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49]王逢振：《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载《詹姆逊文集：论现代主义文学》（5），苏中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50]［美］拉塞尔·雅格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51]Bertell Ollman et al，.eds，.The Left Academy：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New York：McGraw Hill，1982，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