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左翼批评家的公共诉求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时代主题，但其间也潜含着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成为影响地区和世界安定的又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此前新左翼文学阵营已经发生剧烈的重组与嬗变，但原有的激进力量被保留下来，从而使当代美国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

2001年9月11日，美国的两大主要城市纽约和华盛顿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恐怖事件，百余层的市贸中心大楼——这个世界闻名的纽约地标建筑，顷刻之间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数千人灰飞烟灭。与此同时，象征着美国军事力量的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恐怖分子所劫持飞机的重创。恐怖分子选择纽约与华盛顿作为进攻目标，就是直接向美国政府及以她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宣战。人们在惊恐之余，感到美国的历史有可能被改写，世界民主遭遇了新的挑战。

在美国民众一片群情激愤的复仇声中，桑塔格发出自己独特而理性的声音。桑塔格指出：　“承认这不是一次‘胆怯的’对‘文明’、‘自由’、‘人类’或‘自由世界’的攻击，而是对自称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进攻又有何妨呢？美国正在承担为某种利益和行动所带来的后果。……美国的领导者和所谓的领导者们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公众：建立信心和控制悲伤。政治——民主制度体系中的政治本应该包容异议、增进坦诚，但现在已经被心理安慰所替代了。我们可以共同悲痛，但决不可以一起糊涂。了解一些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刚刚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着这句话。然而，我们并未找到全然的安慰。谁又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未必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这样想吧！”[23]

桑塔格对“9·11”事件的冷静分析，让世人看到当代左翼批评家的普世性思想和博爱精神。她关注人类社会的正义，从而超越狭隘的民族性，显示其人格力量。毫无疑问，桑塔格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她敢于抗拒正统和强权，经常在公众中提出令权力难堪的问题，不轻易被政府和金钱所收买，其基本理念是传达被遗忘和埋没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弱势群体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动阶层、妇女和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国际社会中被霸权欺凌压迫的民族和族群。

2003年，桑塔格出版《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通过探讨影像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问题，进一步从批评理论上反思“9·11”。这部著作虽然理论色彩过于浓厚了一些，但直接指涉美国的反恐策略。桑塔格看到，自1839年发明相机到1880年报刊开始采用照片以来，影像在再现恐怖与死亡方面胜过了文字叙述和绘画。在西方的反恐浪潮中，桑塔格感到有必要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深刻剖析影像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让公众对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文化表征有清醒的认识。

“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时执政的雅各宾党人推行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要求“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罗伯斯庇尔认为：“恐怖无非是迅疾、严厉而不可动摇的正义，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24]我们不难看出，恐怖主义不是指一般的、孤立的、偶然的恐怖行为，而是一种有组织、有制度和有政治目的的暴力活动。某种意义上看，恐怖活动与战争具有一体两面的性质，二者均以残杀生命为基本特征。

桑塔格首先从30年代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制造的震惊欧陆的恐怖事件——西班牙内战谈起。当时英国作家伍尔芙对事件作出独特的反映。她在《三枚旧金币》（Tree Guineas，1938）一文中，从影像切入，围绕着“如何阻止战争”展开论述。她请律师与自己一同观看反映西班牙法西斯恐怖活动的照片，“今天早上有一张是一具男尸，也许是女尸；尸体毁坏严重，甚至可能是头猪的尸体。但另一些肯定是些孩子的尸体，那一张无疑是房子的残骸。一枚炸弹炸毁了房子的一侧；原本是起居室的地方还挂着一个鸟笼，但房子的其余部分已面目全非，就像悬挂在半空中的一串木棒”。[25]血肉模糊的成人与儿童的尸体展现了恐怖分子惨绝人寰的罪恶。

伍尔芙所目睹的血腥图像，让桑塔格联想到2001年11月13日的《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大楼的照片。与伍尔芙时代不同的是，现在人们只需驻足在小小的屏幕前——电视、电脑、掌中电脑，就可以历险影像所提供的全世界的灾难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式体验。然而，传媒所报道的这些影像并不是让人们思索这些问题：谁造成影像所展现的内容？谁来负责？人类无法避免恐怖吗？相反，却是任由血腥暴力冲击人们的感官。因此，传媒网络播放的被称作新闻的“世界”，其实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主题上看都是非常狭小的地方，它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不过是影像制造之物。

从理论上看，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就体现在影像上。影像已经同夷平了一切事物意义的世界建立了一种长期的“窥淫癖关系”（voyeuristic relation）。于是，桑塔格就从西方文化的源头上梳理“窥淫癖”的内在心理根源。柏拉图在《理想国》第4卷中讲述的勒翁提俄斯观看杀人场面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具有一种窥视恐怖暴力场景的潜在欲望。英国哲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也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指出人类有观看他人痛苦场面的嗜好。他说：“我相信，我们一定程度上喜欢观看别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26]柏克认为，崇高正是由恐怖与惊惧所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27]英国作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一书中，分析了伊阿古在舞台上吸引观众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阅读报刊所叙述的惨烈的大火和令人愕然的谋杀？”[28]因为人们本能地迷恋灾难，观赏残酷。法国作家乔治斯·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保存一张1910年在中国拍摄的一个犯人被砍了一百多刀的照片。他把照片摆在办公桌上，天天观赏，后来还写进了探索爱欲与暴力的《爱神的眼泪》（The Tears of Eros）一书中。这张照片在巴塔伊的生活中起了决策性作用，他无法不去想象那种痛苦的形象，并从中获得某种难以抑制的狂喜与冲动。

由“窥淫癖”所衍生的窥见他人痛苦，呈现肉体痛苦的现象在基督教文化中俯拾即是。基督教的教义就经常把肉体的痛苦与牺牲相联系，牺牲便意味着升华，从亚伯拉罕、荷罗孚尼、施洗者约翰，到大量的圣徒殉教事迹，都展现了肉体的痛苦。基督教的文化观念广泛地渗透在西方绘画艺术中，许多艺术家渲染恐怖与暴力的热情不亚于裸体。如拉奥孔父子被毒蛇缠噬，在死亡中挣扎的痛苦与紧张状态广泛地出现在各种绘画与雕刻中。人们从下列画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血腥的场景：荷兰画家亨德瑞施·哥尔兹（Hendrich Goltziu）的蚀刻画《毒龙吞食卡德摩斯》、提香·维切里奥（Tiziano Vocellio）的《马斯亚斯的浩劫》、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绘制的蚀刻画《战争的苦难》。因此，达·芬奇坚持，艺术家不仅要有勇气与想象力去再现血腥的厮杀，而且更要以锐敏且无动于衷的超然态度面对之。显然，人们不仅毫不畏避这些暴力场景，反而从中获得了某种快感。

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影像不仅仅是在复制现实，更是把现实纳入一种工业技术的“再制”过程之中。像迪斯尼乐园、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的魔幻世界都属于这类影像。也就是说，现实的影像和影像的影像互相交叠充斥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影像世界。换言之，在后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影像已经走到了与现实无关的地步，影像完全是它自己仿造的思想，即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tard）的“仿像”。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于影像之中，不仅认识与判断现实的逻辑发生了混乱，情感也出现危机。毫无疑问，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媒体从遥远处观察战争。当“9·11”事件发生时，那些从塔楼中逃离出来的人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真实的”，“是超现实的”，“很像好莱坞的电影”，“像一场噩梦”。2003年4月，美英联军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完全掌控在美英联军手中的传媒，再次向世人彰显了影像的巨大威力。把恐怖与战争景观化，其实就是允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旁观者。此观念延伸下去，便是荒唐地以为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的臣民可以优先成为旁观者，即别人痛苦的观赏者。然而，这些新闻消费者对战争、残暴根本没有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而只是习惯于通过传媒，从遥远处观看恐怖与暴力。桑塔格担心长此以往，人们将陶醉于暴力与恐怖之中，造成思想的极度贫乏。

上述这些紧扣现实的批评理论，凸显了桑塔格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同时也让世人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公共人文关怀。即便是晦涩的批评理论，也直接指涉现实政治。桑塔格正是以这种超迈而普世性的视野理解与审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2004年5月，美军在前萨达姆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虐俘事件曝光后，全球舆论哗然。桑塔格不顾年高体弱，撰写了最后的长文《关于虐待他人》（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这是继《关于他人的痛苦》后，她对美国现实所作的最后一次理论剖析。

桑塔格指出，布什政府只想尽快息事宁人，制止与此相关的肇事者——那些照片的传播者，无意解决由照片所暴露的政策与领导者的问题。美国政府不承认在阿富汗、关塔那摩湾等监狱中有虐俘现象，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发言中，尽可能地回避“酷刑”字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美军进驻卢旺达时所发生的“种族仇杀”——也尽量回避“种族仇杀”。

传统的战争摄影属于摄影记者的职能范围，如今士兵们凭借着数码相机，全都成了摄影者。他们随时可以记录身边所发生的战事，记录自己的欢乐、暴行以及对战争的观察，等等。他们相互交流，并以互联网发往全球。虐俘照片反映了布什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就像20世纪比利时对刚果、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那些不顺从人民所实行的蹂躏与侮辱一样。美军士兵之所以这样蛮干，那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些囚犯属于劣等民族与宗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现在人们还很难预测虐俘事件对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www.xing528.com)

这些虐俘照片都是围绕着性的，强迫犯人做出一些猥亵姿势，以供他们取乐。摄影的深度满足已经不是传统的亲临与观望，而是把策划的事件拍摄下来，以便获得充分的快感。虐俘事件绝不是一种变态行为，而是布什政府推行反恐战争以及树立美国国际形象的产物。布什政府使国家卷入了一场虚假宗教的战争，而且是没有终结的战争，这必将源源不断地产生酷刑。据红十字会的报告，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疑犯”大都没有什么犯罪记录，拘押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审讯”。如果“审讯”成了关押的无限期理由，那么，肉体的侮辱和折磨就不可避免。人们生活在数码相机时代，才迫使美国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虐俘事件的存在。然而，国际红十字会在一年中所提交的有关阿富汗、伊拉克的虐俘事件却得不到任何答复。照片打破了美国领导者的沉默，因为照片记录了事实。这是一个数码相机自我生产与自我传播的时代。

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说：“这些被关押的人员可不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他们是杀人犯、恐怖分子、造反之徒，或许他们的双手就沾满了美军的鲜血。我们很头痛如何对付这些人。”[29]美国政府认为，媒体进行了错误的宣传，煽起全世界的反美情绪，这些照片会让很多美国士兵丢掉性命的。显然，美军濒临死亡不是由于这些照片，而是由于照片所展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与此相关的决策。

这是美军虐俘事件发生之后，对美国当局最尖锐的批评，充分展现了桑塔格不依附强权，维护和平、正义、民主和人权的普适关怀。她坚持从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出独特判断。从波黑战争到反恐，桑塔格在左翼知识分子纷纷远离社会政治的情况下，仍然孤军奋战，坚持走“作家之职责就是社会批评家”的道路。她深感批评家承担着艰苦而没有尽头的任务，继续追寻与捍卫真理与正义，他们应该是独立于权力，对国家及得势者进行公开的批判与审视。他们的精神与超越性追求应该体现在因独立而引起异议，敢于反抗一切隐藏或公开的强权操纵。对于外界的褒贬她丝毫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体现当代左翼批评家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识，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虽然桑塔格的声音无法左右政治家的决策，也不能制止不义的战争，但是，这种声音却是人类良知的体现。试想，如果知识分子都缄默不语，那么，强权与暴力不是更加横行无忌吗？

同一时期，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表达了类似的左翼看法。乔姆斯基出身于俄裔犹太人家庭，自幼生活在劳动阶层中，对社会不公正有深刻的体验。青年时期的乔姆斯基由于创立“生成—转换”语言学理论，成为一代宗师。自60年代末，乔姆斯基转向大众传播和公共政策、国际关系领域，对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制定提出尖锐的批评，先后发表了70多部政论和政治哲学论著。他广泛接受媒体采访，四处讲演，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反对者。

“9·11”事件发生后，乔姆斯基在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严厉地抨击美国政府。他指出，本·拉登是美苏对峙中的产物，是由美国中情局为了对付苏联在阿富汗的力量一手扶植起来的。但是，自1990年起拉登开始反抗美国，其势力逐渐填补了苏联撤离后留下的空缺。拉登敌视西方的价值理念，提倡为穆斯林而战，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致使恐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美国应该从近期的巴尔干纷争中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自身寻找原因，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乔姆斯基认为，“9·11”事件是美国自1812年第一次对外宣战以来，首次在本土遭受的重创。历史上美国总是以胜利者自居，如灭绝土著人口、侵占半个墨西哥、控制了夏威夷等。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到处扩张、霸气十足，使其受害者无以计数。可以说，美国一直强行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政策，让世界进行旗帜鲜明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不赞同美国的主张，就被视为邪恶，这种行径本身比恐怖主义还要恶劣。美国知识分子应该把对权威的服从颠倒过来，遵从自己的独特判断。乔姆斯基认为，正是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才催生了恐怖主义。如果美国继续推行所谓的西方民主，任意攻击别国的选择，就会激起新一轮的恐怖暴力。报复毫无益处，杀死拉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使矛盾升级。“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即向巴基斯坦提出中止为阿富汗难民提供食品援助，而这些无辜的难民与恐怖分子毫无瓜葛。美国的做法无异于杀死了数百万塔利班的受害者。当前，美国民众更要冷静地反思，把自由与民主社会调整到更加人性化和更富名誉性。[30]

与乔姆斯基比肩的另一位著名的左翼批评家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他1935年出生在巴勒斯坦，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但是，叛逆的个性和广阔的视野使他始终关怀着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萨义德是一位多重背景交织的批判型学者，也是后现代条件下的美国左翼的楷模。他的批评理论受到当代欧陆理论的启迪，特别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力理论的影响。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1978）一书，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和文本细读分析法，揭橥了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东方学的虚妄性与种族偏见，进而开辟了后殖民理论研究。他又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一书中，继续深化与系统化了在《东方学》中所展开的对西方权力话语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世界的背景使萨义德的文学批评有着不同于西方学术主流的视角与关怀，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独一无二的权威与崇拜，强调在不同历史语境、社会背景、文化环境、政治脉络下开展研究。

萨义德的批评理论一方面促使西方反观自身、深刻内省；另一方面也深化了第三世界人民对西方后殖民的认识。然而，萨义德并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理论批评的学者，而是热衷于现实政治，他积极投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把文学批评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77年至1991年，萨义德不仅是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的成员，而且也充当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发言人。萨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能够把孤独斗士的痛苦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力量，体现了当代左翼批评家的公共关怀。

因为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萨义德又写了《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一书，集中讨论知识分子的职责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力量，对社会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公共关怀、公共良知、社会参与意识的人。他反对把知识分子划分成作家、批评家和学者，而是强调把三者的创造力、学识和判断力融汇在公众知识分子这一美国文化中最为稀缺的角色中。他在《知识分子论》中写道：“事实上政府依然明目张胆地欺压人民，严重的司法不公依然发生，权势对于知识分子的收编与纳入依然有效地将他们消音，而知识分子偏离行规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31]在知识分子日益被体制所收编的情况下，萨义德尤其感到自己应该在学术界以内和以外发挥重要作用。

萨义德正是以这种独立的左翼身份，坚持批判美国霸权、痛斥西方偏见。在他大义凛然的批判背后，始终闪烁着一种人文理想：那就是拨开殖民迷雾，消除种族误解，促成巴以和谈，重建联合国。乔姆斯基称赞萨义德的奋斗精神，说他不单为了巴勒斯坦，也为了其他受压迫的苦难人民。

像乔姆斯基和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社会的注意，被视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象征，除了他们自身的道德勇气之外，还因为他们是大学教授、专家、某个领域的权威。这样，他们就有了相对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是由体制内部提供的，如果缺少知识权威这一必要条件，自然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与重视，更谈不上产生影响了。故而，一方面，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学院与现实的贯通，以便产生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体制化或学院化并不意味着产生不了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从萨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人身上看到了某种希望，即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体制化和专业化了，人们仍然能够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途径。

“9·11”之后，萨义德从理论上质疑反恐战争的合法性。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以“公共记忆”的身份发挥作用，去召唤那些被民众忘却和忽视了的东西，进而质疑那些貌似公允的“真理”。他指责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右翼理论，被美国媒体称为“恐怖主义教授”。2000年，萨义德在黎巴嫩边境向以色列一边投掷石块，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詹姆逊称赞萨义德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和大都会知识分子，精辟概括了萨义德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多种角色和多重身份。萨义德的典范意义在于他以一位知识精英的身份和地位，通过媒体诉诸公众，并把他的左翼立场化为社会活动，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他的知识精英地位与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相互贯通、相得益彰。我们从桑塔格、乔姆斯基和萨义德为代表的当代左翼批评家身上，看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怀。

综合起来看，如果我们把桑塔格、乔姆斯基、萨义德放在重整启蒙主义思想的层面上进行透视与分析，就会看到他们不仅仅面对强大的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跨国资本和政治霸权，而且更直接面对右翼知识界和学术界，以及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合力打造的“新全球主义”。这些势力配合所谓全球反恐战略，正在把美国新全球资本帝国的策略推向世界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他们从始至终以自己超越性价值作为社会的良心和评判事物进步与否的标准，敢于为弱势群体讨一个公道。为此，他们成为现实社会的永远的批判者，是现存价值的反对者。他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其根本的冲动是指向一个充满正义的理想未来。他们以寻求正义作为自己的理想支撑，他们不臣服于任何霸权，而葆有思想自由，无怨无悔地担当起暗暗长夜的守更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