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永不消退的热情

20世纪70年代当新左翼运动走向消沉，而新自由主义日益走红之际，新左翼文学阵营的代表人物桑塔格继续坚持左翼立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著述，表述对波兰问题、波黑冲突、反恐战争等美国试图掌控世界的敏感问题的独立见解，不懈地传载出当代美国左翼文学阵营的声音。这种从未消失的声音，不仅意味着桑塔格本人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的独立立场和批判精神，而且体现着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共关怀精神，因而，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上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弗里德里西·哈耶克（Fredrich Ha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济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同时，东欧剧变也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活力。卷土重来的保守政治势力，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西方左翼陷入深重的危机。

进入80年代后，冷战局势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新一轮的调整与变动。冷战格局中所形成的古巴革命、越南革命和中国革命已经时过境迁，现在西方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是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问题。在新形势下，桑塔格的激进政治立场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新左翼变为支持与声援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持不同政见者大都是著名作家或诗人，诸如，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亚当·米克尼克（Adam Michnik）等，他们都同桑塔格来往密切。

米沃什在1953年出版的《囚禁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一书中，批评斯大林主义与东欧知识界的庸俗化倾向。米沃什对波兰政府强行管制知识文化生活的描述，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娜德日达·曼德尔史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也出版《希望反对希望》（Hope Against Hope，1970）和《被抛弃的希望》（Hope Aandoned，1974）两书，继续揭露30年代斯大林集团的政治迫害。对于这些持异见者的言论与著述，桑塔格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为麦卡锡主义服务的冷战宣传。直到1956年的“布拉格之春”，桑塔格才意识到苏联问题的严重性。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她彻底震惊了。1980 年4月，当桑塔格来到波兰时，她发现米沃什在《囚禁的心灵》中对祖国波兰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此时，桑塔格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激进政治立场，她指出：“过去我们非常肯定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中的一些职业的反共产主义分子），也非常肯定谁是正直的，谁是正确的。虽然我们的任何主张和追求都是正确的，可是，这样的事实让我震惊了：尤其是我们对超级大国之间的疯狂核战争的认识，以及我们希望改革自己制度的诸多非正义方面，我们没有反映大量的真理，而是支持众多的谬误。”[1]波兰的局势在牵动着桑塔格，也在动摇着她一贯的政治立场。

1982年2月，桑塔格再次来到波兰，参加国际笔会在那里举办的作家研讨会，适逢“团结工会”活动频繁之时，她同波兰持异见的诗人斯坦尼斯罗·布兰茨扎克（Stanislaw Branczak）、米沃什先后在研讨会上发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研讨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撇开文学不谈，都围绕着“团结工会”问题热烈地畅谈政治，市政大厅里挤满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群众，那个场面让桑塔格终生难忘。

桑塔格在市政大厅发表演讲，她自以为深谙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但是，她的发言还是遭到波兰人的强烈反对。“团结工会”成员认为，桑塔格的演讲不过是对法国泰凯尔思想家们的鹦鹉学舌。殊不知，几年前桑塔格就被法国新哲学家们所把持的《泰凯尔》（Tel Quel）杂志作为反共产主义分子而除名。由此，桑塔格感到左翼阵营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们过去为反法西斯主义所开具的解毒剂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回国后，桑塔格又在纽约曼哈顿的市政大厅发表《波兰及其他问题——共产主义与左翼》（Poland and Other Questions：Communism and the Left）的演讲，深刻反省左翼立场。当时西方各国均认为“团结工会”是波兰的事情，桑塔格反对这种狭隘而自私的看法。她说，支持“团结工会”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立场与里根、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和撒切尔夫人的官方立场有本质的区别，“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界域中谁是我们所反对的有所体察，不至于把我们引到虚假和谬误之处”。[2]现在波兰已经不再是苏联的“银行加坦克”可以对付的了，而欧洲和北美应该对波兰的政治经济局势负责。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关心波兰问题，而是以解决波兰债务为名义，不断插手波兰内政，企图奴役波兰。桑塔格义愤填膺地呼吁，今晚大家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揭穿这些虚假的支持。

桑塔格看到，许多所谓的民主左翼人士并不愿意了解波兰的事实真相，因为他们受到不要让“反动势力”逍遥自在的冷战思想制约，迟迟不去揭露大量的现实谎言。当然，桑塔格也不愿意自己被界定为反共产主义者，那是右翼的标签，属于冷战意识形态。桑塔格坚持要从共产主义破产和共产主义体系彻底堕落中汲取经验教训，她说：“我们要抛弃许多左翼自鸣得意的玩意儿，也意味着挑战我们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激进’和‘进步’概念，祛除那些陈腐的辞令。”[3]桑塔格开始检讨左翼的自满情绪，指出：“我们认为自己热爱正义，我们大多数人都这么看。但是，我们并不怎么热爱真理，这表明我们的大前提就错了。结果是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看清共产主义专制的本质。”[4]她又说：“我们把敌人界定为法西斯主义。我们听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话语。我们相信了，或者至少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天使般的语言采取了双重标准。现在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线。”[5]最后，她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成功的法西斯主义”，“带着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义”。[6]

自此，桑塔格的政治立场发生戏剧性变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革命及权力之间的关系。桑塔格虽然同情并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但是，她始终拒斥集体主义的说教。可以说，她的政治思想未能超越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苏联与东欧的复杂局势，她手中的武器仍然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桑塔格认为自己对“团结工会”和东欧持异见者的同情，并不意味着放弃左翼立场向右转，她坚持自己是为民主而奋斗的左派。桑塔格表示仍然愿意接受理想的共产主义，如意大利共产党，他们的言行带有民主意识。因此，她无法接受黛安娜·特里林加给她的“开始了艰难的反共产主义生活”的评语。总体观之，桑塔格在60年代以激进姿态登上文坛，彻底扬弃美国旧左翼的文化诉求，80年代她又同新左翼决裂，政治立场前后矛盾，被菲利浦·索莱斯（Philippe Sollers）讥讽为附庸风雅、追赶潮流。事实上，桑塔格的政治思想从始至终都是以美学自治为核心的，她把文艺问题等同于道德和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更为客观。

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意识全面消退的关键时刻，桑塔格的《波兰及其他问题》，以左翼作家所特有的社会正义感，全面反思东欧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其思想的尖锐性，在西方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索霍新闻》（Soho News）组织了别开生面的讨论：玛丽·麦卡锡称赞桑塔格的果敢与执着，她认为迟来的发现总比没有发现要好。[7]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桑塔格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置在一起，不能解决波兰问题。[8]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撰文指责桑塔格的政治过于偏激和情绪化，“她真的相信释义就是耗尽与枯竭世界吗？白人就是历史的痼疾吗？”[9]伯曼指出，桑塔格的行为是虚伪的，是在向公众展现遭疏离的作家身份，就像她在《论加缪》中所说的激起一种“刺激和混乱的紧张情绪”，“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感觉”，这正是她一贯的政治做派，她正在进行一次精神历险。[10]新保守主义者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在对桑塔格的演讲表示理解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认真反思她所提出的问题——法西主义为什么要带着人的面具？共产主义如何克服极权制？阿奇·普丁顿（Arch Puddington）则认为桑塔格的观点挑战了冷战时期的左翼，他指出：“桑塔格谴责左翼不肯承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她的麻烦来自于波兰之行，她只是认真倾听了‘团结工会’成员的说法，而无法变通去适应美国左翼的情感和主张——既不允许抨击具体的共产主义政体，也不能抨击作为体制的共产主义。”[11]《新共和》的编辑马丁·佩雷兹（Martin Peretz）指责桑塔格的政治观点过于混乱。由此可见，桑塔格的演讲是承受着一定的社会压力的。

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也骤然升温。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尔干半岛在东西方对峙的两极格局中维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和平。1991年6月，随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在这个半岛上又发生了一场战后欧洲地区规模最大、最酷烈的、旷日持久的波黑战争。从1992年4月到1995年12月，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这场战争使27.8万人生灵涂炭，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战争震惊了欧洲，也震惊了世界。波黑境内的民族问题不仅牵涉了所有巴尔干国家，而且三大宗教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对整个欧洲局势也构成巨大的威胁。战争一旦失控，可能再次点燃巴尔干这个“火药桶”。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迅速在波黑地区采取了历史最大规模的维和行动；欧共体国家和美国也纷纷进行斡旋干预。

自1992年4月开始，在长达三年半的波黑战争中，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这个曾经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城市，再次成为战争的焦点，被围困了43个月之久。1993年4月，已过花甲之年的桑塔格在儿子大卫·瑞夫（David Rieff）的鼓励下，第一次来到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到1995年11月停战止，桑塔格先后11次来到萨拉热窝，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月。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冲突如同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一样局势危急。但是，像当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西蒙尼·魏尔（Simone Weil）那样自愿奔赴西班牙战场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作家已经寥寥无几，也只有桑塔格敢于并愿意出现在萨拉热窝。人们不断地询问桑塔格，为什么著名作家中只有你一个人关心波黑冲突呢？对此，桑塔格感到痛心疾首。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西方知识分子对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的种族仇杀受害者的冷漠与缺乏同情，这说明知识分子作为仗义执言者，对重大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干预的传统功能已经消退，现在他们逃避政治，苦心经营个人生活，是一群遵纪守法的犬儒主义者。桑塔格认为知识分子的狭隘性，缺乏全球视野正是消费资本主义逻辑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满目疮痍的城市笼罩在炮火之中，萨拉热窝人等待着有人去为他们伸张正义，桑塔格也急于向人诉说萨拉热窝人民的苦难，可是人们对她的行动并不热心，也不关心波黑动荡的局势，桑塔格觉得这个世界被冷酷地分割成了“彼处”与“此处”。[12]桑塔格对记者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焦虑听众的问题，……我为谁写作？我没有兴趣去支持与安慰新保守主义者。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悖论，最终我被击败了。我放弃了花了一年时间所写的几百页（手稿）。”[13]桑塔格这样的心境是对左翼消沉，新保守主义当道的现实的哀叹。(www.xing528.com)

萨拉热窝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人口主要由占48％的波斯尼亚（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占37.1％的塞尔维亚（主要信奉东正教）和占14.3％的克罗地亚（主要信奉天主教）三大部族组成，历史上他们平静而和睦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1992年，在前南斯拉夫解体的背景下，三大部族就波黑前途和领土等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矛盾骤然激化，导致战争的爆发。波斯尼亚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萨拉热窝这个拥有35万人口的城市遭到43个月的停水、停电的军事围攻，每天都有无辜的贫民受伤或死亡的事情发生。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中这样描述道：“走在贝尔格莱德街头，可以看到许多年轻女子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有的甚至完全花白。这些脸孔都很年轻，却布满痛苦折磨。只有她们的身材体形，才透露出她们实在都还没有老啊！我仿佛看见，这场战争的毒手是如何摧残了这些娇颜弱质。我们不能再让这种景象重演。这些红颜顶上的白发，不久会变得更为灰白，终至连红颜也将消失。实在太惨了。这些未老的白头，这些被偷走的无辜青春，真是后人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写照啊。”[14]

在波黑冲突问题上，桑塔格坚持弱小且被凌辱的波斯尼亚族是受害者，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则是入侵者，美国政府明知正义在波斯尼亚人一边，但迟迟没有行动。欧洲似乎也不想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北约可以在三年中的任何时刻结束这场战争，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无法奏效。桑塔格指出：“波斯尼亚人所进行的事业也正是欧洲在进行的，那就是推行民主，建立起由公民而非由一个部族的成员组成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的暴行，这样的价值观不能激起人们更强有力的反应？为什么会没有多少具有良知和洞察力的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来谴责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来捍卫波斯尼亚人民的事业？”[15]桑塔格指责欧洲不敢承担起保护弱小民族的责任，也哀叹左翼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人加入到她的萨拉热窝之行中来，此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全都淡出了政治。人们不禁联想到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当时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教授纷纷奔赴战场，他们用自己的英勇行动谱写了人类的正义之举。然而，在20世纪末的波黑冲突中知识分子却是缺席的。

此外，桑塔格认为对穆斯林的偏见也是这场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她说：“不能低估一般人对穆斯林的看法是如何塑造了‘西方’对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的侵略行径的反应。”[16]事实上，萨拉热窝的人口是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大民族混杂在一起的，而且异族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穆斯林民众大多数跟南欧的邻居们一样，都不是宗教狂，也都深受当今消费社会文化的浸染。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族裔信奉伊斯兰教的历史只有500年，他们多为信奉基督教的南部斯拉夫人的后裔，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多地还是认同他们的南部斯拉夫同胞，所谓原教旨主义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踪迹。让桑塔格气愤的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还发生如此野蛮的种族仇杀。

桑塔格从不支持强权，她把塞尔维亚军队的围攻与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大屠杀、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相提并论，认为这是20世纪末的第四次种族大仇杀。萨拉热窝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于爆炸或狙击手的枪弹，人们经过任何地方都可能死于炮火，可贵的是萨拉热窝人民保持了正常的人性，对此桑塔格表示敬佩。

在萨拉热窝，桑塔格倾己所能为当地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她能做三件事——写作、拍电影和导演戏剧，而导演戏剧是三件事情中唯一可以在萨拉热窝奏效和被赏识的。[17]桑塔格自费举办戏剧义演活动，她想通过演戏向世界展示萨拉热窝人民并没有沦为动物，他们是有文化素养、有理想追求的优秀族裔。最初，桑塔格打算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由于演出条件受到限制，最后只能选择道具、布景简单且寓意深刻的《等待戈多》。在灯光昏暗、音响设备简陋的剧院里，观众从头至尾观看贝克特的戏剧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出人意料的是，在军事包围的萨拉热窝，在城市的残垣断壁中观看《等待戈多》的观众甚至比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人数还要多。这也显示了萨拉热窝人民的文化品位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欧洲城市的人。

自1993年始，由桑塔格导演的《等待戈多》先后在萨拉热窝的五家剧院上演，反响热烈、很受欢迎。文化，特别是严肃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尊严的表达，而此时此刻在萨拉热窝的演出与观看贝克特的戏剧都是一种勇敢的行动，表达了人类对正义与和平的向往。桑塔格对贝克特的戏剧进行了必要的删改，她觉得《等待戈多》第一场的绝望对于萨拉热窝的观众来说已经足够，他们无法承受第二次的戈多不来了。桑塔格在第一场与第二场之间进行了必要的压缩，使剧中的戈多更像一种仪式，她要求演员凸显神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传达出剧作家对残忍僵化世界的冷漠感受。《等待戈多》切合了萨拉热窝人那时的感受——失望、饥饿、沮丧，等待任何一种外来力量拯救或保护他们。[18]从这种意义上看，桑塔格执导的戈多更像是降临在萨拉热窝的探视者和慈善家，尤其适合萨拉热窝。

在排演的过程中，桑塔格和演员们克服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首先，他们得从很远的住处赶到剧院，途中随时都会遭遇炮弹袭击。其次，他们还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苦，每天都得花几个小时去打水。而且食品匮乏导致演员们营养极度不良，排演一会儿就感到精疲力竭。再次，剧院里没有电，全靠有限的蜡烛照明，很多时候演员们看不清台词。虽然所有的演员都是义务的，但是大家都毫无怨言、乐意奉献，这令桑塔格感动。

桑塔格的演员阵容也是由三大民族组成，因为萨拉热窝异族通婚如此普遍，根本就召集不到一支由单一民族演员组成的班底，这正是该城市多元文化的具体体现。由此，桑塔格也感到种族排挤与仇杀是愚蠢的。第一次演出舞台上只有12支蜡烛，然而却座无虚席，没有人因为光线昏暗而中途离去，剧院外面还不时传来轰隆隆的炮声。这再一次向世界证明萨拉热窝人的高贵与不屈不挠。

桑塔格在萨拉热窝的义演活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所评述的那样：“对于萨拉热窝的人民来说，桑塔格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经常被本地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并被邀请在各处集会上演讲、在大街上签名。戏剧公演后，市长走上舞台宣布她为荣誉市民。”[19]有时桑塔格走在大街上，孩子们也会冲她喊“等待戈多”。可见，桑塔格的义演活动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许多前往萨拉热窝采访的记者也都为她的勇气和坚韧所打动。在波黑战争期间，桑塔格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十余次来到硝烟弥漫的萨拉热窝，让世人看到她并不是来寻找机会的，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和良知。1994年，由于桑塔格在萨拉热窝的杰出贡献，她荣获了5万美金的“勃朗峰文化奖”。桑塔格认为奖项是属于萨拉热窝的，自己不过是个媒介，所以，她把全部奖金捐给了波斯尼亚。2004年12月，当桑塔格去世的消息传到萨拉热窝，市政府决定把她当年义演的街道命名为“桑塔格街”，以纪念这位不肯与时代妥协的作家。[20]

80年代末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上也面临着新的选择，因此，人们看到在90年代的波黑战争与科索沃危机中，当美国越过联合国，调集北约国家，以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武器对南斯拉夫联盟这样一个小国进行大规模轰炸时，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种种恶行进行过批判的西方知识精英们，竟然放弃了批判立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首领人物哈贝马斯的立场转变。1999年4月29日，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发表《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的长文，宣扬随着地球村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人权的讨论应由主权国家人民权利的层次提升到世界公民的权利层次上来。因此，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公民法已经摆在议事日程上了。哈贝马斯表示，在古典国际法的框架内，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事先警告过的军事惩罚，或许可以被说成是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这一国际社会许可的干预应该理解为用武力实现和平的使命。他甚至说，“按照这一西方的阐释，科索沃战争将意味着从国家间的古典国际法向世界公民社会的世界公民法演变的过程中的一个飞跃”。[21]哈贝马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所采取的“主战论”立场，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遍关注。有舆论认为，哈贝马斯的表态标志着整个欧美知识界的转向，即左右的分野已经日渐模糊，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只能是他对正义的热情、对虚伪的敏感、对罪恶的愤怒和对一切不义的拒绝。

毫无疑问，桑塔格是经得住考验的，她是一位真正的具有公共关怀意识的世界公民，她敢于直面国家黑暗、强权黑暗和人性的黑暗，她的普适性关怀超越了国界、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无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的政治旅行，80年代末对苏东极权主义的抨击，还是90年代为波斯尼亚弱小民族伸张正义，表面看桑塔格似乎经历了由左到右的政治转变，大有自我否定之嫌，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她并未逾越自己一贯的政治立场。简言之，桑塔格的政治立场基本上还是西方自启蒙以来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这一点与萨特极为相似。桑塔格在1998年接受华裔学者贝岭、杨小滨的采访时，明确表示谢绝评论界加之于她的“后现代主义”的桂冠，她说自己是启蒙主义思想传统重整式的学者。[22]桑塔格以人道主义的标尺既量出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的工具理性的非人性一面，也比照出了苏东社会主义模式中的高度集权的不合理性，从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桑塔格在当今西方文化思想领域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总体观之，桑塔格是一位萨特式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