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妇女运动的契合

随着60年代大规模的寻求社会变革、追求民主自由的新左翼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掀起美国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许多旧左翼女作家重新焕发创作活力，不仅对青年人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而且把美共领导的左翼妇女运动的传统发扬光大，实现新旧左翼妇女运动的契合交融。这对当代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使女性作品大量涌现，而且掀起一场文学革命。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当代妇女生存意义的根本性改变。女性作品因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对读者的影响改变了妇女以往被忽视、被压制、被边缘化的社会现实。历史上曾经失语失声的女性群体，终于通过创作和发表作品在文坛中重新获得了话语权，并重新定义自己的地位。从此，美国妇女从无声走向有声，从倾诉个人感受转向社会批判，从文化边缘走向了中心。

60年代的激进青年特别关注公共领域对女性的排斥、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等敏感问题，对现存妇女状况进行彻底揭秘，使女权主义运动出现新特征。但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的新旧左翼的文化思想传承关系也是异常明显：一方面英曼的红色女权主义主张，经过安东尼和米勒德等人的不断阐发，悄然延伸到新左翼运动之中；另一方面，美共在四五十年代开展的进步夏令营、马克思学校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红尿片孩子”（red diaper baby），他们成为新左翼运动的弄潮儿。人们看到有组织的左翼或共产党均无法公开影响这样的运动，只有左翼个体以作家或父母的身份向下一代传递这样的激进文化信念，培养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50年代初，左翼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共创办的各种夏令营——“林地野营”（Camp Woodland）、“幼儿园野营”（Camp Kinderland）、“和平野营”（Camp Calumet）中去，孩子们通过唱歌、讲故事、各种文艺活动接受左翼文化思想的熏陶。在新左翼运动初期，时人尚未意识到这些青年人同旧左翼的联系，但很快就发现参加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民主同盟”的学生中有不少系“红尿片孩子”。诸如，凯西·萨拉查尔德（Kathie Sarachild）、诺尔玛·艾伦（Norma Allen）、安妮·弗罗因斯（Anne Froines）、安妮·福勒（Anne Forer）、丁基·罗米利（Dinky Romilly）、理查德·弗拉克斯（Richard Flacks）、罗莎琳·巴克森德尔（Rosalyn Baxandall），等等。这些人也是“伯克利自由演讲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密西西比自由之夏”（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Campaign）的主要参与者。虽然这些“红尿片孩子”成长在备受压抑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但是，由于他们出生在红色家庭中，所以，对共产党的政治概念与术语耳濡目染、了然于心。他们经常在餐桌上聆听父母讨论政治，并在父母刻意营造的两性平等的家庭环境中接受女权主义意识。可见，麦卡锡主义只能阻止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左翼政治活动，却无法阻挡个体受压迫的理念广泛渗透于美国社会生活之中，更无法消除左翼人士在自己私人生活领域的政治诉求。

这些“红尿片孩子”成为新旧左翼传承的特殊纽带。女权主义者琳达·戈登（Linda Gordon）的父亲也是一位红色女权主义者，他非常蔑视大男子主义。戈登的父母提倡无性别压抑的家庭生活，她自小就认为家务劳动、母性、性别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诺尔玛·艾伦（Norma Allen）说，她母亲经常参加新泽西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讨妇女问题。所以，在她参加新左翼女权主义运动时，就熟知各种复杂的妇女问题，因为她经常与父母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从属性等问题，不自觉地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红色女权意识。

也就是说，当这些“红尿片孩子”在投身新左翼运动之时，就有现成的概念、术语和策略去应对妇女问题。旧左翼惯用的“妇女压迫”、“妇女解放”、“妇女运动”、“大男子主义”、“男权主义”等术语频频出现在《新左翼记录》所刊发的文章中，也出现在“学生民主同盟”的《关于妇女的国内决议案》（Notional Resolution on Women，1968）中。试想，如果没有旧左翼妇女运动的理论积淀，怎么可能在短时期里出现这样的局面？

60年代广泛开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她们要求从个人到社会彻底变更男权意识形态，对现存妇女状况进行彻底与公开的揭示，这次运动被称作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在运动之初，有的女权主义者把自己与往昔的进步运动审慎地加以区分。1963年，“学生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在起草《休伦港宣言》时，就把学生运动称为“新左翼”，以示与30年代的左翼相区别。尽管如此，激进青年也无法逃避旧左翼思想的无形巨网。虽然60年代共产党的影响已经式微，但是，旧左翼对种族、阶级、帝国主义的分析依然富有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对妇女受压迫的解释，以及她所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成就能够延续到60年代的原因。

1972年，弗莱克斯纳对记者安·沙纳汉（Ann Shanahan）说，某些新左翼运动的发言人对旧左翼妇女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不屑一顾，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不是孵化出来的，而是传承的，新左翼青年运用理论而不知其源头。作为旧左翼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弗莱克斯纳难以接受某些新左翼青年把她和安东尼、琼斯、米勒德等人的理论主张说成是他们自己的。旧左翼妇女在长期妇女运动的实践中构建了妇女受压迫的理论构架，由于她们与共产党的联系，限制了她们思想的影响力度，未能使新左翼青年充分认识到旧左翼妇女的贡献。弗莱克斯纳长期隐瞒她在旧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作家身份，以及她与共产党的关系。1982年，弗莱克斯纳对采访的记者范·沃里斯（Van Voris）说，她投身妇女运动同参加“美国妇女协会”密不可分，此时她公开了自己的前共产党员身份。

60年代初，梅里亚姆、弗莱克斯纳、勒纳、艾琳·克拉迪特（Aileen Kraditor）这些参加过共产党或“美国妇女协会”的旧左翼妇女，在经历了备受压抑的50年代之后。她们继续著书立说，从理论上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多重原因，增强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深化了女性对于性别压迫的认识。此时期，新左翼女权主义者也开始寻找相关的妇女史和妇女经验，她们这才发现旧左翼妇女早已为她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分析。在她们之前，旧左翼妇女已经阐发过性别、种族和阶级在妇女问题上的交互作用。旧左翼妇女就是以这种不妥协的精神，把红色女权主义传统延伸到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当中。激进青年一旦采用旧左翼的话语阐发无处不在的男权政治，她们便转移到了异性恋、核心家庭、母性、有色族裔这些旧左翼尚未触及的领域，使女权主义运动迅速逾越了旧左翼妇女解放的范畴，在有色族裔、同性恋、后殖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激进青年意识到自己同旧左翼的血肉联系时，他们便积极寻求与老一辈的联系。1968年，伯克利的劳拉·X（Laura X）向前共产主义者范妮娅·曼德尔（Fania Mandel）请教有关国际妇女节在美国的发起历史。为此，她还查阅了琼斯当年的文章《国际妇女节和为和平斗争》（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1969年劳拉在伯克利恢复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稍后，劳拉刊发《世界历史中的妇女》（Woman in World History），把有关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广为传播。在劳拉的推动下，到70年代全美各种妇女组织都开始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968年秋，“芝加哥妇女解放会议”（the Chicago Conference on Women’s Liberation）的组织者海伦·克里兹勒（Helen Kritzler）致信英曼，索要她的著作。1969年，洛杉矶的女权主义者苏珊娜·梅斯（Susanna Maes）也致信英曼，请她畅谈帝国主义对妇女的压迫。许多激进青年把拉苏尔、埃玛·斯特恩（Emma G.Sterne）、雪莉·杜波伊斯（Shirley G.DuBois）视为祖母，他们都是阅读这些前辈的书藉长大的。到60年代末，许多诸如劳拉一样的女权主义者纷纷与旧左翼妇女接触，她们重新发现了旧左翼剧作家迈克尔·威尔逊创作的电影《社会中坚》。从1968年至1970年，影片在各种妇女研讨会上播放，人们惊讶这部旧影片竟然展现了女权主义、少数族裔和阶级冲突等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

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昔日那些叱咤风云的旧左翼知识分子也不甘示弱，他们积极回应青年人。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弗洛伦尼克·勒斯科姆（Florenec Luscomb）、玛吉·弗朗兹（Marge Franz）、霍迪·爱德华兹（Hodee Edwards）、多萝西·希罗（Dorothy Healoy）、阿德勒，积极参加新左翼运动，他们不仅公开自己早年的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充当青年人的顾问与导师。赫伯特·阿普特克在新左翼运动中十分活跃，当时他在布林莫尔学院任教，应学生的要求，他多次组织有关妇女解放的学术讨论活动。1966年，他还同海登、斯·林德一起赴河内调查。弗朗兹也是旧左翼人士，四五十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参加共产党，他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历史教授，依然热衷于女权主义研究。

梅里亚姆是一位诗人与小说家，她擅长创作女性题材的小说。她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并无确凿证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参加进步文化活动，曾经主持过杰斐逊社会科学院的妇女论坛，为《群众与主流》撰稿。共产党关于种族、阶级的理论影响了梅里亚姆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1959年，她致信《工人》，批评高尔德对性别问题的过于拘谨的态度。1956年，她出版诗集《蒙哥马利、阿拉巴马、马尼、密西西比和其他别的地方》（Montgomery Alabama，Money，Mississippi，and Other Places），收入的诗歌有：《亚拉巴玛的木匠》（The Carpenter in Alabama）、《露茜小姐》（Miss Lucy）、《行走老妪》（The Elderly Walking Woman）、《公车抵制》（Bus Boycott）等。这些诗歌吟咏南方黑人劳动者抵制种族主义，为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的英雄气概。1958年，她出版诗集《来自女性方面的双人床》（The Double Bed from the Feminine Side），以精美的诗句传载了妇女在婚姻、怀孕、抚育孩子、家务、性欲等方面的独特感受，以及妇女渴望挣脱传统角色的内在冲动。

60年代，梅里亚姆继续宣扬自己的妇女观，出版《娜拉甩门之后：1960年代的美国妇女尚未结束的革命》（After Nora Slam med the Door：American Woman in the 1960s，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她在书中剖析20世纪末美国妇女的状况，批驳妇女统治男人的说法。她指出，当今的妇女仍然是从属性的、不独立的。她号召妇女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提倡建立公共托儿所、推广家政服务，解除妇女的后顾之忧。

1963年，弗里登的《女性的奥秘》为妇女增强自我意识，认识性别歧视的根源及后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在书中集中传达出当时怀有自我抱负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一种普遍情绪，即便有的读者不完全认同她的观点，但她们也会以书中所提的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弗里登在书中指出，美国妇女长期受到一种“女性奥秘”的思想观念的毒害。它宣扬家庭是妇女幸福的港湾，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令妇女陶醉的虚假设想。女性的视野从孩童到成人都被局限于这种假设。美国社会文化对妇女作出的这种职能定位，严重地束缚了妇女才智的发展。弗里登揭开了“女性的奥秘”，使妇女的困惑即刻清晰明朗化。人们开始认识到，妇女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妇女必须集体行动，只有在妇女摒弃传统文化模式之后，才能解决上述问题。梅里亚姆与弗里登积极阐发旧左翼妇女运动的经验，为美国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注入了活力。

弗莱克斯纳与共产党的关系有史可查。她1936年加入共产党，作过“美国妇女协会”的秘书，50年代初在杰斐逊学院讲授妇女课程。那时她经常在《工人》、《新群众》和《群众与主流》上发表文章。脱离左翼阵营之后，她全力研究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史。即便在美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她继续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旧左翼妇女运动。晚年的弗莱克斯纳迁往马萨诸塞的北安普敦，潜心撰写《斗争的世纪》（Century of Struggle）。

弗莱克斯纳在《斗争的世纪》中编年史般地追溯了美国妇女斗争的历史。一般的妇女运动史都从1848年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写起，弗莱克斯纳却上溯到1630年的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反抗清教家长制。她突出黑人妇女斗争的成就，描述黑人妇女的典型人物——特鲁思、塔布曼、玛丽·特雷尔（Mary C.Terrell）、艾达·韦尔斯（Ida B.Wells）。弗莱克斯纳是在旧左翼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框架中审视妇女运动，凸显黑人妇女、白人劳动妇女的作用。弗莱克斯纳注重理论阐发，使《斗争的世纪》成为一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在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重大影响。弗里登称此书是美国妇女运动史的权威之作，应该成为美国大学女生的必读书目。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海伦·杜波伊斯（Ellen DuBois）认为弗莱克斯纳的分析如此缜密，其历史视阈值得信赖。许多女权主义者都从此书中寻找相关信息。可以说，《斗争的世纪》为美国现代妇女运动史奠定了基础，也复活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旧左翼妇女运动的历史。[19]

70年代，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avist）和贝提纳·阿曾特克（Bettina Aptheker）在女性文学批评方面成绩斐然，她们也是“红尿片孩子”。安杰拉少年时代就读于纽约市的一所激进学校（Elizabeth Irwin High School）。60年代初，她与左翼人士威廉·梅利什夫妇（William Melish）生活在一起。梅利什夫人曾经是“美国妇女协会”伯克利分会的领导，还是协会的全国顾问委员。安杰拉198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系教书，出版《妇女、种族和阶级》（Women，Race and Class）。安杰拉在书中深化与拓展了富有争议的观点，指出共产主义者长期探索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遭受压迫的差异性，为美国妇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

贝提纳·阿普特克是前共产党领导人赫伯特·阿普特克的女儿，70年代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妇女研究室主任，出版《妇女遗产：关于美国历史中的种族、性和阶级文集》（Woman’s Legacy：Essays on Race，Sex，and Class in American History，1982）。她在旧左翼对黑人妇女“三重压迫”分析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化共产党领导的黑人解放与妇女解放的相关理论。她的《妇女遗产》是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涌现的重要理论成果，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种族、阶级对妇女的影响。显然，自40年代末以来，那些受到共产主义思想浸染的旧左翼妇女的著述，都对新左翼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77年1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万名女权主义者聚集在休斯敦，庆祝“联合国国际妇女年”（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美国代表有2000人，其中700人是有色族裔妇女，她们大都来自低收入家庭。安东尼特地从佛罗里达赶来，参加“国际妇女年”活动。安东尼在会议中发言，声称“妇女的斗士们，进步的斗士们寻找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联盟，在此联盟中我们能够促成激进的个人和社会变化，这是生活、自由与幸福的追寻所需要的”。会议期间，与会者还举行了一次游行，安东尼、弗里登、比莉·金（Billie J.King）、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西尔维亚·奥尔蒂斯（Sylvia Ortiz）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安东尼的发言与照片刊发在《时代杂志》（Time）和《纽约时报》上，与会者和新闻记者感到安东尼的出现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新旧左翼妇女运动的文化传承的实现，从而使20世纪的美国妇女运动契合为一个整体。

旧左翼妇女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对新左翼青年的思想传承：一是理论著述的影响。旧左翼妇女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所撰写的各种妇女史和妇女运动的专著直接启迪了激进青年，并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家庭熏陶与传承。受共产主义思想洗礼的父母，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向孩子们传输性别平等观念，鼓励他们探寻社会真理。三是直接参与，亲身示范。旧左翼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新左翼运动，充当青年人的顾问与导师，起到了示范作用。这说明旧左翼妇女运动的影响并非简单地通过组织延续的，更多的是在私人生活空间传递的。那些曾经参加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人们，在离开左翼之后，她们仍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完成自己所承载的社会职责。

新旧左翼妇女运动的合流互补，极大地激发出女权意识，促使女权主义者开始挖掘和勘定女性文学传统、女性生活和女性创作的本质。于是，愈来愈多的女性作家出现在当代文坛上，大批优秀作品不断与读者见面。女权主义者挖掘出大批被遗忘的女性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许多30年代的无产阶级女性小说，极大地丰富与完善了美国文学史。特别是1985年出版的《诺顿妇女文学选集》，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从形式上建立了妇女经典文学书目，并使这些作品成为教科书而得以广泛传播。80年代后，女性作品在图书馆、高校文学课堂中随处可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堂堂正正地占了一席之地。在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女性文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许多女性作家认识到贯穿小说创作的基本假设和标准实际上是以男性身份为基本内容设定的，因而不足以表达女性生活的特点。因此，自7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着重于女性自我的建构与解构，进行一系列文学实验性质的创新。这些创新有把原有的文体赋予新的政治内容，也有对后现代超现实的、玄小说文体的大胆使用，还有以通俗文体、哥特体和侦探文体进行的创作。女性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这种逾越规范的旺盛活力成为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

至90年代，许多高校建立了妇女研究专业和院系，开始授予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在美国大学里，学生可以在妇女研究课程和其他以族裔研究为基础的课程中读到女性作品。少数族裔妇女文学也大放异彩。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繁盛构成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又一次繁荣，这不仅拓展了美国文学的表现视阈，而且极大地挑战了美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意识。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文学的内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女性化”。

综合起来看，如果没有旧左翼妇女的前期不懈的努力，当代女权主义运动也可以在六七十年代发生、发展，但是，倘若缺失了旧左翼关于个人政治、种族和阶级意识的前期理论探索，新左翼关于妇女状况和性别关系的深入讨论是难以在短时期里完成的。进入21世纪，人们看到女权主义运动已经深入个人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事实上，美国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正是美共领导的左翼妇女运动所播撒的激进种子遍地开花的结果。

妇女解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人类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其奋斗目标。即便在女权主义掀起第二次浪潮期间，学界对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存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从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性别歧视的现象。1961年艾伦出版左翼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左翼作家》，他在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男性作家，诸如，伊斯特曼、德尔、里德、弗里曼、高尔德、伦道夫·伯里（Randolph Bourne），等等，但没有任何笔墨书写女作家。吉尔伯特的《作家与党派》同样对左翼女作家不感兴趣，仅对梅布尔·卢汉（Mabel D.Luhan）和麦卡锡略有论述，偶尔也提到斯泰因和塔格德。亚历山大·布卢姆（Alexander Bloom）在《回头浪子：纽约文人与他们的世界》（Prodigal Son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1986）一书中提到众多男性作家和批评家，可以列一长串名单，如莱昂内尔·埃布尔（Lionel Abel）、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阿诺尔德·比奇曼（Arnold Beichman）、贝尔、索尔·贝娄（Saul Bellow）、莫里斯·柯恩（Morris Cohen）、考利、杜威。但是，他提到的女作家屈指可数，只有阿伦特、赫尔曼、麦卡锡、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米奇·德克特（Midge Decter）等。(www.xing528.com)

沃尔德在《“纽约文人”》一书中，首次对埃莉诺·克拉克、斯莱辛格、阿妮塔·布伦纳（Anita Brenner）、玛格丽特·西尔弗（Margaret De Silver）、埃莉诺·赖斯（Elinor Rice）、阿德莱德·沃克（Adelaide Walker）、德克特、麦卡锡、阿伦特、桑塔格等众多知识女性展开研究。从此，这些被遗忘的左翼知识女性才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阈。

把女作家的贡献排除在外的左翼文学史是不完整的。有鉴于此，拉比诺维茨在《劳动与欲望》一书中，从性别与政治角度对30年代的较有代表性的左翼女性文学进行阐发。她以女性批评和叙事学理论聚焦了在男性操控的政治运动中的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她指出，这些女作家创作中的性别特征与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结构相抵牾，挑战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她认为菲尔丁·伯克、吉尔菲兰、赫布斯特、拉苏尔、奥尔森、克拉拉·韦瑟瓦克斯（Clara Weatherwax）等人的创作形成了一个亚文类（sub genre）的“革命小说”，它既受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影响，也受传统女性小说的影响；既顺从当时文学激进主义的阅读习惯，但又不被其含纳，在叙述中呈现出阶级意识与妇女主体性的冲突与矛盾。[20]拉比诺维茨不仅阐明了激进女性文学的合法性及生命力，而且在对新旧左翼关系的阐发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与此同时，女性出版社、西部出版社、国际出版公司相继出版了大量30年代左翼女作家的作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这些在美国文学史中缺失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重放光彩。

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的历史是诸多因素与力量推动前行的，但从60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来看，美共领导的左翼女性文学在彰显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等方面，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思想认识，而且为其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时至今日，我们从美国女性文学的繁荣、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左翼女性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因子。

[1]［美］萨利·贝恩斯：《1963年格林威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华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Richard Bernstein，Susan Sontag，as Image and as Herself，New York Times，January 26，1989，C17.

[3]Elizabeth Hardwick，Introduction to A Susan Sontag Reader，New York：Random House，1982，p.xi.

[4]Irving Howe，“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Commentary46，No.4，October 1968.

[5]Harvey M.Teres，Renewing the Left：Politics，Imagination，an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1－242.

[6]Dwight Macdonald，“Free ＆Equal”，Politics 1，No.1，February 1944，p.23.

[7]Susan Sontag，“What’s Happening to American”，Partisan Review34，No.1，Winter 1967，p.54.

[8]Norman Podhoretz，Making It，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7，p.3.

[9]Floyd Dell，Were You Ever a Child？New York：Knopf，1919，p.116.

[10]［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张承谟译，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2006年版，第54—55页。

[11]Paul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0，p.70.

[12]William F.Kruse，“Socialist Education for Children”，Young Socialists Magazine 11，No.3，March 1917，pp.9－10.

[13]Michael Gold，“Review of Fairy Tales for Workers’Children by Hermynia Zur Muhlen”，Workers Monthly4，No.12，October 1925.

[14]Jean Simon，“Which Books for Your Children”，New Messes 17，December 24，1935，p.24.

[15]斯波克博士（Dr.Spock），全名为Benjamin Mclane Spock（1903—1998），美国教育家，1946年出版《关心幼儿与儿童》（Baby and Child Care），向母亲们提出新的教育理念，成为当时的销畅书。
瑟斯博士（Dr.Seuss），全名为Theodor Seuss Geisel（1904—1991），美国作家、卡通画家。他经常使用笔名——瑟斯博士发表作品，他创作了大量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16]南希·德鲁（Nancy Drew）是儿童文学中的虚构人物，她是一位聪明机灵的业余侦探。最早出现在Edward Stratemeyer 1930年创作的儿童文学中，以后这一形象不胫而走，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哈迪男孩”（Hardy Boys）指弗兰克·哈迪（Frank Hardy）和乔·哈迪Joe Hardy兄弟两人，最早出现在1927年的儿童文学中，他们也是业余小侦探。

[17]Julia L.Mickenberg，Learning From the Lef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6，p.12.

[18]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是美国左翼人士，1953年被逮捕，她和丈夫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向苏联漏露原子弹信息，同年夫妇双双被处以死刑。

[19]Kate Weigand，Red Feminism：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47.

[20]Paula Rabinowitz，Labor and Desire：Women’s Revolutionary Fiction in Depression A－merica，Chapel Hill/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