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生存转向与儿童文学勃兴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左翼作家的生存转向是我们探究新左翼文学思潮的更迭与互动，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对美国左翼文学的研究逐渐摆脱“红色30年代”和“人民阵线”等特定时代的束缚，不断发掘新史料，拓展跨学科研究的视阈。美国学者拉比诺维茨在从阶级与性别角度解读旧左翼女性文学之时，触及了这些女作家在冷战期间的生存状况。朱莉娅·米肯伯格（Julia L.Mickenberg）继续向前推进，从儿童文学入手，追踪左翼作家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的分化与走向。她们的研究揭开了冷战期间旧左翼作家的生存转向问题，让世人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新旧左翼文学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50年代美国进入最为严酷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持续到“人民阵线”期间的左翼文学全线消退，左翼作家也遭受最为严重的冲击。1952年底，美国大部分州相继通过了类似于纽约州的费恩堡（the Feinberg Law）法案，要求教师宣誓效忠，严禁反美言论。当局还列出“颠覆”组织名单，解雇那些曾经参加这些组织的教师。一时间，全美各地许多教师失去了工作。而一些著名的左翼作家在失去工作之后，却在儿童身上找到了他们表达思想的广阔疆域和施展才华的文学空间，即使在“红色恐怖”的时代，也创造了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奇迹。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探讨的文学现象。

左翼儿童文学是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虽然它的蓬勃发展是在冷战的特殊年代，其思想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却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人们从美共领导的旧左翼运动到60年代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翼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左翼儿童文学贯穿于20世纪的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之始末，承载着新旧左翼文学的传承重任。

1919年，左翼批评家德尔在《你也曾是个孩子吗？》（Were You Ever a Child？）一书中指出，儿童在学校所需要的不是一大堆新父母，而是自由与友谊的课程，成人要平等地对待儿童。[9]同一时期的左翼作家克罗克特·约翰逊（Crockett Johnson）、鲁斯·克劳斯（Ruth Krauss）、菲利浦·伊斯特曼（Philip D.Eastman）、西德·霍夫（Syd Hoff）、利奥·莱昂尼（Leo Lionni）、莉莲·穆尔（Lilian Moore）、威廉·斯泰格（William Steig）等人，都在自己的小说与插图中大肆渲染儿童的想象世界。桑德堡的《萝卜故事集》（Rootabaga Stories，1922）鼓励儿童追求乌托邦理想，贬损现存的社会秩序，提倡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思想，与当时强化主导价值观念的传统童话大相径庭。克兰伯格在《搞笑胡同》（Funnybone Alley，1927）中描绘了一幅比利布的蜿蜒小街的生动画面，宣扬适合儿童天性的教育。1934年，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提出了由儿童拯救世界的思想，他说：“我们每个人在出生时都有各种特殊的潜力，这些潜力让清一色的社会和机械化的教育方法慢慢地破坏、消灭。如果能实施一种新的教育制度，鼓励儿童发展各自的个性，像花朵一样地自由绽放，那么这一代自由的新人将能拯救世界。”[10]1956年，古德曼告诫正在成长中的新左翼青年，社会中的成长之所以荒唐，是因为它提供不了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机会。[11]由此可见，新旧左翼一贯倡导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应该保持想象、艺术性和创造性的童真童趣。

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美共的领导下，左翼作家一方面认为贫困儿童、劳动儿童是值得关注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儿童视为腐败的成人世界的救赎者，强调儿童的主体力量——自身蕴涵的激进因素。同时，他们突出在阶级背景下培养儿童的反叛精神。基于这种理念，他们创办了“社会主义周日学校”和“现代学校”，利用文学、歌谣、戏剧，教授儿童以逻辑与科学的态度思索社会，鼓励他们质疑权威，倡导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他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的青年人领悟这两项重要原则——道理和同志友谊，我们就无须担心主人还能欺骗他们。”[12]

30年代初，高尔德撰写《无产阶级儿童》（The Proletarian Child）一文，提出共产主义者要关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关心贫困儿童，他指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要摆脱基督教的奴隶反叛情绪；俄国正在这么做，别的地方也必须这么做。”他又说：“我们必须教育无产阶级儿童，他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集体主人，现代生活中的宏大的机器正是他们的玩具。”[13]高尔德认为苏联儿童文学作为左翼文化的一种范式，应该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这在大萧条时代特别有感召力。1935年琼·西蒙（Jean Simon）在《新群众》上发表题为《哪些是你孩子的书？》（Which Books for Your Children？）的文章，呼吁文学创作要关照所有的儿童，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失业者的孩子，不要把青少年读者拒之门外。[14]

30年代中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对儿童进行进步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那时美国儿童教育家斯波克博士（Dr.Spock）和作家瑟斯博士（Dr.Seuss）所撰写的充满革命思想的儿童书籍家喻户晓，很受欢迎。[15]他们的著述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合作和献身社会正义的激情，大力提倡包容和进步，弱化家长的权威性，成为当时美国儿童图书的一大亮点。同时期，“进步教育协会”（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和“儿童研究协会”（the Child Study Association）也积极扩展左翼思想在儿童文学中的影响，抑制了流行的少儿探险故事——业余侦探南希·德鲁（Nancy Drew）和“哈迪男孩”（Hardy Boys）之类的虚构作品。[16]

1941年6月，在美共组织召开的“第四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提出发挥儿童文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集中讨论儿童文学的社会建构问题。玛丽·拉普斯利（Mary Lapsley）指出：“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我们如何教育我们的儿童使其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17]

重要的是，成人如何积极推动儿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鲁思·肯耐尔（Ruth Kennell）主张左翼作家应该成为儿童的指导，把社会进步思想及时传递给儿童。会上许多作家、插图画家和编辑都参与了儿童文学的讨论。他们意识到儿童书籍是写给两类读者——成人与儿童，前者为父母、图书馆员和教师，他们监管孩子，为他们挑选书籍；后者则是儿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家们更加关注儿童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把美国精神界定为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独裁。

到40年代中叶，美共组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拉维尼娅·戴维斯（Lavinia Davis）的《钢厂历险记》（Adventures in Steel，1938）、亨利·费尔森（Henry G.Felsen）的《工具属于公司》（The Company Owns the Tools，1942）和《斗争是我们的兄弟》（Struggle Is Our Brother，1943）、埃玛·斯特恩（Emma G.Sterne）的《约克城事件》（Incident in Yorkville，1943）、欧文·夏皮罗（Irwin Shapiro）的《约翰·亨利和双节蒸汽钻机》（John Henry and the Double－Jointed Steam Drill，1945）、玛丽·埃尔廷（Mary Elting）的《冰棍儿厂和许多其他故事》（Lollipop Factory and Lots of Others，1946）等。纵观20—50年代的左翼儿童文学，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美共积极引导，把儿童文学纳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中，所以政治色彩比较浓厚。二是儿童文学是左翼作家创作的副产品，许多作家并非完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而是随兴所致，偶尔为之。三是从题材上看，它关注种族和儿童贫困问题；描写工厂大机械生产，刻意宣传工人阶级的集体合作精神；呼唤儿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展现人类美好的未来。

在麦卡锡时期，恰恰因为左翼作家受到社会的强烈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把创作儿童文学、编写儿童课外读物，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进入美国儿童图书的整个流通领域：写作、插图、编辑、发行，一条龙地传播了20世纪后半叶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这些儿童读物大都通过固定的商业渠道发行到各大书店、图书馆和学校，传播面相当广泛。人们可以从万达·盖奇（Wanda Gag）的《数百万只猫》（Millions of Cats，1928）、约翰逊的《哈洛尔德与紫色的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1955）、斯泰格的《西尔威斯特与神奇的卵石》（Sylvester and the Magic Pebble，1970）、罗斯·怀勒（Rose Wyler）和杰拉尔德·埃姆斯（Gerald Ames）的《天文学的黄金书》（Golden Book of Astronomy，1960）的创作与发行中略见一斑。

在儿童文学领域有两个组织值得研究者关注：一个是“目标一致的临时组织”是（The Loose Enders）；另一个是“多种族儿童图书委员会”（the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目标一致的临时组织”是由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插图画家、编辑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组织，主要有：玛丽·福尔瑟姆（Mary E.Folsom）、瑟斯博士、玛格丽特·布朗（Margaret W.Brown）等人。他们经常聚会，探讨文学问题，深感自己处在时代的“收场”时期。他们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通力密切合作，自觉承载进步与激进之观念，逐渐发展为该领域的一支强劲队伍，引人瞩目。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在麦卡锡时代失去了教职，才跻身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为激进，他们反对朝鲜战争、反对越战、反对种族歧视。

“多种族儿童图书委员会”是60年代初由旧左翼知识分子创建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组织，其主要成员有：休斯、多萝西·斯特林（Dorothy Sterling）、米利森特·塞尔萨姆（Millicent Selsam）、迷尔顿·梅尔策（Milton Meltzer）、阿纳·邦当（Arna Bontemps）、洛伦茨·格雷厄姆（Lorenz Graham）等。他们倡导多种族友谊，反对种族歧视。他们的聚会逐渐演变为民权运动，他们笔下的反种族歧视直接启迪了6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激进青年。60年代之前在美国出版反映种族问题的作品是相当困难的，凡涉及此类题材的作品多为左翼作家所写。斯特林的《玛丽·简》（Mary Jane，1959）和格雷厄姆的《南城》（South Town，1958）都是“多种族儿童图书委员会”推出的作品。6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参加静坐的一个学生告诉记者说，他之所以参加静坐是因为童年时期读了《一部美国黑人的图片历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America，1956），特别憎恨种族隔离政策。此书是旧左翼作家梅尔策和休斯合写的，他们的创作初衷就是要让饱受压抑的青少年面对种族歧视等现实问题，自己决定该做些什么。

60年代的新左翼青年，在四五十年代刚好处在孩童时期，他们大都阅读过旧左翼作家撰写的儿童书籍，左翼思想点点滴滴渗入了他们的心田，直至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南希·米科尔森（Nancy Mikkelson）是个“红尿片孩子”，她回忆说，她在孩提时代就阅读了杰罗尔德·贝姆（Jerrold Beim）和洛兰·贝姆（Lorraine Beim）合写的题为《两个人是一组》（Two is a Team，1945）的儿童故事。它讲述了多种族之间的友谊，令米科尔森终生难忘。像米科尔森这代人，虽然他们成长的背景是归顺与抑制异见，但是，他们都读过《小小金色丛书》（Little Golden Books，1942）、《丹尼与恐龙》（Danny and the Dinosaur，1958）、《划时代丛书》（Landmark Books，1952）、《哈洛尔德与紫色的蜡笔》等。正是这些书籍培养了他们拒斥既定权威和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体制的叛逆精神。

左翼作家在麦卡锡时期尚能在儿童文学领域寻找到栖身之所，原因有几点：一是儿童图书比起成人图书来不受重视，经常被忽略，而且从业者多为妇女。所以，人们常常说儿童图书是操纵在女人手中的。一个妇女可以立足于多个行业，比如，她开始是教师或图书馆员，然后做编辑，最后自己撰写儿童书籍。这样，她就熟悉了儿童图书生产与流通的各个环节，并建立起关系网络。二是由于儿童图书的生产与发行圈子比较小，所以，从业人员不仅相互熟悉，而且保持较为密切的合作。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太过问合作者个人的政治倾向。如此看来，职业妇女凭借在儿童图书市场中的从业经验和关系网络，她们几乎垄断了这一行业。这种操作方式也使这一领域处于低能见度的流通状态。三是儿童图书由于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双重监护，也使文化猎犬放松了警惕。一般当某些书籍普遍认为对孩子有益时，就避开了与商业文化有关的恶名。比如，一些非常大众化的标题——《你在吗上帝？》（Are You There God？）、《是我，玛格丽特》（It’s Me，Margaret）就不大引人注意。四是图书馆与学校所购置的图书虽然数量很大，但图书的品种比较单一。一家图书馆可能购置了几百本或几千本书，但只有一两种，因此，引不起当局的注意。综合上述诸种因素，左翼作家即便在麦卡锡时代，依然能够在儿童图书的生产与流通中存活下来。

如果说转入儿童文学创作是左翼作家的生存策略，还不足以概括他们存在的价值，那么，他们其实是在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表述方式中，继续表述他们的左翼思想。他们经常把传统美国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与共产主义左翼思想加以调和，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www.xing528.com)

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3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加入共产党，是著名的左翼作家。1950年法斯特受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并被监禁三个月。当法斯特的小说从图书馆下架之时，他悄然转入儿童文学创作，继续抒发其左翼乌托邦激情。法斯特说，当时许多作家都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因为他们的路被堵死了，而儿童图书是一个较成人书籍更为自由的空间。当时儿童书籍没有遭到严格查禁，鲜有儿童书籍被指责为浅粉色。

法斯特的小说《托尼与奇妙之门》（Tony and the Wonderful Door，1952）不仅体现作家本人潜在的左翼激情，而且也呈现出当时左翼作家韬晦写作的基本特点。小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托尼的成长故事。托尼成长于20年代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他家后院有一扇奇妙之门，可以让他任意倒回过去的时光当中。这样，他便与生活在1654年的荷兰男孩彼得成了朋友，由此托尼也回顾了往昔的纽约。当托尼在学校讲述这段神奇的经历时，他的故事令老师和父母气恼，他们慌忙带他去看医生。福布斯医生相信托尼的神奇故事。一旦成人们认真对待托尼的故事，他便不再需要那扇“奇妙之门”了，他感到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比梦幻世界更重要。从此，这扇“奇妙之门”成了托尼通向未来生活的符号。托尼长大之后，在他为医生的人生理想而不断奋斗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神奇之门”。因此，它成为一种隐喻，指在不完善的社会中积极为个人和社会理想而斗争。

法斯特小说中的托尼可以退回到过去的时光中去，作家借此把几代人与其所支撑的文化与政治的感觉联系起来。表面上看，托尼似乎是无时间性的，然而，我们也可以把他解读为麦卡锡时期为左翼思想所吸引的孩子。虽然托尼的故事发生在1924年，那时作者本人正好是托尼的年龄，但它折射出许多50年代被压抑的左翼思想：诸如，托尼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多种族背景、他的叛逆——他喜欢美国历史但不是学校里讲授的那种历史；他不信任老师和教科书，因为这与他所经历的“事实”刚好相反。

小说在细节描写方面也透露出鲜明的左翼视阈，如托尼家的拥挤的租住处，托尼的父亲为了争取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学校老师教授的东西毫无价值，托尼坚持自己的信念。小说还直接影射了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压抑，如福布斯医生对托尼的父亲说，他最喜欢谈论门，特别是那种敞开的门，但是现在许多门都被锁住了。这样的对白意味深长，直接指涉现实。小说中的反独裁思想对青春期的孩子们很有诱惑力，也吸引了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成年人。小说在结尾处托尼的希望化作颠覆性的钟声，他已经到了法定的年龄，不再孩子气了，但他仍然坚持孩子的理想、好奇心和恪守正义。

主人公托尼的叛逆、独立，以及他最终决定放弃过去而步入未来的选择，激励了50年代的孩子和成年人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尽管此希望在当时受到极大的压抑。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在为左翼赴死之时，[18]她托律师买了一本《托尼与奇妙之门》，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儿子。许多左翼作家把儿童视为自己乌托邦理想的宣泄对象，他们选择为孩子们写书，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令美国陷入一片惊慌，他们正从太空竞赛中败落。美国当局在震惊之余也深感教育的“危机”，担心苏联人将垄断太空。于是，当局把希望与指责统统指向学校，敦促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战胜“红色威胁”。在卫星发射的三年时间里，左翼作家也不失时机地推出大量的儿童科幻作品。欧文·阿德勒（Irving Adler）出版了《人造月亮：地球的卫星及其所告诉我们的》（Man－Made Moons：The Earth Satellites and What They Tell Us），出版社在《纽约时报》上大力宣传，许多学校和图书馆争相订购。阿德勒因为政治“左”倾而失去纽约市的教职，现在他因祸得福、名利双收。阿德勒趁热打铁，一连写了几十本儿童科幻作品，仅在美国的发行量就超过数百万册，而且还被翻译成19种语言，在31个国家发行。阿德勒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读者比从前课堂里的学生还要多，他的思想依然能够继续发挥影响。

根据当时的“国防教育法案”，科技书籍属于学校图书馆大宗采购的图书。而冷战期间，那些影响大、销路好的儿童科幻作品多为左翼作家所写。科学题材表面上看似中立而客观，然而，作家却不动声色地在作品中鼓励青少年冷静思索冷战的现状，挑战种族歧视，质疑放纵的资本主义。不少的书籍还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视事物的发展规律，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科学的力量在于充当人类自由解放之工具。此类图书绝非少数，而且多被图书馆购置，成为教师的教学参考用书和孩子们的课外读物。阿德勒的《科学的工具》（The Tools of Science，1958），怀勒的《科学的金色图画书》（Golden Picture Book of Science，1957）、与丈夫埃姆斯合写的《什么让它走？》（What Makes It Go？1958），贝提·培根（Betty Bacon）的《看山上》（See Up the Mountain，1958），埃尔廷的《解答书》（Answer Book，1959），塞尔萨姆的《格雷格的显微镜》（Greg’s Microscope，1963）等，都属于此类作品。像“国防教育法案”这样的冷战策略，使当时许多遭清洗的左翼教师找到了谋生的途径——编写教科书和创作科幻作品。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原子武器的使用，到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科学成为美国政治教育的主要话语，同时也为左翼作家留下特殊的写作空间。

梅尔策是一位左翼作家，50年代末他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他坚信俄国革命能够实现人们对生活的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他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也与之相吻合，充满了社会正义之声，他把早年的激进思想灌注在生动的故事之中。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能够保护儿童的个人权利，而且还能鼓励孩子们向往美好而公正的世界、珍惜差异、崇尚集体意识。格特鲁德·克兰普顿（Gertrude Crampton）的《嘟嘟》（Tootle，1945）透露出的信息是，尽管小火车永远要待在轨道上——暗示着对社会秩序的肯定，但是，读者从蒂博·格杰利（Tibor Gergeley）为小说所做的插图可以看到，小火车脱离轨道是多么欢快，其用意不言而喻。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冷战期间美国推行的“国防教育法案”，强调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思想。实施这一法案需要孩子们阅读相关的历史社会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课外书籍，而此类课外读物均为左翼作家所编写，并且与他们迫切想为儿童揭露世界本质的冲动不谋而合。虽然左翼作家不能如往日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其激进思想，但他们自觉肩负起教育儿童的责任，要在有生之年把世界的真理告诉孩子们，教育儿童应该为提高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挑战不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最重要的是，左翼作家想让孩子们明白这个世界是不完善的，应该公开加以批评和改革。阅读此类书籍长大的儿童大都反对冷战，向往社会正义。就此意义上看，左翼作家在20世纪后半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了改变文化生产的方式和文化本身。就像托尼的神奇之门一样，儿童文学也由不受重视而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他们也有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总之，左翼作家因势利导，在政治局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拓展生存空间，继续表述自己的思想。

美国图书馆在儿童文学作品的发行与流通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让困境中的左翼作家多了一层保护。193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颁发条例，提倡保护知识自由，并把它作为图书馆工作的主要信条。同年，左翼图书馆工作者组建了“进步图书馆员理事会”（Progressive Librarians Council），在图书馆领域开展反对种族歧视活动。查勒米·罗林斯（Charlamae Rollins）是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黑人馆员，她在1932年至1963年间负责管理儿童图书。1941年，她撰文批评出版界忽视黑人儿童读物。在学校教师的鼓励下，她开始编写《我们构建在一起》（We Build Together），这是最早的黑人儿童书籍之一。尽管“进步图书馆员理事会”在麦卡锡时代没有存在下去，但是，60年代新组建的“社会责任圆桌会议”（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oundtable），其参与者多为从前的那些成员。

1954年，著名左翼作家拉苏尔应邀到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Milwaukee Public Library），向孩子们介绍她的新书《河路：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River Road：A Story of Abraham Lincoln）。拉苏尔的《河路：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把林肯乘船到新奥尔良之行书写为改变他的人生之行。林肯在沿途看到了拍卖台上赤裸的奴隶、被拆散的家庭、一贫如洗的穷人，而他们身后却是奢华的庄园。不同于以往的林肯传记，拉苏尔从始至终都在讲述青年林肯与蓄奴制、财富诱惑的角逐，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同年11月28日，当地的报纸《密尔沃基哨兵》（The Milwaukee Sentinel）刊登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新林肯书籍有浅粉色书页”（New Lincoln Book Has Pink－Tinged Pages）。该报记者报道，拉苏尔随后还在《工人》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的出版社——国际出版社30周年致敬，批评图书馆方面允许拉苏尔的书进入，认为这将毒害青少年。密尔沃基公共图书馆不予理睬。与此同时，出版界也受到来自右翼的压力，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没有重印《河路：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但是，它继续出版拉苏尔的其他儿童文学作品。麦卡锡主义时期，盘桓在人们心头的焦虑、恐惧和担忧，驱使美国儿童文学蕴涵了与之相对立的进步情感。虽然这些激进情感无法公开表露，但这些进步的思想潜流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从未中断过，它直接影响与伴随着那代儿童的成长。

图书馆领域一贯坚持知识自由，即便是那些失去教职的作家的书籍仍赫然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阿德勒、萨拉·里德曼（Sarah Riedman）、海曼·鲁什利斯（Hyman Ruchlis）、梅·埃德尔（May Edel）、怀勒等人都在麦卡锡时期失去教职，教室不再对他们开放，但是，孩子们还能读到他们的书。195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多次发布条例，要求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维护知识自由，拒绝给文学贴上“颠覆”的标签，谴责审查海外图书，坚持“自由的图书馆是奴役思想的敌人”。

冷战期间，尽管海伦·凯（Helen Kay）和埃尔廷处境不妙，却得到出版编辑的帮助，使她们的作品能够顺利出版。哈伯出版社（Harper）的厄休拉·诺兹特洛姆（Ursula Nordstrom）和戴约翰（John Day）出版社的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就明确告诉作者，编辑只关心他们的作品，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背景。兰登出版社的编辑南西·拉里克（Nancy Larrick）冒着风险出版安妮·怀特（Anne T.White）的书，此时怀特的丈夫正身陷囹圄。普里西拉·希斯（Priscilla Hiss）因为丈夫阿尔杰·希斯失去了教职，她一直以编辑《金色丛书》（Golden Books）维生。

人们不禁要问，麦卡锡主义究竟如何干扰儿童文学及其生产与流通？而该领域中的进步人士又在多大程度进行抵抗？这些都是美国左翼文学研究中的极有意义的课题，值得人们深思。

冷战时期，左翼作家不得已转入儿童文学创作，由于儿童图书市场的潜力大，长期不受重视，为左翼作家预留了发展空间。另外，三四十年代美共在出版、传媒、影视等行业积淀的力量比较厚实，让左翼作家在战后继续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不仅可以存活下去，而且可以继续抒发其左翼思想，甚至孕育下一场激进运动。尽管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但是，他们并未放弃早期的政治信念，坚信拯救世界先从儿童开始。这样一来，儿童文学中不自觉地隐含了丰富的左翼文化思想——突出被忽视的人民群体的力量——美国黑人、妇女和劳动阶级，提倡科学技术为人类的美好生活与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发展。显然，此类书籍挑战了那些劝诫孩子服从当局、接受现实、拥抱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不由得让人联想到60年代的青年反叛。这些青年人成长于看似平静的四五十年代，他们所阅读的课外读物多出自那些秉承30年代的民主思想的旧左翼作家之手，其潜移默化作用自不待言。60年代的激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想象”，也切合了旧左翼的教育思想，两代人之间的共鸣与回应是不言而喻的。某种意义上看，新左翼运动正是冷战期间一股股潜在的抵抗之流会聚而成的激进洪流。左翼儿童文学在新旧左翼之间起着重要的思想文化传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