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纽约文人集群与新左翼运动

“纽约文人集群”从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无论其后来的发展演变如何，它本身便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产物，与生俱来带有深刻的左翼思想的烙印。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该群体对新左翼运动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旧左翼在文艺思想上的撞碰、分化、合流。具体说，“纽约文人集群”与新左翼运动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从外部看，表现在该群体对整个新左翼运动的理性认识、对峙与交锋；二、从群体内部看，表现为代表激进主义的新生代与老一辈之间的批评传承与自觉分歧。有时这两个方面又相互交织、相互涵纳，使其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考察“纽约文人集群”与新左翼运动的外部关系，我们有必要上溯到该群体的批评活动的源头，分析其价值取向，寻找症结点。30年代在“纽约文人集群”崛起之初，他们表面上容忍工人运动和大众文化，很快其精英文化诉求就展露无遗。从价值取向上看，他们倾向于自由民主，为了排除社会主义或直接的大众民主的干扰，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崇现代主义，主张文化的发展应当由精英引领。这样一来，他们的文学诉求与整个左翼文化运动暗含某种断裂。战后，他们的精英文化旨趣压倒往日的政治选择，开始抨击大众文化。这种政治与文学观念上的矛盾，表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从始至终都是拒斥民主主义的。因此，他们在50年代转向杰弗逊式的精英文化诉求，是其早期思想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后，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愈来愈激烈。

这样的价值取向必然促成“纽约文人集群”抵制对他们的理性批评构成挑战的任何文学。50年代，他们对正在兴起中的“垮掉的一代”大加挞伐，指责垮掉文学是浪漫的“媚俗劣作”，具有反智性的危害性。在他们看来，垮掉分子太年轻、不谙世事，会降低艺术水准。古德曼虽然没有像其他纽约文人那样否定“垮掉的一代”，但也认为垮掉文学的语言、句法贫乏无力，必然会降低或破坏文明与知识的标准。1957年，卡津撰文批评克如亚克的小说《在路上》迷恋暴力。卡津非常担忧“垮掉的一代”的反体制的破坏性，他认为垮掉分子对自己所反对的原则没有正确的认识，只会对困扰他们的社会作出混乱的反应，必然陷入中产阶级反叛的泥淖。豪坚信“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激进主义正是他们自己所反对的中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当时的激进青年崇尚浪漫、直觉、非理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反对文化本身；而纽约文人则是理性的知识分子，坚持实用主义原则，主张严肃地对待政治与激进主义。这样一来，二者大有水火难容之势。

1958年，年仅28岁的波德霍莱茨发表题为《一无所知的波希民》（The Know－Nothing Bohemians）的犀利文章，对克如亚克的《在路上》展开评论。波德霍莱茨指出，早期的波希民酷爱郊区生活，而新波希民则敌视文明，崇尚原始主义，充分体现在“垮掉的一代”对爵士音乐的推崇中。他们在诗行中刻意模仿爵士乐的节奏，推崇它所蕴涵的原始生命力。克如亚克对边缘群体——黑人、墨西哥裔、妓女、流浪汉的迷恋，对男女乱交赋予重要的形而上意义，不过是其原始崇拜的具体表征。波德霍莱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克如亚克的原始主义必然走向反智性。

然而，无论“纽约文人集群”如何厌恶“垮掉的一代”，青年人还是通过大众传媒，掀起一股反文化狂潮。于是，纽约文人就有了两大劲敌——大众文化和“垮掉的一代”。“纽约文人集群”与“垮掉的一代”的分歧预示着稍后他们对新左翼运动的敌视。

新老两代“纽约文人集群”的碰撞与互动，从内部反映出纽约文人与新左翼运动的关系，它肇始于60年代。1963年是美国文化史上重要的年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出现了以先锋表演为中心的文艺现象，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并迅速向社会蔓延。格林威治村中的先锋艺术家们从欧洲汲取激进的思想资源，他们以“外外百老汇”实验剧、事件剧、并置艺术、嚎叫派诗歌、视觉艺术等冲击了美国文化。正如萨利·贝恩斯（Sally Banes）在《1963年格林威治村》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963年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另一种历史与政治也在创造中……因为不仅有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塑造着战后的美国文化，而且重要的是，个人团体也为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建立了模式——他们借助于弥合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工作与娱乐、艺术与日常经验的界限，逐渐松动了社会与文化的结构。”[1]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先锋文艺的会聚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也呼唤着新生代纽约文人的出现。

此时期，以桑塔格为代表的新生代纽约文人脱颖而出，他们在文学的本质和对大众文化的认识等方面，提出与老一辈纽约文人截然相反的文艺主张。桑塔格1933年出生在纽约，父母双方都是犹太裔。她自幼喜爱文学，16岁升入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学习。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校长要把芝加哥大学打造成伟大思想家温暖的家，让学生徜徉在自由文化氛围中，这种办学理念吸引了包括桑塔格在内的众多莘莘学子。1954年，桑塔格赴哈佛攻读英文与哲学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57年，通过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推荐，桑塔格赴欧洲深造。这期间她完全沉浸在法国文化和法国先锋电影的研究当中。

1964年桑塔格以《“坎普”手记》（Notes on“Camp”）一炮打响，替代长期由麦卡锡主持的《党派评论》的戏剧栏目，表面上的更替实则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传承关系：首先，它表现为新老两代纽约文人之间的批评更迭。以桑塔格为代表的新生代纽约文人，感到特里林等人的文化批评已经庸俗化了，远远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而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等人拒绝在感觉与思想方面采取中间道路，同格林伯格与麦克唐纳坚持把先锋与大众截然分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桑塔格认为有必要提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批评理论。她凭借深谙欧洲先锋文艺，以及对法国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文艺思想的深刻理解，敏锐地把握了60年代的美国文化的时代脉搏，成为新左翼文学批评的代言人。

桑塔格的《“坎普”手记》表明了同老一辈纽约文人对大众文化迥然不同的态度。她指出，并非所有的大众文化或“媚俗劣作”都是糟糕的，有些则寄寓严肃的思想，它们应该受到重视。桑塔格不自觉地吸收纽约文人关于高雅艺术的精英意识，“坎普”对她而言，显得有些混乱，因为她并不清楚“坎普”应该是什么样子。值得肯定的是，桑塔格把现代性的精英意识带入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思路，破除了以特里林为首的老一代“纽约文人集群”的政治激进与文化保守的被动局面，把波普艺术、同性恋文化等不能见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和行为堂而皇之地引入文化生活领域，从纵深处瓦解资本主义等级秩序所依赖的基础。

在对文艺本质的看法方面，桑塔格在《反对释义》中集中表达了与老一辈纽约文人截然相反的文艺观点。她认为文艺的本质在于形式，呼吁形式高于内容，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结构主义同声相应。以桑塔格和拉希为代表的新生代纽约文人，在文学、哲学和历史三个领域都受到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和语言激进主义的冲击，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式的对内容的贬损态度。他们质疑全部既定的文化权威，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对自由思想和行动的压制，历史成了人们挑战自由和责任的重轭，致使他们对文艺本质的看法同老一代大相径庭。

其次，这也是新旧左翼文学的更迭与递进。麦卡锡与桑塔格分别代表着新旧左翼两场激进文化运动，当新左翼运动兴起之后，麦卡锡积极与激进青年进行对话、沟通。尽管她并不完全赞同青年人的反文化观点，也未必欣赏后现代主义文艺，但她并没有全盘否定青年人的看法。麦卡锡感到两代人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与碰撞中潜含着文化的转换与传递，因为他们具有心灵的相似性。可以看到，虽然激进青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而旧左翼文学所蓄积的力量又迫使他们难以与之割舍联系。

有目共睹的是，桑塔格的文学路径与麦卡锡极其相似，甚至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显然，前者的文学创作经验深刻地启发与影响了后者。她们都是在批评与创作两个维度中开展文学著述活动，并体现出跨学科的对话特征，这也是“纽约文人集群”所推崇的“通才”，即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特征。不仅如此，两人还具有极其相似的性格特征——据理力争、擅于雄辩，其内心的激情都源自于理想主义，即一种乌托邦的冲动与追求。这种性格在男人算不了什么，而在女性批评者身上就尤其刺目。[2]桑塔格在1989年接受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采访时，深情回忆自己在20年前邂逅麦卡锡的情景，并坦然承认她有意模仿麦卡锡。这两位杰出的文学女性在3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文学激进主义的发展中成就斐然，试想如果没有这两场激进的文化运动，她们都将黯然失色，正是时代成就与拣选了她们。因此，二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旧左翼文学的更新与嬗变。

众多的研究者认为桑塔格受欧洲文化思想的影响强于“纽约文人集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党派评论》周围的那些中坚人物在青年桑塔格成长过程中的批评示范作用。这些批评大师为桑塔格提供了“一代独立的通才”批评家的典范。哈德威克说，桑塔格的自由与独立的智性是与纽约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纽约这个“家”之外，再也找不到更适合她的了。[3]这句评语极好地概括了桑塔格的纽约文人属性。所不同的是，老一辈纽约文人都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参与公共文化政治讨论的，最终他们又转入学术领域，而桑塔格却反其道而行之，自觉选择远离学院，以保持其自由独立的批评身份。在学术日益专业化的后工业社会中，桑塔格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行动近乎一种神话。显然，桑塔格在继承早期“纽约文人集群”的公共人文关怀和思想独立的批评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化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二者之间的传承与更迭关系十分明显。

总之，新生代在这场文化大反叛运动中，迅速突破老一辈“纽约文人集群”所划定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樊篱，加速了精英与大众、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与合流。他们意识到后现代文艺必须以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出现，这就需要艺术家们投身于波普文化，把“垮掉的一代”的反叛精神推向极致。这预示着现代主义文艺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文艺的粉墨登场。

波德霍莱茨是新生代纽约文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批评思想忽左忽右、变化不定，但也反映了该群中新老两代人之间的独特互补关系：既有自觉扬弃，又有肯定的亲和性。波德霍莱茨1930年1月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他比霍克小27岁，比豪小10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波德霍莱茨阅读了赖特编辑的文集《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1949），并接受“纽约文人集群”的反斯大林主义观点。他又陆续读到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钱伯斯的《见证》（Witness，1952），心灵受到震撼。杜皮曾是1937年《党派评论》复刊后的六位编委之一，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波德霍莱茨选了特里林和杜皮的课程，二位教授是他心目中的榜样。他决定放弃诗歌创作，转向文学批评，于是加入特里林的学术圈子。如果想做诗人的话，他可以参加金斯堡、克如亚克的圈子。从哥伦比亚大学肄业后，波德霍莱茨获得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深造。

1960年波德霍莱茨出任《评论》的总编辑。当他控制杂志后，态度逐渐左转。最明显的标志是他经常援引古德曼的《荒唐的成长》，反对美国的对越政策。在新左翼运动发展之初，他持同情态度，在《评论》上转载新左翼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的文章，并刊发《休伦港宣言》，号召青年人参与社会决策，决定自己生活的质量与方向。激进青年倡导过激的反文化，强烈地冲击了波德霍莱茨，所以，他很快调整方向。他反对桑塔格、菲德勒等人倡导的感觉革命，认为感觉革命必然反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波德霍莱茨对运动的“过激”行为的指责，使他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他支持尼克松从越南撤军的主张，但又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战败；他反对美国对越政策，但又赞同尼克松对反文化的批评。波德霍莱茨的批评主张颇为复杂，在“纽约文人集群”中显得非常独特。也正是这种独特才真实地反映了二代纽约文人之间的思想传承性，更是新旧左翼之间的思想碰撞与交融的真实展现。

面对反文化思潮的全面兴起，波德霍莱茨在1967年出版《有意为之》（Making It）一书，对反文化现象进行全面剖析。这也是第一部探寻“纽约文人集群”缘起和思想演变的学术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诸如，倘若波希民式的反文化占据了主导，那么，持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批评家将如何走向成功？如果美国屈居于苏联之下，那又如何充引领国际知识分子呢？如果公众批评美国的民主政治，又怎么能感觉到美国实施它的意义？他清楚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讨伐“反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波德霍莱茨把“纽约文人集群”中的知识女性也纳入研究的视野。他笔下的麦卡锡、斯莱辛格、阿伦特、戴安娜·特里林、哈德威克、克拉克、赫尔曼和桑塔格等人都各具风采。他称这些人为“鬼女人”（Dark Lady），他说这些神秘可怕的女人，以其出众的才华学识、勇气胆略调弄了整整一代男性知识分子。他认为，每个时代都可以挑出一个这样的“鬼女人”，他自己这个时代是桑塔格，他的父辈那代则是麦卡锡。

1970年6月，波德霍莱茨在《评论》上开辟专栏，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他批评《纽约书评》周围的那些犹太知识分子过于关心自己的激进主义和对美国的质疑，谴责反文化运动，并解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立场。过去波德霍莱茨曾积极参加新左翼运动，目的是激活知识分子的处于休眠状态的批评精神。然而，当他看到激进青年敌视思想自由，把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化简为政治时，便对新左翼运动失去热情。70年代中期，波德霍莱茨和坚守者一同走向新保守主义。他们认为远离政治权力，坚守人类经验的自由最为重要，为此他们大力倡导“去激进化”。(www.xing528.com)

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h）是另一位影响较大的新生代纽约文人。他从历史学角度展开批评，既批评新左翼，也抨击旧左翼，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另外一条独立的路径。拉希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研究生，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根深蒂固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系统教育。六七十年代，拉希又受到菲利浦·瑞夫（Philip Rieff）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热衷于“治疗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反对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变化。拉希崇尚民间文化，对亲缘、社团、神话、家族以及前工业传统感兴趣，并以此逃避现代化。七八十年代，拉希出任《党派评论》的顾问编辑，他的反现代主义同老一辈纽约文人的亲现代主义发生冲突。拉希认为，前辈对大众文化的偏见有致命的缺陷，因为他们并不理解大众文化，其看法倚赖于阶级结构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而且，他们错误地以精英文化对抗大众文化，并未看到美国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已经成功地抵制了现代化和大众化。拉希指出，民间文化犹如一块金子，完全可以使美国文化摆脱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和大众文化的重轭。

虽然拉希同老一辈“纽约文人集群”在大众文化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但在80年代他感到有必要重新审视大众文化，因为大众市场限制了顾客的选择范围，竞争性生产已经毫无特色。拉希在同大众文化的支持者——霍克和里斯曼的争论中，发现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人们探讨大众文化时，令人熟识的大都市影响——对金融权力的强化、产品的标准化、抑制手工艺等，全都消失在民粹主义的聒噪中。此后，拉希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对大众文化采取更加辩证的看法。

老一辈纽约文人对新左翼运动的态度也因人而异、不尽相同。在新左翼运动之初，豪和科泽这些持异议者与激进青年的联系较为密切，因为美国校园几十年来从未有过重大的学生运动，他们感到很新鲜。1962年春，豪主持《异议》编辑部专门召开“青年激进”研讨会，并组织“学生民主同盟”参观编辑部。保罗·波特（Paul Potter）、保罗·布思（Paul Booth）、海登在参观《异议》编辑部时，毫不掩饰对卡斯特罗超凡魅力的膜拜之情，这令豪愤慨。他甚至在1982年出版的《希望的边缘》（A Margin of Hope）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可见其印象之深刻。很快，科泽等人就担心纽约文人的批评传统无法传承，青年人不再关心民主和文化批评，只关注浪漫的第三世界革命。他们指责新左翼运动过于本能化，同他们对“垮掉的一代”的批评如出一辙。

豪又在《纽约文人》（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1968）一文中批评青年人的反文化，他指出新左翼运动不过是一种政治文化品格——“新感受”，其矛头是指向纽约文人的。在豪看来，新左翼运动所倡导的革命不过是感觉上的革命。虽然“新感受”与新左翼政治相联系，但它已经越出政治范畴，在知识领域里播撒了反智性的污渍。[4]60年代初，豪尚能比较谨慎地支持新左翼运动，稍后其批评多于肯定。在《左翼的独裁》（Authoritarians of the Left）一文中，豪指出，有的左翼看似支持社会主义，实则是一群独裁分子。豪从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方面透视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左翼运动，他认为正式的民主革命时代尚未到来，就此抹杀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革命成就。这样一来，当新左翼支持为大多数穷人带来显著社会效益的古巴革命，支持越南人民自行决定国家的未来时，豪的批评就失去了客观性。豪放逐了古巴革命和“越南解放阵线”：前者因其革命的非民主性；后者带有斯大林主义特征，致使他丧失与新左翼的对话空间。60年代末，豪发表《新的“对抗政治”是一种危险的游戏》（The New“Confrontation Politics”Is a Dangerous Game）和《政治恐怖主义：左翼的歇斯底里》（Political Terrorism： Hysteria on the Left）等文章，批评新左翼迷恋个人反叛，美化第三世界领导人，过高地估计美国的革命前景，必将成为自己策略的受害者。虽然豪早已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沿用无产阶级话语批评青年学生的中产阶级背景，指责他们没有遵循列宁主义。豪的文章内容空洞，就像父亲教训儿子。

在越战问题上，豪的观点却是极右的。豪对女权主义运动的看法也显得陈旧，他声称自己的劳动阶级的母亲并不比无产阶级的父亲承受更大的压力。1976年，豪出版《我们父辈们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一书，竭力在自由主义范畴中抵制新保守主义，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此时，他对女权主义的微词逐渐消失了，也能较平和地对待激进青年，并开始批评以色列。80年代以降，豪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对历史的书写特别逼真、坦率，比其他纽约文人都显得真诚。在豪的批评生涯中，由于各种原因冲淡了他的社会主义诉求，但无人能像他那样把社会主义思想化入自由主义的学术话语中。战后，他依然饶有趣味地畅谈不再时髦的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之类的话题，他最大的失误是以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替代了反对资本主义秩序。80年代，虽然豪不再标榜“社会主义”或“激进”，但依然持守民主左翼的立场。

贝尔是豪的老同学，20世纪50年代提出著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名噪一时。面对新左翼运动的兴起，贝尔担心引发社会动乱和暴力冲突，他告诫青年人勿将反文化当成世俗的宗教。贝尔批评青年人过度依赖欧陆的葛兰西、威廉斯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崇社会的一致性。贝尔的言论遭到青年人的反击，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不对称力量构成的，强势群体总是压迫弱势群体，这些不平等又不断被语言所强化。青年人质疑“意识形态终结论”，指责贝尔排斥理想主义。然而，贝尔仍坚持“理性变革”，反对政治乌托邦。自60年代起，贝尔处在思想精英与文化监护人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平民“解放”运动采取审慎态度，并不断进行自由主义的反思。在学运和反文化浪潮的冲击下，贝尔逐步形成自己深沉冷静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即在“意识形态终结论”、“后工业社会论”和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批判中构建起一个融政治、社会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理论体系。贝尔的保守意识与其说是一种立场迁移，不如说是深化与补充了他原有的多向批判和“有选择的反叛”立场。

在老一辈纽约文人中，只有费德勒对新左翼运动持赞赏态度。1965年他发表《新突变体》（The New Mutants）的文章，批评他的同辈们敌视文化的“新突变体”，并试图沟通新感受。费德勒不同于其他纽约文人之处，在于他为新感受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绝对反叛（反理性、反男子气、反白人，反对一切传统的人文精神）寻找充分的理由。他对新左翼运动持观望、走近和理解的态度。与梅勒对新感受的冲动热情不一样，费德勒的解释侧重于接受并理解新感受，而不是盲目地称赞。他的态度跟拉夫、斯坦利·海曼（Stanley E.Hyman）的拒斥不同，他比这些人更理解新感受。《新突变体》不仅表明费德勒对“垮掉的一代”和反文化青年的拥抱态度，而且也展现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观。

1968年4月，学生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运动使校园失控，这让纽约文人备感忧虑。他们感到来自激进青年的冲击甚于大众文化的威胁。这时他们极力维护大学的权威，主张消除民主政治中的非理性冲动，同时也希望美国能抑制苏联而统领世界。在学运期间，霍夫施塔特、特里林、贝尔、麦克唐纳等人强调以理性主义抑制行动主义，这是他们过去思想的延续。此时的许多纽约文人已经是各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努力捍卫自己的学术权威地位。在他们看来，这种权威仅仅代表着大学的自由与开放，并不承载特别的政治使命。实事求是地讲，纽约文人对新左翼青年的全盘否定，有失学术权威之风范，正如美国学者哈维·特里斯（Harvey M.Teres）所指出的，纽约文人对新左翼青年的批评缺乏包容、大度与理解，与他们所一贯倡导的心性自由不相符。[5]

此外，纽约文人对黑人文学的长期漠视也与新左翼运动构成强烈的冲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黑人文学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唯独纽约文人反应冷漠。直到50年代，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埃里森的文学成就触动了纽约文人，才迫使他们关注黑人文学。1952年，《党派评论》刊登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撰写的评论《看不见的人》的文章；《评论》在60年代才开始讨论种族问题，特别是黑人与犹太人的关系问题。这让人想到《党派评论》在1934年的创刊声明中曾明确表示反对种族压迫，但在1937年的复刊发刊词上就缺了这一条。某种意义上暗示了纽约人文对种族问题的冷漠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格林伯格与麦克唐纳公开表示支持黑人民权运动。麦克唐纳曾在自己的《政治》的创刊号上撰文写道：“美国黑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白人工人可能梦想升迁到中产阶级的位置，而黑人则是一个穿了制服的工人，打个比喻，穿了一套他脱不掉的制服，即他的肤色。”[6]他认为压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如果被激怒，整个社会将为之震动。麦克唐纳已经认识到在美国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想谋求社会改革就必然会触及种族问题。然而，大部分纽约文人内心深处惧怕大的社会变革，不愿触及种族问题。战后，纽约文人以成功的知识分子自居，在种族与阶级等问题上更多的是认同美国的主导价值观，所以，他们在巴以冲突、南非的种族隔离等问题上与黑人发生激烈冲突。可以说，从30年代到60年代黑人文学始终是《党派评论》的一个盲区。

新生代纽约文人崛起之后，才改变上述被动局面。60年代，波德霍莱茨在《我的黑人问题——及我们的问题》（My Negro Problem and Ours，1963）一文中坦承黑人问题让他困惑不已。1967年，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上撰文指出：“我认为美国白人没有担负起给予美国黑人平等的权利。只有一少部分慷慨大度，受过良好教育且家境富裕的美国白人致力于此，而他们中鲜有与黑人有过长期的社会接触。”[7]她甚至说“白人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痼疾”，这是当时对美国种族主义最激烈的抨击言论，也常常为研究者所引用。桑塔格立足于新左翼立场，对美国的清教白人文化道德观念进行全面否定，从而映衬出老一辈纽约文人的保守性。

“纽约文人集群”与激进青年的矛盾还集中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方面。60年代的激进青年受到葛兰西和威廉斯的理论影响，强调文化变革社会的作用，即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经济斗争，忽略文化斗争形成鲜明对比。威廉斯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是智性和艺术活动的成果与实践，远非审美发展所能囊括的，需要研究文化生产与消费，包括主流与边缘群体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然而，“纽约文人集群”并不认同威廉斯的观点，他们反对把文化界定为生活的全部构成，更不愿意承认美国文化中的大众属性。因此，当激进青年推崇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时，他们感到自由价值体系受到威胁。他们坚持认为，反文化是大众文化自我放纵的产物。可见，60年代纽约文人与新左翼运动的冲突正是他们“沃尔多夫会议”传统的延续。此时，与青年人的对抗替代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敌视，他们感到难以保持原有的知识霸权地位。

可以看出，纽约文人是在受到新左翼运动的冲击时开始消退的，他们同激进青年的矛盾使他们再次处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最终他们选择知识分子身份而非政治。他们对激进青年的反智性、反文化的批评，与昔日对旧左翼文化运动中存在的机械唯物论的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新左翼运动加速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的发展，这也是运动的突出贡献之一。当时激进青年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希克斯、高尔德都是庸俗而简单的批评家，“纽约文人集群”不过是一群精英分子。因此，他们在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从极富创造性的文化实践——无产阶级和反种族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中引向学术领域，视自己的批评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术界普遍认为1971年詹姆逊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的出现。詹姆逊本人成长于新左翼运动中，他的听众与读者都是大学校园里的精英而非社会大众和劳工，大学取代了劳动阶级，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学术旨趣。由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广泛弥漫于美国学术界，对新生代产生影响，为青年人提供一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态度。毫无疑问，前期纽约文人对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的创建，为激进青年在新左翼运动中催生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缺失了前者，后者也是难以出现的。

七八十年代随着老一辈成员的相继辞世（拉夫死于1973年，特里林死于1975年，罗森堡死于1978年，麦克唐纳死于1982年，霍克和麦卡锡死于1989年），纽约文人开始震惊并思索身后之事，对大众文化的声讨消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中。许多纽约文人在回忆录中都记载了他们如何从犹太人聚居区（布鲁克林区）走向普适性的现代主义。诸如，菲利浦斯的《党派观察》（A Partisan View，1983），卡津的《30年代初露端倪》和《纽约犹太人》（New York Jew，1978）、豪的《希望的边缘》（Margin of Hope，1969）、霍克的《不合拍》（Out of Step，1987）、莱昂纳尔·埃布尔（Lionel Abel）的《知识的愚蠢》（The Intellectual Follies，1984）等回忆录，都印证了波德霍莱茨的那句话——“从布鲁克林走向曼哈顿的旅程是世界上最漫长的旅程之一”。[8]

实事求是地讲，在30年代的官方左翼机械决定论嚣尘之际，纽约文人坚持以《党派评论》为理论阵地，对教条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并建构起初具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这样才不至于盲目跟随苏俄到丧失自我的境地。在这种意义上看，他们是官方左翼弊端的最早的批判者和抗衡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批评的痕迹在今日的美国学术界依然随处可见，甚至当下一些较为保守的学者，诸如，罗塞尔·雅格比、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迪克斯坦、迪金斯，在批评“学院左翼”缺乏自我批评之时，他们的思想路径依然沿用纽约文人的传统。就此看来，纽约文人留下的批评遗产既不激进也非保守，而是一份思想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遗产，其弥足珍贵性也体现于此。

综上所述，“纽约文人集群”与新左翼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他们是过去的激进分子，当看到自己的堡垒遭到新激进主义攻击时，感到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新生代纽约文人在新左翼运动中大显身手，与老一辈的自由观相冲突。由于老一辈纽约文人固守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新生代的反文化追求。他们坚持认为反文化是大众文化自我放纵的产物。然而，在矛盾冲突的背后，新老两代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都是激进文化运动的产物，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乌托邦诉求。这是一种矛盾冲突强于认同的关系，也是一种不断向前更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