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新左翼文学思潮的蓬勃发展

从1959年至1968年，美国的新左翼运动存在不过十年，但是，青年人所标举的反文化主张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激进青年试图以这样的“对手文化”彻底颠覆美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改变美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催生许多文学新秀，而且产生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也推动了亚太文学、女性文学的发展。这些都积淀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这场运动对于研究20世纪的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发展概况进行一番梳理与透视。

50年代末，一场富有生气的学生激进运动开始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酝酿。旧金山及海湾区不仅有着悠久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传统，而且富有劳工组织的战斗经验。战后，“帕西菲卡”（Pacifica）在该地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反战和平运动，奠定出伯克利的激进群众基础，为即将来临的学生运动准备了策源地。50年代后期，“垮掉”分子已经把北滩（North Beach）和“城市之光”书店发展为反正统文化的大本营。隔海相望，北滩正好处在旧金山与伯克利校园的交会处，这里学生密集、交通便利，很容易引发学生运动。1959年的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游行和1960年为卡里尔·切斯曼（Caryl Chessman）案件的静坐活动，让海湾区的学生在新左翼运动来临之前作了演练。[12]

1960年4月黑人青年学生成立“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致力于黑人民权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立表明，青年学生可以在脱离美国社会民主党和旧左翼的情况下，独立“闹革命”。虽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旨在为黑人的种族权利而奋斗，但客观上推动了新左翼运动的发展，成为运动发展初期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遍地开花的新左翼运动，在美国却与种族问题纠结在一起。

另外，学生的校园亚文化也为新左翼运动的爆发，在社会与心理两方面预先作了铺垫。50年代末，学生对校园生活深感失望，教室空旷人稀，教授难以接近——因为他们埋首自己的研究。这样，学生联谊会、校际间的运动会为学生交友提供了平台，成了他们温暖的家园。学生热衷于自己的“家园”活动，于是一种独立的亚文化开始在校园里蔓延。学生的亚文化倡导波希民生活方式，追求另类的穿着打扮——女孩子喜欢穿乡下衣服、宽裙子、脑后梳一根马尾辫；男孩子则穿军装或灯芯绒裤子，开始留胡子。他们喜欢乡村音乐、巴洛克音乐、印象画派和后印象画派、“垮掉”的诗歌和小说。由于志趣相投，学生的亚文化又跟校园外的嬉皮士文化暗通款曲，校园内外互通声息、连成一片。

“学生民主同盟”（SDS）在整个新左翼运动中发挥重要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该组织与旧左翼运动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1930年杰克·伦敦和厄·辛克莱组建“工业民主学生同盟”（the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其成员为左翼分子与工会会员。1935年，“工业民主学生同盟”与另外一个学生组织合并为“美国学生联合会”（the American Student Union）。1945年，“工业民主学生同盟”又恢复早期的名字。1959年，当校园的新激进主义崭露头角之时，“工业民主学生同盟”组建为“学生民主同盟”，其成员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党派的激进分子，他们追求个体最大限度的自由。1960年，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哈伯（Robert A.Haber）当选为“学生民主同盟”的主席，他激情澎湃地发动学生运动，汤姆·海登（Tom Hayden）成了他的支持者与协助者。他们把“学生民主同盟”界定为青年人的组织，致力于团结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学生与教师。

1962年6月11日，“学生民主同盟”在密歇根休伦港召开年会，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正式掀起美国的新左翼运动。这份宣言是由海登起草的，并由许多人加以润色，它承袭“垮掉的一代”的超验式话语，触及美国社会改革的根本问题。《休伦港宣言》的深刻用意在于把学生运动引入文化领域，并非简单地号召青年人起来造反。

《休伦港宣言》洋洋洒洒写了60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当时美国社会进行全方位分析，指出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缺乏政治活力，人们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精神空虚。政府—军队—工业联合体趁机勾结，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中枢，独揽美国内外政策大权。二是提出改革方案。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中的贫困、种族歧视等矛盾是美国的冷战理论所导致的。美国政府应该把军备扩张费用转用于国内问题，以便消除贫困，结束种族歧视。三是探讨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在“学生民主同盟”看来，政府—军事—工业联合体是既得利益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变革社会现状；那些纳入“美国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贪图安逸，对社会变革冷淡麻木；工人阶级则缺乏热忱，为统治者所收买。因此，只有青年学生才能担负起恢复美国社会青春活力的重任，他们是让自由民主重放光彩的中坚力量。

青年学生的反独裁，崇尚个人主义，秉承美国的杰弗逊传统与无政府主义传统。新左翼人士厌恶体制与官僚主义，竭力与官僚化的旧左翼相区别。青年学生回避直接导向革命的先锋政党，只想在自己的改革事业中扮演角色。显然，他们不想重蹈美共的覆辙，他们认为苏联正是由于忠于一个等级森严的政党才导向了斯大林极权。所以，学生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1963年，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中揭露美国的持续贫困。同年缪特、H.斯图特·休斯（H.Stuart Hughes）、莱纳斯·波林（Linus Pauling）、冈纳·迈达尔（Gunnar Myrdal）、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人合写的《三重革命》（The Triple Revolution），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三重革命——第三世界革命、黑人造反、自发革命，警告世人危险即将来临。同年理查德·弗拉克斯（Richard Flacks）在《美国与新时代》（America and the New Era）一文中指出，工业技术伴随着巨大的劳动压力，使失业率不断攀升，使美国穷人的境况更加恶化。

60年代初，“学生民主同盟”主要在校园开展活动，把大学作为新左翼运动的“大本营”。在青年人看来，大学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场所，他们有能力推动全国展开美国社会问题的探讨。“学生民主同盟”在1965年的全国大会中放弃了反共产主义的字眼，对所有左翼开放门户。时任“学生民主同盟”主席的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认为宗派主义才是美国左翼的暗礁，而新左翼的原则是忠于人民和自发的民主参与意识。

“学生民主同盟”的成员多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见者。他们从美国自由主义中分离出来，试图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之外寻找路径。这样的政治诉求使他们转向第三世界革命，中国显示出比苏联更大的吸引力。青年学生在60年代中期向往古巴革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和形形色色的第三世界革命。毛泽东、卡斯特罗、乔莫·肯牙塔（Jomo Kenyatta）、胡志民、切·格瓦拉、弗朗茨·范农（Frantz Fanon）纷纷成为青年人竞相膜拜的偶像。

米尔斯始终坚信学生、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可以引领变革运动。《休伦港宣言》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此时青年人开始关注陆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戈尔兹、瑟奇·马利特（Serge Mallet）、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等人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揭露战后中产阶级生活的窘况，也指出未来革命的主力军。美国新左翼学者格雷格·卡尔弗特（Greg Calvert）从研究欧洲历史切入，提出以“新工人阶级”变革现代工业社会结构的理论主张。卡尔弗特看到中产阶级并非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有产阶级，而是新的劳动阶级，他们在新的剥削体制中以“技术”谋生。这些人并不贫困，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很“兴旺”。但是，他们处在人类自由的潜在要求与现实受压迫的矛盾之中，使其具有了潜在的革命性。卡尔弗特的观点很快就被运用到“学生民主同盟”的实践之中，青年学生广泛开展了许多下基层的活动，如“激进教育项目”、“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等。

按照新左翼学者的看法，大学生受到阶级、规则和官僚体制的三重压迫，所以，学生有理由为社会正义而战斗。学生们愤怒地谴责大学的行政机构，指出：“当时，（大学）机器的运转变得非常可憎，令人感到恶心，你们不可能参与，甚至不可能默默地参与。因此，你们必须把自身置于齿轮上，置于轮子上，把握操纵杆，控制所有装置，你们必须使它停下来。你们必须向操纵机器的人，向拥有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是自由的，否则将完全阻止机器的运转。”[13]这样一来，校园就成了一个激进、异见的滋生地，随时可以点燃激进的烈火。除了校园内的反抗，自1962年起，“学生民主同盟”、“学生和平联合会”（the Student Peace Union）、“托洛茨基青年社会主义联盟”（the Trotskyite Young Socialist Alliance）和“红色中国东方进步劳动党”（the Red Chinese－Oriented Progressive Labor Party）还组织了反对美国入侵越南、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反对核试验，要求结束冷战等一系列活动。

海湾区的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比任何地方都充分，成为酝酿学生运动的最佳场所。1962年，“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the Berkeley Free Speech Movement）最先在海湾区的校园中出现，成为美国新左翼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参加“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的学生后来回忆道，这场自发运动最激动人心的是直接面对影响自己生活的事物，摆脱了那些纠缠你的事情，摆脱了你存在的根基，使你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的生活。“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以公开的群众性会议、吉他、歌曲、胡子、长发的形式挑战学校的行政机构。此时，一直被边缘化的学生在运动中彰显极富激情的政治文化个性，而正统的世界却显得毫无生气。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一直被视为学生的天堂，他们不仅可以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而且可以抨击社会的不公正、指点江山。然而，“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却让学生看到大学呆板的规则和傲慢的行政机构，打破了学生对大学的信任，使他们认识到大学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学生是被压迫者。

与此同时，东海岸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果说伯克利的“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自发性的运动，那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运是在“学生民主同盟”领导下，挑战大学行政机构的有组织的活动。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坐落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区，学校为了将来的发展，买下了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附近的一片旧建筑。这里紧邻哈莱姆区，居民混杂、情况复杂，拆迁工作困难重重。在学校与哈莱姆区之间有一块空地，属于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的领地，平时当地居民也很少到这里来。学校想在这里修建体育馆，引起哈莱姆黑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侵占。于是，修建体育馆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波。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防御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Defense A－nalysis）。该研究所与军事工业有联系，甚至与越战也有干系。1967年，学生要求校方任命一个委员，考察他们与研究机构的关系。体育馆事件和研究所事件引发冲突。学生占领洛图书馆（Low library）和汉弥尔顿楼。最后由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和行政机构三方进行协商，寻求解决方案。海登也特地赶来参加谈判。结果是，学校放弃修建体育馆的计划，并承诺与“防御分析研究所”不再联系。在这场冲突中，众多的学生与教师看到大学已经沦为权力机构的帮凶，其兴趣根本不在教育上。1968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体现了“学生民主同盟”和学生左翼的最高政治水平。据统计，1968年全美有3000多个校园发生抗议活动，矛头指向越战和大学改革，“学生民主同盟”经常活跃其中。到1968年秋，“学生民主同盟”有10万会员，500多个分支机构，还创办了名为《新左翼笔记》（New Left Notes）的刊物。(www.xing528.com)

1967年，新左翼运动越出校园向社会漫延，教师群体、专业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人员纷纷加入，妇女成员的人数急剧增长。当时美国民众被轰炸越南的惨状所激怒，全国各地不断掀起各种反战运动。同年10月，几百名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组成声势浩大的反战签名活动。菲利浦·贝里根（Philip Berrigan）、罗伯特·布朗（Robert M.Brown）、威廉·科芬（William S.Coffin）、金斯堡、伦斯、波林、奥格尔斯比、斯波克博士、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古德曼、麦克唐纳、桑塔格、马尔库塞都在《号召抵制非法当局》（A Call to Resist Illegitimate Authoring）上签名。

1968年3月成立于芝加哥的“新大学联合会”，把工作重心放在大学教师、研究生身上，其目的旨在改造大学的管理，探讨各个学科的发展前景。它成功地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把激进的青年教师、研究生推到许多学科领域的核心位置。1968年夏各种反战势力聚集在芝加哥，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就是著名的“芝加哥民主集会”（the Chicago Democratic Convention）。让·热奈特（Jean Genet）、巴勒斯、金斯堡、梅勒都参加过“芝加哥民主集会”。

此期间，许多激进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新左翼运动愈演愈烈。《壁垒》（Ramparts）、《村之声》（Village Voice）、《现实主义者》（The Realist）、《新左翼记录》（New Left Notes）、《保卫者》（The Guardian）、《洛杉矶自由报道》（The Los Angeles Free Press）、《老鼹鼠》（Old Mole）、《第二城市》（Second City）、《摇滚乐》（Rolling Stone）、《破衣烂衫》（Rays）、《大桌子》（Big Table）等刊物，大肆刊登新左翼人士的学术文章，对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旧左翼的刊物《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view）、《民族》、《解放》等，也经常刊登新左翼人士的文章。《专业激进通讯》（Radicals in the Professions News Letter）从1968年至1969年，事无巨细地报道各种新成立的激进组织与成员。

第三世界学生也成为校园里的一股激进力量。1969年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在旧金山发动学运；芝加哥的东方学生联合“学生民主同盟”与警察对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美国政治联盟”（the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接受“亚裔美国人”的提法。随后学生们组织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亚洲学生会”（Asian Student Union）、“亚裔美国学生协会”（Asian Ame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70年代末，在西海岸成立的“亚太学生会”（Asian Pacific Students Union）和“东海岸亚裔学生会”（the East Coast Asian Students Union），从佛罗里达扩展到缅因州。一方面学生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发表诗歌、戏剧、艺术作品，催生了亚太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左翼学者因势利导，在许多大学创建亚太研究课程、研究项目和系院设置，对亚太文学展开研究。在这样的氛围中，华裔作家相继涌现，如赵健秀（Frank Chin）、徐忠雄（Shawn H.Wong）、林永得（Wing Tek Lum）、费伊江（Fay Chiang）、汤姆·李（Thom Lee）、林小琴（Genny Lim），等等。

夏威夷是亚太美国人聚居处，此期间夏威夷的本土文学与亚太文学也登台亮相，有时二者抱合在一起。“竹桥出版社”（Bamboo Ridge Press）、“海藻与建筑”（Seaweeds and Constructions）都开始关注亚太文学，推出不少作家，如林洪业（Darrell Lum）、林永得、朱丽叶·科诺（Juliet Kono）、加里·佩克（Gary Paik）。他们的创作侧重反映岛上的亚太裔生活，凸显了夏威夷亚太文学的独特感觉与经验。菲裔诗人与作家也跻身文坛，如塞拉芬·西奎亚（Serafin Syquia）、洛·西奎亚（Lou Syquia）、阿尔·罗比斯（AL Robes）、弗吉尼亚·塞伦里欧（Virginia Cerrenio）、西恩·扎科（Cyn Zarco）、杰西卡·哈格多恩（Jessica Hage－dorn），等等。到70年代，不断增长的亚太作家开始在美国主流报刊上发表作品，如汤亭亭（Maxine H.Kingston）、谭恩美（Amy Tan）、黄哲伦（David H.Hwang）、大卫·木拉（David Mura）、卡西·达文波特（Cathy S.Davenport）、加勒特·杭格（Garrett Hongo）、哈格多恩、洛伊丝·哈曼纳卡（Lois A.Hamanaka）。不少作家开始获奖，逐渐引起美国文坛的瞩目。

新左翼运动的第二个成果是掀起美国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1967—1968年，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大规模出现。1963年，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风行一时，成为畅销书。她在书中指出，自19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偃旗息鼓，早期的女性飞行员、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在二战之后都很罕见。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取代了一切，许多妇女局限于家庭、丈夫和孩子。弗里登的书打动了中产阶级妇女的心弦，把战后刮起的妇女回家之风一扫而净，极大地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

自1968年始，美国新左翼运动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同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立刻调整越战策略，开始边谈边打，减少国内征兵。1971年，他又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外交举措改变了新左翼赖以生存的反战局势，因为新左翼运动的壮大与反战运动密切相关。随着越战的收缩降温，新左翼运动失去了动力源泉。

到1969年底新左翼运动已经溃不成军。从“学生民主同盟”中分离出来的“气象员”（Weatherman）虽然强调武力冲突，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尼克松政府对公众的恐惧与不满加以政治化疏导，对激进分子采取强硬态度。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国会议员，在麦卡锡时代曾经把美共领导人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送进监狱，即便在70年代，尼克松也毫不同情左翼。1970年春天，肯特州立大学再次发生骚乱，但这次仅限于校园内。新左翼青年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身后已经没有美国公众的响应。

如果说外在的政治压制只是学生运动消退的原因之一，那么，学生组织内部的纷争才是导致新左翼运动瓦解的主要原因。“学生民主同盟”越来越趋向列宁主义道路，忽略了社会公众的现实需要。如果“学生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更多地关心学生与公众的不满，争取黑豹党的支持，而不是攻击进步劳工，或许它还能够存活。事实上，新左翼运动溃散主要在于学生组织自身的宗派斗争。

此外，新左翼运动后期崇尚暴力也是其消沉的又一个原因。1968年以后的新左翼运动变得愈益激进和暴力化。从外部看，“学生民主同盟”的战友“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放弃非暴力主张，演变为以暴力为主的黑豹党。从内部看，新左翼领导人开始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从社会心态上看，越战本身的残忍和非理性使许多人逐渐失去应有的理智与耐心。从国际环境上看，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似乎也在向美国新左翼阵营昭示，暴力能够产生更加迅速的效果。上述诸因素的聚合把新左翼运动推上了暴力之路。

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关系的缓和是对新左翼运动的一次沉重打击。新左翼青年在整个60年代以一个或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偶像，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中国、古巴、北越、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第三世界国家都成为他们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国度。诚如吉特林所说：“美国左派为几代人把善良具体化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命运与世界上某个地方的某个抓住人类社会机遇的人联系在一起。”[14]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关系的缓解无疑击碎新左翼的政治梦想，感到中国的“背叛”是对第三世界潜在革命性的否定。

1969—1972年美国经济的衰退，也对新左翼运动构成巨大的威胁。在6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学生很好找工作，但到了70年代，专业技术人员求职异常艰难，学生们突然关心起自己的学业和分数，头发也弄短了。当革命的狂欢过后，昔日那些承载革命，蔑视消费社会，愿意生活在革命贫困之中的青年人相继返回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当中，开始寻找工作。

新左翼阵营的最后一次喘息是在1972年的支持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的总统选战中。麦高文虽然不是激进分子，但他郑重承诺结束越战，他身上散发着60年代末的激进情绪。他之所以能在迈阿密获得初选成功，也正是由于新左翼运动在该地区近十年的宣传和鼓动所积淀的群众基础。某种意义上看，麦高文是新左翼运动的产物，值得新左翼阵营支持。《壁垒》杂志号召激进人士不要拒绝麦高文。然而，新左翼阵营在麦高文的选战中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麦高文的败选标志着新左翼运动的终结。此后，“学生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伦尼·戴维斯（Rennie Davis）去了印度，回国后沉迷于邪教；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被捕，其他的新左翼首领也相继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一位新左翼首领在《华盛顿邮报》上说：“革命结束了，孩子！”到1972年新左翼运动全线消退。

新左翼运动最突出的贡献是迫使美国从越南撤军，让反战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深化，比如，继续发扬旧左翼的反贫穷、结束种族歧视、争取黑人权利与妇女解放的思想。正如吉特林所说，运动无所不在，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历史的幽灵迟早要实现。[15]正是这种精神向世人彰显出新旧左翼运动之间的深刻的关联性。新左翼运动对文学的贡献在于：一、它使马克思主义重新获得学术生命力，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二、运动为文学新秀的崭露头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一些体现新左翼精神的文学理论相继问世；三、运动加速了政治激进与美学激进的相互贯通，使后现代主义文学在美国获得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