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运动的起源

“新左翼”这一术语最早源自塞纳河畔，由《法国观察》（France－Observateur）的主编克劳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提出。1956年，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酝酿建立一个影响整个欧洲的左翼组织——“国际社会主义协会”，推行所谓“更加实际的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超越：一是既拒绝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与西欧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拉开距离。他们的想法与布尔代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为了区别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分子，布尔代用“新左翼”称呼他们。1960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发表《致新左翼的信》（The Letter to the New Left），批评旧左翼背离了自由与公正的理想，呼唤时代的新左翼。以后“新左翼”的名称不胫而走，被广泛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左翼运动在经过剧烈的分化与整合之后，终于在50年代末偃旗息鼓，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构成了巨大的外在压力；二是左翼运动面临自身的困境，无法切中肯綮地解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发展；三是中产阶级政治热情的消退使左翼丧失了群众基础。有鉴于此，米尔斯在《白领：美国中产阶级》（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1951）一书中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表示担忧。但是，就在60年代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出现相对稳定与繁荣之时，青年学生突然群起而造反，令人始料不及。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困惑地说：“60年代末对于预言家来说，是一个特别不顺的时期。在当时许多出乎意料的事件中，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最令人惊奇的，而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它大概也是最令人激动的。这场运动让所有的激进分子（包括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在内）都不敢相信的事是：在和平、繁荣以及政治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有可能发生革命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成功，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对于它是否曾有一丝成功的可能性还大有争议。”[1]霍布斯鲍姆的话生动地概括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困惑情绪。

同30年代的旧左翼激进分子相比，新左翼知识分子有如下“新”特征：一是其成员的构成和思想面貌迥然不同。前者以当时各国共产党的党员为主，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领导革命，或在流亡中伏案疾书，他们主要关心劳工集体的权利和经济斗争。后者更注重个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重新阐释世界，强调文化斗争，崇尚非理性主义，其中不少人是从共产党中分化出来的。二是在国内问题上，新左翼知识分子坚持底层民众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的公正，主张非暴力性质的社会斗争。三是在国际问题上，新左翼知识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倡导和平主义，反对军事竞赛，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主张建立非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总之，正是由于新左翼知识分子崇尚非理性的反叛，才使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日渐疏远，最终导致美国工人阶级转而支持较为保守的共和党。

新左翼运动的参与者主要为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1960年，美国激进青年学生成立了“民主同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到1968年它拥有十万会员和五百多个地区分支机构，显示出新左翼强大的阵容。当时美国青年教师也组成了“新大学联合会”（the New University Conference），由40岁的副教授路易·坎普（Louis Kampf）担任主席。在他的策动下，像《学院英文》（College English）和《文学政治性》（Politics of Literature）这样的激进刊物争相提出学术变革的主张。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如坎普主编的《文学中的政治：关于英语教学的异见》（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Dissenting Essays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1972）、理查德·欧曼（Richard Ohmann）的《美国的英语教学》（English in America，1976）、诺曼·鲁迪奇（Norman Rudich）编辑的《批评的武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传统》（Weapons of Criticism：Marxism in America and Literary Tradition，1976），等等。它们构成了新左翼著作体系，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当代。

新左翼知识分子在制度批判之余，积极寻求方法上的突破。他们厌恶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批判。他们所标榜和身体力行的政治已经不再是早期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革命，而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塑造激进的社会意识的文化革命。所以，新左翼运动的突出贡献体现在文化领域，他们更为关注人的自由和平等。此外，新左翼知识分子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使他们具有更加敏锐的道德感和更加细腻的美感，但他们并不仅仅想以一场道德运动或文艺运动来表达自己的要求，而是要把一切政治化。

泛政治化并不能否认新左翼运动的强烈道德与正义诉求。激进青年借此追求一种跨越种族、阶级和国家的“人”的平等权利，表达对个人自由的渴望。正是这样的道德诉求使他们成为反越战的主体力量。同时，新左翼知识分子也把反抗的矛头指向美国清教主义的既定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的普适主义正是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理想。尽管早期资产阶级允诺了这个理想，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完全兑现它。诸如技术的进步虽然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人的异化。虽然美国宪法赋予了每个美国公民以自由平等的权利，但现实中又把黑人、少数族裔、妇女的权利排除在外。此外，宪法虽然原则上承认每个美国人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但一般法律条文又排斥、贬损甚至惩罚同性恋、波希民、吸毒、性开放等非传统方式。总而言之，既定的统治或体制虽然打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号，其实只允许一种道德观、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清教主义的、白人男性的中产阶级的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并把它们视为一种压倒性的秩序力量。对于美国这个种族和文化庞杂，并因此带来不同生活方式的移民国家来说，以一种特定的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宗教观和生活方式，来压制其他种族和阶层，无疑与美国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宪制精神相背离。

从历史上看，美国资产阶级完成了政治革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经济革命（自由市场和工业革命），但是，这些革命还没有触及文化领域。故而，有人称新左翼运动为“第二次美国革命”。恰如青年人自己总结的那样：“资产阶级革命是司法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经济革命；我们的革命将是社会和文化革命，其目的是使人能够实现自我。”[2]这说明新左翼运动是一场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革命，其目的是实现宪政许诺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是为了颠覆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统治，代之以多元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60年代的造反大学生并不是要反对传统文化，而是反对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不使其成为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评判标准。

就此意义上看，新左翼运动是一场资本主义内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未完成的革命，即从政治经济领域向文化生活领域的延伸，其目标是使资本主义体制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文化）达到同质。唯有这样，才能解决贝尔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掣肘、逆向运转的问题，才能使三者在同一个轴线上运转。尽管新左翼以激进的姿态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发起进攻，但是，他们所持守的非理性主张使反叛本身具有了自我消解的隐患，在运动中逐渐丧失其“先锋”的根基是必然的。并且，他们所标举的反中心、反美学、反文化、反体系等激进主张具有极大的虚妄性，终将局限于学院高墙之内。显然，资本主义体制并没有在这场革命中受到打击，而是获得了文化特征，即通过瓦解传统文化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使之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从而拓展并强化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容忍空间。正如新左翼代表人物格拉夫所说：“激进美学用以界定革命英雄主义和解放的术语，使得激进美学和消费社会的许多因素一拍即合，因为摆脱传统的制约正是扩大消费的基本条件。”[3]70年代以后的文化发展状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反文化”以“后工业文化”之名，堂而皇之地进入既定体制。当初的激进分子纷纷放弃嬉皮士立场，回归到中产阶级传统之中，成为缺乏激情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雅皮士，坐在比他们父辈更考究、更舒适的办公室里。

到7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势出现逆转，保守主义回归，社会开始急剧向右转，新左翼的社会影响渐趋式微。新左翼知识分子不得不退守象牙之塔，感慨：“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和广大的群众，但我们还是失败了。”他们在晦涩高深的理论探讨中继续追问这些困惑他们的问题，在讲台与著述中抒发壮志未酬的遗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学、社会学等领域无不受到新左翼思想的冲击或改造，当今欧美众多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大都与当年的新左翼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般认为，新左翼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1956—1962年为第一时期，是新左翼产生时期。1956年苏军入侵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事件直接引发了新左翼政治运动。这两大事件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思想冲击，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产生双重幻灭，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开始勃兴。

1963—1969年是新左翼运动深入发展时期，即第二时期。欧美遥相呼应，连成一片。此一时期，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看到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消费主义膨胀、阶级意识淡化，要求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更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设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他们以《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为阵地，着力挖掘民族历史中的反抗传统，产生一批极有影响的著作：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8），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等。

1970—1979年为第三时期，他们以《新左派评论》和新左翼书局（New Left Books，Verso出版社的前身）为基地，大规模移译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通过强调阶级意识和文化构成的主体力量，他们超越经济决定论，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1971年，美国学者詹姆逊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一书，提倡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发，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标志着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的出现。

1980年至今为第四时期。经过前期政治风暴的冲击，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德语和拉丁语区域向英美地区扩散。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与威廉斯的《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Problem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1980）是该时期最有影响的著作，显示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英美的深入发展。1983年，美国的《社会人文科学》（Sciences and Humanities）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的专号，使马克思主义在英语区更加引人瞩目，剑桥和杜克等著名大学也相继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课程。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了英美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其研究人员超过万余人，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由左翼学者组成的最大、最重要的阵容。[4]1993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思想与社会中心”召开题为“全球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位置与命运”的学术研讨会。会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作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的演讲，号召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在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重建世界格局中，特别是经历了“9·11”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普遍失去了安全感，于是更加急切地叩问最基本的人权表现在哪里？哪里才是我们的生存空间？这些新问题都为当代左翼阵营开拓出巨大的话语空间。(www.xing528.com)

自1959年始，新左翼运动开始在美国出现。如果说30年代的旧左翼运动是由工人阶级领导，青年人参加的，那么，时下青年人首次为了改革社会，摆脱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主领导了一场激进运动。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社会主义经济等理论与社会现实脱节，他们便深挖青年马克思著作中蕴涵的人道主义思想，经过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瑟奇·马利特（Serge Mallet）、米尔斯、安德烈·戈尔兹（Andre Gorz）等人的深入阐发，再次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生命力。

确切地说，美国的新左翼运动在50年代中后期已初露端倪。当时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公众兜售和灌输它们的价值观念。这些集团最希望社会成员都变成“组织的人”，效忠公司、泯灭创新精神和个人责任感。上述美国耀眼的经济成就在60年代初褪去了光环。虽然国民收入远远高于1929年，但用于公共事务的开支却相当少，可以说是私人富足，公共贫乏；黑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均无法分享美国的富庶。贫富悬殊在50年代末逐渐凸显出来。此外，美国的霸权主义也遭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对；种族歧视虽然在50年代有所缓解，但依然是美国社会的痼疾。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青年人中间广泛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改革意识。他们对美国社会进行广泛的批评，揭露美国社会的虚假意识，极欲以猛烈的方式加以变革。罗伯特·希尔（Robert Scheer）是早期的新左翼青年，他认为苦恼青年人的是生活的质量与方式，以及无处不在的压抑。

当时古德曼为《解放》（Liberation）撰稿，陆续发表一些充满异见思想的文章。1959年，他在《评论》（Commentary）上发表《荒唐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切入，透彻分析战后美国社会的荒唐性。他明确指出美国社会的物质繁荣带来深刻的异化，特别是青年人的异化。美国在崇拜科学技术、陶醉于现代化高效率时，没有产生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相反，它恣意损伤人的尊严，竭力贬低人的价值，致使人们在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中无所适从、惘然若失。为了阻止人性的彻底泯灭，古德曼大声呼吁：“集聚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全体青年聚合在一起。”[5]美国无法为青年人提供有意义的生活，美国人没有理由如此自满。他的文章触动了知识青年的敏感神经，他后来把文章扩充为书。

历史学家威廉·威廉斯（William A.Williams）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威廉斯认为美国能够躲避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是因为其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资源，但现在这些逃避的应急口都被堵死了，非得进行一场社会改革不可。威廉斯认为，美国必须放弃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和对内的经济增长原则，把注意点转向人民。1957年，威廉斯在威斯康星大学讲授历史，他同左翼持异见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的观点影响了历史系的研究生。这些学生信奉他的合作的激进主义，并以此分析美国的现实问题。1959年，他的学生劳埃德·加德纳（Lloyd Gardner）、李·巴克森德尔（Lee Baxendall）、索尔·兰多（Saul Landau）、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成立“左翼研究”（Studies of the Left），逐渐发展为批评与评价美国历史和社会的论坛。古德曼和威廉斯也由此成为美国新左翼运动的精神导师。

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从心理学角度丰富了上述理论。他在《生死之争》（Life Against Death，1959）与《爱的躯体》（Love’s Body，1966）两书中，运用弗洛伊德的“性欲本能”和“死亡本能”，分析工业社会中人的心理状态。他的结论是，随着现代人的“性欲本能”日益受到压制，其“死亡本能”不断被强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布朗提出，既然人之痛苦乃自我压抑所致，人之解脱自然在于“性欲本能”的自由释放，回到性欲情结形成前的自由状态，即一种完全由本能驱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布朗还认为，要摆脱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束缚，恢复人的自然本色，“性欲本能”的满足是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实现这一要求，人才能进入狂欢的自我，使人性得到升华。他的这些思想为反正统文化宣扬性自由、性革命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米尔斯是新左翼运动的另一位导师。1948年，米尔斯出版《权力新人》（The New Men of Power），指责美国劳工领导背叛了工人阶级。1951年米尔斯出版《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严厉批评战后美国人的自鸣得意。1960年米尔斯在考察苏联东欧途中来到伦敦，与《新左翼评论》编辑部会晤。回国后他写了《致新左翼的信》，点燃起英美学生运动之火。他在信中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沾沾自喜的保守主义、疲惫的自由主义和幻灭的激进主义曾进行过对话，但对话的内容已遭玷污，潜在的争论早已缄默，因为自鸣得意的病态已经占据了主导，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平庸甚嚣尘上。米尔斯既批判保守主义，也指责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这些学者所假定的自由价值的社会科学其实是保守主义的、反革命的偏见，意识形态终结论暗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他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已被权力所收买，白领阶层也被社会的虚假现象所迷惑。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心满意足，而中下层阶级则看不到利益所在。有鉴于此，米尔斯认为激进变革的力量在于青年知识分子，有必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分析。

为什么只有青年人不满呢？他们受剥削吗？他们合法获取财富与权力的途径遭拒斥了吗？如果大多数人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感到相对满意，那么，青年人有何权利揭露这个社会的痛苦根源呢？他们又怎能破坏这个大部分人感到满足与舒适的社会呢？

米尔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马尔库塞用异化学说解决了他的困惑。马尔库塞重温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它不仅关注经济事实，而且描述人的异化、生命贬值和人性丧失。马尔库塞指出，青年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不是经济剥削而是异化，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这是资本主义反人道的本质所在。马尔库塞又借鉴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补充马克思的异化说。如果说社会需要一定的服从才能正常运转，那么，这种“压抑”或许是尚可容忍的，不足以使人产生异化。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压抑”，即严厉地拒绝人的本能，扭曲与摧毁了人自身，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所提供的物质让人发呆，被剥削的人们开始喜欢这座监狱，这种异化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涉及文化、美学和性欲。马尔库塞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由于异化是一种心理现象，所以，现代人需要进行“心理革命”，确信满足性欲本能是可能的；二是由于“过剩压抑”是人为的社会现象，因此，人们应当采取必要的社会变革行动。两者的结合，构成了马尔库塞为反正统文化所提供的内外结合，向主流文化挑战的基本理论框架。如果说布朗从心理学角度探索现代人的个性自由，古德曼从社会学视野寻找人性复归，那么，马尔库塞则试图将两者的观点结合起来。人们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备感痛苦而不知其原因，西方知识分子敌视资产阶级文化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从卢梭那里就开始出现了，现在新左翼又回到老话题上来。

青年学生从上述思想家的文章中感受到一种新的声音，而《左翼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的面世更令他们振奋。那时的青年学生普遍感到压抑与沮丧，渴望自由与变革，从而使新左翼运动呈现出理论先于实践的特征，其思想直接发端于50年代末的那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但是，美国新左翼运动的出现并非简单地释放不满情绪，单凭马尔库塞、米尔斯、古德曼等人的力量也无法呼唤出新左翼运动，是青年人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接受了这些异见思想，并把它们付诸实践，使运动得以产生。因此，新左翼运动是上述思想家的理论与社会现实相互撞击的结果。确切地说，是中产阶级青年人对自己社会产生新的认识所引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激进运动。故而，新左翼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青年性。

为什么60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学生被新左翼运动所吸引？因为只有中产阶级能够提出激进主义。罗纳德·阿伦森（Ronald Aronson）（马尔库塞的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他们这代人不仅生活在运转的资本主义的机器上，而且也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为着他们尚不了解的巨大利益。随着这架机器的运转，他们的能量被引向了“优越生活”——专业工作、结婚、度假，生一个优秀的孩子。他明白这种生活的本质充满着绝望、沉闷、冷酷，这是社会的需要，并不是他们的需要。阿伦森后来明白，要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意味着挑战非人性的美国社会。阿伦森的经历在50年代末的青年人中间很普遍，表明新左翼青年追求一种有意义、有目的性的生活，试图从精神层面上超越个人的辉煌与物质的舒适。与旧左翼不同的是，新左翼青年借鉴了嬉皮士的做法，在毒品、公社生活、性放纵中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