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美共带头的左翼妇女运动

在冷战气氛日益紧张的四五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式微，而美共领导的左翼妇女运动却成绩卓越。它一方面继承了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继续深化与拓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特别关注了黑人妇女的特殊命运，为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随着左翼妇女运动的不断发展，到30年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已经显得捉襟见肘。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列宁的《妇女与社会》，都认为性别对阶级而言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他们把妇女受压迫界定为经济现象，认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这些看法不断遭到左翼妇女运动实践的质疑。

1930年12月，美共黑人领导人本·埃米斯（Ben Amis）在《工人日报》上撰文，批评白人党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与行为。他的文章引起讨论，并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激进妇女从黑人党员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中受到启发，发起维护妇女利益的反对性别歧视运动。因为妇女与黑人在受压迫的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被白人男权社会视为二等公民，黑人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妇女则因为自己的性别。白人男权社会以人的生理特征判断优劣，这既非造物主之本意，也非人类道德之举措，所以，它必然是一种社会偏见。此时期，以玛丽·英曼（Mary Inman）为代表的左翼妇女，在开展反对白人沙文主义的同时，严厉抨击党内的大男子主义。

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大男子主义的盛行与美国的妇女方针有一定的联系。1922年共产国际催促美共成立妇女局，把妇女纳入社会劳动与政治活动之中，美共最低限度地执行了，却拒绝支持家庭中的革命。直到“人民阵线”时期，美共才真正认识到妇女的作用与力量。英曼等人抓住时机，沿用党的黑人方针，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深层原因。1940年，她出版《妇女的防御》（In Woman’s Defense）一书。同时期，“美国妇女大会”（the Congress of American Woman）和其他妇女组织也纷纷从不同角度探讨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文化原因，在种族与阶级的框架中讨论妇女问题，突破了仅从经济角度分析妇女问题的局限。人们普遍认识到妇女问题就是政治问题。1945年，威廉·福斯特（William Z.Foster）重组共产党，公开检讨党的妇女工作，并高度赞誉妇女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

英曼的《妇女的防御》集中体现了左翼妇女运动在40年代所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英曼1894年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泰勒县，后随家人迁往俄克拉荷马。1910年，年仅16岁的英曼加入社会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同年，她结识J.弗兰克·瑞安（J.Frank Ryan）。他是塔尔萨石油工人协会秘书，后来成为她的丈夫。英曼30年代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热衷妇女工作，并开始撰写《妇女的防御》。

英曼在《妇女的防御》中主要阐发了这样的思想：工厂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而家务劳动同样也是生产性质的，因为妇女从事家务、养育孩子也是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为社会生产未来的劳动者。家庭主妇不仅仅是在为丈夫和孩子劳作，也是为资本家劳动，社会通过她们丈夫的工资支付了她们的劳动。妇女不像恩格斯认为的那样是寄生的、依附丈夫而存在的，而是直接参与了社会生产过程，创造了利润。英曼认为普遍存在的贬低家务劳动和抚育孩子，无视此项工作本身的经济功能，这才是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即便实现了社会主义，家庭妇女也要像产业工人那样，为争取优厚的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奋斗。特别是要组织家庭主妇协会，以协会的方式改变人们对妇女的看法，教育妇女懂得自己受压迫的原因，让她们在社会改革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她说：“家庭主妇在家中的操劳必须给予赞誉，家庭中的工作对目前的机器生产方式是必不可少的……重新认识家庭主妇的重要性将会提高她们自己及社会中的评价。允许她们积极参加对社会有用的工作者的合适行列，壮大她们的队伍并向人们释放她们的政治能量。”[27]她坚信，家务劳动是妇女力量之源泉，家庭主妇如生产者一样，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英曼之前，尚未有人讨论家务劳动的生产性与经济性。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触及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对家务劳动作出经济分析。当然，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让妇女摆脱孤立的社会状态，投入社会化生产当中，这也是一种进步。但是，马克思认为妇女在生产中遭受的伤害比男人更大。他也承认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妇女的作用，如果没有妇女的参加，巨大的社会变革也不可能实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私有财产的发展和阶级社会的出现，导致家长制独断的婚姻的产生，把妇女限制在家庭里。这种婚姻制度把妇女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让她们丧失独立性，造成她们普遍受压迫的状况。但他也认为，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工业为妇女摆脱封闭的家务劳动创造了条件，加速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的进程。他认为，妇女为自己的合法平等权而斗争，最终参加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变革社会获得彻底解放。美共正是借此分析妇女问题的。但是，英曼在《妇女的防御》中谴责美共领导人拒绝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性质。英曼坚持认为，虽然大男子主义是从统治阶级当中散发出来的，却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直至劳动阶级。她认为，解决妇女问题不是通过“性别大战”，而是要开展进步妇女运动，即正确继承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妇女的落后意识，走出封闭的家庭。妇女只有在家庭之外的独立生活中才能获得社会的平等权利。同时，她坚持要同党内的男性沙文主义作斗争，把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相提并论。

《妇女的防御》出版后，英曼名声大振，成了40年代左翼妇女运动的首领人物。英曼的书所揭露的普遍存在的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在得到美共肯定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并不反对英曼的反男权思想，而是反对她所提出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认为这种提法是危险的，可能会上了反动派的当，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中，阻碍她们参加社会进步运动。

但是，英曼的主张得到许多激进妇女的支持。1942年，安东尼首先热烈回应，积极支持妇女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理论。1943年，安东尼出版《走出厨房——进行战斗：民族戏剧中妇女胜利的角色》（Out of the Kitchen Into the War：Woman’s Winning Role in the Nation’s Drama）一书，多处引用英曼的观点分析妇女的从属性。1946年，安东尼与英曼一起组织“美国妇女协会”，把这一理论主张贯穿于妇女工作的实践中。1948年，贝蒂·米勒德（Betty Millard）在《新群众》中发表《妇女反对神话》（Woman Against Myth）一文，多处引用英曼的观点，再次引起党内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

1941年秋英曼脱离共产党之后，继续坚持她的关于家务劳动的生产性的看法。1946年之后，英曼不再参加左翼妇女运动，批评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实事求是地看，英曼当时有些狭隘，她没有看到党在许多方面已经接受和采纳了她的主张，并未否认她对妇女工作所作的建设性贡献。英曼却带着个人情绪，认为自己是党内男权的受害者。实际上，美共在30年代中期鼓励进步人士反思妇女问题，所以，英曼才有机会撰写《妇女的防御》。英曼对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原因的深刻剖析，也加深了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1945年许多左翼妇女接受了英曼的观点。1946年，不少人把她的理论引入跨阶级的妇女运动之中，“美国妇女大会”（the 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就以英曼的理论为基础，迫使共产党反思男性中心主义。

美国妇女运动最棘手的就是黑人妇女问题。美共自觉担负起阶级与种族的重任，从主流妇女运动的薄弱处入手开展工作。1946年，安东尼最先在《委员会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Report of the Com 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中，把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与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联系起来，强调黑人妇女受到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安东尼的文章使人认识到黑人妇女问题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从历史上看，黑人妇女问题从未引起社会的重视。19世纪末的美国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选举投票者为男性，保护黑人男性而非黑人妇女的权益。虽然妇女在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中争得了选举权，但是，它只眷顾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并没有改变黑人妇女的境遇。当时的“全美妇女选举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带有种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偏见，她们认为白人妇女需要投票，以便抵消那些文盲和“低劣种族”的政治影响。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国妇女党”继续维护自己在种族与阶级方面的特权，无视南方黑人妇女的存在。40年代中期，美共摒弃只有劳动阶级妇女受压迫的认识，认为性别压迫了所有妇女，无论其阶级与肤色如何。共产党特别分析了黑人妇女受到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压迫。这项工作主要是由黑人妇女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开展的。

黑人妇女在20年代的左翼政治运动中力量不大，当时美共只强调反对白人沙文主义，对妇女受压迫关注有限，致使黑人妇女问题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混淆不清，令许多左翼人士感到困惑。30年代初，不少黑人妇女党员抱怨党内只有黑人男性与白人妇女有地位，而黑人妇女很难找到政治伙伴。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只强调黑人妇女在工作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其自身的脆弱性、遭白人强奸，等等，几乎没有触及美共内部的黑人妇女状况。

1949年6月，琼斯在《政治时势》（Political Affairs）上发表题为《对黑人妇女问题忽视的终结》（An End to the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the Negro Woman）的文章，分析了社会与罗曼司关系中的白人沙文主义，指出黑人妇女是其受害者。她通过反种族与反大男子主义，把黑人妇女经验引入左翼妇女运动中心。琼斯认为黑人妇女不仅需要特别关注，而且是在政治与个人生活方面都值得尊敬的渴望进步的群体。妇女族裔的差异性促使美共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所受压迫的错综复杂性，其社会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平权与同酬更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妇女问题。此后，美共努力探寻黑人妇女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以及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琼斯1915年2月出生在特立尼达，1923年随家人移居美国，定居纽约市的哈莱姆区，受反种族主义的吸引而参加左翼政治。她1931年参加“国际劳工防卫”（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组织的营救斯科茨伯勒的九个黑人男孩的活动。1934年，琼斯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为共产党的领导。琼斯1945年出任“全国妇女协会”秘书，在纽约市开展黑人斗争，逐渐成长为黑人妇女领袖。

琼斯在妇女运动的实践中开展广泛的理论讨论。她积极发起营救黑人妇女罗斯·英格拉姆（Rose L.Ingram）的活动，敦请全体共产党员参加签名请愿，支持英格拉姆的正当防卫行动。英格拉姆是佐治亚的一位中年黑人妇女，她和两个儿子因反击持枪攻击她的白人男子而被捕入狱，遂成为40年代全美黑人妇女受迫害的典型个案。琼斯认为事件反映了当今黑人妇女卑微的社会地位，可以想象每天公共场所都有侮辱黑人妇女的事件发生。琼斯等人的活动一方面引导党内的进步白人体察黑人妇女问题的本质，并发现其潜力；另一方面也启发黑人妇女体察党渴望她们，并支持她们开展反种族主义和反大男子主义。琼斯还要求美共重视黑人妇女的组织才干，把她们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使黑人妇女意识到自己在为社会主义美国而奋斗。琼斯坚持只有黑人妇女的积极介入，共产党才能真正解放妇女。

50年代，在琼斯的努力下，少数族裔妇女受压迫的问题成了热门话题。著名黑人左翼女作家恰尔德里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回应了琼斯的倡导。恰尔德里斯在自己的第一部剧本《弗洛伦斯》（Florence，1950）中，把女人的故事置于中心，挑战哈莱姆左翼的性别歧视。她的长篇小说《就像一家人》（Like One of the Family，1956）由62个独白构成，每个独白都是由主人公米尔德里德向好友玛吉讲述的故事构成。小说在冷战背景下展开，虽然米尔德里德只是一位黑人女佣，但富有政治远见和反抗性。她凭借丰富的社会政治经验，组织民权运动，参加各种非裔会议。小说中的米尔德里德敢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当C太太在客人面前说自己对待米尔德里德就像一家人一样，从来不把她当成仆人。米尔德里德忍无可忍，揭露她的谎言与虚伪，让主人最好还是别把自己当成一家人。作家试图把米尔德里德塑造成哈莱姆左翼妇女，由于人物形象较多地展现了作家本人的政治理念，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厚的中产阶级知识特征，甚至成了作家的传声筒，有简单化倾向。

恰尔德里斯在小说中，让米尔德里德参与妇女问题讨论，其实是对琼斯关于黑人妇女问题的回应。琼斯在《对黑人妇女问题忽视的终结》中指责左翼阵营忽视黑人妇女的特殊性，在党内点燃了一把火，也把黑人妇女问题置于左翼的中心。高尔德记忆中的黑人女共产党员就像在梦境中起舞一般，而琼斯说黑人妇女只拿着一张空舞票，为党的工作翩翩起舞的是白人和黑人男性，黑人妇女则完全被忽略了。恰尔德里斯把这些讨论拓展到《就像一家人》中，米尔德里德的内心独白正是琼斯所提问题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再现。小说中的米尔德里德不过是现实中左翼黑人妇女形象的缩影。通过这样一位社会正义的福音人物，作家传载出劳动者的高贵性和重要性。恰尔德里斯在小说中称颂劳动人民，提倡妇女的选举权、最低工资、失业保障、社会保险、公立学校和洗衣机，她赋予了琼斯的文章文学的血肉。

我们虽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表明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联系，但在四五十年代，她们经常在一起参加哈莱姆的左翼活动，并且两人都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特立尼达拉岛，成长于哈莱姆。如此相近的文化背景，极易达成思想的共鸣。1951年，美国当局以违反“史密斯条例”为由逮捕了琼斯，恰尔德里斯则组织“废除史密斯条例哈莱姆委员会”，营救琼斯。故而，我们推测二人相互熟识，恰尔德里斯用虚构小说人物的声音回应了琼斯所关心的黑人妇女问题绝非巧合。

同时期的左翼黑人妇女作家汉斯贝里以《自由》杂志为平台，也开展了建立在哈莱姆左翼妇女运动基础之上的创作。汉斯贝里以妇女解放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写过埃及、阿根廷、中国、朝鲜、牙买加的妇女运动，聚焦妇女为和平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1951年10月，她在华盛顿聚集了上百名黑人妇女——种族仇恨的妻子、母亲和受害者，自称为“真理与正义的羁旅者”的集会。这是一个由左翼妇女领导的组织，恰尔德里斯也参加了活动。当时《自由》整版刊发“羁旅者”的文章，汉斯贝里成为首领人物。此时琼斯因违反“史密斯条例”被关进监狱。

汉斯贝里关注黑人妇女问题，宣扬男女平等，聚焦国际妇女运动，从而加强了杂志对妇女的报道。以今天的视角打量，《自由》中的女权主义观点不免有些含混，缺乏对男权的深刻批判。但是，她们倡导有色族裔妇女的国际团结意识，强调黑人劳动阶级妇女的重要性，在那个受压抑的年代，为黑人妇女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这种意义上看，汉斯贝里的《自由》不仅是一份激进的左翼刊物，而且凭借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两大支撑，赋予杂志浓厚的女权主义特征。1955年，《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的编辑塞缪尔·西伦（Samuel Sillen）出版《妇女反奴役》（Women against Slavery）一书，专辟一章描写黑人妇女的废奴先驱——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萨拉·雷蒙德（Sarah P.Redmond），强调黑人妇女的光荣传统。

安东尼、琼斯和恰尔德里斯等人所开展的黑人妇女运动极大地挑战了左翼阵营内部的男性霸权，促使美共在种族与阶级的视阈中分析黑人妇女问题，认识到种族与性别的不可分离性。美共统一认识，坚信只有维护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裔妇女的权利，才能实现全体妇女的解放。而同时期的“全国妇女党”还坚持种族与阶级相隔离的观点，仍然囿于19世纪末的女权主义传统，美共则指向了多元化的妇女运动，其先进性可见一斑。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共对妇女运动的贡献不是在共产主义高峰的30年代，而是在其低谷的1945—1956年。美共在极其困难的四五十年代依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妇女工作，不仅丰富与完善了美国左翼历史和女权主义运动史，而且启发人们以全新的视角探讨麦卡锡主义时期左翼的生存空间。美国青年学者韦甘德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提出了颇富建设性的看法，她认为肇始于30年代的红色女权主义运动，在四五十年代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两次女权主义浪潮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28]

1946年6月，几位妇女从旧金山致信《工人》（Worker）新开辟的妇女栏目，批评共产党否认妇女成员的权利与职责，声称她们受到阶级与性别的双重压迫。她们要求结束党内的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相分离的状况，给予妇女特殊的关照。编辑部公开发表了来信。1946年，《工人》刊登了琼·加森（Joan Garson）的来信。她在信中说，作为一名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她也是一位家庭主妇和一个新生儿子的母亲，她想积极参加党的活动，但沉重的家务让她心有余而力不足。她的来信在妇女中引起强烈共鸣。[29]许多妇女来信说，她们与加森同在一条船上。在此之前，英曼、安东尼、米勒德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但没有受到重视。当时在美共缺少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为了发展女党员，她开始调整妇女工作策略。

1948年，美共放弃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解释，接受性别问题即政治问题的主张。美共对妇女问题的认识，较之十年前有很大进步。1945年白劳德被免职后，美共希望弥补白劳德期间的妇女工作的缺失，开始在全美各地建立各级妇女委员会，较之以前工作更加扎实。各级委员认识到妇女受压迫是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也认识到反对男权主义的重要性。这些政治举措让美共领导的左翼妇女运动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

1948年是美共对妇女问题认识的转折点，党不仅公开接受激进妇女的各项主张，而且广泛开展大规模的反男权斗争。米勒德时任《新群众》编辑，她的《妇女反对神话》一文成为共产党分析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属性的理论基础。虽然英曼最先提出此问题，但是，米勒德成功地让共产党采纳了她的观点。米勒德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讨论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刷新了党的妇女工作：一是她批驳了阶级剥削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原因；二是修正了有关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妇女问题可以自然得到解决的看法，凸显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三是强调反抗阶级剥削与反对男权主义相提并论的重要性。

在1948年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美共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妇女问题。当时的劳工阶级逐渐远离党，美共积极寻找新的群众力量——妇女与黑人。同年2月，美共总书记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和其他领导人因违反史密斯条例被逮捕，党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正威胁着美国的民主，有必要组织妇女进行反击。那时琼斯刚刚被保释出狱，弗林则利用国际妇女节，倡导妇女加入共产党，抑制正在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并在近期的大选中为进步党候选人投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共不再把反对男权视为危险的资产阶级观念，而是从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反对男权，承认反对男权斗争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同一时期，露西尔·高尔德（Lucille Gold）撰文倡议在党内开展反男权活动，她认为全党都要承担起解放妇女的重任，这是为着妇女自身利益，也是为了男人，更是为了每一个人。露西尔的看法引起了洛杉矶妇女的反响，她们要求结束妇女的边缘化，吸引妇女进入党的领导岗位，这关系到全党的利益。《工人》相继刊登了许多妇女的来函，表明共产党决心要解决妇女受压迫与男权中心主义等问题。为了更加妥善地解决妇女问题，美共国家局（the CP National Board）成立了“关于妇女工作理论事务委员分会”（the Subcommittee on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Work among Women），认真反思妇女问题和全面审视共产党公开出版过的相关书籍。

10月，《政治形势》刊登美共主席福斯特的《关于促进党的妇女工作》（On Improving the Party’s Work among Women）的文章。福斯特分析了隐藏在左翼阵营内部的男性中心主义，指出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就像工人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一样是长期而艰巨的。福斯特批评那种认为妇女在身体、智力、心理和性等方面低劣的观点，主张妇女与男子性别虽然不同，但绝对平等；完全赞同米勒德的主张，向独断专横的男性中心主义开战，这是共产主义争取妇女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福斯特承认向男权中心主义作斗争是党的工作的中心，旨在妇女问题上彰显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同时，他主张深化与完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以便加强党的凝聚力。这是自英曼的《妇女的防御》出版之后，美共领导人首次打破妇女问题的沉默。福斯特的文章标志着党公开反对男权中心主义，妇女们坚信未来任何彰显男性特权的意识形态都将被涤除。

随之，美共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促进妇女工作。1949年，“妇女委员会”（the Women’s Commission）和“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刊发了教育材料，推出反映妇女问题的文学作品，在普通党员中开展有关妇女问题的讲座。1953年3月，“全国委员会”发行“三八”国际妇女节发言指南，指导本地读者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解。为了提高党员的认识，《工人》增设“今日妇女”栏目。琼斯和佩吉·丹尼斯负责栏目的编辑工作。她们不再刊登服装款式、温馨家庭的图片，代之以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灿烂的微笑。许多读者致信编辑部，称赞“今日妇女”栏目。

此外，美共还大力提倡妇女写作，开设研讨班，组织大家讨论妇女受压迫和妇女解放等问题。1949年春，“全国委员会”先后组织了9场妇女研讨会，并建立两所地区学校培养妇女干部。6月，美共在纽约市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the Jefferso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召开“马克思主义与妇女问题”研讨会，600人参加了第一场会议。琼斯、米勒德、梅里亚姆、伊丽莎白·弗林（Elizabeth G.Flynn）等人就工业社会的家庭、妇女、男子优越论、黑人妇女等问题作了精彩发言。50年代初，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还开设固定的妇女问题研讨班：第一期学习班由小说家迈拉·佩奇主持，讲解妇女受压迫的原因、男子优越论之根源，以及改变家庭结构等。佩奇指出，男子作为男性优越论的传输者，有责任参加学习班，自觉同男性中心主义作斗争。后期的学习班由弗莱克斯纳主持，题目包括了波多黎各的黑人妇女的特殊角色。1953年，学院还出版了弗莱克斯纳和多克西·威尔克森（Doxey Wilkerson）撰写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问答》（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Woman Question），汇总了学习班的研讨成果。尽管学院面临经费短缺、人员短缺的困难，还是继续开设相关的理论研讨班、晚间讲座，一直坚持到1956年。

1949年12月25日，著名诗人洛温费尔斯在《工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圣诞老人还是某个同志？》（Santa or Comrade X？）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与妻子和四个女儿的故事。故事中的五个女人只懂得缝缝补补、烫洗衣服，整日操心自己的服饰与容貌。[30]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批评洛温费尔斯对女性的描绘；许多女党员也要求洛温费尔斯承认错误，公开道歉。洛温费尔斯也认为应该审慎地对待性别问题。1950年4月16日，他接受采访，并公开致歉。[31]此期间，美共开始教育那些不驯服的大男子主义者。在明尼苏达州，有的男性党员对妇女问题不屑一顾，妇女委员会公开批评所有男性党员，责令他们认真学习党的妇女工作条例，使他们改变了看法。1954年，洛杉矶的党组织以邮件和电话的形式教育男性党员，指导他们参加妇女工作。1955年，美共把男性优越论与反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对党的背叛的高度，加大了反男权主义的力度。

遗憾的是，在40年代末的大肆逮捕进步人士的恐怖氛围中，美共很难推出一项长期的妇女工作计划，“关于妇女工作理论事务委员分会”也难以开展工作。但是，总体上看美共在1945年至1956年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冲击了党内外的男性霸权，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全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然而，并未达到妇女的期待，妇女问题依然从属于黑人问题与阶级斗争。妇女继续发出不满意的声音，她们反对党对家庭主妇、母亲角色的赞美，认为这将阻碍妇女投身政治运动。1954年，琼斯和弗林被逮捕，党缺失了两位优秀的妇女骨干，妇女工作遭受重挫。

此时期，美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一是美共充分认识到妇女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深化了党的妇女工作；二是美共要求全党重视妇女问题，广泛开展反男权运动，确立妇女斗争的法理性；三是美共从种族与阶级的框架中探寻妇女受压迫的深层原因，提出黑人妇女的特殊性问题；四是美共加速建立一种可变更的激进文化和家庭生活模式，以变革堕落的资产阶级家庭结构、颠覆性别结构。他们希望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理想的性别关系，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总之，美共在极端严酷的时代，为妇女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共在40年代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操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而且还握有文化霸权。于是，她着手开创新的文化生活风尚，从文学、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展现妇女的才智，要求作家与艺术家积极参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塑造新的妇女形象。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反人类的罪行之一就是贬低与歧视妇女。整个资产阶级的文化力量——电影、书籍、杂志、电台、学校、教堂都在攻击妇女，尤其是劳动阶级妇女，摧毁了她们的思想和创造才能。毫不夸张地说，资产阶级的出版物的每一幅画、每个字都让妇女接受其从属地位。《工人》和《工人日报》等左翼报刊大量刊登塑造新型妇女形象的作品，拉苏尔、梅里亚姆等人纷纷发表反映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

1951年4月，在纽约的“樱桃巷剧院”（Cherry Lane Theatre）首次公演了勒纳和梅里亚姆合写的两幕音乐剧《妇女颂》（Singing of Women）。歌剧追溯了美国妇女斗争的历史，把早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反抗、纺织女工的罢工、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为8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为国际妇女节而斗争等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一一展现在舞台上，呈现了一个积极而正面的妇女群体形象。歌剧渲染了妇女在废奴运动、争取选举权运动中的英勇行动，歌颂妇女在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歌剧也抨击大男子主义，指出妇女受到阶级与性别的双重压迫，而黑人妇女又多了种族压迫。歌剧既感人至深、回肠荡气，又发人深省。弗莱克斯纳在《工人日报》上撰文，称赞歌剧取得了开创性成就。[32](www.xing528.com)

1953年，左翼艺术家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 Wilson）、赫伯特·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保罗·贾里科（Paul Jarrico）拍摄了进步电影《社会中坚》（Salt of the Earth）。影片讲述了矿山工人、面粉厂工人和冶炼工人反对新墨西哥的辛帝国（Empire Zinc）的罢工。影片围绕着昆特罗一家开展故事叙述，丈夫拉蒙限制妻子埃思珀兰扎参加罢工，摆出一家之主的派头，但妻子出人意料地成了罢工斗争的领导。在这场由少数族裔工人发起的罢工斗争中，妇女施展了潜在的组织能力。影片让墨裔美国矿工演绎自己的生活，当工人们为薪水和争取安全工作条件而准备罢工时，他们忽视妻子们的建议——在工作单位添加卫生的自来水。他们半夜接到禁止男人纠察的命令，妇女不失时机地突破男人的束缚，在纠察线上找到了自己的战斗位置，从而赢得了尊重。在影片结束时，妇女继续坚持罢工斗争，而男人们则在家里照看孩子，颠倒了传统的男女分工模式，把左翼政治理念扩展至私人生活领域。

影片采用共产党的抗议文化策略，塑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的新女性形象——坚持罢工的女英雄。影片从始至终贯穿着共产党企图变革男女关系的意图。也就是说，美共已经认识到颠覆性别结构是推翻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不过是实现理想的性别关系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从今天的视角看，《社会中坚》是50年代女权主义的力作，显示了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从个人与社会文化两方面审视妇女问题的深远意图。所以，当新左翼女权主义者在70年代观看这部影片时，她们无不惊讶“老”影片竟然展现了前卫的女权主义、少数族裔和阶级意识的冲突。

通过进步电影，美共努力把左翼的性别理念贯彻到私人生活领域，注重文化与个人的联系，帮助妇女从个人心理方面涤除男权意识形态。他们努力提倡左翼文化，以对抗主流文化的性别歧视。在美共的引导下，很多进步妇女开始讨伐文学与电影中的传统妇女形象，推出与之相对立的、富有时代感的新妇女形象。《妇女颂》集中展现了美共的这一文化意图。美共号召进步男士在家庭与政治生活中自觉抵制大男子主义，使党的决策深入个人的情感领域。在50年代公共政治活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美共开展的“私人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合起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起，美共领导的左翼妇女运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妇女，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妇女人才。难能可贵的是，美共在面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以及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排除苏联干扰，在妇女运动的实践中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独自探索妇女解放的新路径。美共在妇女运动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后来都成为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源头。美共对黑人妇女问题的特别关注，被女权主义学者深化为族裔、阶级、性别。故而，诞生于60年代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都与美共领导的红色妇女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60—7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是在战后左翼妇女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旧左翼的前期铺垫和积累，不可能一夜之间爆发新左翼女权主义运动（此看法将在第六章详加阐发）。

[1]James Gilbert，Writers and Partisans：A History of Literary Radicalism in Americ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p.55－56.

[2]Paula Rabinowitz，Labor and Desire：Women’s Revolutionary Fiction in Depression America，Chapel Hill/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38.

[3]周莉萍：《美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4]Josephine Herbst，“Yesterday’s Road”，New American Review3，1968，pp.84－104.

[5]Peggy Dennis，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A Personal View of a Political Life，1925—1975，Westport，Conn.：Lawrence Hill，1977，p.71.

[6]Solomon Funaroff，American Worker，Left 1，Summer－Autumn 1931，p.82.

[7]《共产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载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7—88页。

[8]Charlotte Nekola and Paula Rabinowitz，eds.，Writing Red：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Women Writers，1930—1940，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7，p.131.

[9]［美］惠特曼：《草叶集》（下），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页。

[10]Tillie Olsen，Yonnondio：From the Thirties，New York：Dell，1975，p.153.

[11]Tess Slesinger，The Unpossessed，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34，p.327.

[12]Tess Slesinger，The Unpossessed，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34，p.23.

[13]Horace Gregory，“Review of The Unpossessed”，Books 10，36，May 1934，p.2.

[14]Robert Cantwell，“Review of The Unpossessed”，New Outlook 163，6June 1934，p.53.

[15]T.S.Matthews，“Review of The Unpossessed”，New Republic 79，May 23，1934p.52.

[16]John Chamberlain，“Review of The Unpossessed”，New York Times，May 1934，p.17.

[17]Murray Kempton，Part of Our Tim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5，pp.121－123.

[18]Lionel Trilling，The Last Decad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1，pp.3－24.

[19]Mary McCarthy，The Company She Keeps，San Diego/New York：Harcourt Brack ＆Company，1942，p.298.

[20]Carol Brightman，Mary McCarthy and Her World，New York：Clarkson N.Potter，Inc，.1992，p.206.

[21]Alfred Kazin，Starting Out in the Thirties，Boston：Little，Brown，1965，p.156.

[22]Carol Brightman，Mary McCarthy and Her World，New York：Clarkson N.Potter，Inc，.1992，p.283.

[23]Carol Gelderman，Mary McCarthy：A Lif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xi.

[24]“Interview with Mary McCarthy”，in Women Writer at Work：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ed，.George Plimpton，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9，p.189.

[25]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26]在19世纪末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中，涌现出一位激进妇女领袖Susan B.Anthony，她发起“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因此，参加40年代红色妇女运动的同名同姓的安东尼为第二。

[27]周莉萍：《美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

[28]Kate Weigand，Red Feminism：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

[29]Joan Garson，“Can A House Wife Be Politically Active”，Worker，April 1946，p.11.

[30]Walter Lowenfels，“Santa Claus or Comrade X？”，Worker，December 1949，p.7.

[31]“Lowenfel，Interviewed”，Worker，April 1950，p.11.

[32]Eleanor Flexner，“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People’s Theatre”，Daily Worker，April 1951，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