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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研究成果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节所讨论的左翼知识女性文学指,成长于新政新时期的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左翼女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主要反映知识女性在左翼背景中或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生活,集中渲染她们的政治焦虑与情感困惑,以及萦绕心头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左翼知识女性的文学创作与无产阶级女性小说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党派间的阶级斗争与性别的冲突,代之以女性自我意识与普遍的男权意识的紧张。她们两人的创作与无产阶级女性文学迥然不同。

20世纪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研究成果

本节所讨论的左翼知识女性文学指,成长于新政新时期的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左翼女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主要反映知识女性在左翼背景中或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生活,集中渲染她们的政治焦虑与情感困惑,以及萦绕心头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左翼知识女性的文学创作与无产阶级女性小说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党派间的阶级斗争与性别的冲突,代之以女性自我意识与普遍的男权意识的紧张。如果说吉尔菲兰的创作呈现出过渡特征,那么,斯莱辛格、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等则是左翼知识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

斯莱辛格的《无归属者》(The Unpossessed,1934)聚焦了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的性别政治,漠视传统的男性无产阶级文学。从男性与女性的本质特征入手,斯莱辛格廓清了性别的差异。她关注知识分子,虽然采用无产阶级文学形式,却没有其内容。麦卡锡的《她的交际圈》则彰显了性别意识,把女性知识分子视为政治主体。她们两人的创作与无产阶级女性文学迥然不同。

斯莱辛格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富裕且适应新文化的犹太人家庭。父亲安东尼·斯莱辛格(Anthony Slesinger)来自匈牙利,1889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他娶了犹太富商的女儿,婚后接手岳父的服装生意。母亲奥古斯塔·斯莱辛格(Augusta S.Slesinger)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创办过各种社会研究机构。斯莱辛格在纽约的伦理文化社会学校读中学,她先后就读于斯沃思莫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和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学士学位。她先到《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做助理编辑,又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担任文学助理编辑,并撰写书评。1928年,她与同学赫伯特·索娄(Herbert Solow)结婚,在《烛台杂志》(Menorah Journal)做助理编辑。《烛台杂志》是一份较有影响的左翼刊物,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略特·科恩(Elliot Cohen)创办,索娄负责编务工作。杂志凭借深刻的思想性,吸引了众多犹太知识分子,诸如,特里林夫妇、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费尔克斯·莫曼(Felix Morrow)、阿尼塔·布伦纳(Anita Brenner)、亨利·罗森塔尔(Henry Rosenthal)、哈尔珀、霍克、伊斯特曼、芒福德。自1930年起,斯莱辛格在《烛台杂志》、《美国精神》(American Mercury)、《论坛》(Forum)、《现代季刊》、《纽约客》、《浮华世界》(Vanity Fair)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1932年,她的短篇小说《弗琳德斯太太》(Missis Flinders)触及了当时美国公众中尚未广泛讨论的流产问题,引来一片骂声。她又把这个故事扩展为一部长篇小说——《无归属者》,集中展现左翼知识分子的性别政治,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她的第二部长篇《一家好莱坞画廊》(A Hollywood Gallery),试图从普通的好莱坞艺术家和专业人员的角度展现好莱坞生活,小说没有写完。

1932年,斯莱辛格与索娄离婚,她一直保持自己的姓氏。离婚后,斯莱辛格移居好莱坞从事电影剧本创作。1937年她把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改编为电影剧本。同年她与电影制作人弗兰克·戴维斯(Frank Davis)结婚,二人合写了许多电影剧本,如《跳舞,姑娘,跳舞》(Dance,Girl,Dance,1940)、《记住这一天》(Remember the Day,1941)、《非得有丈夫吗?》(Are Husbands Necessary?1942)、《一棵长在布鲁克林的树》(A Tree Grows in Brooklyn,1945)等。

斯莱辛格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参加过营救汤姆·穆尼(Tom Mooney)和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的活动;为“亚伯拉罕·林肯旅”的利益而奔忙;她还参加了“好莱坞反纳粹联盟”,支持进步电影。苏联的肃反运动与苏德协议曝光之后,她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但并未像其他的纽约文人那样向右转,而是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并同美共保持联系。60年代的新左翼女权主义者开始研究她的小说与电影剧本,阐发文本中蕴涵的左翼政治运动与女性个人生活的紧张与冲撞。

斯莱辛格的《无归属者》描写了一群左翼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小说讲述了三位大学同学,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创建一份左翼文艺刊物。每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相联系;这三个女人都程度不同地因男人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她们组成了围绕男人的亚群体。围绕着三对夫妻,还有另外两个群体——由布鲁诺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小群体和愿意为杂志提供经费的富有的米德尔顿家族成员。伊丽莎白是一位艺术家,参加过某欧洲艺术小团体,刚从欧洲归来。她独立而洒脱,爱恋自己的远房堂哥布鲁诺。布鲁诺是一位英语教授,也是某个左翼知识团体的小头目,但他与工人阶级毫无联系,除了自己那点扭曲的智慧和情感之外,他什么也不能给伊丽莎白(布鲁诺影射了艾略特·柯恩)。布鲁诺的雄心壮志和自我意识日趋麻木,当面临重大的政治或个人问题时,他无力领导任何人。诺拉和杰弗里是小说中较为平静的一对夫妻(影射了伊斯特曼),诺拉非常关心那位自恋且有些花心的丈夫。玛格丽特和迈尔斯(影射作家本人与索娄)的婚姻在脆弱的新英格兰道德束缚下勉强维持。迈尔斯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失望,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郁郁寡欢的玛格丽特,为了投身政治运动,流掉了孩子。这说明左翼知识分子不考虑个人、家庭和情感的需求。诚如布鲁诺所宣称的那样:“我们没有父母,也不能有后代;我们没有性;我们是骡子……简言之,我们是杂种、弃儿、假货,不属于也不占有这个世界,是真正的少数。”[11]

小说的叙述主要围绕着布鲁诺、杰弗里和迈尔斯三人展开,但其结构的重心却在玛格丽特这里,她的声音相伴小说始终,直到伊丽莎白从欧洲归来才打乱了叙述的平衡。伊丽莎白的出现是由另外一种联系,即建立在家庭和种族记忆中的近似乱伦的关系。这种变幻的叙述策略,作为一种性的嫉妒开始,侵入群体,结果导致灾难。所以,小说最终没有实现无产阶级小说故事中的乌托邦前景。当这个小群体开始分裂时,叙述转向另外一对夫妻——玛格丽特和迈尔斯,聚焦他们的痛苦、流产和离异。

小说在结构上带有无产阶级集体小说的特征,读者可以看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各色人物,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作家把各种分散的元素缝合在一起,所有的声音也都在一个高潮点汇聚在一起。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否定自我意识,在小说中却是不和谐、杂乱无章,非但没产生集体的群众,而且小集体也分崩离析。当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在同一时刻进入同一空间时,那不是一次游行示威而是一场聚会。一群人同时来到富裕的米德尔顿家里,为杂志募捐。而此刻饥饿的工人却在遥远的地方,对这群人来说工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此刻所有眼睛都盯在艾米莉身上,她的丈夫因为挪用公款而被捕入狱。与描写苦难的工人阶级妻子不同,艾米丽成为勇敢的上流社会的象征,在大萧条时期,无论什么行为都是生存下去所必需的。

《无归属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有互文性。陀氏小说写了一群虚无主义的知识分子,像被恶魔缠绕般投身政治运动。在陀氏看来,与俄国传统的神性宇宙观相背离,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陀氏反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宗教,也拒绝不是宗教的社会主义,他希望二者最大限度地取其广义,即以真正的宗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驱逐人们内心的“恶魔”。在斯莱辛格这里,失败正是由于缺失了信仰,因为布鲁诺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培育出对立面。他充满了恒定的怀疑,是斯宾诺莎的传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局外人,被犹太劳动阶级的文化所同化,对精英学术有抵触。他的清教成长背景使他神经质,脱离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杰弗里认为自己是小群体里的核心人物,联结资产阶级、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让理论替代行动。然而,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建立在托洛茨基主义之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转化为理论,对他们而言,性、革命都是抽象的。上述人物性格并没有受到由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他们的性格在各自的家庭成长中就已经定型,诚如布鲁诺所说:“真正的阶级斗争是两性之间的斗争,并且是从家庭的反叛开始的。”[12]

30年代的无产阶级小说关注公共政治,诸如,罢工、集会、反抗等,而斯莱辛格的小说却聚焦了男女性欲、性别构成、家庭关系感觉无意识等。她以游动的视角处理这些题材,让读者进入人物内心,呈现他们的内在活动。斯莱辛格把人物的逃避、理性、幻觉和不确定性统统以反讽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他们的内在意识进行深度开掘。

《无归属者》的创新之处有三点:一是它突破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题材限制,不是在给定的形式中修订其内容,而是把知识女性融入左翼政治当中;二是虽然小说沿袭无产阶级小说的叙述程式,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均为知识分子与纽约上流人士;三是斯莱辛格采用无产阶级的集体小说的叙述模式,把叙述建构在六个主要人物的平行故事中,在美学形式的探索中呈现了她们的复杂政治观念。正是这三点使小说呈现出左翼知识女性小说的突出特征,与无产阶级女性小说迥然不同。

《无归属者》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印刷了四次,立刻引起批评界的关注。格雷戈里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斯莱辛格毫无疑问是很有潜力的作家。[13]罗伯特·坎特韦尔(Robert Cantwell)宣称该小说是近年来美国小说中的杰作。[14]T.S.马修斯(T.S.Matthews)认为小说极有前景,在意识的忧思、自我揶揄等方面堪称大胆而真实。[15]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称小说是当今纽约市所能读到的最好的小说。[16]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在1950年还重提这部作品。[17]

《无归属者》在1966年再版时,特里林写了题为“30年代的一部小说”(A Novel of the Thirties)的后记,他认为斯莱辛格是一位值得读者认真阅读的作家。特里林为一个尚未进入美国经典文学行列的女作家写后记,实属罕见。虽然特里林与索娄、斯莱辛格都是《烛台杂志》的成员,但他所看重的还是小说本身的价值。特里林聚焦了《无归属者》中呈现的那个激进时代所缺失的道德生活。特里林指出,小说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政治群体上,而是展现了生活与欲望、本能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让人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特里林感到小说还有更加广阔的意图,作家意识到当人们有意识地承载道德之时,结果导致一种绝对或抽象,有效地否定了生活的本能冲动,使生活未能如其所应该的那样美好。[18]沃尔德也在《烛台群体向左转》(The Menorah Group Moves Left)一文中,特别分析斯莱辛格在“烛台”群体的独特作用。他又在《纽约文人》一书中探寻了《无归属者》中的主要人物与该群体的关系,指出小说的缺憾是未能成功地捕捉到该群体的动态而世故的性格特征。(www.xing528.com)

如果说男性批评者关心斯莱辛格是否精确地描绘了左翼政治,而雪莉·比亚吉(Shirley Biagi)、珍妮特·沙里斯塔尼安(Janet Sharistanian)、拉比诺维茨等女性研究者则关注小说中的妇女的性欲、性别建构、男女间的权力角逐等问题。拉比诺维茨认为小说带有“文件”性质,是一部关于30年代革命妇女再产生的“文件”。因为斯莱辛格为作为叙述主体的阶级化与性别化的知识女性开启了新视阈。此外,斯莱辛格的电影剧作家的身份,以及她在好莱坞时期的政治行动,也是上述学者所关注的。比亚吉在80年代反复强调斯莱辛格被忽略了,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斯莱辛格关注左翼知识女性的主题被麦卡锡所继承,她沿着斯莱辛格的道路不断拓展。麦卡锡成长于罗斯福新政时期,擅长描绘此时期的女性生活。她经常以纽约文人为蓝本进行创作,热衷于探讨性别政治、女性特征,塑造新政女性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了左翼知识女性小说的特征。新政的改革不仅使美国的经济走出大萧条,而且也带来女性意识的变化,促使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历史进程,释放出巨大潜能,从而获得独立的生存能力。

麦卡锡1912年生于西雅图,1933年毕业于瓦萨学院英文系,同年在《新共和》上发表作品,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42年,麦卡锡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她的交际圈》,收入《残酷与野蛮的待遇》、《穿布鲁克斯兄弟衬衫的男人》、《无赖画廊》、《一位耶鲁知识分子的画像》、《神父,我忏悔》等六个短篇。在这个集子中,麦卡锡以大量性暴露的描写,挑战传统价值观念,引起批评界的注意。

《残酷与野蛮的待遇》(Cruel and Barbarous Treatment)写女主人公对婚外情浅尝辄止之后的内心挣扎:一方面她对婚姻失去热情,成为潜在的离婚者;另一方面她又认为婚姻是为大众设立的某种规约,它既是情感伤痛的医生,又是制造伤痛的武器,还是缓解的香料。小说像谈话一样娓娓道来,以别开生面的方式,让读者置身于某种社会诱因之中,颇有些像《达朗卫夫人》(Mrs Dalloway,1925)的叙述风格。达朗卫夫人筹办聚会和外出购物的社会性格,缓缓出现在读者面前,并不干扰读者,相反读者却可以追踪她一天的生活。麦卡锡剔除了达朗卫夫人的漫步感,代之以电影的视觉震惊。在小说中,麦卡锡强调读者的参与作用,人物性格更多的是一种存在。

《穿布鲁克斯兄弟衬衫的男人》(The Man in the Brooks Brothers Shirt)最初由《南方评论》的主编罗伯特·沃伦(Robert P.Warren)推荐到《党派评论》发表。沃伦非常欣赏麦卡锡闪电般的智慧。小说讲述了某钢铁厂经理布林先生在火车上的一次艳遇。布林先生参军打过仗,养成了穿布鲁克斯兄弟衬衫的习惯。他是一位典型的上流社会的中年男子,有毕业于瓦萨名校之妻和可爱的女儿,他什么都不缺,然而他感到自己日渐衰老,特别害怕孤独。为此,他常常跑到乡下俱乐部去掷骰子,或者大肆购买布鲁克斯兄弟服饰,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火车上与旅伴聊天。他喜欢倾听他们的奇闻轶事,这成了他驱逐孤寂的一种宣泄方式。所以,他从不搭乘飞机。在火车上,他邂逅了一位带有波希民性格的姑娘。那个可怕的夜晚醒来,姑娘发现自己睡在布林的卧铺上,成了他的女人,她内心沉重。面对布林的期许,她反复吟诵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箴言——“我是我自己的轻松愉快的女人”。她顽强地保持了精神的独立,小说鲜明地展现了新政时期的女性意识。

在《神父,我忏悔》(Ghostly Father I Confess)中,麦卡锡采取片断的写法,行文像散文一样随意,带有弗洛伊德自由联想的特点。主人公梅格在接受心理医生治疗的过程中,诉说自己不幸的童年、失和的夫妻关系。麦卡锡采用现代派写法,行文中出现大段大段的回忆,多为下意识与意识的交混,并融入了作家本人的经历——孤儿意识、童年的伤痛,同时也暴露了她与威尔逊婚姻的失败。“你父亲死了,你自由地缔结了婚约。你立即嫁给弗雷德里克,就像一个成年女人一样,事实上你的处境还是孩子。你再一次把自己封闭起来,疏远了从前的朋友,辞掉工作,你完全切断自己与外界的联系。你甚至把自己的钱也存入他的银行账户。你孤独,你的哭泣无人知道,你的辩解无人相信。……其实,他对你是不公正的,就像你的阿姨,也像你的父亲。医生来了,你父亲不是也领医生进过你的房间吗?”[19]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忽强忽弱、若隐若现,凸显女主人公内心的意识波动。

弗里德里克总是居高临下指点妻子,梅格感到处处受奴役。梅格不想抑制自己的女性意识,从丈夫的餐桌上拾点面包屑。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极端,也看到自己的自恋,她强迫自己盲目地抓住他人之爱,通过他们达到爱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们的情感就像月亮的反射一样,她自己则是一颗不发光的星辰。小说以梅格向神父忏悔的方式,倾诉了女主人公内心的感受。梅格是典型的新政女性形象,虽然她从未正面反抗男权社会,却竭力追求女性的思想独立、性自由,在社会的各种限制中踽踽独行,希望与男性一道在新政提供的历史舞台上一比高低。

麦卡锡擅长描绘新政时期的女性生活,塑造新政女性人物形象。在历史非常时期的新政改革不仅使美国的经济走出大萧条,而且也带来女性意识的变化,促使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历史进程,释放出她们身上的巨大潜能,从而获得独立的生存能力。麦卡锡在《她的交际圈》中首次塑造了新政时期的女性集体形象,她在第二部长篇小说《女研究生群体》(The Group,1963)中继续深化了这一集体形象。

短篇小说集发表后,立刻引起评论界的瞩目。考利认为《穿布鲁克斯衬衫的男人》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篇,女主人公以激进的姿态出现,诚实救赎了她,因为她发现了自己的过失。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指出,小说中的戏剧性人物反复吟诵的——“我是我自己的轻松愉快的女人”,以反讽的方式运用了乔叟的箴言,折射出作家本人的波希民性格。[20]卡津在《30年代初露端倪》(Starting Out in the Thirties)中也指出,麦卡锡的小说以反讽的方式展示了人性的暗淡、冷酷和怀疑——这本是被反动派所津津乐道的,因为它可以让底层人民有极少反叛的理由。[21]威尔逊认为,柔韧似钢的行文用来评价这部短篇小说集最为恰当。应该说,短集标志着麦卡锡艺术风格的形成,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开创了美国文学中的新声音和对性的坦诚描写。因此,青年时代的梅勒把麦卡锡称为“引领之光”。[22]就这个意义上看,麦卡锡的创作在扎根左翼文化运动的同时,不仅改写了左翼文学的男性传统,也更新了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女性传统,成为那个时期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典范。

卡罗尔·格尔德曼(Carol Gelderman)在《玛丽·麦卡锡:一种生活》(Mary McCarthy:A life,1988)的传记中这样写道:“自玛丽·麦卡锡在30年代中叶从《新共和》脱颖于文坛到目前为止,她一直招致评论者的怨愤。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dge)把她描绘为尖刻暴躁,说她的小说‘充斥着思虑与怒火’。保罗·施吕特(Paul Schlueter)则把‘她的写作方式视为现代美国泼妇的反应’。梅勒虽然没有怎么公开敌视麦卡锡,却公开评论她的一部小说,把她描绘成悍妇……卡津在《30年代初露端倪》中批评麦卡锡语言尖刻且势利。有位博士研究生试图写一篇有关麦卡锡的毕业论文,他感到近百年来有关美国文学教科书中所用到的尖刻词语都用来讨论麦卡锡了。”[23]格尔德曼所罗列的这些尖酸的评论,除了反映社会对女作家的性别歧视之外,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麦卡锡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来临前夕的美国文坛中的地位,即由于她对左翼知识女性境遇的生动描绘才招致批评界的“震动”。

在纽约文人中,斯莱辛格、麦卡锡、哈德威克都没有表明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只有桑塔格旗帜鲜明地支持女权主义运动。甚至麦卡锡还有意识地逃避女作家的名单,讥讽为“某大写W的某类女作家”。[24]尽管麦卡锡对女权主义运动不屑一顾,但是,她无疑又是思想解放的现代女性,她的解放不仅表现在性领域,在职场和名望上也都超越了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局限。[25]这恰恰是新政女性的特点。虽然她们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但并没有重大突破。直到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才出现根本性转变。

综上所述,三四十年代左翼女作家的性别意识非常敏锐,但在男权当政的左翼文化阵营中,女作家要在性别与阶级的结合处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异常艰难的。她们感到共产主义运动是由男性掌控的,妇女隶属于劳动阶级的解放和反法西斯斗争。事实上,30年代美共大力提倡革命的阶级意识,忽视妇女的权益要求,迫使那些选择左翼的妇女不得不放弃女权主义,因为党的方针路线压倒了性别。当时的左翼阵营弘扬妇女的传统美德,走传统的男女互补的道路,他们简单地把妇女受压迫解释为经济原因。左翼妇女也仅从母亲与家庭的角度界定自己的利益,维持传统女性特征,与女权主义的追求大相径庭,助长了左翼阵营内部的男权意识。总之,左翼文化阵营看似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实则还是在步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后尘。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Ⅱ)[26]、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伊芙·梅里亚姆(Eve Merriam)、埃莉诺·弗莱克斯纳(Eleanor Flexner)等人,都从20世纪初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中汲取思想资源,她们沿用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P.Gilman)、亨里埃塔·罗德曼(Henrietta Rodman)、克里斯特尔·伊斯曼(Crystal Eastman)等人的理论,直到40年代中期情况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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