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黑人左翼文学发展研究

20世纪30年代，美国黑人左翼文学在哈莱姆文艺复兴和左翼文化运动的交互影响、双重挤压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两场运动犹如它的两翼：前者使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活力；后者极大地拓展了黑人作家的视野，增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美国特定的国情决定其任何社会改革举措都将触及种族问题，自然，黑人左翼文学的消长也就成为我们聚焦美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参数。黑人左翼文学消长的历史启示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从其产生的历史机缘上看，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美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即黑人正确运用先进理论，消除种族情绪的干扰，把反种族主义引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集中体现了黑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二是从思想内容上看，它从始至终饱蘸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诉求，既声讨种族主义制度，又反思左翼阵营内部的族裔问题，甚至把黑人的生存问题普适化，上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加以体察，初步具备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制。这样看来，一些美国黑人左翼文学的佳作已经超越了种族与阶级的局限性，从而具有了文学的经典特质，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仍然具有启示弱小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意义。

20世纪20年代末，黑人左翼作家开始跻身美国文坛，显示了黑人左翼文学力量不容小觑。从历史上看，黑人左翼作家是美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黑人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迁徙，他们摆脱了南方的传统农业经济生活方式，开始城市化生活，被史学家称为黑人的“第二次解放”。[25]黑人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了黑人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黑人不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并催生了黑人左翼文学。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为黑人左翼文化运动孕育了激进力量，这些激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美国黑人左翼。当时克劳德·麦凯（Claud McKay）、威廉·杜波伊斯（William Du Bois）、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黑人作家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感召，纷纷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他们试图用共产主义解决美国黑人问题。尽管他们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激荡，但是，他们已经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定“新黑人”，从而与洛克等人的观念区别开来。

此时期，纽约市的哈莱姆区已经发展为黑人的“文化首府”，它集中了美国产生压迫与贫穷的各种条件，代表了都市的黑人生活。各种黑人的文化机构也都设在哈莱姆，许多黑人报刊相继问世，如杜波伊斯的《危机》（The Crisis）、A.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 Randolph）和钱德勒·欧文（Chandler Owen）创办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刊物《信使》（Messenger）、“城市联盟”（Urban League）创办的机关刊物《机会》（Opportunity）等。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美国黑人是受压迫的民族，指出种族主义是民族压迫的工具，强调在殖民地开展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从此，美国的黑人问题、有色族裔问题被纳入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框架之中，成为美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议题。当时正值美国共产党创建之初，民族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团结的基础，也是分裂的诱因。那时美国出生的人既参加社会党，也参加共产党，而移民更倾向于激进政治。那些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不讲英语的人操控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包括共产党的前身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到1925年，全美各地的共产党机构还处于一种语言的联盟状态，即由同一民族或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成员组成。这样一来，早期的共产党常常因为民族问题而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因而，美共高度重视党员之间的民族团结，为此解散了各种语言联合机构，以党员居住的街区或工作单位划分机构，把成员组织到多民族的社区当中，使不同民族的党员组成了新的机构。其目的就是加强不同民族背景的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在此基础上，美共特别强调非裔美国人是受压迫民族，黑人权利应该成为全党的工作重心。到20年代末，此方案加强与统一了美共的组织领导，结束了党内的政治与文化的混乱状态。1928年美共大力推行“黑人带理论”（the Black Belt Thesis），明确指出黑人工作是党的中心任务。到1929年，美共成功地吸收了数百万黑人，并着手培养黑人领导，把他们选派到苏联培训，从而使美共在黑人聚居的芝加哥和纽约两地的力量得到加强。

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与共产党的“黑人带理论”几乎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说明当时的各种历史机缘促使的黑人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结合。近年来美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锡·鲁滨逊在《黑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20世纪初的各种无法兼容的社会力量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黑人激进主义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相结合。罗宾·凯利（Robin Kelley）在《锤子与锄头：大萧条时期阿拉巴马的共产主义者》（Hammer and Hoe：Alabama Com munist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1990）和《种族反抗：文化、政治和黑人劳动阶级》（Race Robels：Culture，Palitics，and the Black Working Class，1994）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为国际阶级斗争与黑人民族主义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黑人激进主义与左翼的抱合联系，让我们看到现代美国黑人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特别是当有组织的左翼在美国文化中的影响式微之时，此看法不断被强化。

麦凯是第一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赢得国内声誉的黑人左翼作家。他1889年出生在牙买加的农民家庭，1915年来到美国，先后就读于塔斯克基学院和堪萨斯州立大学。那时麦凯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与黑人社会主义者休伯特·哈里森（Hubert Harrison）、西瑞尔·布里格斯（Cyril Briggs）、理查德·穆尔（Richard B.Moore）、弗里曼等人交往密切。1921年麦凯来到纽约，担任《解放者》的编辑，同年他出版最重要的诗集《哈莱姆阴影：克劳德·麦凯诗歌》（Harlem Shadows：The Poems of Claude McKay），伊斯特曼为其撰写了序言。该诗集主要反映种族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是《倘若我们必死》（If We Must Die）。这首激昂的十四行诗是麦凯在1919年震撼美国的种族暴力的刺激下写成的。诗人吼道：

倘若我们必须死去，切勿像群猪

被追闭在一个耻辱之处，

任饥饿的疯狗狂吠将我们包围，

嘲笑我们不幸的命运。

倘若我们必须死去，啊，让我们高贵地死，

使我们的宝贵的血不致

白流；这样我们虽死

我们誓死反抗的恶魔也不得不敬重我们！[26]

诗歌概括了黑人激愤的情绪，所以不胫而走，鼓舞了许多黑人为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

1922年麦凯访问苏联，以作家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麦凯和奥托·休斯伍德（Otto Huiswood）在大会上作报告，陈述美国黑人问题。他批评美共忽视黑人问题，指出种族矛盾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潜在危险，黑人问题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为种族平等而斗争是美国劳工自我保护的大事。休斯伍德认为黑人问题是一个被种族问题恶化了的经济问题，与麦凯的看法相似。他们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重视，会议首次就美国黑人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还成立了一个“黑人委员会”。按照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的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义务为全世界种族平等而奋斗，而美国黑人正在遭受种族压迫，因此，共产国际应该义不容辞地联合黑人。这样，“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把美国黑人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把美国黑人明确定义为一个为自决而奋斗的民族。由此开启了1928年的南方“黑人带”的民族自决运动。

如果说麦凯亲历苏联，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凸显黑人问题，那么，阿兰·洛克（Alain Locke）的“新黑人”则集中概括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精神，直接影响了黑人左翼文学。1925年，洛克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新黑人：一种阐释》（The New Negro：An Interpretation）（以下简称《新黑人》），被认为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集，标志着美国新黑人运动的开始。洛克恰当地运用了左翼政治与黑人民族主义的语汇，概括出一种崭新的黑人民族精神——黑人不再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羞愧，他们代表着理想的“新黑人”。当时的黑人大众要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失望，要么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提倡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新黑人”正是这种思想的凝练表征。如果说“新黑人”理念体现了黑人的民族觉醒和美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那么，哈莱姆文艺复兴则实践了这一理念，其影响至今尚存。

洛克受到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人类学影响，他反对从遗传学或生理学意义上阐发的种族概念，认为应该严格地在社会学范畴中界定“新黑人”。他把种族视为“社会种族”，即一种历史的决定，社会传承的结果，文化条件的延续。换言之，种族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产物。洛克在《新黑人》序言中，把种族与民族合并为“自决”，用于激发新黑人的政治文化热情。在洛克看来，黑人的觉醒同中国、印度、波斯尼亚、巴勒斯坦、墨西哥人民的觉醒一样，人们应该从黑人文化中去寻找黑人的特性，发掘黑人的成就和潜力，特别强调黑人文学在增进种族理解方面的作用。《新黑人》无异于一种象征性的政治行动，它力图塑造美国黑人对自身的看法与认识。随着《新黑人》的问世，新黑人文学也脱颖而出。

《新黑人》由“黑人文艺复兴”和“新世界的新黑人”两部分组成，全书收入20篇论文、8个短篇小说和37首诗歌。洛克力求在文集中体现黑人的精英文化意识和黑人的正面形象。1916年，洛克在霍华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当人们为种族而自豪时，他们的种族意识并不是血缘种族，而是那种民族的整体和类型——它确切地不属于种族而属于民族。”[27]洛克的话旨在告诫世人，他的“种族自豪”是一种“民族”自豪，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团结基础上的。培育黑人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新黑人自觉承负实现美国的民主、自由理想的重任，是洛克在《新黑人》中重点表达的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洛克强调培育黑人的民族自豪感，增进新黑人担负实现美国的民主、自由理想这一责任的意识，但他并不赞同社会主义。洛克无视在当时已成为世界性潮流的左翼共产主义，他认为黑人问题是激进的种族问题，仅限于种族范围内的革命，无须社会革命。他在文集中只字不提“非洲血缘兄弟会”（the 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及其他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洛克提醒人们，作为种族的“被迫激进”的新黑人，应该与“真正的激进”有所区别。他并不主张新黑人推翻以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为基础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把美国的民主真正付诸实践，普及黑人。洛克在《新黑人》中公然删除了无产阶级文学和黑人民族主义文学，小心翼翼地排除了对黑人民族文化和美国精神构成挑战的因素。显然，洛克对“新黑人”的界定是保守的。

从《新黑人》的第二部分所收录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发现洛克与别的黑人思想家在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当时不少黑人学者主张美国黑人应该直接进入主要的文化机构——霍华德大学、汉普顿—塔斯基吉学校（Hampton—Tuskegee）等，以维护黑人的民族利益和全面培养黑人民族文化素质。凯利·米勒（Kelley Miller）推崇霍华德大学通过精英文化教育，提升黑人民族精神的教学理念。杜波伊斯坚持认为，正在发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泛非运动”，必将发展为美国黑人的主导力量。而洛克却坚持以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开展种族自决运动，试图把都柏林的经验嫁接到哈莱姆，开展黑人的民族自决运动。在洛克看来，美国从未解决过种族问题，形形色色的黑人运动其本质都是分离主义。表面上看，洛克的资产阶级同化主义与马库斯·加维（Marcus Carvey）所倡导的分离主义——黑人返回非洲的主张相对立，其实洛克的主张中暗含了某些加维主义的思想因素。也就是说，洛克徘徊在社会主义与加维主义之间[28]，其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背景下颇有市场，但是，稍后必将为黑人左翼所替代。

黑人左翼对“新黑人”的解释与洛克截然不同。黑人左翼批评家钱·欧文和伦道夫认为，“新黑人”首先要提倡社会平等，不能因民族主义而模糊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受压迫的黑人的阶级属性。他们对“新黑人”的理解较之洛克更加政治化。布里格斯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他把“新黑人”界定为斗士与左翼。按布里格斯的看法，洛克应该属于旧黑人。布里格斯、欧文和伦道夫均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既不是种族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它只关心剥削工人而产生利润。与洛克不同的是，左翼的“新黑人”观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已经上升到对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全面批判的高度，并未简单地限于种族问题。

黑人左翼除了在对“新黑人”的界定与理解方面向前推进之外，还在“泛非运动”与“泛亚运动”中突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特征，显示了黑人左翼力量的壮大和思想的成熟。20世纪初，“世界有色阵线”已经从美国扩展到中国、日本和印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压迫、反殖民斗争，即“泛非运动”和“泛亚运动”。所谓“泛非运动”是指，以非洲人与世界各地非洲血统的黑人团结合作，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振兴为主要内容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同理，“泛亚运动”则主张亚洲受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列强。杜波伊斯是把泛非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个美国黑人，被誉为“泛非运动”之父。杜波伊斯不仅把美国黑人的命运与非洲命运紧密联系，而且与亚洲联系起来，强调“泛非运动”与“泛亚运动”并举，其思想超越了种族、地域，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杜波伊斯是一位杰出的黑人领袖，也是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左翼作家，1868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林顿城。他在菲斯克黑人大学接受教育，最终成为哈佛大学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系统良好的精英教育，使杜波伊斯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种族进步斗争中所担负的重任，也造就了他宏阔的政治视野。他坚持“泛非运动”与“泛亚运动”应该相互支持、彼此声援。他一生都在宣扬亚非国家的解放与独立。1903年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提出了著名的“双重意识”，用以总结黑人的现实境况。他认为黑人戴着面纱出生，具有“双重意识”，他说：

美国黑人戴着面纱出生，对美国这个世界天生具有超人的眼力——这个世界并不给他真正的自我意识，只允许他通过揭示出的另一个世界来看他自己。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永远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感觉，用怀着怜悯与蔑视的、冷眼旁观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灵魂的感觉。他永远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互不妥协的追求；在一个黑色身躯中两个互相战斗着的理想，只有他自己的顽强力量才使他没有被撕碎。

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这场斗争的历史——这是一种对获得成熟的自我的渴望，希望把他的双重自我融合成一个更完美更真实的自我。在这个融合过程中，他不希望失去两个原来的自我中的任何一个。他不会把美国非洲化，因为非洲和世界可以向美国学习太多的东西。他也不会在美国白人传统的洪流中漂白自己黑人的灵魂，因为他知道黑种人对世界具有自己的使命。他只希望一个人可以既是黑种人对世界具有自己的使命。他只是希望一个人可以既是黑人也是美国人，而不会因此被同伴咒骂，往他脸上吐唾沫，机会之门也不会粗暴地对他关闭。[29]

按照杜波伊斯的理解，“双重意识”是种族制度的产物，“面纱”比喻在全书中反复出现，指美国种族隔离所造成的障碍。这种障碍使美国黑人处于肤色界限的后面，沦为二等公民。

此外，杜波伊斯还受到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对亚洲和非洲古代性怀有浪漫的向往。他在《打入地狱的妇女》（The Damnation of Woman，1919）一文中，提出黑人母亲是历史的黑色英雄之始祖，挑战传统文学中的黑人妇女形象，以反对美国文化中的试图将黑人从其他种族普系中排除的做法。他认为欧洲不过是早熟而勇往直前的儿童，人类的源头在非洲。[30]他在《世界与非洲》（The World and Africa，1947）中继续阐发这一主题，他说：“非洲看到了上帝之星；亚洲看到人的灵魂；欧洲看到并且只看到了人的身体，把身体养得肥又胖，它粗壮野蛮。”[31]杜波伊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殖民主义，阐发非洲与亚洲的关系，并把亚洲视为美国黑人解放的先驱。

1928年，杜波伊斯在小说《黑公主》中继续生动形象地演绎他的“双重意识”，以及他所关心的时代激进主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小说的全名为《黑公主：一种传奇》，它以某印度公主考提尔亚与黑人青年马修·唐斯的感情为主要线索，通过他们的政治活动，描绘了20世纪初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参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生动画卷，展现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反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腹地向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扩展过程。25岁的美国黑人青年马修，因为种族身份未能进入纽约曼哈顿大学助产学专业继续深造，于是他离开美国流亡柏林。考提尔亚，23岁的印度某土邦主的女儿，是“泛亚运动”的负责人，刚刚拜访过中国的孙中山、印度的甘地，正在策划与“泛非运动”的联盟，开展黑种族反抗白人世界的斗争。黑公主小圈子里的成员主要有：两个中国人、两个印度人、一个日本人、一对埃及夫妇、一个冷漠的阿拉伯人，他们象征着第三世界。作为公主的男友马修则代表美国的劳动阶级、黑人奴隶的后代，也预示着公主后来的走向。这些人近期在苏联接受过培训，正准备把“泛非运动”与“泛亚运动”联合起来。

小说中的黑公主派遣马修策动美国的黑人起义。回国后，马修听从一个叫佩里挂的西印度人指挥，他说服马修协助炸毁三K党乘坐的去芝加哥的列车。当马修发现公主也在列车上时，便终止了爆炸计划。马修被判刑入狱后，通过某芝加哥政治要员司各特的营救，又被赦免出狱。马修在司各特办公室工作，并与司各特的黑白混血助理莎拉产生恋情，俩人开始了短暂的政治联姻。与此同时，黑公主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感情生活，虽然她内心深爱马修，却担心婚姻将会影响她的皇室继承权，所以她逃避婚姻。最后，当黑公主降格为美国劳动阶级，马修也做了芝加哥地铁工人和工会领导之时，两人前往弗吉尼亚的王子县去见马修的母亲——一位贫苦的佃农，她为了使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卖了家中仅有的40亩土地。最终男女主人公在弗吉尼亚结婚。在小说的结尾处，黑公主出人意料地抱出了他们的儿子——“所有黑色种族的使者与弥赛亚”，把两个有色民族浪漫地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作家理想的世界有色人种大联合。此时正是1927年5月1日太阳初升之时。

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是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叙述等方面处处指涉现实，有意识把读者的目光引向现实。黑公主在谈到莫斯科对“黑人问题”的主张时，她对马修说：“你们美国黑人并不仅仅是一把散沙。你们是一个民族！”小说中还出现了类似麦凯的诗句，“倘若我们必死，那要高贵地死于打击芝加哥等地的排黑骚乱”。这样的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22年共产国际宣称南方的美国黑人是受压迫民族。读者还能隐约感到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黑公主邀请马修参加柏林的反殖民主义活动。可以看出，黑公主与马修肩负着国际无产阶级任务，作家把人物的阶级意识置于种族意识之中加以考量。显而易见，黑公主考提尔亚的性格发展中贯穿着一条由印度皇室政治转换为国际主义的路径，其中也涵盖了中国、日本和埃及的无产阶级运动。

小说中渲染的有关有色人种大团结的构想，杜波伊斯在1925年发表的《黑人与劳工》（The Black Man and Labor）一文中也有明确的阐发，他指出：“我们中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普尔门列车服务员工会；二是芝加哥的有色族裔共产主义大会。”[32]正是这一年美共在芝加哥召开了“黑人劳工大会”，对共产国际有关黑人劳工的方针作出响应。这些历史事件都隐含在小说中。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黑人带理论”，把美国黑人确定为受压迫民族，在南方黑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地区实行民族自决，而杜波伊斯早已前瞻性地在《黑公主》中进行了描绘。小说在结尾处，公主宣称有色族裔将在1952年大获全胜。因此，积极倡导非裔知识分子投身于亚洲独立和亚非团结的事业，敦请马修进入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读者从中真切地感受到杜波伊斯的费边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浪漫结合。

《黑公主》蕴涵了强烈的政治性和时代特征，不仅折射了杜波伊斯在1917年至1928年所构想的“亚非有色阵线”的政治理想，而且也是作家本人在20世纪初投身于三场政治运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真实写照。就此意义上看，小说开启了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参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先河：一方面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与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另一方面预示着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浪潮的到来。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逐渐成为黑人知识分子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指导，杜波伊斯也在此期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1959年杜波伊斯来到中国，并写下了诗歌《我为中国歌唱》（I Sing to China）。他认为中国可以帮助唤醒“沉睡”的非洲大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他在诗中写道：

帮助她中国！

帮助她，黑肤色的民族，她多半都是奴隶，

她经历了深刻的痛苦与屈辱：

帮助她，不是怜悯，

而是使辉煌复苏之日到来，

那时黑人重新生活

并唱响时代之歌！

慢慢滚动，可爱的凯旋车……

好消息！凯旋车来了……

……公社，公社，上天的选择

伴随着大地母亲，天空和太阳的女儿

诞生于民主，得到共产主义的滋养

那是革命的双亲，世界的建造者！

呐喊，中国！

咆哮，震惊，滚滚的江河：

歌唱，太阳、月亮和大海！

移动山川，改天换地，

歌颂人类，满怀激情！

因为再次从东方，出现了拯救的灵魂！

引导着死者的全部预言——

冥王、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

抛弃他们的糟粕，珍爱他们的精华；

中国拯救世界！起来，中国！[33]

杜波伊斯先后两次来到中国，1959年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亚洲对杜波伊斯而言，是他从费边社会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象征地，也是他的黑人知识世界的另一极。

对黑人民间音乐的挖掘与利用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就之一，借此也拓展了黑人左翼小说和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麦凯的《班卓琴：没有情节的故事》（Banjo：A Story Without a Plot，1929）就是一部以黑人乐器作为故事内核的小说。班卓琴是一种黑人乐器，可以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在麦凯的小说中它不仅成为黑人艰难生存状况的一种隐喻，而且是黑人民间文化的象征。在麦凯眼里，班卓琴不是来自虚伪的欧洲文明，而是美国黑人民俗艺术最真实的文化表征，象征着黑人的生命律动。

著名的左翼诗人休斯也十分推崇黑人音乐。他说：“黑人音乐就像大海的波浪，总是后浪推前浪，一浪接一浪，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黑夜，白天——黑夜，白天——黑夜，白天——反复无穷；黑人音乐具有潜在的魅力，它独特的节奏犹如人的心脏一般坚强有力，永远不会使你失望；它富有幽默感，又具有深厚的力量。”[34]休斯认为黑人民间音乐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可以为诗歌所借鉴。所以，休斯的诗歌不仅有意识地以黑人身份来写，且都渗透着爵士乐、布鲁斯的节奏和旋律。

休斯具有强烈的种族自豪感，他在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黑肤色的赞美。他在《黑皮肤》、《我的民族》、《我可爱的人》等诗中，赞美黑人的美丽。他的“黑色而美丽”的诗句颇能鼓舞黑人的民族自信心。休斯在《自由之犁》中号召美国黑人为建设自由、民主的美国而奋斗到底：

美国！

共同开拓的国土，

共同培育的梦想，

手握着犁不要放开！坚持！

如果大厦尚未建好，(www.xing528.com)

不要气馁，建设者们！

如果斗争还未取胜，

不要沮丧，勇士们！

规划和样式已获具备

从头编织

美国的经纬纱线。[35]

自30年代起，休斯开始突破种族意识，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他自觉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使自己与美国工人保持阶级认同。他的诗歌开始关注下层黑人劳动人民，如，搬运工、厨师、送货员、男侍、妓女等。他满腔热情地描写黑人大众的艰难处境和内心世界，抒发他们的心声，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特征。但是，休斯的诗歌更多地还是反映种族意识，他坦言：“在美国完全接受黑人之前，在种族隔离和种族自身意识完全消失之前，来自黑人艺术家的真正艺术作品，如果要有色彩和独特性的话，必定会反映他的种族背景和所处的种族环境。”[36]这也说明黑人左翼作家已经意识到种族意识应该与阶级意识并重。

在1935年的“第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休斯要求黑人作家要运用艺术展现美国黑人的生气与率直性格，揭露白人慈善家的伪善和欺骗。他主张黑人作家应该寻求全美黑人与白人的团结，在工人阶级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斗争中携手合作，而不是建立在种族内部的聚会或者宗教式的兄弟联合。会上，尤金·戈登（Eugene Gordon）也提出了黑人作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除了绝对的阶级压迫之外还有特殊的种族压迫。

在1937年的“第二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尤金·霍姆斯（Eugene Holmes）作了题为《一位美国作家的社会职责》（A Writer’s Social Obligations）的发言，提出要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中解决美国黑人的现实处境问题。霍姆斯坚信少数族裔应该得到支持与鼓励，美国黑人作家已经发出了抗议之声。阿纳·邦坦普斯（Arna Bontemps）的小说《黑色霹雳》（Black Thunder，1936），休斯的诗歌，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赖特、欧文·多德森（Owen Dodson）、弗兰克·戴维斯（Frank M.Davis）等人的创作都凸显了抗议的主题。霍姆斯指出，作家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罪恶的沙文主义，树立无产阶级国际意识。霍姆斯的发言引起反响，罗伯特·格斯纳（Robert Gessner）认为应该解决目前黑人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霍姆斯认为，这种紧张关系属于受压迫阶级内部矛盾，黑人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他们只看见现实生活中的犹太房东和犹太店主的盘剥。

毋庸讳言，30年代的哈莱姆新黑人文学与黑人左翼运动之间存在争执。黑人左翼作家批评新黑人文学充满中产阶级旨趣，有地方性和狭隘性之嫌，缺少无产阶级的眼界与斗志。哈莱姆区的共产党领导人本杰明·戴维斯（Benjamin Davis）建议赖特把多萝西·韦斯特（Dorothy West）主编的杂志《挑战》（Challenge）改为亲共产党的《新挑战》（New Challenge）。多萝西·韦斯特创办《挑战》的初衷是把老一代黑人作家与青年激进诗人联系起来。在此关键时刻，她响应左翼阵营的倡议，积极配合赖特，在1937年成功地把杂志更名为《新挑战》（New Challenge）。赖特在创刊号上发表题为《黑人写作的蓝图》（Blue—Print for Negro Writing）的文章，批评“新黑人艺术”充斥着杂乱而低级的黑人才气，杂糅了白人波希民的玩意儿，呼唤无产阶级的黑人文学。

在赖特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黑人左翼文学发展迅速，新人辈出。邦坦普斯出版小说《黑色霹雳》，讲述了19世纪加百利·普罗塞（Gabriel Prosser）领导奴隶起义的故事，从内容到形式为黑人左翼文学的抗议主题奠定了基调。赖特的《土生子》（Native Son，1940）是最具代表性的黑人左翼小说，标志着黑人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赖特提倡文学的政治功用性，以文学为斗争武器，发展出黑人文学的抗议主题。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也从黑人左翼文坛中崭露头角，在《新群众》、《方向》等左翼刊物上发表作品。从身份上看，埃里森属于美共的同路人作家。

与此同时，黑人左翼诗歌也得到长足发展。弗兰克·戴维斯是一位激进诗人，30年代他先后出版诗集：《黑人之歌》（Black Man’s Verse，1935）、《我是美国黑人》（I Am the American Negro，1937）、《透过乌贼的眼睛》（Through Sepia Eyes，1938）；40年代他接近共产党，出版诗集《四十七街：诗歌》（47 th Street：Poems，1948）。他的诗歌发展了革命时尚中的“新黑人”主题。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是一位黑人左翼女诗人，在芝加哥参加左翼运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她经常参加赖特的聚会，出版诗集《为了我的人民》（For My People），1942年获“耶鲁大学青年诗歌奖”。

出身于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诗人斯特林·布朗从黑人左翼诗坛中脱颖而出，他的《南方之路》（Southern Road，1936）热衷于收集黑人民间传说，受到批评界与美共的高度赞誉。1934年6月，尤金·克莱（Eugene Clay）率先发表文章《斯特林·布朗：美国人民的诗人》（Sterling Brown：American People’s Poet），评论斯特林·布朗的诗歌。霍姆斯认为，斯特林·布朗是黑人马克思主义文艺复兴中的先锋者，“他的诗歌展示了他深谙社会、心理、生物和经济的纷争。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扎根于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土壤之中，来自经验的各种知识令他的诗歌更加敏锐，更接近他的对象……也更贴近我们的阶层”。[37]1934年，洛克在《斯特林·布朗：新黑人民间诗人》（Sterling Brown：the New Negro Folk Poet）一文中，回顾与总结了黑人诗歌的发展与成就，并对麦凯、休斯、赖特、弗兰克·戴维斯等人的创作进行认真梳理与阐发。洛克认为他们的诗歌融合了阶级意识与激进反叛，并以地道的黑人歌谣谚语的形式抒发无产阶级的炽热情感。其真挚的感情发自黑人生机勃勃的内心，不仅打动了无数人，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洛克反对无产阶级诗歌不应该激进的观点，主张在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寻求平衡。同时，他也批评了那些对莫斯科的鹦鹉学舌式的诗歌。

如果说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黑人左翼作家主要渲染“新黑人”精神和社会抗议主题，那么，自40年代中叶起他们的创作则开始关注党内的种族问题，同时也出现淡化左翼的倾向。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30年代加入共产党，40年代退出左翼。他1945年出版的小说《他要是大喊就让他走》（If He Hollers Let Him Go），最早反映了战时洛杉矶工厂中的紧张的种族关系。1947年出版的代表作《孤独讨伐》（The Lonely Crusade），则集中描绘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黑人与犹太人关系问题，其主题预示了克鲁斯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的出现，二者共同关注了黑人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激进主义的联盟问题。

《孤独讨伐》是一部大胆的自我展露的小说，呈现出心理剖析与传记般的坦率特征，对种族、性、族裔关系作了全面的社会政治分析，挑战了赖特的《土生子》的社会哲学式叙述。小说由两条平行的线索构成：一条是黑人主人公李·戈登的故事；另外一条是犹太裔共产党领导人罗西的故事。主人公戈登的形象是以作家本人的经历为蓝本塑造的。戈登是一个社会学系的大学毕业生，被工会招聘做组织工作。他很快就赢得工人的信任，并获得黑人工友的选票。麦格雷戈是一名普通的黑人党员，很有工作能力和发展前途，党派他接近戈登，以便引导工会活动。麦格雷戈杀死白人警官，拿走了钱，戈登被捕入狱。戈登面对警方的诬陷，跌入绝望的泥淖，罗西挺身而出，把他保释出狱。在这个过程中，罗西不断给他灌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独特的方式付诸行动中。罗西为了搭救戈登，不惜挑战党的权威，结果遭到驱逐。最后，戈登超越了企图通过征服白种女人，以显示自己男子气概的念头，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飞跃，最后成长为武装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在小说的结尾处，一群工人对抗警察，他们团结起来，保护戈登。小说的深刻性在于从左翼内部揭露了种族主义的危害性与顽固性。

海姆斯透过种族与阶级问题，关注党内的族裔纷争，标志着黑人左翼小说开始从抗议走向思想探索。海姆斯在小说中所关注的问题，被克鲁斯加以理论化阐述，写成理论著作《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克鲁斯认为，犹太族裔虽然仅是美国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族裔，却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的理论与组织力量非常强大。尽管黑人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但其政治影响力远远比不上犹太族裔，因此，党内的犹太人从意识形态上掌控了黑人。其结果是，左翼阵营的所有政治文化标准都由犹太人而不是黑人制定的。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共的衰落主要由于沦为苏联的附庸，而克鲁斯却认为是加勒比出生的黑人党员造成的，因为这些黑人党员的心理障碍阻碍他们成长为党的领导，这就为犹太人的掌控铺平了道路。克鲁斯的观点被学术界指责为反犹言论。

在克鲁斯之前，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在《美国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is of American Com munism，1961）一书中，也论述了左翼阵营中的犹太人与黑人的关系问题。格雷泽指出，虽然党内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必须认识到犹太裔党员的多样性，任何企图简单解释犹太人与共产党关系的努力都是行不通的。格雷泽所反对的“简单化”却被克鲁斯采用了。克鲁斯说，犹太人带着自己的族裔的扩张性，越出了纽约东区（犹太区）。他们通过马克思主义，把知识的优越性凌驾于盎格鲁－撒克逊非犹太裔之上。事实上，犹太裔党员无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美国的现实相结合，只是顺应了他们自己族裔的社会野心，必然导致黑人激进分子在拒绝资本主义的同时，不得不接受犹太知识分子的理论主张。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犹太白人创建的理论，它是要“教化”黑人。

克鲁斯认为共产党最失去人心的时候是转向“人民阵线”。这主要是犹太裔党员驱使共产党在30年代末开展反法西斯主义，致使在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许多黑人志愿者。为着犹太人讨伐希特勒，美国黑人的鲜血洒在了西班牙大地上，奉献在犹太民族主义的祭坛上。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援引休斯的话——“美国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让一个黑人到西班牙去帮助解决西班牙问题——或许用他宝贵的生命。我不知道，所以我奇怪，我还要思忖”。[38]克鲁斯是断章取义，因为休斯接着又说他对黑人的国际主义表示敬意，他的“不明白”更多的是表示对黑人英雄主义选择的敬畏，是敬畏多于怀疑。

埃里森1952年出版的小说《无形人》（Invisible Man）也是黑人左翼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小说。埃里森受存在主义影响，试图通过“探索自我”改善美国黑人的处境，从而摆脱了抗议文学模式，把种族压迫升华为社会压抑。有必要指出的是，埃里森在三四十年代是美共的同路人作家，但是，他成名后竭力掩饰过去同左翼的联系，甚至在后期的写作中有意识地与共产党保持距离。他明确表示自己对左翼政治持怀疑态度，《无形人》中的兄弟会与美共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在冷战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学者芭拉·弗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寻《无形人》最原始的手稿，试图寻觅埃里森放弃或是淡化左翼的线索。弗莱从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诺顿、杰克兄弟的分析入手，又联系主要人物所涉及的“兄弟会”，发现小说由最初的“红—黑”关系的描写转移至对“兄弟会”叛徒的渲染。弗莱认为从“兄弟会”部分尤其可以看出作家态度的移绎。埃里森在出版小说时，削减了共产主义人物，并把他们漫画为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典型人物。比如，“无形人”的理论导师汉布罗，他最初的名字为“Stein”，意思为“三颗蓝星……其左手背面有图腾”，无意把他塑造成“冷战的勇士”，而是要展现哈莱姆左翼的状况，这也是作家本人最为熟悉的生活。埃里森在最初的手稿中把主人公与有组织的左翼联系在一起，他希望哈莱姆的黑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但在1952年的手稿中，“兄弟会”放弃了哈莱姆，希望不要发生骚乱，甚至出版后的小说中还充满了对美共的嘲讽。从草稿修改的句子、断落和事件等各种迹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构思的变化。弗莱的研究不仅还原出埃里森与左翼的隐秘关系，还提醒人们要关注《无形人》的政治复杂性，历史地看待这部小说，深入体察黑人左翼文学的跌宕起伏。[39]

50年代末，随着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和冷战气氛的日益加重，哈莱姆的民族主义开始退潮，黑人左翼运动也跌入低谷。战时成立的黑人组织：“民权大会”（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全国黑人劳工委员会”（the National Negro Labor Council）、《人民之声》（People’s Voice）等，到50年代中期都不复存在了。而那些曾经与左翼联系密切的人，如马克斯·耶甘（Max Yergan）、亚当·鲍威尔（Adam C.Powell）、博斯华·怀特（Boshua White）、卡纳达·李（Canada Lee）都与共产党拉开了距离。有的甚至成了反共分子，如耶甘·怀特（Yergan White）。休斯虽然与左翼保持联系，但很谨慎。

除了外部压力，哈莱姆内部的分歧也加剧了黑人左翼的分化。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共开展的反对白人沙文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给许多普通黑人党员造成混乱，挫伤了许多黑人政治活动家的情感，党的黑人领导——阿布纳·贝里（Abner Berry）、哈里·海伍德（Harry Haywood）、多克西·威尔克森（Doxey Wilkerson）相继辞职。另有许多黑人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中断了哈莱姆区的黑人党员与左翼组织的正常联系。

历史辩证地看，即便是在低谷时期，还有许多黑人作家与左翼保持联系，如杜波伊斯、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约翰·基伦斯（John O.Killens）、洛兰·汉斯贝里（Lorraine Hansberry）、奥西·戴维斯（Ossie Davis）、鲁吉·迪伊（Rugy Dee）、埃丝特·杰克逊（Esther C.Jackson）、本杰明·戴维斯（Benjamin Davis）、尤尔特·吉尼尔（Ewart Guinier）、欧内斯特·凯泽（Ernest Kaiser）、艾丽斯·恰尔德里斯（Alice Childress）、理查德·莫尔（Richard Moore）等。有的黑人作家虽然离开了美共，但与左翼机构和那些留守左翼的朋友来往不断，依然钟情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向往社会的公正公平等。另有一些黑人左翼作家由纽约迁往别的地方，但他们顽强地持守纽约的黑人左翼乌托邦理想，此影响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

许多旧左翼的文化机构不复存在了，但是左翼的出版业还在，如美共的“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s），社会工人党的“开拓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美共与社会工人党的书店，美共影响下的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后来的《主流》）、《美国对话》（American Dialog），美共的报纸《工人》（Worker）、社会工人党的《战斗》（Militant）都还集中在纽约。罗伯逊的《自由》（Freedom）杂志在50年代继续发挥作用，显示了公共领域中的美国黑人左翼文化力量的存在。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成立的“美国社会的非洲文化”（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frican Culture），其初衷是要从共产主义左翼阵营中分化出黑人力量。而黑人左翼知识分子巧妙地利用“美国社会的非洲文化”，在1959年发起“黑人作家协会”（Conference of Negro Writers），继续开展左翼活动。

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时期，一些黑人作家仍然坚持在左翼的思想视阈中继续创作。如劳埃德·布朗（Lloyd Brown）的小说《铁城》（Iron City，1951）就通过两大阶级与民族主义的主题，表现对黑人工人阶级的热爱与忠诚。希克斯认为，如果小说早出版15年，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基伦斯的小说《扬布拉德一家》（Young Blood，1954）依然带有黑人马克思主义特征。杜波伊斯、汉斯贝里、恰尔德里斯、锡德尼·普瓦提埃（Sidney Poitier）、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约翰·克拉克（John H. Clarke）、朱利安·梅菲尔德（Julian Mayfield）、玛格丽特·伯勒斯（Margaret Burroughs）等人在50年代仍然坚持创作，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1961年路易斯·伯纳姆（Louis Burnham）、爱德华·斯特朗（Edward Strong）、杜波伊斯等人创办《自由道路》（Freedomways，1961—1985），秉承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办刊宗旨，大力倡导黑人的自决主张。杂志大量刊登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麦凯、莫米·马奇特（Moami L.Madgett）、斯特林·布朗等旧左翼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刊登玛丽·埃文斯（Mari Evans）、尼基·乔维瓦尼（Nikki Giovanni）、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卡尔文·赫恩顿（Calvin Hernto）、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哈基·马达休布提（Haki Madhubuti）、阿斯基亚·图尔（Askia Toure）、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等新左翼作家的作品。可以说，《自由道路》是一座连接旧左翼与新左翼的桥梁。

综上所述，在哈莱姆文艺复兴与美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激荡和叠加中诞生的黑人左翼文学，既扎根于黑人民族文化，又充分汲取先进的思想理论，把反抗种族压迫的政治倾向升华为对理想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追求，从而葆有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其影响一直延伸至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和当代美国“学院左翼”的研究当中。总体上看，黑人左翼文学消长的历史启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主流文学的发展方向，也强烈地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因为黑人左翼作家对美国种族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把最不受重视的黑人作品堂而皇之地引入文学的圣殿，使反种族主义、反霸权意识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今天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繁荣；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文化批评一味强调种族、性别和权力的政治话语体系，追根溯源我们都可以从黑人左翼文学这里找到其思想源头。它甚至还直接启示了弱小民族如何在全球化的不对称关系中争取到公正平等的发展与对话权利。这种意义上看，黑人左翼文学消长的历史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

[1]Manuel Gomez，ed.，Poems for Workers，Chicago：Daily Worker Publishing，1925，p.7.

[2]卡利班（Caliban），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的仆人，比喻邪恶之人。

[3]Young Worker，May 1922，p.14.

[4]Young Worker，Aug.－Sept.，1922，p.8.

[5]Don West，In A Land of Plenty：A Don West Reader，Los Angeles：West End Press，1982，p.3.

[6]Don West，Clods of Southern Earth，New York：Boni and Gaer，1946，p.45.

[7]Don West，Clods of Southern Earth，New York：Boni and Gaer，1946，p.24.

[8]Ibid，.p.136.

[9]Don West，O Mountaineers！A Collection of Poems，Huntington：Appalachian Movement Press，1974，p.35.

[10]Joseph North，ed，.New Masses：An Anthology of the Rebel Thirtie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 Co，.Inc，.1969，p.52.

[11]Ibid，.pp.40－41.

[12]Genevieve Taggard，May Day：An Anthology of Verse，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1925，p.13.

[13]Bud Johns and Judith Clancy，Bastard in the Ragged Suit：Writings of，with Drawings by Herman Spector，San Francisco：Synergistic Press，1977，pp.33－34.

[14]Bud Johns and Judith Clancy，Bastard in the Ragged Suit：Writings of，with Drawings by Herman Spector，San Francisco：Synergistic Press，1977，p.21.

[15]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6]Sololl on Funaroff，Unemployed：2A.M，.Social Poetry of the 1930s，p.59.

[17]Dynamo1，No.2，March－April 1934，p.21.

[18]Sol Funaroff，Unemployed：2A.M，.Social Poetry of the 1930s，Salzman，Jacked.，New York：Lenox Hill Rublishing，1979，p.51.

[19]Wallace Phelps，“Sensibility and Modern Poetry”，Dynamo 1，3，Summer 1934，p.25.

[20]Dynamo 1，No.3（Summer 1934），pp.0－25.

[21]Charles H.Newman，“How Objective is Objectivism”，Dynamo 1，No.3，Summer 1934，pp.26－29.

[22]Edwin Burgum，Three Radical English Poets，New Masses（3July 1934），pp.33—36.

[23]［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24]［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页。

[25]林肯总统在1862年颁发《解放黑奴宣言》，使美国黑人从奴隶制下获得解放，此为黑人第一次解放。

[26]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27]Jeffery C.Stewart，ed.，Race Contact and Interracial Relations：Lectur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ace，Washington，D.C.：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86.

[28]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提倡黑人与白人分离，在非洲建立由黑人统治的国家。

[29]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30]W.E.B.Du Bois，Darkwater：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1921，Millwood/New York：KrausThomson Organization，Ltd，.1975，p.165.

[31]W.E.B.Du Bois，The World and Africa：An Inquiry into the Part Which Africa Has Played in World History，1949，Millwood/New York：Kraus Thomas Organization，Lted，.1976，p.149.

[32]W.E.B.Du Bois，“The Black Man and Labor”，The Crisis，December 1925.

[33]W.E.B.Du Bois，I Sing to China，China Reconstructs 8，June 1959，pp.24－26.

[34]［美］兰斯顿·休斯：《大海》，吴克明、石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236。

[35]转引自黄卫峰《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337页。

[36]同上书，第378页。

[37]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8，June 1934，p.122.

[38]Langston Hughes，I Wonder as I Wander，New York：Rinehart，1956，p.354.

[39]Barbara Foley，From Communism to Brotherhood：the Drafts of Invisible Man，Left of The Color Line，eds.，Bill V.Mullen and James Smethurst，Chapel Hill/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3，pp.163－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