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文人集群的基本思想特征

“纽约文人集群”在30年代中叶至50年代中叶的美国文化领域异军突起，引人瞩目。由于该群体在文化背景和批评风格上的相似性，所以很早就为公众所认知。早期的纽约文人多为第二代穷苦的欧洲犹太移民，他们在城市学院接受大学教育，学术上不约而同地注重意识形态。30年代初，他们怀着激进的革命情绪，政治上倾向共产党。那时他们徘徊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政治激情只能宣泄在小小的杂志上。在1936年苏联的肃反运动曝光之后，他们的革命热情也由投身左翼运动转变为反对斯大林、反对极权主义，同情托洛茨基。他们自称是独立的激进分子，但被外界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到了40年代末，随着冷战格局的出现，他们摆脱激进主义纷扰，渐次回归自由主义思想体系。50年代初，他们先后在布兰迪斯大学、纽约大学、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任教，并住进了学村的高级公寓或上西区。他们的杂志也日益引起公众的重视，逐渐跃居知识分子榜首。概括而言，“纽约文人集群”的思想特征无外乎表现在批评风格、政治诉求和文化品位等方面。

谈到“纽约文人集群”的思想特征，美国学者拉塞尔·雅格比（Russell Jacoby）的研究值得一提。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术时代的美国文化》（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1987）一书中，对该群体的思想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为标尺，把“纽约文人集群”划分为三代。在雅格比看来，第一代“纽约文人集群”出生于1900—1915年之间，威尔逊、霍克、菲利浦斯、拉夫、芒福德、特里林、麦克唐纳、夏皮罗、罗森堡、科泽、克莱门恩·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麦卡锡等人都属于此类。他们多为独立的自由撰稿人，思想洒脱、不受拘囿。30年代，这些人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在与格林威治村有些瓜葛的同时，接受了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样，他们都拥护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也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但是，他们不愿臣服于官方左翼与党组织，对工人阶级敬而远之，厌恶民粹主义和大众文化，却对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充满热情。

第二代“纽约文人集群”出生于1915—1925年，对大萧条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50年代他们跻身知识界，七八十年代其学术研究和社会声誉达到鼎盛。豪、卡津、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欧文·克利斯托尔（Irving Kristol）、西摩·李普赛（Seymour Lipset）、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都属于此类。除了继承第一代的批评传统之外，他们更多地沉浸在学院深墙内，对社会进行文化的批评与探究，他们是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早期的自由撰稿人生涯中，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从而使其著述出类拔萃，令后继者望尘莫及。这些人在战后的美国知识界影响很大，操纵了知识话语权。

第三代“纽约文人集群”是30年代以后出生的，他们在60年代初步入文坛，同新左翼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成长在学术是作家唯一宣泄途径的时代，不太留意大学以外的社会公共生活，其批评视野较狭窄、思想偏激。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诺曼·波德霍莱茨（Norman Podhoretz）、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等人。他们竭力与前两代拉开距离，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在文坛上。

雅格比的三代划分法着眼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属性，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纽约文人内在的文化传承关系，这是其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从研究该群体着眼，划分为两代——老一辈纽约文人和新生代纽约文人更为恰当。依照雅格比的三代划分，这三代纽约文人之间应当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如果说第一代成员不自觉地意识到小群体的存在和他们的刊物——《党派评论》，那么，豪、卡津、贝尔等第二代则是有意识地靠近这个群体，因为四五十年代的《党派评论》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获取社会名利的重要刊物之一。前两代“纽约文人集群”大都是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宿将，他们在四五十年代告别激进的过去，专心于文学研究。由于过去激进背景的影响，他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综合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学，其批评表现出明显的“左”倾特征。新生代的“纽约文人集群”秉承该群体所积沉的激进情绪，在新左翼运动中释放能量。这样看来，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思想差异性不大，相反他们的群体认同感非常强烈，且能够并肩作战反对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同新生代的冲突与对立就很明显，甚至有些势不两立，他们之间的思想冲撞正是新旧左翼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反映。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共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两代“纽约文人集群”的批评共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其批评视野是综合性质的，带有知识的多面性特征，即人们常说的文化批评。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纽约文人集群”划分为两代。

老一辈纽约文人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文化批评特征，此后为新生代所继续，成为该群体突出的思想特征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美国批评家就特别关注政治，当时刊发在《新共和》、《民族》和《群众》上的评论文章都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当年，纳什维尔·阿格拉瑞斯（Nashville Agrarians）、威尔逊、考利等人都曾经大力提倡批评家要承担起政治职责，积极推动政治与文学批评的结合。纽约文人中的一些社会经济学家，诸如，弗兰克·赖特（Frank Knight）、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约瑟夫·舒姆皮特（Joseph Schumpeter）等，也不失时机地把政治与社会的旨趣扩展到人文领域，进一步拓展了该群体的文学批评视阈。到了40年代末，随着冷战格局的明朗化，菲利浦斯、拉夫、特里林、卡津、豪、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等人不断丰富完善批评体系，强调知识分子同政治自由、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文化批评特征越发鲜明。

除了文化批评特征之外，纽约文人都不遗余力地推崇先锋文艺，呈现出较明显的精英文化倾向。自1936年起，菲利浦斯与拉夫就放弃了早期对无产阶级文艺的附和，公开批评美国本土文学中的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地方主义，把它们归结为一种“反智性的偏见”。他们认为，庞德和艾略特开启了美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而这项工作仍需继续推进。1939年，格林伯格发表著名的《先锋与垃圾》（Avant—Garde and Kitsch）一文，公开捍卫高雅文化，贬损大众文化，其精英文化旨趣压倒一切。在他看来，繁盛的资本主义商业制造了不断增长的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它一方面汲取高雅文化的养分；另一方面又不断腐蚀与损毁之。格林伯格认为，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先锋文艺是伴随着新的历史批评和科学革命思想出现的。换言之，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出现的。激进的美学诉求赋予先锋文学一种超然性，使它放弃了外在世界的经验，转向艺术内在媒介与主体自我，以实现对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双重超越。目前先锋派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来自大众文化所造成的文化精英的萎缩与困顿。格林伯格的观点受到评论界的热捧。

到了40年代，菲利浦斯、特里林、格林伯格等人仍意犹未尽地在《党派评论》上讨论艾略特。通过对艾略特诗歌的不断阐发，表达他们所向往的杰弗逊式的精英文化诉求。特里林在《所需之要素》（Elements That Are Wanted，1940）中探讨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观念》（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试图以艾略特的“宗教政治”重建左翼。他认为左翼未能寻找到美好的生活、政治的道德性、人类的精神，因为它过于专注当下，忽略了对终极意义的叩问。特里林希望从艾略特那里寻找到解决办法。在特里林看来，艾略特强调建构理想的过程而非理想本身，从而在诗歌中蓄积了某种社会改革的力量。艾略特以这种方式有意识地参与了社会改革。对艾略特而言，批评的力量在于文化的精妙阐发，而非社会的公共宣传。特里林批评左翼生硬地把思想与规则置入复杂的社会文化之中，使批评搁浅在道德层面上，而艾略特却强化了批评主体的范畴，值得借鉴。在特里林看来，艾略特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反映在诗歌中就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即人们在艺术中普遍可以感觉到的一种抽象而复杂的情感——惊奇、强烈、变化莫测。就此看来，马克思与列宁都犯了过度倚赖道德的错误。[71]

同一时期，麦克唐纳从电影文化入手，批评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他在《一种大众文化的理论》（A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1944）中指责好莱坞电影是大众文化的产物，而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电影不过是斯大林政治的产物。对麦克唐纳而言，大众文化有剧毒，严重威胁高雅文化。麦克唐纳把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进行比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想曲解艺术或许有些困难，但极权主义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他感到极权主义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人们却束手无策。像其他纽约文人一样，麦克唐纳认为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价值存在于文学的现代主义而不是大众文化当中。显然，麦克唐纳的思想存在着诸多的二元对立，诸如，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现代主义与其他流派。他不自觉地把现代主义理想化，又把大众文化妖魔化。

甚至到了60年代，特里林还在《信函中的乔伊斯》（James Joyce in His Letters，1968）一文中剖析《芬尼根守灵夜》所涵纳的“颠覆”价值。他认为小说是对19世纪的严肃想象——世界历史形象（黑格尔所表达的世界朝着感性显现的正确轨道运转的想象）——的嘲弄。[72]在特里林看来，由于乔伊斯本人完全浸透于19世纪的价值观念中，使其反抗既冲击了传统社会，也造成自我损毁。特里林认为乔伊斯的反叛与当下反抗自由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因为60年代的激进青年的否定行动来得过于容易，完全没有像乔伊斯那样付出艰辛努力。就此看来，乔伊斯既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敌人，同时也是它沉重的负担。

不难看出，纽约文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集中于从审美形式方面探究人物的内在品格，即唤起一种前卫的审美体验。在纽约文人看来，现代主义作家所到之处正是道德无法抵达之处，其所叙述的“事实”是理论家所无法言说的，他们不断提醒人们仁慈也许是一种侵害，最高的理想主义也许早已堕落。[73]一句话，现代主义作家把道德价值彻底变更为问题，读者只需体察其语言与风格，不必看其实际结果。因此，现代主义作家是主导价值的颠覆者，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在于描绘出主导价值的否定之物。20世纪上半叶，《党派评论》的编辑们满腔热情地开掘与宣扬现代主义文学，其深刻用意在于抑制美国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庸俗化倾向，即剔除苏俄式的文艺观。

战前，纽约文人的上述批评主张捍卫了他们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独立立场，战后他们的批评活动就比较功利了。战后，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面对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常常如专业机构一样行动和讲话，急切地宣称自己的知识权威性，维护正统的专业文化标准，谴责“媚俗劣作”（Kitch）。他们不满意大众轻易就体验到艺术，唯恐会出现知识无用的现象，贬损了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他们坚持艺术的体验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获得，竭力谴责大众文化的拍摄和复制，因为这些东西来得过于容易，其目的不过是捍卫他们自己已获得的学术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主义文学对他们那么重要的原因了。显而易见，纽约文人的精英文化意识正是靠先锋文艺建构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声称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推动高雅文艺的形式与需求（一种新的传统）。虽然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威性，但是，60年代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去中心的平等话语体系。

我们不难看出，纽约文人长期以《党派评论》为理论平台，试图创建持异见的文学批评，以解决那些长期困扰美国左翼文化阵营的理论问题，但他们没有实现这一初衷。其原因在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喉舌，杂志的编辑与主要撰稿人均为中产阶级，他们界定不清自己同下层与上层的关系。他们虽然同情工人阶级与普通美国民众，但缺乏深入了解。这样，纽约文人既得不到官方左翼的认同，也逐渐脱离大众。尽管他们为文学的自主性而奋斗，追求超然的文化批评，然而，他们漠视普通美国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与60年代的社会变革运动失之交臂。当他们与新左翼、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于他们早期没有合作与团结的经验可资借鉴，无法应对新形势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纽约文人与《党派评论》面临着当下西方左翼所遭遇的尴尬问题：知识分子如何在民主政治中履行自己的职责？知识分子在权力壁垒中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何当政治承载走向简单化之后，独立的知识分子常常导向精英主义？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纽约文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推介，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既加速了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为早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恰好切中了新批评的文学旨趣，这也是二者关系较为密切的原因之一。又因为“纽约文人集群”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尊重艺术自身的规律，促进了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双向发展，欧洲的萨特、波伏娃、加缪等存在主义大师都是通过他们的译介才为美国人所接受。这种意义上看，他们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他们缺乏现代主义者本身所具有的颠覆性，因此其批评的思想力度显得不足。另外，他们竭力推崇艾略特、乔伊斯、海明威、马尔罗、叶芝、纪德、托马斯曼、劳伦斯，这些人不过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同一时期还有不少其他先锋作家，诸如，迪娜·巴恩斯（Djuna Barnes）、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斯泰因、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路易·朱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等。这些作家却成了纽约文人的盲区，说明他们未能全方位地把握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动向。

共同的批评和文化特征，必然建立在相近的政治观上。“纽约文人集群”从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起家，那时他们以《党派评论》为阵地，自成一个世界，分享小群体的思想。很快他们便与官方左翼决裂，战后逐渐回归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其政治属性是先左后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历程。

谈到纽约文人政治立场的移易，人们就会想到“沃尔多夫会议”（Waldorf Conference）。[74]1949年3月召开的“沃尔多夫会议”，是纽约文人政治生涯的一道分水岭，他们在此次会议中公开与左翼运动分道扬镳，再次向外界彰显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立场。“沃尔多夫会议”是在冷战局势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大阵营各怀心事促成的，因此，会议从筹办到召开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纽约文人集群”认为“沃尔多夫会议”被党派路线干扰了，与会者并不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缺少言论自由的学术氛围，违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霍克在“沃尔多夫会议”上据理力争，他持守自由主义原则，积极倡导知识分子的职责试图超越政治党派。“纽约文人集群”在会议中反击了官方左翼，显示了该群体正在向自由主义体系靠拢。

在冷战的历史非常时期，纽约文人赫然发现自己所反对的西方原来是尊崇知识自由的，诚如菲利浦斯所言：“现代历史中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生活的苛求已经远甚从前。当然，原因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命运同我们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一起；而且……我们的政治命运已经处在生死攸关之处，现在已是一个非常形势的时代。”[75]按照特里林的看法，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诉诸人类理性的自由发展，允许一切思想观念的自由交锋，相信人类的良知最终会作出正确的抉择，这样一种启蒙传统的深入与继续。对批评家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让世人意识到自由主义充分保证了思想的多样性、可能性。特里林的观点基本上总结了纽约文人的世界观和文学批评原则。

此后，《党派评论》朝着肯定美国文化价值的方向发展，去政治化是其明显的标志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杂志在欧美知识分子中获得很高的声望，成为他们的理论阵地。我们从“纽约文人集群”十年中组织名称的变更也可以看到这一发展轨迹。战前，他们组成了“文化自由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文化自由及社会主义团体”（the League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Socialism）；战后，他们组织了“美国知识分子自由协会”（the Americans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1952年，《党派评论》召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研讨会，霍克建议大家进行实用主义的选择，即在危险的制度与可以批评的不太完善的民主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显然，他们有意识地归顺美国文化。

促使“纽约文人集群”政治转向还有一些历史原因。他们大都是移民出身，其父辈大都在苏联或欧洲受到过群众运动或纳粹的冲击。作为该群体成员的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准确地概括出纽约文人对专制极权的愤懑与担忧情绪。阿伦特把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并列为“现代人类的三大羞耻”。作为犹太裔，纽约文人或多或少都深恐美国的反斯大林运动会演变成群众性盲动，他们在如何抑制斯大林主义而又不丧失激进立场等问题上毅然放弃往昔所选取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他们采用实用主义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切入美国社会文化之中，并获得了知识的话语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把美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资源推进到自由多元的层面，逐渐切入主导意识形态。在美国学者尼尔·朱蒙维尔（Neil Jumonville）看来，过着高级报人生活的纽约文人为那些追求学术自由的人们树立了榜样。[76]事实上，纽约文人忠于自己的知识分子特性强于他们的政治诉求，这一点在“沃尔多夫会议”和对忏悔文学的态度中已经表露无遗。他们并没有把大众文化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而是把它描述成对自由知识分子文化的瓦解，所以，他们不去支持表面上与之达成联盟的劳工阶级，而是与精英文化抱合在一起。他们一以贯之的文化精英主义和非民主地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都表明他们日益增长的保守主义绝非是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早在30年代就已经蛰伏了。当年他们表面上容忍大众文化、支持工人运动，但始终处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其内心深处从未认同过大众文化。可以说，自由的保守主义是他们从30年代到80年代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也是他们的必然归宿。

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尽管“纽约文人集群”在思想认识和批评风格上有着诸多共同属性，该群体也有较强的内聚力，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铁板一块。事实上，他们是同中有异、合而不同的。早在30年代末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就出现分歧，主要表现为持异议者（Dissenters）和坚守者（Affirmers）两种倾向。战后这两种倾向越发明显，直至发展为对新左翼运动持不同观点。前者以麦克唐纳为核心，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坚持对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后者以霍克为首，崇尚实用主义，对于永恒的批判持怀疑态度，希望通过认同某种文化，达到重塑世界之目的。

50年代中期，纽约文人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以豪和科泽为代表的持异议者创办《异议》与坚守派分庭抗争。他们指责《党派评论》和《评论》完全转变成中产阶级立场，欣然投入国家怀抱。豪认为这两份刊物甚至比麦卡锡主义本身更危险，没有必要因为苏联的失误而改变政治诉求。在豪看来，即便顺应时代潮流需要承载社会压力，但也要与主导意识形态保持适度距离，并坚守批判性思考。聚集在《异议》周围的持异议者坚持走第三阵营道路，即一条独立于美苏的路径。坚守派反诘道：第二代移民已经中止文化疏离感，认同所在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难道不对吗？

进入新世纪后，在当下美国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唤声中，对“纽约文人集群”的再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纽约文人是20世纪美国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的最后一个批评家群体，虽然他们不能代表全体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人们对纽约文人的评判应该基于这样的事实——他们是在30年代中期受到尊崇的持异见的文化精英，他们自觉守护人类的普适价值，坚持对周围世界的独立而理性的判断，不愿意为某种强权势力所左右，因此，在当今美国批评实践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纽约文人集群”是从左翼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3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战后他们又选择了自由主义和多元价值观，但是，他们仍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分析方法运用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之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路径，他们经常在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与经济等学科中交流切磋，使他们的批评视野具有综合性。他们反对学术范畴化和专门化，坚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融入文学批评之中，甚至当他们都变得相当保守的时候，依然坚持用综合的、跨学科的方法，即一种知识的多样性（通才），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作为批评家和评论家，纽约文人把文学刊物与政治刊物作为固定的论坛，强调文学批评的道德诉求，试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谋求平衡。为了达到平衡，他们推崇艺术的含混性、复杂性，以此抑制意识形态的干扰。可以说，他们是受到左翼运动浸染的一群批评家、文学家、翻译家、智性的剖析者。

迄今为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纽约文人的理论与批评著述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远远超出了文学史家所能提供的数据。且看那期间出现的一大批著作：如法雷尔大力倡导文学自主性的《文学批评笔记》；威尔逊的呈现马克思主义批评风格，率先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阐发的《阿克瑟尔的城堡》；伯克的从新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声明》（Counter Statement，1931）、《文学形式的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1941）；霍克的《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1936）、《我为何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没有教条》（Why I am a Com munist：Communism without Dogmas，1934）；特里林的《马修·阿诺尔德》（Matthew Arnold，1936）；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在美国文化背景下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捍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1941）；弗朗西斯·马西森（Francis O.Matthiessen）的《美国之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1941）；卡津的《扎根本土》等。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文学批评体系，不仅为重新审视与评价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是那个时代任何知识群体所无法企及的，至今仍然令后人望而生畏。

[1]Philip Rahv，“The Literary Class War”，New Masses，8，No.2，August 1932，p.7.

[2]Philip Rahv，“An Open Letter to Young Writers”，Rebel Poet，16，September 1932，p.3

[3]Philip Rahv，“T.S.Eliot”，Fantasy，2，3，Winter 1932，p.17.

[4]Philip Rahv，“T.S.Eliot”，Fantasy，2，3，Winter 1932，p.19.

[5]Wallace Phelps，“Classical Culture，Communist 12，No.1，January 1933，p.93.

[6]Ibid，.p.96.

[7]Ibid，.p.95.

[8]Ibid，.p.96.

[9]Wallace Phelps，“Categories for Criticism”，Symposium，No.1，January 1933，p.32.

[10]Ibid..

[11]Wallace Phelps，“Sensibility and Modern Poetry”，Dynamo，No.1，3，Summer 1934，p.25.

[12]《专题论丛》（Symposium）是1930—1933年发行的，由James Burnham、Philip W.Wright负责编辑的刊物。

[13]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Editorial Statement”，Partisan Review1，1，February－March 1934，p.2.

[14]Ibid..

[15]T.S.Eliot，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London：Methuen，1980，pp.63－64.

[16]Ibid，.pp.170－171.

[17]Philip Rahv，“How the Waste Land Became A Flower Garden”，Partisan Review1，No.4，September—October 1934，p.58.

[18]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Criticism”，Partisan Review2，No.7，April—May 1935，p.20.

[19]Wallace Phelps，“Form and Content”，Partisan Review 2，No.6，January—February 1935，pp.33－34.

[20]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Partisan Review1，No.3，June—July 1934，p.5.

[21]Michael Gold，“American Intellectual and Communism”，Daily Worker，October 1923，p.5.

[22]Jack Conroy，The Worker as Writer，American Writers’Congress，ed，.Henry Hart，ed，.New York：Internatinal Publishers，1935，p.83.

[23]Michael Gold，“Proletarian Realism”，New Masses 6，September 1930，p.5.

[24]Joseph Freeman，An American Testament：A Narrative and Romantics，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1963，p.636.

[25]Granvill Hicks，“The Crisis in American Criticism”，New Masses 9，No.2，1933，p.5.

[26]Philip Rahv，“Proletarian Literature：A Political Autopsy”，Southern Review4，No.3，Winter 1939，p.623.

[27]Wallace Phelps and Philip Rahv，“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Partisan Review1，No.3，June－July 1934，p.17.(https://www.xing528.com)

[28]Alan Calmer，“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Proletarian”，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16，July 31，1937，pp.3－4.

[29]William Phillips，A Partisan View：Five Decades of the Literary Life，New York：Stein and Day，1983，p.29.

[30]Barbara Foley，Radical Representations：Politics and Form in U.S.Proletarian Fiction，1929—1941，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p.62－63.

[31]Alan Wa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to the 1980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79.

[32]Harvey M.Teres，Renewing the Left：Politics，Imagination，an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3.

[33]［苏］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柴金如、蔡汉敖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87—88页。

[34]Terry A.Cooney，The Rise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Partisan Review and Its Circle，1934—1945，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6，p.97.

[35]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Literature in a Political Decade”，in New Letters in A－merica，ed.，Eleanor Clark and Horace Gregory，New York：Norton，1937，pp.174－175.

[36]“Falsely Labeled Goods”，Editorial，New Masses 24，No.12，September 1937，pp.9－10.

[37]“Trotzkyist Schemers Exposed”，Daily Worker，October 1937，p.3.

[38]Philip Rahv，“Proletarian Literature：A Political Autopsy”，Southern Review4，No.3，Winter 1939，p.623.

[39]Ibid..

[40]“Editorial Statement”，Partisan Review4，No.1，December 1937，p.3.

[41]“Results of Partisan Review Questionnaire”，Partisan Review8，No.4，July－August 1941，pp.344－348.

[42]［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王国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180页。

[43]［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44]同上书，第158页。

[45]同上书，第165页。

[46]［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47]周忠厚：《托洛茨基的文艺思想》，《求是学刊》1989年第2期，第57页。

[48]［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王国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49]Paul N.Siegel，ed，.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New York：Pathfinder，1970，p.114.

[50]［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外国文学出版1992年版，第148页。

[51]Paul N.Siegel，ed，.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New York：Pathfinder，1970，p.117.

[52]Andre Breton and Diego Rivera，“Manifesto：Towards A Free Revolutionary Art”，Partisan Review6，No.1，Fall 1938，pp.50－51.

[53]Paul N.Siegel，ed，.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New York：Pathfinder，1970，p.201.

[54]Andre Breton and Diego Rivera，“Manifesto：Towards A Free Revolutionary Art”，Partisan Review6，No.1，Fall 1938，p.50.

[55]Leon Trotsky，“Art and Politics”，Partisan Review 5，No.3，August－September 1938，p.10.

[56]Ibid，.p.3.

[57]Leon Trotsky，“Art and Politics”，Partisan Review5，No.3，August－September 1938，p.9.

[58]［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59]［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60]冯宪光：《托洛茨基的政治学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7年第10辑，第59页。

[61]鲁迅：《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62]Leon Trotsky，“Letter to Dwight Macdonald”，July 1937（boms Russian 13.1［8951］，Trotsky Archive，Harvard.

[63]Dwight Macdonald，“Letter to Leon Trotsky”，August 1937（boms Russian［2838］），Trotsky Archive，Harvard.

[64]Leon Trotsky，“Letter to Partisan Review”，March 1938，Trotsky Archive，Harvard.

[65]“This Quarter”，Partisan Review6，No.1（Fall 1938），p.7.

[66]Philip Rahv，“Twilight of the Thirties”，Partisan Review6，No.4，Summer 1939，p.12.

[67]Ibid..

[68]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69]William Phillips，“The Intellectuals’Tradition”，Partisan Review8，No.6，November—December 1941，pp.482－489.

[70]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Company，Inc，.1953，p.103.

[71]Lionel Trilling，“Elements that Are Wanted”，Partisan Review7，No.5，September－October，1940，p.368.

[72]Lionel Trilling，“James Joyce in His Letters”，in The Last Decade：Essays and Reviews，1965—1975，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9，p.33.

[73]Lionel Trilling，“The America of John Dos Passos”，Partisan Review4，No.5，April 1938，pp.30－31.

[74]1949年3月25日，“全国艺术、科学及职业协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Arts，Sciences and Professions）和“美国知识分子自由协会”（Americans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就世界和平问题，在纽约召开了“文化与科学研讨会”（the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 for World Peace）。因为会议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Astoria）旅馆召开，故而得名“沃尔多夫会议”。

[75]William Phillips，“The Politics of Desperation”，Partisan Review，April 1948，p.449.

[76]Neil Jumonville，Critical Crossing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Postwar America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