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评论》创办及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研究

菲利浦斯与拉夫是《党派评论》的创办者，并长期负责编辑工作。他们在纽约文人中也许显得不太起眼，但他们全身心投入《党派评论》的编务工作，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潮流与意识形态的掌舵人，从而吸引了30—7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在美国文化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菲利浦斯1907年出生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成长于布鲁克林区，他是俄裔犹太双亲的独生子。他30年代初进入纽约城市学院学习哲学，开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学。当时人文系的莫里斯·科恩（Morris R.Cohen）教授给他很大的教益。大学毕业后，菲利浦斯到纽约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锡德尼·霍克（Sidney Hook）。那时他经常参加格林威治村的文学社团活动，在那里他结识不少共产党人。经他们介绍，菲利浦斯于1934年加入约翰·里德俱乐部。俱乐部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着力扫除衰颓的资产阶级文艺，倡导充满活力与民主精神的劳动阶级文艺，激发出菲利浦斯的政治热情。不久，菲利浦斯出任约翰·里德俱乐部纽约支部的秘书，并结识拉夫。

拉夫出生于1908年，也是俄裔犹太人。拉夫原名为Ivan Greenberg，俄国内战期间，父母移居巴勒斯坦。1922年拉夫，跟随哥哥生活在罗德岛。拉夫只受过小学教育，靠自学成才。拉夫1931—1932年参加著名左翼作家康洛伊的“反叛诗人”小组，负责编辑《无产阶级通讯》。1932年拉夫从俄勒冈来到纽约，加入约翰·里德俱乐部，开始为共产党的刊物撰稿。

菲利浦斯和拉夫都是俄裔犹太移民，30年代初他们像当时的犹太青年一样，拒绝了传统的犹太宗教，转向具有国际主义诉求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政治激进是由族裔与宗教等多种因素促成的，而这种激进意味着通过自由知识分子的路径，导向持异见的美国激进传统。他们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路径中开展的。由于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知早于马克思主义，又使得他们能够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走向马克思主义。

早期，菲利浦斯和拉夫在批评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二人都支持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并依照党的原则开展文学批评。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他们也都曾经试图压低形式作用，抑或贬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与菲利浦斯在大学期间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是，拉夫早期对现代主义文学持批评态度，以附和高尔德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艺。1932年，拉夫凭借《文学的阶级战争》（The Literary Class War）一文，进入《新群众》撰稿人行列。拉夫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尚未成熟，与社会抗议文学完全不同。奠定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抗议文学属于资产阶级文化，而无产阶级文学应该以明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破除资产阶级的颓废审美时尚，坚持阶级对抗的不可调和性。[1]

既然资产阶级文学已经失去了唤起读者情感的作用，拉夫就转向古典的“净化”说，开始阐发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恐惧说。他以辩证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恐惧，提出“新净化说”。他指出无产阶级的宣泄是一种行动的释放，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无产阶级意志的武器掌握在群众手中。这种生命的宣泄不仅能够构建一种含蓄的无产阶级文学形式，而且可以极大地丰富无产阶级文艺。拉夫采用亚氏的悲剧定义——“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讨论现代资产阶级文学。他指责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仅缺乏长度，且不过是死亡之长度，因此，小说未能构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形式技巧。通过对乔伊斯小说的品评，拉夫扩展到对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否定。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不过是一种神秘主体的内省冥想、幻觉的杂烩而已。

拉夫在1932年的《致青年作家的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Young Writers）中再次表露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鄙视，他说：“我们接受用资产阶级环境的染色（the coloration），肢解我们自己，在为年迈无能的统治阶级服务中出卖我们的创造性，抑或我们将打起反叛的大旗，使我们自己带上唯一进步的阶级特征——那个朝气蓬勃、年轻的巨人正步入到战斗的竞技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增强了我们的精神力量。”[2]拉夫借鉴布哈林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中的观点，把当下现代主义者的离群索居、利己主义、非道德性等，归咎为世纪之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拉夫认为文学形式与旨趣依赖于斗争中的阶级的戏剧性转变，而这种转变与综合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消亡有关，并渐次从群体扩展到个人感觉和心理旨趣中。接着，拉夫又运用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观点，指出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极尽奢华，反映在文化上就是“纯粹的消费”，在文学上的表征则为现代主义。拉夫把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与艾略特进行比较，指出两人的创作反映了不同的时代本质：诺里斯小说中的人物是工业社会生活的主宰者，他们与自己的阶级一样年轻而富有活力，属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艾略特主张创作消除一切自我因素，只追随艺术感受本身，致使人物丧失一切社会属性，沦为孤独的“自我”，折射出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在拉夫看来，艾略特的摒弃自我的观点正是一种“纯粹的消费”的非社会性心理的反映。这种口吻与高尔德、康洛伊毫无区别，人们很难将其与他后来的批评走向挂钩。

同时，拉夫认为这种荒唐的非社会性在“过渡小组”（the Transition Group）那里达到了顶点。所谓“过渡小组”是指1927年尤金·乔拉斯（Eugene Jolas）在巴黎创办《过渡》文学刊物后，围绕在刊物周围的那些作家——哈特·克兰（Hart Crane）、格楚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迪娜·巴恩斯（Djuna Barnes）、凯·博伊尔（Kay Boyle）、考利、艾伦·退特（Allen Tate）、约瑟夫森、格雷戈里等。《过渡》主要刊载美国流放作家和欧洲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们擅长把心理学的发现引入文学，这也成为“过渡”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刊物创办者乔拉斯长期生活在法美之间，且同乔伊斯关系密切，曾极力推崇《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1939）。“过渡小组”的创作浸透着自然主义风格，他们希望发现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以替代正在衰亡的资产阶级语言。拉夫在对“过渡小组”的评析中，不仅指责了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而且批评流放作家对美国社会的疏离。拉夫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将替代流放文学，他的看法被大萧条所证实。

拉夫1932年在《幻想》（Fantasy）上发表《T.S.艾略特》一文，同样很偏激。他把《荒原》贬损为艾略特颓废之象征，指出：“艾略特在当代写作中已经发挥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从他近期于当代场中与所有反动的贫瘠的联系中着眼，人们无法不为此影响而悲叹。”[3]他全盘否定艾略特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认为艾略特的诗歌是对革命冲动的一种抑制。在拉夫看来，《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是失败的，是艾略特创作的低谷。拉夫提醒读者注意，艾略特在诗歌中经常把自己比喻为“鹰”，很明显这只鹰将不再飞翔了，因为诗人的贵族习性与苦行僧思想背离了人民的反抗和唯物主义繁兴的时代。[4]拉夫谴责艾略特诗歌的神秘主义、个人主义、含混绝望，他把艾略特早期诗歌中的颠覆性冲动归咎为垂死的帝国主义文化。他再次以准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姿态解析现代主义文学，重申了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原则。由于拉夫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无法容忍那些桀骜不驯的同路人作家，所以，他贬损艾略特、乔伊斯、亨利·门肯（Henry L.Mecken）、乔拉斯。在拉夫看来，作家应该依照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需要进行创作，因为文学隶属于这个大系统。因而，拉夫无法容忍现代主义文学的颓废性，这些都是他后来指责斯大林主义者的。

在批评现代主义作家的同时，拉夫极力推崇威尔逊、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希克斯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因此，他的文章不仅刊登在《新群众》上，也引起美共批评者马吉尔（A.B.Magil）的重视。马吉尔赞同拉夫采用布哈林的时代文化划分的观点解释现代主义文学，但他并不赞同拉夫过于严厉地批评现代主义文学。在马吉尔看来，拉夫未能体察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冲动，即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深远的反叛。马吉尔也不无忧虑地感到拉夫对同路人作家持宗派主义的偏见，未能洞见他们潜在的合作性。总之，马吉尔认为拉夫的批评过于教条。

菲利浦斯在1932年经常以Wallace Phelps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文章。他评论奥特加·Y.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题为《古典文化》（Classical Culture）的文章，刊登在《共产主义者》（The Com munist）上；另一篇文章《批评的范畴》（Categories for Criticism）刊登在级别较高的文学刊物《论集》（The Symposium）上。前者不过是一篇对奥特加的肤浅的评述，而后者则显示了菲利浦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视阈中对形式的特别关注。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预示了他后来的文学批评走向。

菲利浦斯运用“第三阶段”的理论分析加塞特。他认为加塞特的《群众的造反》（Revolt of the Masses）是在替帝国主义谢罪，而加塞特本人不过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指出：“在《群众的造反》中，加塞特以他自己大量混乱和诋毁的语言完成了大部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持。本来需要一部书批驳他所有的全部谬论和歪曲，但由于所有这些谬误都出于他的一以贯之的基本态度——为资本主义辩护和谴责革命运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5]他又说：“此书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征兆，试图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的反动力量收编进来。”[6]菲利浦斯在文章中不仅遵循党的路线，而且运用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比喻，指责奥特加的观察是以陈腐的理想主义为支撑的，而此理念的反动性在马克思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已有论述，他援引马克思的话语详加剖析。

奥特加声称当群众造反出现时，工业技术行将消失，菲利浦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驳斥道：“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社会生产的物质力量与存在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从生产力量的各种发展形式，这些关系转变为自己的桎梏。接着将进入社会革命阶段。”[7]他把奥特加的《群众的造反》与克鲁奇所说的“反动的浪漫主义批评迅速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理论”相联系，并套用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和保罗·莫尔（Paul E.More）的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对奥特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群众的反抗’激发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反抗，他们反对奥特加·Y.加塞特力图推行的那种产生反动无聊的文化，并使自己更多地与工人联合”。[8]

菲利浦斯的《批评的范畴》涉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即如何从印象式批评上升到考证层面。受到英国新批评派的艾弗·瑞恰兹（Ivor A.Richards）的启发，菲利浦斯开始探寻一种近似科学话语的批评范式。同时，他也受到现代主义的反实证主义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导师霍克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批评思想的合力作用下，菲利浦斯主张摆脱任何依赖基础的绝对真理，力求探寻一种以社会构成为基础的客观性，它既不依赖于个人的直接经验，也不倚于历史的偶然性。[9]也就是说，他试图把个人行为的批评发展为一种集体的、有责任感的批评，即一种系统的批评范式。

菲利浦斯通过追踪亚里士多德、康德、休姆、涂尔干、利维—布鲁尔（Levy—Bruhl）、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等人的思想，厘清自己的批评思路。他首先扩展了休姆的否定范畴概念，他说：“范畴体现了理性对生活中的方法与思想分类。在科学中它们是分析的支点，在理智者的态度和判断中，以及在这种独立的作为批评领域里，范畴是根据正常生活（思想）不断变化的重点和关联的一些构成。就像一架离心机，第一个重点都环绕它的相关联物。观念的历史是这些范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结合之间的张力。”[10]休姆提倡由特定的个体经验切入涵盖广阔社会内容的理论中去，为的是呈现思想的历史流动性，而在这里菲利浦斯所关心的则是这些范畴的分割、限制、内在关联。菲利浦斯从梳理范畴切入，指出批评是从敏感丰富的大脑到媒介的产物，它是有意义的、可理解的和合时宜的。菲利浦斯对批评范畴的界定，表明他有意识地摆脱决定论和挣脱官方左翼的思想束缚。

接着，菲利浦斯从主体的中介与物质条件的交互作用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最优秀的判断需要理性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直接交互作用的意识与行动。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性的、有组织的公共话语，正是这样的优秀判断所构建的。可以看出，菲利浦斯力图在批评范畴与文学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个人与社会经验之间的某种协调。从这种意义上看，他所倡导的批评范式，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批评。他的兴致是以传统的方法进行知性的历史考辨，把历史与文本的联系理论化。所有这一切后来都衍生为《党派评论》的中心议题。也正是这些各不相干且又相互紧密联系的范畴，保证了文学批评来源的多样性，引导着菲利浦斯突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而他也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

1934年，菲利浦斯发表题为《感受力与现代诗歌》（Sensibility and Modern Poetry）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阈中阐发感受力问题。他认为，感受力体现了与行为主义、唯意志论相对立的主体性。感受力是认识与感性经验的融合，并需要对全部感性经验的形式进行体验，吸收那些全然不同的形式。因此，我们对作品的感受不能缩减为单向度，因为任何诗歌的特质正是其氛围与思想的音质与压缩，而此氛围与思想就充溢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比如，克兰的《桥》（The Bridge，1930）就具有某种机器的感觉；而艾略特的《荒原》则传递出一种躁动不安、紧张无益的情感。菲利浦斯所关心的不是克兰与艾略特诗歌的政治属性，而是对其诗歌的感觉，即由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所造成的时代的主体性。如果历史为诗人们提供了相同的感觉，那么，一组诗歌就可以共享同一种感受力。正是凭借这种共同的人文感受，才使威斯坦·奥登（Wystan H.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哈·刘易斯、格雷戈里等诗人处在了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交会处。菲利浦斯认为感受力是诗人寻找特定形式的感觉冲动，[11]是文学创作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它既不能与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阶级意识相提并论，也不能等同于浪漫派所谓的感情深度，因为任何诗歌的特质都是其氛围与思想的音质与压缩，并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故而，对作品的感受决不能化简为单向度。他的感受力概念是在个体与集体层面上保留着构成经验的要素，强调情感结构必须包括积极参与文化的感情、价值、氛围与判断。他坚持认为集体生活的情感向度只是物质向度的一部分。菲利浦斯把感受力引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以此抑制教条马克思主义批评。

很快，菲利浦斯的感受力也得到拉夫的认同。自1934年起，他们都把感受力作为批评的主要议题，并从评论艾略特的诗歌切入，探讨了许多最重要的批评问题，诸如，政治内容的创造性吸收、形式的感觉的模式、关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等等。这表明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论旨在匡正庸俗的决定论，为的是创建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

1934年初，拉夫和菲利浦斯在约翰·里德俱乐部——为无产阶级作家服务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下，创办了文学双月刊《党派评论》，它逐渐发展为“纽约文人集群”的喉舌。《党派评论》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继续了《专题论丛》（Symposium）的办刊宗旨。[12]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党派评论》创刊声明中说：

将刊登其成员的优秀创作，同时也刊登那些赞同约翰·里德俱乐部文学宗旨的非成员的优秀作品。

当然我们提出集中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将持守明确的观点——革命工人阶级的观点。通过我们特殊的文学媒介，我们将参与工人阶级和真诚知识分子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与种族压迫的斗争，参与废除滋生这些邪恶与制度的斗争。保卫苏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13]

同时，他们又谈到了具体的文化事项，“我们不仅要与剥削阶级的颓废文化斗争，而且要与削弱斗志的自由主义斗争，因为这些自由主义有时通过阶级异化力量的压力渗透到我们的作家当中。我们决不会忘记维护我们自己内部的井然秩序。我们将抵制以狭隘思想、宗派理论和实践削弱我们文学的每种企图”。[14]显然，杂志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的读者作为刊物的主要受众，在理论上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当时美共所倡导的全部主张都被他们一一囊括在发刊词中。虽然党的事业跟杂志的文学宗旨相去甚远，但两位编辑心甘情愿地承载党的现实重任。他们自觉接受党的主张——从整体上把资产阶级文化定位为颓废文化，同时也肩负着同进步作家残存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重托。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危害大于宗派主义，这充分反映了美共与共产国际的政治导向。当时《党派评论》的发行量超过了《大西洋月刊》，甚至比《新群众》的影响还大。

《党派评论》侧重于文学评论，与同类的刊发原创性的无产阶级诗歌和小说的刊物（如《发电机》、《铁砧》）有所不同，它每期一半的版面用来刊登文学评论文章。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除了两位编辑之外，多为批评家，如，弗兰克、阿尔文、施奈德、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艾伦·卡尔默（Alan Calmer）、西弗、罗尔夫、希克斯等人。首期的编辑除了菲利浦斯与拉夫之外，还有内森·阿德勒（Nathan Adler）、爱德华·达尔伯格（Edward Dahlberg）、森德·加林（Sender Garlin）、弗里曼。这些人都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即便有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也同党保持密切联系。早期的杂志由弗里曼、高尔德和希克斯负责，由于他们忙于其他政治活动，结果就由菲利浦斯与拉夫负责编务工作。

《党派评论》创刊后，当菲利浦斯与拉夫的文学批评逐渐走向成熟之时，他们面临着反击教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机械决定论。他们继续品评艾略特的诗歌，以感受力为切入点，深入阐发现代主义诗歌所蕴涵的辩证思想。同一时期，艾略特也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哈姆莱特及其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等文章中，从作家、作品与形式、传统与历史等三个方面探讨感受力和客观对应物、诗人的非个性化等问题。他总结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有灵感的诗人对抗世界、创作对抗批评、主体对抗客体。艾略特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浅出的阐发，得益于他早期对辩证法的研究。他曾经悉心研究过弗朗西斯·布拉德雷（Francis H.Bradley）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其与乔治·摩尔（George E.Moore）、亚历克修斯·迈农（Alexius Meinong）、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之间的关系。他似乎想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肉体等方面寻求某种平衡。所以，菲利浦斯与拉夫抓住艾略特思想中的辩证因素绝非偶然。(www.xing528.com)

艾略特在《一种诗剧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 Poetic Drama）一文中，阐发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特定的形式不仅是一种外形或节奏，而且是与特定内容密切相关的节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仅是格律，而且是与其感情和思想的方式紧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的东西。[15]艾略特又在《圣树：诗歌与批评文集》（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1920）中，通过对但丁的阐发深化了论题。艾略特说，但丁之所以比其他诗人重要，就在于他成功地涉及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系统信仰），并以此透视世界。[16]在艾略特看来，但丁把客观的教义化为感觉，辩证地处理了主客问题。这样，结构就成了每一部分所必需的要素。这正是艾略特所需要的信仰与诗歌内在结构的一种融合。艾略特的分析极大地启发了菲利浦斯与拉夫，他们感到中世纪末的宗教信仰与20世纪初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诗歌的影响有相似之处。菲利浦斯与拉夫认为思想体系运用得当与否，就看能否在结构中嵌入感情，无产阶级诗人完全可以把政治信念化入作品的想象之中。他们从艾略特的文艺主张中找到了反对来自官方左翼批评的思想武器。尽管艾略特与他们所理解的感受力并不相同，但是，艾略特对感受力和客观对应物的论述，还是让他们认识到感受力可以重新打造无产阶级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纽约文人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威尔逊。自20年代起，威尔逊以极其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对刚刚兴起的象征主义诗歌和意识流小说展开评论，他的文章连续发表在《新共和》上，稍后成书为《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A Study of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威尔逊以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作家与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为美国批评界认识与接受现代主义文学打开一扇窗口。受此影响，菲利浦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应该呈现文学代系之间的互动联系，可以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综合的成果。固守美国本土的作家德莱塞、安德森、桑德堡、埃德温·罗宾逊（Edwin Robinson）与流放作家海明威、艾略特、庞德、考利、爱德华·卡明斯（Edward E.Cummings）等人的创作都呈现出这种交互作用。由此，菲利浦斯批驳了无产阶级作家不能借鉴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的谬论。

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对艾略特的阐发中，集中展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最富雄心的探寻，他们提出了诸多自己的批评主张。感受力就成了他们批评的核心概念。当时关于形式与内容之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难题之一，而菲利浦斯与拉夫在这场争论中拓展了感受力。对感受力的阐发，不仅让菲利浦斯与拉夫第一次在美国左翼文学中超越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同时也使他们避开了形式主义的陷阱，开启纽约文人独特的文化批评视阈。1934年，菲利浦斯与拉夫合写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学中的问题与透视》的文章。尽管他们在文章中把批评比喻为列宁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他们对文学问题的分析还是与官方左翼的观点相冲突，说明他们的批评已经开始逾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指向即将来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路径。

同年，拉夫在评论海明威的小说《胜者无所获》（Winner Take Nothing，1933）的文章中，明确谈到远离阶级斗争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学自治，并欣然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他把商业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对照：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后者则是“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疏离、异议和颠覆。他称之为“否定的艺术”，即起到激发社会反叛的作用。对拉夫而言，文化绝非同质的，现代主义文学也绝不能理解为反革命意识形态的颓废的美学。[17]此后，拉夫一改早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否定态度，转而为它摇旗呐喊。

1935年，他们合写了题为《评论》（Criticism）的文章，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圣所》（Sanctuary，1931）展开评论。他们分析了“特定内容”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指出福克纳的小说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关于南方的特殊内容的画卷，而这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人们看不出作家的立场是进步还是反动。这是因为“特定内容”就是个体感受力的产物。[18]菲利浦斯在《形式与内容》（Form and Content）中，以哈姆莱特的内心独白为例加以说明。该戏剧中的内心独白作为纯粹的内容，显示了高贵者对敌人从妥协到抵制的矛盾心理，但它又是哈姆莱特个人的心理状态，或者是莎士比亚对戏剧人物动机的一种体察。它不仅暗示着情节和行动，而且也传递出莎士比亚对他那个时代人物的行为举止的理解。就此意义上看，形式必然包含在内容当中。[19]正是由于感受力的作用，作家才能在创作中把形式与内容、内在与外在、现实与历史等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菲利浦斯反复强调形式是一种认识的模式，同时也是对特殊内容的一种感受，归根结底是感受力在起作用。

30年代许多左翼批评家，诸如，弗农·帕灵顿（Vernon L.Parrington）、希克斯等人，都坚持优秀的作家应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以政治标准衡量作品的价值。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对福克纳的评论中提醒人们警惕如此做法。他们通过对文本立场与社会立场的解析，强调特殊内容与形式的无法分割性，提倡在动态的语言与形式要素之间建立互动联系。所谓特殊内容包括观点（塑造人物性格的倾向性）、描写方式、情节结构等；而形式则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模式，同作家、作品的感受力联系在一起，它决定作品成功与否。通过抑制文本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实现二者的互动，凸显各种中介因素的重要性，旨在维护文学的自主性。

从1934年到1936年，菲利浦斯与拉夫不断调整批评话语，他们凭借深谙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优势，提出从审美与形式两方面综合评价文学作品，二人合作写了不少文章。一方面他们的文学批评承载着党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他们也常常在无产阶级美学原则下吸纳更为丰富的批评思想，试图重新勘定左翼文化的界域。他们挑战斯大林主义，加速现代主义文学与政治激进主义的结合，试图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他们坚持在左翼文化阵营中保持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即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诉求。他们声称《党派评论》是为着无产阶级事业而倡导这种结合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美共有意在文化领域内推行其主张，但也不应该过分夸大其实际影响。当时党的教义并没有强大到能够统领整个左翼阵营的程度，不要忘记美共批评者马吉尔曾经批评拉夫的教条主义批评。事实上，当时各种独立的左翼文学刊物超出人们的想象，而《党派评论》的发刊词并没有说明杂志或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在流行时尚中拥护特殊的政治立场，仅仅强调通过特殊的文学媒介刊发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优秀文学作品，使杂志参与政治斗争。这种说法很微妙，值得注意。由此，我们也联想到两位编辑非常关注那些“特殊的文学”。尽管在他们的文学批评越发精妙与复杂之时，他们也倾力使杂志发挥党的政治先锋作用，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学观念裹挟着意识形态性，并不能保证他们必然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合拍，而且运动本身也为他们预留了巨大的话语空间。

这样看来，菲利浦斯与拉夫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阐发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挑战了教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假设，即上层建筑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副产物，他们强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决定论；二是现代主义作为否定的艺术，非但不是由资产阶级利益与关系决定的，而且与其利益相对立，其成因具有多样性。这样，菲利浦斯与拉夫所倡导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官方左翼的认识论发生冲突，从而使他们对苏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持矛盾的态度。他们对官方左翼反映论的修正令人联想到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卢卡契并不否定反映论，但他注重过程而不是对象，强调阐发力量、趋势和矛盾，因为这些包含了客观的可以证实的历史过程。卢卡契美学最有价值之处就是他描绘了一幅总体性的客观历史的力量，而菲利浦斯与拉夫强调独创、共鸣和感受力，也带有卢卡契理论的色彩。

30年代中期，菲利浦斯与拉夫的几篇较重要的文章发表之后，引来了“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学院派作风”的指责，高尔德批评他们是“官僚主义”。为了驳斥对手，他们从阐发重要的美学范畴入手，探寻文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他们试图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厘清不同学派的思想本质。在他们看来，没有理论支撑的文学批评将沦为经验的观察，颠倒的唯美主义，政治理念的粗俗应用。[20]这样一来，围绕在《新群众》与《党派评论》周围的批评家及作家就逐渐分裂为两个阵营，但仅仅是萌芽。

以高尔德为代表的《群众》周围的那些无产阶级文学的拥护者，坚持文学的政治性，不重视技巧，强调革命文学应该从工厂的严酷考验中诞生，实现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创作要与革命的政治携手共进”的宗旨，这些人均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对者。高尔德厌恶当代的精英主义作家，他称赞威廉·威廉斯（William C.Williams）的小说忠实地反映了原生态的工人生活，这是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21]康洛伊在“第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明确反对无产阶级作家在形式技巧方面的翻新出奇，认为那种晦涩的叙述和半隐秘的术语是大众所不懂的。[22]高尔德指责普鲁斯特是中产阶级的手淫大师，在他看来没有新内容的新形式毫无价值，就像被虫子掏空了内瓤的胡桃壳。《新群众》所推崇的是辛克莱、德莱塞，甚至是战前那些典雅而缺乏革命生气的现实主义作家。[23]1934年，布莱希特的剧作《母亲》（The Mother）在纽约联合剧院上演，就遭到了该群体的批评。虽然《新群众》和《工人日报》周围的批评家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学革新，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同为《新群众》旗手的弗里曼就力图改变左翼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倾向，他试图用高雅文化教育群众，时常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艾略特和庞德的诗句。弗里曼认为《尤利西斯》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衰颓的绝妙的反映。他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是天才之作。”[24]希克斯也称赞普鲁斯特在人物心理描绘上的深度和非凡性，他认为形式从根本上可以脱离思想内容，他敦促无产阶级小说家大胆进行形式创新。[25]

这样看来，《党派评论》与《新群众》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在分歧中不乏联系。奥贝德·布鲁克斯（Obed Brooks）1937年聚集在《党派评论》的麾下，他积极倡导现代主义文学，把乔伊斯、普鲁斯特与奥尔德斯·赫克斯利（Aldous L.Huxley）和德莱塞进行对比，指出正是这种新形式使作家与经验、感觉有了新的联系。他同时也为《新群众》撰稿，并与希克斯长期保持友谊。卡尔默担任过全国约翰·里德俱乐部主席，1936年他在《星期六述评》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指责高尔德、弗里曼与年轻一代分裂了。但是，他一直与希克斯保持通信联系，不同的文艺观并未妨碍他们的私交。即便是在卡尔默出任《党派评论》编辑期间，他的许多极富争议的评论文章也发表在《新群众》上，并且长期负责美共的“国际出版社”的编务工作。

1936年，《党派评论》与《新群众》的分歧越发明显，集中体现在“法雷尔之争”中。法雷尔出版《文学批评札记》率先对美国左翼文学阵营中的过度政治化、庸俗的机械决定论进行反思。法雷尔的书集中于三个问题：一是美共如果过多地干涉作家自由，像组织工人罢工一样组织文学创作，就会使作家的创作屈从于政治，把很有前途的作家变成短命的新闻制造者；二是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不意味着艺术家也是斗争的工具，工具论是用政治实用主义取代艺术价值，产生消极影响；三是左翼文化阵营内部严重缺乏民主，美共领导人禁止作家发表批评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言论，因为他们把共产党等同于无产阶级、斯大林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苏联等同于社会主义。法雷尔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把纽约文人与高尔德等人的矛盾公开化，而且也预示着兴盛一时的美国左翼文学的退潮。法雷尔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正是菲利浦斯和拉夫。

在菲利浦斯与拉夫看来，高尔德等人既缺少批评家的涵养，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新文学中探寻新的创作方法至关重要，这是批评家和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此意义上看，批评家的任务较之作家来说更为复杂。拉夫运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说法，指出左翼文学中根本错误是任意地把一个政党的文学装扮成一个阶级的文学。[26]他们呼唤一种艾略特式的批评与列宁的职业革命批评完美结合的先锋批评家。他们指出：“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概念的分析，主要针对熟悉文学问题的读者。‘批评不是理性的激情，却是激情的理性’（马克思）。批评应该根据它的有效性、它的整体化的力量判定，而不是根据其热度或者易于接受它的读者的数量来判定。批评的转向是缓慢的……它最终以间接的形式抵达受众那里。”[27]这段话表明他们有意识地以建构新美学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应该注意的是，《新群众》与《党派评论》两个阵营中的批评家是既互相对立又合作联系。如果仅狭隘地从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纷争的背景中突出二者的分歧，夸大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美学纷争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应当看到，当时关于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苏联的本质是争论的焦点，其次才是美学争论。[28]

追踪菲利浦斯与拉夫对艾略特的批评轨迹，我们不仅可以探寻《党派评论》如何在30年代中叶摆脱教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桎梏，而且更能把握其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以菲利浦斯与拉夫为代表的“纽约文人集群”同艾略特的联系是有目共睹的。菲利浦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艾略特在《圣树：诗歌批评文集》中所讨论的现代主义对他的影响。[29]虽然艾略特并非唯一影响他们的批评家，威尔逊、范德威克、法雷尔也都对二人产生过更加重要的影响。但是，当时对艾略特诗歌的评论是欧美批评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因为菲利浦斯与拉夫一心想把杂志办成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有影响的刊物，所以，他们也不失时机地加入对艾略特的评论当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评论体现了《党派评论》在创刊最初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构建过程。

菲利浦斯与拉夫坚信无产阶级文学兴旺的可能性，但读者是关键，这使他们不同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批评家。当时威尔逊、考利、范德威克、门肯等人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主张着眼于传记和社会背景的分析；新批评的退特、约翰·兰色姆（John C.Ransom）、里查德·布莱克默（Richard P.Blackmur）则侧重于文学文本形式技巧的分析。虽然新批评派固守文本的做法在早期菲利浦斯与拉夫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到，但他们及时调整批评方向，把文本之外的经验、特定的阶级利益和读者等因素及时纳入批评视阈，从而突破新批评的狭隘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菲利浦斯和拉夫不像其他左翼批评家那样忽略艾略特的观点，但是，他们并非完全认同艾略特的精英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填平资产阶级文化鸿沟的无产阶级文学，让大众接近高雅文化。因此，他们认为创建一种新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感受力可以提升劳动阶级的文化品位。他们确信一种积极的个人感受力可以在一定范围的社会进程中汲取力量，并在新的视阈中变为现实，为整个新文学奠定基础。他们反对与社会实现脱节的天才、激情，坚持各种经验无法逃避的社会本质，包括文学创作。

显而易见，菲利浦斯和拉夫的文学批评辩证地协调了现代主义与无产阶级文艺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坚持作家应该放弃旁观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运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作家并不意味着只对革命事业（或阶级）发出简单誓言，而应该呼唤一种崭新宏伟、色彩纷呈的文学。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倡导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知识分子需要汲取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念，重新塑造自己；二是工人阶级自身也需要汲取资产阶级文化之精华，不断提升文化品位。无产阶级文艺的复兴需要作家全面继承与学习资产阶级文化，因而，《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大力倡导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结合，消除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的狭隘性。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中，杂志后来的发展并未实现他们的初衷。我们也要看到，正是这种辩证的批评视野，以及与同时期其他批评派别的分道扬镳，促使纽约文人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批评。

纽约文人在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跌宕沉浮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在《作家与党派：美国文学激进主义的历史》（Writers and Partisans：A History of Literary Radicalism in America，1968）一书中梳理了《党派评论》的“资产阶级化”和“失去活力”的过程，并凸显新旧左翼之间的紧张关系。吉尔伯特指出，即便是在30年代《党派评论》创刊伊始时，它也不过是纽约文人的喉舌，因为1935年他们就开始去马克思主义化，编辑部成了把马克思主义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机构。他认为《党派评论》的失败主要是知识分子替代了无产阶级，刊物的美学追求置换了革命性。实事求是地看，吉尔伯特并未深入纽约文人的具体批评中进行分析，过于看重外在的政治表象。瑟奇·吉尔鲍特（Serge Guilbaut）在《纽约如何盗取了现代艺术的观念》（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中也有类似的看法。综合起来看，早期纽约文人围绕着《党派评论》所展开的文学批评主要有两个特征：一、它是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产生与发展的，最早对教条马克思主义批评展开批判，并逐渐演变为一支新兴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力量；二、在对苏俄文艺理论的干扰进行清理之后，它发展为一种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表述，最后又与激进的政治运动日渐疏离。

事实上，以菲利浦斯与拉夫为代表的纽约文人批评家，以《党派评论》为阵地，通过不懈努力，辩证地调和了现代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艺的关系，他们冒着从根本上扭曲无产阶级文学意图的危险，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大力提倡借鉴现代主义的文艺经验，他们把自己的努力视为正在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奠定基础。诚如伊娃·高德贝克（Eva Goldbeck）所言：“阶级斗争在真实与心理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便是为什么它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题。资产阶级作家必然先批判后保守；无产阶级作家必然先破坏后建构。他是一位开拓者，开拓者必须具有创造性。”[30]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纽约文人看到了这一点。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敌视现代主义的说法，是纽约文人在30年代末对这场争论的改写，以及他们后来对现代主义的再界定。真正在文学历史中评价现代主义那要等到战后了。美国学者沃尔德认为在整个30年代拉夫和菲利浦斯想探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而此时共产国际和美国的追随者们只会用简单的口号和斯大林主义的术语对革命作家和批评家进行指导。[31]

综上所述，菲利浦斯与拉夫在《党派评论》中所开展的批评活动的积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中，纽约文人以左翼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身份，从内部反思运动，在强调主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倡政治文化改革，并着手协调各种意识形态问题。这些举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极富开创性的；二、他们拒斥了斯大林主义、官方左翼，突破广泛渗透于运动中的功利主义思维定式，独自探索那些长期困扰美国左翼的理论难题，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纽约文人拒绝与各种官方左翼组织联系，拒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批评观点是在美国文化传统中所展开的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一种文化批评，体现了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形成。[32]总体观之，纽约文人对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分析，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分析都极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