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分化

3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和苏德协议的签署这两大事件，给美国左翼文学阵营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因为前者暴露了苏联国内民主法制的匮乏和极权主义当政；后者模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它不仅有损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而且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威信。这两大事件在西方左翼阵营中掀起波澜，弗里曼、希克斯、伊斯特曼、卡尔弗顿、考利、多斯·帕索斯等人都颇感困惑和迷茫，美国左翼文化运动也随之发生动荡与分化。

30年代中期的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一方面随着法西斯主义力量肆虐嚣张；另一方面罗斯福新政初见成效，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而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不断扩大、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左派、温和派，甚至包括保守派在内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美国的左翼文化运动也在此期间发展至巅峰，其激进主义热情开始急剧回落，运动出现转折。最明显的莫过于约翰·里德俱乐部各分支机构在第二次全国会议中分裂；《党派评论》与《新群众》争论不休，并于1937年彻底脱离俱乐部。更重要的是，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社会主义主题基本上从美国文学中消失，一场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学思潮全面回落。

在左翼文化运动极盛之时，能否成功地把艺术和政治调和起来，服务于革命的政党，就成为检测每个美国左翼作家的试金石。像德莱塞、辛克莱、斯坦贝克、海明威、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沃尔夫，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都因不愿受到思想束缚，而无法协调上述问题，处境尴尬。他们普遍感到做个优秀的作家与党员是两难的选择。另外，美共在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从未完全信任过作家，一定程度上也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故而，当他们面临两难选择时，许多人纷纷放弃左翼立场，出现转向。

事实上，一些敏感的作家早在20年代末就对苏联产生疑惑，伊斯特曼、卡尔弗顿就是其中的两位。伊斯特曼早期支持美国工人党（the Workers’Party），这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极端左翼政党。伊斯特曼认为，革命政党应该切合美国的实际，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生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指出，俄国革命的成功使他无须把主要精力投放在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上了，从此可以生活在自己的思想天地里。此时伊斯特曼已经放弃支持威尔逊政府，而追随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8月，伊斯特曼以《解放者》编辑的身份赴苏联考察。他在苏联亲耳聆听了列宁的讲话，并与托洛茨基亲切交谈。后来他写下了《利昂·托洛茨基：一幅青年画像》（Leon Trotsky：The Portrait of a Youth，1925）。伊斯特曼在苏联待了近两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里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来苏联之前，伊斯特曼并不相信革命可以自动产生“自由”。到了苏联，他发现苏联人把马克思的著作奉为“圣经”，而非科学理论。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们不过是为新形势提供理论而已，不是解放人们的思想，而是封锁思想。1924年，伊斯特曼打点行装离开苏联，并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为《自列宁死后》（Since Lenin Dead），第二年在伦敦出版。

1923年，卡尔弗顿以编辑和出版人的身份切入左翼文化运动当中。同年卡尔弗顿与朋友创办了《现代季刊》（后改为《现代月刊》，The Modern Monthly）。他们在创刊声明中否认知识分子与工人、纯艺术与宣传之间的界限，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宣称刊物将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重任。为了充分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刊物坚持中立而客观的立场，为不同政见者提供理论平台。

1925年，卡尔弗顿以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姿态转向共产党，同年出版第一部论文集《崭新的精神》（The Newer Spirit）。他认为健康的革命运动依赖于每一位激进作家，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只要他书写眼见的事实即可。高尔德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撰文称赞《崭新的精神》，如同爱默生欣赏惠特曼那样，高尔德认为这将成为卡尔弗顿知识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展现了新世界的年轻主人翁精神，可以救赎沉闷的资产阶级。1927年，卡尔弗顿访问苏联，深感失望，以后逐渐疏离了共产党。

1929年，卡尔弗顿遭到《工人日报》的攻击；1933年《新群众》也因为他而卷入了与反斯大林阵营的论战。然而，卡尔弗顿却努力超越这些政治论争，尽可能地在各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周旋。卡尔弗顿希望促成左翼阵营的团结，因此，他对不同政见者持包容态度，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并置在一起。这种政治上的“调和”令《现代月刊》的读者与撰稿人颇为困惑。如果说伊斯特曼创办《群众》的时候尚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迎合青年人含混不清的反叛情绪，那么，这一策略在30年代就行不通了，人们要求杂志必须立场鲜明，不得闪烁其词。最终卡尔弗顿淡出了左翼。

继伊斯特曼和卡尔弗顿之后，考利和希克斯也相继从左翼文化运动中抽身。考利189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医生家庭。20年代他流亡巴黎，成为迷惘一代的重要成员。1927年尚处迷惘中的考利就认定苏联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也由此转向左翼。考利在1929年至1944年间负责《新共和》的编辑工作，尽管他标榜无党派的立场，但是，《新共和》还是充当了党的路线的传声筒，他把杂志办成了无产阶级艺术家和批评家的战场。考利在1932年到肯塔基煤矿考察，更加坚定了他的左翼立场。他坚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罪恶造成了矿工的苦难，他把美国矿工与苏联矿工面带微笑的形象进行对照，充分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肯塔基之行促使考利与党和激进作家接触，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在政治上，考利相信苏联是唯一真正的反法西斯力量，从而使《新共和》与《党派评论》的观点不尽相同。他认为《党派评论》只会在“第四国际”的大旗下从事反苏活动和文学犯罪。他曾致信威尔逊，指责《党派评论》的编辑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其实仅仅是从事书评写作而已。然而，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厌恶并没有令考利陷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与偏执当中。

通览考利在1932年至1939年间的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在艺术上并不完全赞同让艺术家投身到阶级斗争当中，他也不想成为党派所操纵的玩偶。考利的叛逆孕育于20年代，而其社会性格则扎根于大萧条时代。面对苏联的肃反运动，考利还心存幻想，他不断为苏联辩护，认为肃反打击了外来的入侵者，阻止了世界大战。考利不喜欢托洛茨基这样的大都市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只会把人类的任何问题化简为无妄的诡辩。考利的言论引起威尔逊、肯尼思·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汉弥尔顿·巴索（Hamilton Basso）、艾伦·退特（Allen Tate）等人的质疑。考利一方面与之交锋辩论，另一方面朋友的看法也逐渐瓦解了他对苏联的信心，推动他彻底转变立场。考利终于在1939年退出了左翼文化阵营。

与考利的中产阶级特征相似，希克斯属于分散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思想较为自由的教师或作家群体。该群体把《民族》和《新共和》视为自己的舆论阵地，他们并不看好《新群众》。很明显，他们只是在情感上亲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认识上与官方左翼尚有距离。希克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节俭而辛苦劳作的父亲吝于供他上哈佛大学。1923年，希克斯大学毕业后又到哈佛神学院学习了两年。1928年，他再次返回哈佛取得硕士学位。看得出，他对哈佛大学情有独钟。那时希克斯受到约翰·里德和斯蒂芬斯的影响；乔治·索尔（George Soule）的文章也深深地打动了他。接着，希克斯又被和蔼可亲的共产主义者高尔德、弗里曼、卡尔弗顿所吸引，但是，他并未放弃智性的探索，依然处在党的外围。希克斯坦承在1930年之前自己仅仅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并不了解，只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而已。希克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他在1933年出版了专著《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此书在1935年修订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他在文坛上声名鹊起。

即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希克斯并未放弃独立的思考，他经常以超然的态度对待革命。直到1934年，希克斯出任《新群众》编委之后才加入共产党。希克斯赞同“人民阵线”策略，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野蛮而堕落的帝国主义的集中表现，主张把工人的力量和新政中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主要的敌人——法西斯主义。1938年，希克斯出版《我爱美国》（I Like America），对自己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思。他在书中坦承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向世人真实再现了一位美国草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走上追求社会公正道路的。希克斯代表了革命运动中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其思想颇有代表性。希克斯于1939年辞去《新群众》编辑职务，并退出共产党，但他仍保持独立的激进立场。

促成美国作家向左转无外乎国内经济大萧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域外的革命理论的鼓动，在30年代中期当这些推动力量发生了变化，美国作家将不可避免地再次转变。从历史上看，美国作家同意识形态的结合从未紧密过，他们习惯于视意识形态为某种形而上的抽象思索，而其自身却有着热烈的现实追求，经常迁就后者而舍弃前者。我们从弗里曼、高尔德的创作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轨迹。

弗里曼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支持工人运动，真心拥护革命，赞同社会主义，是一位献身于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抑制左翼文学创作的简单化倾向，以及教条主义的批评之风，他提倡以现代主义文学教化大众，并在工人集会中朗诵庞德与艾略特的诗歌。然而，在30年代的文化气候中，受欢迎的是高尔德和康洛伊的无产阶级激情，弗里曼的努力遭到冷遇。弗里曼也认识到现实中的革命者和众多的共产党人并不理解社会主义，但对大多数向左转的美国作家来说，他们仅仅扮演着革命宏大叙事中的增派角色。当激进的情绪占据他们的时候，就发表评论、诗歌、小说、戏剧、批评文章；激情消退，他们自然调转方向。只有极少数的共产党人把“事业”作为生活本身来追求，他们的存在依赖于现实与党组织，并无怨无悔地献身左翼文化运动。

自30年代起，共产党已不像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那样，对知识分子的诗性的不妥协持宽容态度，而是片面强调作家的忠诚，尤其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主体独立性。弗里曼在1932年至1934年、1936年至1937年，主要负责编辑《新群众》，忙于参加各种论战，试图解决约翰·里德俱乐部与《新群众》之间的争执。1933年，他遵照党的指示重组加利福尼亚的约翰·里德俱乐部。他未经党的允许，便与埃拉·温特（Ella Winter）等人组建了美国第一个反纳粹委员会。接着，弗里曼到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等城市开展反法西斯活动，成了约翰·里德俱乐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人物。

1934年，弗里曼写了《一部美国的圣经：反叛者与浪漫的叙事》，两年后出版。他把托洛茨基归结为个人的过失，而非阶级敌人。他的书引起苏联的反感。1937年当弗里曼再次巡回加利福尼亚时，依然保持着炽热的革命热情。他坚信自己的革命理想，但对莫斯科已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的许多俄国老朋友都成了肃反清洗的对象。那时弗里曼对党也很冷漠，悲伤笼罩着他。父亲去世，好友厄斯特·托勒（Erst Toller，来自德国的作家）自缢身亡，更让弗里曼忧郁。1939年8月的《共产国际》刊载了署名P.Dengel的文章，批评伦敦与纽约的《工人日报》宣传《一部美国的圣经》。文章指出，《一部美国的圣经》不仅不能激发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反而维护了托洛茨基——法西斯的代理人。自此，弗里曼彻底心灰意冷，完全退出了左翼文化阵营。

弗里曼1943年出版的小说《决不言退》（Never Call Retreat），以1917—1939年的莫斯科与纽约两地为背景，回顾了他本人的革命经历，是自传性作品《一部美国的圣经：反叛者与浪漫者的叙事》（An American Testament：A Narrative of Rebels and Romantics，1936）的继续。表面上看，小说是关于“永未终结的背叛”（never—ending betrayal）和对民主梦想的新阐发，实则是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我们可以用惠特曼语“我是人，我在那里很痛苦”加以概括。

有必要指出的是，弗里曼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7年，从未公开发表过攻击党的言论，他的怀疑是一位信奉者的疑惑。凡从党的历史角度阅读《永不言退》，都会联想到弗里曼的经历，尽管他改换了党派的名称。弗里曼在小说中侧重反思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小说不是与过去决裂，而是重新审视左翼，旨在告诫世人，各种可能的悲剧就发生在激进运动当中。弗里曼的行动算得上“第二次决裂”。有学者指出，许多美国作家为了正义的“事业”牺牲了现实利益，当发现这一切都是粗俗、虚伪和不公正的时候，他们便经历了孤独的痛苦，只有勇敢者才敢于进行第二次决裂。在这种意义上，诚实者的生活一定是变节与永远的弃离。诚实者无异于一位永远的“叛徒”，因为他们坚持真理，对各种为胜利冲昏头脑的非理性现象持怀疑态度，必然处境尴尬。希克斯在小说《唯一的风暴》（Only One Storm）中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叛徒”的苦涩：你在这里没有希望。如果从前你是正确的，人们会说现在你肯定错了。如果过去是错的，那么有可能现在又错了，“我甚至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我的过失，因为我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员。在世人眼里，我愚蠢之极”。[40]

高尔德是30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他的创作过程也经历了紧跟意识形态而后疏离的过程。1893年4月12日，高尔德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罗马尼亚移民家庭。他早期以笔名Irwin Granich发表文章，后来改为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 Gold），《没钱的犹太人》是他的自传性小说，85％的题材取自作家的亲身经历。小说从主题到表现手法都成为无产阶级小说的范本，为同代的年轻作家所仿效。高尔德在创作初期就明确指出小说代表劳动阶级的价值观，“我不是我自己；我代表我早年痛苦的精神感受中整个贫民区注入我心中的一切”。[41]1921年1月，高尔德参加《解放者》的编辑工作。从1922年到1924年，高尔德先后游历了苏联、柏林、巴黎和伦敦，国外的戏剧发展对他触动很大。回国后，他积极组建“新剧作家剧院”。这期间，高尔德创作了戏剧《霍博肯的布鲁斯》（Hoboken Blues），当剧本接近尾声时，他才发现完全是未来主义风格，不久剧本便在《美国商队》上发表。

《霍博肯的布鲁斯》副标题是“黑人瑞普凡温克尔：关于一个古老的美国题目的现代黑人幻想曲”（The Black Rip Van Winkle：A Modern Negro Fantasia on An Old American Theme），讲述一个马戏团卓琴演奏手黑山姆·皮肯斯，因遭到白人警察的攻击，立志要去寻找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故事。但当山姆重返哈莱姆与家人团聚时，发现自己沉睡了25年。戏剧要求黑人戴上面具饰演白人角色。高尔德在《霍博肯的布鲁斯》中笨拙地使用黑人方言，塑造的黑人形象也显得陈旧老套。虽然此前高尔德曾批评过辛克莱创作的“陈旧的黑人舞台形象”，可他自己也没有多少超越。高尔德想发掘城市黑人文化，以此宣扬种族平等思想，就像他在小说《东边》（East Side）中描绘犹太聚落文化一样，但剧本的失败主要在于对未来主义把握不好。

在左翼阵营尚未认识到黑人民权斗争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之前，高尔德就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所以，他特别关注黑人与犹太人的现实处境。30年代，高尔德经常在《新群众》中刊发一些黑人音乐作品。1932年，他写过一篇反种族主义的短篇小说《黑人之死》（Death of A Negro）。小说讲了白人医生威廉·马克斯韦尔救治濒临死亡的黑人约翰·布朗的感人故事。在救治的过程中，马克斯韦尔认识到犹太人与黑人共同的命运，于是，他自觉抵制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

在“人民阵线”期间，高尔德大力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失去了势头，他在第二、三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几乎难以露面。1939年召开的“第三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则是由他的宿敌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主持的。昔日朋友的离去丝毫没有触动高尔德，他依然捍卫革命，继续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支持苏联，维护无产阶级文学。他认为，30年代的左翼文学开创了自惠特曼、爱默生和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以来美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共产党催生了左翼文艺，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指责那些在大萧条时期走近共产党的“叛徒”，说他们玷污了革命传统。高尔德的文章激情澎湃，但缺乏冷静的历史剖析，引起同人反感的是他回避肃反运动、苏德协议和苏联入侵芬兰等敏感问题。

实事求是地看，高尔德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政治活动家，其著述从文学批评发展为新闻，并逐渐逾越了共产党和苏联所引领的范畴。从其文学批评的背景与时代着眼，高尔德崛起于左翼文化运动，也受益良多。尽管高尔德在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在战前就有定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弗里曼说过，高尔德是左翼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作家，他对社会主义的关心胜过对个人前途的关心。弗里曼的话是对高尔德的中肯评价。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共产党虽然因之而挽回了一些声誉，但是，左翼文化运动大势已去，“美国作家联盟”处于瘫痪状态。虽然1941年6月在纽约召开“第四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但是，会议开得非常冷清。在这种情况下，《新群众》编辑部开始反思左翼文学运动。他们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不存在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二是30年代中期的左翼文学批评并非直接取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汲取了泰纳、勃兰兑斯、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等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思想资源；三是极左批评家只会求助于“逃避分子”、“象牙之塔”、“颓废”之类的道德术语，从而把批评引向了文化道德的批判。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进而无法领会肯尼思·伯克的精妙的文本分析。

此外，许多左翼作家也从不同角度反思左翼文化运动失败的原因。法雷尔客观地分析了同路人作家为什么会纷纷离去，他认为苏德协议曝光后许多知识分子无法忍受党的路线，于是产生了“历史动荡”。利昂·邓嫩（Leon Dennen）认真分析了那些“真诚与有能力的实践者们”在30年代创造的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文学，不过是屈从于斯大林，盲目地追求革命的浪漫。邓嫩呼吁所有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以前的政治信仰如何，应该团结为一个真正的统一阵线。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本身具有摇摆性，当危机来临之时，他们首先惊慌失措、不堪一击。很多人卷入激进文化运动，不过是出租自己的名字，用笔服务于“革命”，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于党的原则。他们陶醉在参加左翼运动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中，却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所以，许多人在大萧条的冲动中加入共产党，之后又在偏激中离去，到了50年代他们渐次回归自由主义价值体系。

弗里曼、高尔德、斯坦利·库里茨（Stanley Kunitz）都参与了讨论。施奈德认为作家首先是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是工人运动的发起人，但不是报章的宣传家。作家应该从工人运动中退出，因为政治组织者的身份抹杀了作家的自我，最终使作家自己受到伤害。里德、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都犯了类似的错误。如果作家为政治的便利而牺牲现实，便削弱了文学的艺术性。强调文学忠于现实，但作家无须为政治而焦虑。“艺术是武器”本意指艺术具有反映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但在左翼文化运动中被庸俗化了。阿尔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认为，作家政治上的倒退并不必然地反映他们必定会在艺术上堕落。这场大讨论让左翼作家痛定思痛，认真反思左翼文化运动的成败原因。

综上所述，大萧条时期，左翼文化运动中释放出诸多不稳定的激进主义情绪，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每位美国作家。诚如拉夫所言，政治本身对作家而言无所谓好坏，问题是艺术家利用政治究竟能做什么。30年代较有影响的作家都积极地利用了政治，而不被政治所左右，官方左翼无法支配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德莱塞、斯坦贝克、沃尔夫这样的作家。很多经典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激进作品大都出自他们之手，而不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或共产党员。因为这些人不会因为对资本主义的厌恶而遮蔽一切，虽然他们进入了敌对意识形态领域，但依然保持着自由主义价值观，即所谓的“双重视野”——他们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念，并能同时发挥作用。尽管时代的政治问题对他们触动深刻，但是，他们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作出愚蠢的结论，更不会攻击或是全盘否定自己不认同的作家。最终他们凭借深厚的艺术积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文学内蕴着普适性的精神。历史辩证地看，如果没有30年代的那场左翼文化运动，以及共产党所广泛传播的时代激进理论，美国作家的创作视野就得不到拓展，也摆脱不了美国本土文化的狭隘性，更不会产生那么多的优秀现实主义小说。

[1]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Company，Inc.，1950，pp.5－6.

[2]John P.Diggin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Left，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1992，pp.39－43.

[3]［美］杰拉尔德·格拉夫：《自我作对的文学》，陈慧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页。

[5]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6]Daniel Aaron，Writers on the Left：Episod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Inc.，1961，p.27.

[7]梅志：《缅怀先辈和盟友》，载《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8]Bohemian一词通常在汉语语境中译为“波西米亚”或“波西米亚人”，有时运用不当会引起误解。所以，虞建华先生主张译为“波希民”，特指放荡不羁的文人及其精神气质。笔者赞同虞先生的主张，本书均采用此译法。(www.xing528.com)

[9]Joseph Freeman，An American Testament：A Narrative of Rebels and Romantics，New York：Farrar ＆Rinehart Inc.，1936，pp.124－125.

[10]William L.O’Neil ed，.Echoes of Revolt：the Masses 1911—1917，Chicago：Quadrangle Books，Inc，.1966.p.6.

[11]Ibid..

[12]Joseph North ed，.New Masses：An Anthology of the Rebel Thirtie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9，p.21.

[13]Daniel Aaron，Writers on the Left：Episod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Inc，.1961，p.314.

[14]Jack Conroy ＆Curt Johnson ed.，Writers in Revolt：the Anvil Anthology 1933—1940，New York/Westport：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1973，pp.xii－xiii.

[15]Jack Conroy ＆Curt Johnson ed，.Writers in Revolt：the Anvil Anthology 1933—1940，New York/Westport：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1973，p.xiv.

[16]“第三阶段”理论是莫洛托夫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简单说，他把1917年以后的革命形势分为三个阶段：1.1917—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2.1923—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3.1928年开始，世界无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时期，资本主义的世界矛盾即将总爆发。该理论当立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

[17]据阿伦考证，安德森的这部书稿被毁，未出版，见Daniel Aaron，Writers on the Left：Episod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Inc.，1961，p.211。

[18]Joseph Freeman，“Introduction”，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nthology，eds.，Granville Hicks et al.，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p.24－25.

[19]Eric Homberger，“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the John Reed Clubs 1929—1935”，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Vol.13，No.2，August 1979，p.221.

[20]Alan Wald，Exiles from A Future Time，Chapel Hill/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p.52.

[21]Joseph Freeman，Joshua Kunitz，and Louis Lozowick，Voices of October：Art and Literatur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Vanguard，1930，p.26.

[22]Emmanuel Kanter，The Amazons，Chicago：Charles Kerr，1926，p.69.

[23]萧三：《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载《左翼文艺运动史料》，陈瘦竹主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印刷，第65—97页。

[24]Eric Homberger，American Writers and Radical Politics，1900—1939：Equivocal Commitment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pp.139－140.

[25]Eric Homberger，American Writers and Radical Politics，1900—1939：Equivocal Commitment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pp.139－140.

[26]James T.Farrell，A Note on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Vanguard，1936，pp.86－87.

[27]Michael Gold，“A Letter to Workers’Art Groups”，New Masses 5，September 1929，p.16.

[28]Barbara Foley，Radical Representations：Politics and Form in U.S.Proletarian Fiction，1929—1941，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65.

[29]Michael Gold，“Go Left，Young Writers！”，New Masses，4，January 1929，pp.3－4.

[30]Edwin Seaver，The Proletarian Novel，American Writers’Congress，Henry Hart，ed，.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100.

[31]Edwin Berry Burgum，Discussion，Partisan Review 2，（April—May 1935），pp.8－10.

[32]Joseph Freeman，“Introduction”，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nthology，eds，.Granville Hicks et al，.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13.

[33]Barbara Foley，Radical Representations：Politics and Form in U.S.Proletarian Fiction，1929—1941，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0－121.

[34]John Dos Passos，The 42nd Parallel，in USA，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3，p.13.

[35]Jack Conroy，The Disinherited，New York：Hill and Wang，1963，p.289.

[36]［美］厄斯金·考德威尔：《考德威尔中短篇小说选》，陈良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190页。

[37]Walter Rideout，The Radical Novel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54：Some Interrel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38]James Murphy，The Proletarian Movement：the Controversy over Leftism in Literature，Urbana/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p.1.

[39]盛宁：《20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40]Granvill Hicks，Only One Storm，the Macmillan Company，1942，p.396.

[41]Michael Gold，“Towards Proletarian Art”，The Liberator，February 1921，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