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端

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它几乎同过去的历史积累没有联系地更迭变化，经常是新一代作家应时而出，迅速替代前人。虽然本土文化的精粹哺育了这些作家，但他们对传统文学或美学范式不屑一顾，对前辈作家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正如欧文·豪所说：“以不断抗争去否定先例的成功，还要接着奋斗来确保自己永远不成功。”[4]这也印证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的焦虑”，即作家对前辈的影响产生巨大的焦虑，必须与之抗争，几近有意的误读才能成就自己的创新。[5]每位作家或每个知识分子群体都在不断地为变动中的左翼文学增添新景观，但很快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为后起的新思潮所替代。

1910—1920年是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端时期。此一时期美国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冲击，社会急剧动荡。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本土的清教主义传统，加速了美国思想文化的欧洲化进程。其次，十月革命让探索中的“青年知识分子”（the Young Intellectuals）受到鼓舞，不仅拓宽了他们的政治视野，也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两大事件造就了新一代美国文学青年——他们迫切要求解放思想，但又对前途感到迷惘茫然、不知所措。故而，这也是一个属于青年人的喧嚣的20年代。

“青年知识分子”看似粗俗、不虔诚，实则怀有强烈的宗教情怀和理想主义激情。他们从未宣称过享乐主义，而是从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Emerson）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那里继承了超然的个人主义，全力追求神圣的事业。弗洛埃德·德尔（Floyd Dell）认为他们同爱默生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惠特曼对他们的影响更为强烈。路易斯·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指出，惠特曼对口语的升华和爱默生的自然观对艺术家的影响非常深远，这种影响不仅是自由的，更是解放的。惠特曼解除了诗人的镣铐，拓宽了社会情感的范围，为他们打开了美国的自由大门。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也承认，他们从惠特曼的诗歌中吸吮到了宇宙精神。《七种艺术》（The Seven Arts）的编辑詹姆斯·奥本海姆（James Oppenheim）把惠特曼看成反抗新英格兰传统的盟友。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称惠特曼是第一位挑战美国文学传统的伟大诗人。这说明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在源头上与本土文化休戚相关。

除了本土文化的影响，1912—1918年，“情感”、“天才”、“解放”、“自由”、“反叛”、“释放个性”、“表现自我”等字眼充斥在各种“新”书刊和“新”戏剧中。“青年知识分子”热烈欢迎从欧陆舶来的“自由神”，如德国的斯蒂纳（Max Stirner）、苏德尔曼（Herman Sudermann）、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奥地利的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法国的于斯曼（Joris Huysmans）、拉福格（Jules Laforgue）、波德莱尔；比利时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瑞典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丹麦的尼克索（Martin Anderson Nexo）；意大利的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俄国的高尔基。德尔、布鲁克斯等人如饥似渴地接受这些作家的文艺思想。

当然，“青年知识分子”并非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他们只反对压抑自我的清教传统。他们摒弃了美国正统而体面的文风，追求自由的实验文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为他们提供了重建社会与知识的理论基础。1916年，德莱塞就表示不再与宗教或政府体制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是摒弃之，愿意接受使人类心灵处于理想状态的新思想。[6]在这样的大氛围中，美国文学呈现繁荣景象。德莱塞开始揭露美国梦的罪恶性与欺骗性，他的小说直指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前一时期的揭丑文学更有力度。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辛克莱创作了《屠场》（The Jungle，1905）和《煤炭大王》（King Coal，1917），他关注工人的贫困与遭遇，描写工人阶级的觉醒。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和诠释美国文化，控诉金钱腐蚀了美国的文化和教育。辛克莱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超越了文学范畴，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这些作品迅速越出国界，也影响了中国的左翼文学。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郭沫若、郑振铎、瞿秋白都译介过辛克莱的小说。那时的中国左翼作家正是通过辛克莱的《屠场》和《煤炭大王》，认识到资本家的本质。[7]

杰克·伦敦（Jack London）也在同时期接受了社会主义。他曾经两次作为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候选人参加奥克兰市长的竞选。伦敦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剖析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文化危机与道德堕落，1908年出版被誉为无产阶级经典之作的政治幻想小说《铁蹄》（The Iron Heal，1908）。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人开始登上文坛。他们一方面汲取欧陆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又扎根于爱默生与惠特曼的理想主义传统当中。他们的创作向世人昭示了进步力量的崛起，并发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这些作家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抗议文学，它们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是一种要求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张扬着左翼激情的新文学。

有必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最早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家群体还有都市里的波希民。波希民（Bohemian）指流浪艺人、酗酒艺术家和自由思想者，他们以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抗争美国新教中产阶级传统。[8]19世纪初这些波希民隐藏在城市的角落中秘密行动，但到了20世纪头十年他们则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公然挑战社会习俗。在芝加哥、旧金山、新奥尔良、达文波特、依阿华等地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波希民聚落，其中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是最大且存在时间最长的波希民聚落。那时格林威治村汇集着来自全美各地寻求自由、蔑视习俗、生活放纵的艺术家和作家，知识与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就在这里被孵化出来。弗里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波希民的“革命”是为了“震惊”资产阶级，同时他们也为自己返回被“震惊”的社会留下了后路，因为他们憎恨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还有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各种责任和义务。[9]弗里曼看到虽然波希民冲破了自己的阶级，但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一去不复返，而新的意识形态尚未确立，所以他们没有社会根基，只能栖息在艺术中寻求庇护。一旦某日他们跻身于艺术家行列，其创作原则和寻求社会根基的必然性又驱使他们栖身于某个团体。这样，他们的“革命”就具有某种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由于波希民的加入，使左翼阵营的成分更加庞杂，也埋下了30年代末左翼文化运动分化的隐患。

20世纪的头十年，美国社会上洋溢着进步主义的改革热情，后十年则迸发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汹涌激情，推动了青年人的反传统的文学创作。他们在创作中尽情宣泄自我诉求，形成一种典型的文化反叛，而文学与批评自身的发展又支持了这种反叛。因而，20年代美国文坛上既弥漫着爵士乐的旋律，也充斥着批判与谴责的聒噪。那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左翼、右翼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合作；艺术上追随现代主义的作家，政治上可能赞同社会主义；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兼容并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移民带来了无产阶级革命具体化的模式，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发生变化，其左翼成立了美国共产党。此时期美国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全面兴起作了必要的铺垫。

20世纪初，有两个历史事件对美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1913年约翰·里德（John Reed）支持工人罢工被逮捕。事件发生后，纽约各大报章进行了广泛报道，里德的朋友及追随者们决定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一场露天表演，以营救里德。工人们表演了自己的战斗剧，表现了世界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警察被塑造成谋杀罢工领导人的凶手。在表演中，工人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最后表演在《国际歌》声中结束。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露天表演，并没有实现募捐的初衷，却加速了波希民与左翼革命的融合。二是萨科与范齐蒂事件。1920年5月5日，美国警方在马萨诸塞州的布罗克顿逮捕了美籍意大利裔工人尼库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莫·范齐蒂（Bartolomeo Vanzetti），指控他们涉嫌抢劫并杀害了制鞋厂的出纳员。真实的原因是，萨科和范齐蒂经常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引起当局的不满。虽然1925年真正的元凶落入法网，并对抢劫杀人犯罪供认不讳。但是，警方还是不顾民意，于1927年8月对萨科与范齐蒂执行了死刑。

事情发生后，《解放者》（The Liberator）的编辑与记者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高尔德、德莱塞、安德森、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多斯·帕索斯等人纷纷发表声明谴责马萨诸塞州司法不公，缺乏公正。萨科和范齐蒂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恐怖”（Red Scare）的直接受害者。因此，事件的意义已经超出其本身的性质，成了知识分子、左翼作家争取言论自由、捍卫民主原则的聚焦点。这样一来，萨科与范齐蒂事件把原本各自为战、缺少联系的作家们凝聚在一起，促使他们从文化反叛走向政治对抗的道路，为30年代左翼作家的联盟作了充分的准备。

随着左翼运动的兴起，各种左翼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1911年，皮特·弗拉格（Piet Vlag）在格林威治村创办《群众》（The Masses），“发出了智慧而强烈的异教徒声音”。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约翰·杜威的学生）伊斯特曼出任《群众》的主编，整合了当时美国文化中的富有生机的反叛因素，把活力、青春和希望会聚为一体，使之成为那个时代的反叛集结中心（the ralling center）。[10]里德说，《群众》的主旨是实现改造社会之目标，坚持不懈地反对旧制度、旧道德和旧偏见，建立新的价值观；杂志不会为一种学说或社会改革的理论所束缚，而是要展现所有的理论。当年《群众》的编辑们信心百倍地朝着自己认定的进步方向冲去，他们认为美好的社会就在其中。[11]

《群众》的编委受到美国工运先驱尤金·德布斯（Eugene V.Debs）的影响，发出了自林肯以来美国最富激情的声音——旧社会正在死亡，工人的力量与日俱增，并且更加自信与团结，社会主义必将实现。伊斯特曼不仅具有编辑天分，而且英俊潇洒、极富个人魅力，凡见过他的人都以为见到了阿波罗。人们从他身上发现了智慧、力量和美。约翰·斯隆（John Sloan）、阿特·扬（Art Young）、莫里斯·贝克尔（Maurice Becker）、玛丽·沃尔斯（Mary H.Vorse）、埃利斯·琼斯（Ellis O.Jones）、霍雷肖·温斯洛（Horatio Winslow）、伊内兹·吉尔摩（Inez H.Gillmore）、昂特迈耶等人都鬼使神差地聚集在伊斯特曼的周围，没有薪俸也毫无怨言。他们以杂志为阵地，组成一个真正为理想献身的知识分子群体。

《群众》强调自由是阶级斗争之目的，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热爱自由、追求人类兄弟般的团结、以理性的方式规划事物。伊斯特曼激进的办刊思想使《群众》在美国小镇受欢迎的程度决不亚于纽约。同时，伊斯特曼也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以迎合青年人的反叛情绪。德尔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题材相当广泛，从轻松愉快的生活题材，到真理、美、自由、现实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等等，无所不包。杂志不仅为安德森、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预留版面，而且也刊登激进无神论者和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并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版面上。安德森的《小城畸人》（Winesburg，Ohio，1919）最初也是在《群众》上连载的。弗里曼、高尔德等激进青年都被杂志所吸引，后来他们都成长为著名的左翼作家。

1917年美国通过了“间谍法”，1918年又通过了“煽动叛乱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红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由于批评美国的爱国主义、征兵制度而受到冲击，尽管没有证据显示编辑部违反了上述法规，但是，当局对杂志的审理一直悬而未决。加上邮政的不配合，1917年《群众》停刊。

无论如何，伊斯特曼和他的同志们不想让《群众》的精神就此消亡。他们在1918年3月再次创办杂志，刊名取自废奴先驱威廉·加里森（William L.Garrison）的同名报纸《解放者》（The Liberator，1831—1865）。杂志的主要编辑人员与撰稿人还是《群众》的原班人马，其版式与风格也与《群众》相似，其实是《群众》的继续。

《解放者》以激进的姿态面世，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为社会主义运动献身的人们。但是，不久这些人便放弃了社会公共意识，躲进象牙之塔，被德尔称为“知识的漂泊”（intellectual vagabondage）。1920年冬，《解放者》的编辑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放逐当中，青年人所鼓吹的高度自由与人权显得相当空洞。1922年，伊斯特曼的个人兴趣也从办杂志转向创作，他辞去主编职务，赴俄国考察。德尔接任主编，他强调杂志的艺术性与文化性，经常刊登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诗歌和高尔德的小说。1924年，罗伯特·麦纳（Robert Minor）负责杂志编务工作，他决定转向共产党，重新回到约翰·里德的道路上去。在《解放者》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之时，伊斯特曼促成了这一转向。

1923年，辛克莱想创办一份激进的文学刊物，希望得到高尔德的支持。那时高尔德无意办杂志，一心想搞戏剧创作。1925年2月，多斯·帕索斯也致信高尔德，表示支持他办杂志。在这种情况下，1926 年5月高尔德和弗里曼等人在纽约创办《新群众》（New Masses）。自1926年至1948年，《新群众》主要由高尔德负责编务工作。杂志在文学方面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如威廉·威廉斯（William C.Williams）、德莱塞、多斯·帕索斯、辛克莱、赖特、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约翰·布里彻（John Breecher）、休斯、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海明威；无产阶级作家有：哈罗德·刘易斯（Harold H.Lewis）、格雷斯·伦普金（Grace Lumpkin）、简·马图尔卡（Jan Matulka）、拉苏尔、费林、康洛伊、赫布斯特、奥尔森、艾伯特·哈尔珀（Albert Halper），等等。1929年1月，高尔德的栏目“青年作家向左转”（Go left，Young Writers），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巨大反响。但是，高尔德所呼唤的文学既非政治的，也不是写劳工阶级生活的，而是反叛性的。这样看来，杂志属于激进的非共产主义文学刊物。

诺思在《新群众——30年代反叛文选》的前言中深情回忆了自己投身左翼文学的经历。这个铁匠家庭出身的穷孩子，3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做记者，诺斯每次都急不可待地阅读《新群众》，高尔德是他最崇敬的人物。他说：“因为在那个年代，迈克尔·高尔德和他的人把我们这些劳动阶级赶出了我们的阁楼。我们为他的‘青年作家向左转’所震撼。”[12]那时《新群众》的许多作家都尝试描写劳工的生活，让世人了解劳工，这是同一时期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与《民族》（The Nation）所缺乏的。诺思第一篇描写家乡工业小镇的丛林般生活的小说就是由高尔德鼓励刊发在《新群众》上的。这篇小说的刊发改变了诺思的命运，从此走向文学创作。

共产党对早期的《新群众》影响不稳定，所以，杂志呈现出自由放任的编辑风格。高尔德主持《新群众》编务期间，提倡发展工人诗歌与保留波希民传统。同样的情况也见诸维克多·卡尔弗顿（Victor F.Calverton）主编的《现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中。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高尔德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群众》上，后来为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所替代。弗里曼是连接《群众》与《新群众》之间的桥梁。卡尔弗顿坚持政治与智性的结合，使人联想到《群众》。当时具有强烈现代主义倾向的左翼文学刊物当数《美国商队》（The American Caravan）。

1932年，有一位青年就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等问题致信《新群众》编辑部，引起弗里曼的重视。这个青年就是拉夫。一年之后，拉夫、菲利浦斯与弗里曼见面。两位青年认为《新群众》太政治化了，敦促创办一份新刊物。弗里曼欣然同意，并帮助他们筹办，这就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缘起。他们承诺将新刊物办成约翰·里德俱乐部最好的刊物；他们将支持工人阶级，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保卫苏联，继续向剥削阶级腐朽的文化和狭隘的宗派主义、羸弱的自由主义开战。[13]1934年《党派评论》面世了。拉夫在发刊词中指出，由于大萧条，迫切需要一种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的美国。当时《党派评论》的发行量超过了《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甚至比《新群众》影响还大。《党派评论》虽然充任约翰·里德俱乐部在纽约的喉舌，但很快就露出左翼的精英倾向。(www.xing528.com)

菲利浦斯和拉夫主持下的《党派评论》，经常刊发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很少鼓励俱乐部成员发表尚有些稚嫩的文章。希克斯感到这种做法与《新群众》无异。他认为《党派评论》没有为俱乐部成员搭建一个平台，责问俱乐部为什么要资助这两份刊物。另外，刊物虽然表面上代表共产党的立场，但是，菲利浦斯与拉夫已经开始批评共产党的文学方针了。他们与共产党发生分歧，声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分析方法，反对视文艺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庸俗做法。他们不肯认同在文学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党的路线观念。《党派评论》编辑的做法立即引起官方左翼的批评。时任《爆炸》（Blast）编辑的弗里德·米勒（Fred R.Miller）批评《党派评论》的编辑既想取悦布尔乔亚批评家，又想追求革命的时髦，认为这种暧昧的态度，失去了它应有的政治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在当时所有的左翼文学刊物中只有《党派评论》率先抵制了俱乐部所推行的党的教义对作家创作的束缚。编辑部也因此而受到官方左翼的强烈批评，杂志不得不在1936年秋停刊。

《党派评论》与《新群众》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份左翼刊物，它们分别代表着左翼文化阵营的精英与无产阶级两种倾向。《党派评论》的编辑们支持托洛茨基，倡导文学的高雅旨趣、关注理论批评；而《新群众》则直接面向无产阶级大众，坚持从劳工大众中发现文学新秀。那时约翰·里德俱乐部大力倡导作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但是，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等领导人只注重作家的声望与名气，并不看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挫伤了一些作家。有鉴于此，代表新生力量的拉夫和菲利浦斯才奋起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把文学的主导性看得高于一切。相比较而言，《新群众》的编辑们则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作家应该接受党的领导。尽管如此，高尔德等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斯大林主义的顺从者。虽然编辑们的办刊诉求有所不同，但是，《党派评论》并不是作为《新群众》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也从未显示过对《新群众》的不支持，只是编辑们对文学问题的看法上存有分歧。直到1936年，《党派评论》与《新群众》之间的分歧还属于内部纷争。1936年2月，高尔德在谈“猎枪”与中西部无产阶级文学时，遭到《党派评论》的攻击。菲利浦斯等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为这样会成为作家背负的沉重十字架。这样，高尔德不自觉地成了拉夫与菲利浦斯批评的对象。1937年12月《党派评论》脱离约翰·里德俱乐部。独立后的杂志以反斯大林主义面目出现，拉夫、菲利浦斯和法雷尔更加自由地批评党的路线，拒绝用它指导文学运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方法”。

除了上述影响较大的左翼文学刊物之外，还有不少的小文学刊物，如，芝加哥的《左翼前线》（Left Front）、费城的《左翼评论》（Left Review）、波士顿的《左翼》（Leftward）、底特律的《新力量》（New Force）、《反叛诗人》（The Rebel Poet），等等。这些刊物都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约翰·里德俱乐部积极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搭建平台，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通常情况下，这些小文学刊物都会在创刊伊始发表声明，《反叛诗人》的声明就很有代表性，它这样写道：

《反叛诗人》要为它的朋友而骄傲，更要为它的敌人而骄傲。一份没有敌人的杂志不会有任何生命力，出版物的特点可以根据它的敌人的反应作出确切的判断……只要求成员们普遍同情我们的目的。尽管不加入任何政党，我们也明确地支持苏联防御正在集聚起来发起进攻的敌人，我们支持软弱无助者的事业，我们要与那些正在把美国劳工变成赤贫奴隶的贪婪的工业寡头进行斗争，我们谴责试图废除言论与集会自由等天赋权利的偏执思想……我们嘲讽那种附和世纪末的陈腐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我们的旗帜上书写：“艺术为了人类。”[14]

这份声明集中传载了约翰·里德俱乐部的精神，也代表着那个时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方向。

1932年，康洛伊、瓦尔特·斯诺（Walter Snow）、本·哈格伦德（Ben Hagglund）筹办《铁砧》，他们大力推出反映美国矿山、工厂、磨坊和小职员生活的文学作品。《铁砧》的座右铭是：“我们宁要质朴之活力，而不要优雅之陈腐。”杂志的编务人员都是社会改革的积极的参与者，绝少有旁观者。在康洛伊等人的努力下，许多鲜活而新颖的题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从艺术上看，也许这些作品过于粗糙和笨拙，却是经受过现实磨砺的，具有原生态特征。《铁砧》（The Anvil）只刊登短篇小说和诗歌，为的是与纽约的批评大战保持距离。杂志刚一面世，虽然发行量有限，却发行到全美各个城市，甚至也发行到了国外。当时《新共和》给予《铁砧》极高的评价：小小的刊物，与其发行量相比，其影响太大了。[15]

《铁砧》还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特别重视黑人作家。赖特的小说、厄斯金·卡尔韦尔（Erskine Calwell）的反映南方种植园生活的小说《蓝衣男孩》（Blue Boy）都刊登在杂志上。杂志大力鼓励作家深入社会基层开展调查，挖掘反映时代精神的好素材。不少作家一路搭乘便车深入全美各地采访，用方言土语写出了许多散发泥土芬芳的好作品。康洛伊坚信《铁砧》与《新铁砧》永不妥协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杰克·米勒（Jack Miller）1972年还在明尼苏达创办《北方铁砧》（North Country Anvil），继续弘扬康洛伊的文学传统，致力于发现文学新秀。

1927年之后，美共在知识界的影响不断加大，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在1928年至1932年间向美共靠拢，形成一种普遍转向左翼的局面。这与共产国际的“第三阶段”理论的出笼，以及美共的大力号召有很大关系。[16]1927年10月，德莱塞应邀访问苏联。他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初步成效由衷地敬佩。翌年，德莱塞发表《德莱塞访苏印象记》（Dreiser Lookers at Russia，1928），热情洋溢地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1928年，多斯·帕索斯再次到莫斯科朝拜，其观点与看法与德莱塞相似。安德森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竭力表达他对资本主义的拒斥。安德森的第一部书稿是《我为什么信奉社会主义》（Why I Believe in Socialism）[17]，主要阐发他对左翼的同情；第二部小说《前进中的人们》（Marching Men，1917）关注中西部煤矿工人的生活，企图通过政治途径改善工人的生活。某种意义上看，安德森的代表作《小城畸人》也是最真实的革命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揭示了那些被击垮的且毫无魅力的美国小城镇的人们对财富和成功的追求，小说在细微处描绘了人们渴望改变生存状况的欲求。安德森不过是把这种感情升华到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关注的高度，使左翼情绪不至于太过暴露。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然遭遇一场罕见的大萧条，它加速了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变。大萧条让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着经济、精神和文化的三重危机，他们必须寻找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寻找支撑新的精神世界的哲学理论；寻找表达新认识的新的文学样式与文学语言。当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显示了计划经济的良好态势，预示着苏联人可以在新的社会体制下，依靠集体力量完成美国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中无法完成的事业。于是，困境中的美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苏联。

自1930年起，《新群众》连续报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时间，许多大学教授充当了社团领导、哲学家成了政治家、小说家变成了鼓动者、诗人成了公共代言人。考利、高尔德、弗里曼、法雷尔、休斯、赖特、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克利夫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等一大批作家要么成为共产党员，要么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更多的作家是在情感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32年，考利、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赖特等53位作家联名宣布，支持美共候选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显示了文学界左翼力量的高涨。这种现象在萨科—范齐蒂事件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考利在《流放者归来》（Exile’s Return，1934）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大萧条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惊恐与绝望之余，急切地寻求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过程。因此，30年代的激进文化运动既充满浪漫激情，也浸透着强烈的变革欲求。一股抗议文学风潮——尤其是带有社会主义政治倾向的左翼文学思潮——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迅速席卷了美国文坛。

美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左转带来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全面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本能反应；二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回应；三是受“第三阶段”理论的影响，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左翼，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和改良实践，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左翼运动。事实上是一股巨大的时代政治力量在推动着他们。

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以拯救社会为己任，他们的文学表达带有革命意识，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20年代曾经“迷惘”的多斯·帕索斯、考利等人，到1929年他们彻底觉醒，就连海明威也一反往日的彷徨与迷惘，表现出对政治的异乎寻常的关心，写出了探讨以集体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小说《有的和没有的》（To Have and Have Not，1937）。这样，左翼作家成了主宰文坛的一支强劲力量，他们号召作家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以文艺为武器，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来临。

特定的社会形势加速了作家向左转。1933年罗斯福开始推行美国式的“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的新政。这样，苏联就不再是敌对的，挑战自由经济的社会立法也不再具有危险性。同年11月，美国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商人看到了苏联潜藏的巨大商机，纷纷赴苏联投资办厂。美苏对峙的局面得到缓解。1935年西方共产党组成“人民阵线”，反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势力，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大阵营的团结。于是，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他们可以选择任何政治立场，既可以为苏联、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文学效力；也可以支持罗斯福的新政；还可以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黑人以及全世界受压迫的殖民地的人民斗争摇旗呐喊。总之，这是20世纪唯一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可以既是热忱的革命者，同时又可以是保守主义者，这一切都得到了美苏政府的默许。

在前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到了30年代，美国激进作家感到“共产主义是20世纪美国的方向”，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美国知识分子虽然整体上赞同马克思主义，但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占多数。他们更多地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医治美国社会问题的一剂猛药。列宁、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日丹诺夫等人的理论各影响了一部分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在为一个宏大目标共同奋斗的同时，内部的分歧与争论从未停止过。所以，在向左转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协调的声音。

1932年8月，美共领导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致威尔逊和考利的信可算作最早的另类言论。芒福德认为没有必要与共产党的路线捆绑在一起，它不适合美国。1932年，约瑟夫·克鲁奇（Joseph W.Krutch）出版《欧洲成功了吗？》（Was Europe A Success？）一书，提出捍卫自由主义价值原则和知识分子的独立超然性，集中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克鲁奇未曾想到他的看法却得到了共产党的赞同。

希克斯在1933年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发言人之一。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针对克鲁奇的书，希克斯认为应该反对机械决定论，而非马克思主义本身。希克斯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原理是正确的，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美国还处在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在以后的著述中，希克斯坦诚表达了在美国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艰难处境：一方面难以剔除自身的资产阶级观念；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希克斯的言论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掀起波澜。

希克斯所谈论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当时《新群众》与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分歧也集中在这里。共产党并不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文艺观点带进党内，约翰·里德俱乐部却坚持让著名知识分子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最初美共并不看好作家，高尔德和弗里曼却竭力让知识分子相信，党需要的是作家而非政治家。这样，约翰·里德俱乐部与《新群众》编辑部就出现了分歧。最后，《新群众》承诺向法西斯主义开战，关注苏联的革命成就，并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二者的纷争才暂时得到缓解。

1935年4月，在美共的领导下，“第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成立“美国作家联盟”（the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当选为主席。这可以看作左翼文学发展的高潮，也是它最辉煌的时刻。弗兰克主张改变美国文化中的无政府状态，加强作家、艺术家与工人阶级的联盟。多数作家代表都表示应该遵循党的路线，只有多斯·帕索斯例外。会上，伯克作了题为《美国的革命象征主义》（Revolutionary Symbolism in America）的发言，引起争议。伯克属于中产阶级作家，大萧条时期他旗帜鲜明地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但他一直对社会学批评持怀疑态度。此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不满情绪也裹挟进左翼文学阵营中。这一现象很普遍，虽然人数不多，但持续时间很长。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一段思索之后与党关系密切，另有一些人转向其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