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调查及分析

对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开展研究，必须要对左翼文学思潮与历史分期进行必要的界定，以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与基本架构。

对于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左翼”，我们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左翼”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源自于法国大革命，它最原初的意思是指第三等级劳苦大众所代表的社会激进变革力量；与之相反，体现贵族利益的保守力量则为右翼。以后人们对“左翼”的认知基本上没有逾越它的原初意思。然而就左翼文学的本质而言，它强调文学要关注现实，力求文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反映大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这种同情和支持弱势群体的精神价值取向与“左翼”的政治内涵是吻合一致的。左翼文学以颠覆和否定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为准则，与主流文学偏重于个体价值、粉饰社会本质相比较，它更注意文学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强调作家与生存的现实环境的联系，更侧重于表现社会变革意识。许多优秀的作家注重把握社会现实深层底蕴，注重在变动中体认社会本质，捕捉历史发展的趋势。

当然，美国左翼思潮也同其他思潮一样，并非独立存在于真空之中，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产物，它是在传承、抗争和反思美国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会在国际相互传播，但因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相异，其受影响的程度、其具体的内涵也各不相同。美国的左翼文学思潮并不是一个目标明确、步伐整齐的革命文学阵线，而是因相似或相近的激进主义意识和风格而被宽泛地归为一类的松散的、十分复杂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群体的创作。因此，我们应该在宽泛意义上理解左翼，诸如，社会主义者、激进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等，我们都可以视其为左翼。多斯·帕索斯在小说《美国三部曲》（USA Trilogy）中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有生动的描绘。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集体生活与个人生活是分离的，前者是重要的、值得肯定的；而后者则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暗含消极性。凡是赞同前者的，那就是倾向左翼。也就是说，左翼知识分子必然坚信每个个体的命运是由社会力量决定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却是邪恶的、腐朽的，且与社会中美好的上升的力量发生冲突与较量。毫无疑问，上升力量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即正义战胜邪恶。多斯·帕索斯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描绘大致圈定了研究者对左翼的认识范围，即左翼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进步势力，并以消除资本主义为己任。

此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又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怀疑利益的动机，他们相信进步、科学、社会立法、规划和国际合作，俄国成为关注的焦点。特里林把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倾向概括为“自由的想象”。他在《自由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指出，为了实现批评的自由想象，只能依赖文学，因为它能够最充分和最精确地开展各种人类活动。[1]聚集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均把文学看作洞察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正是特里林心目中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凡具有“自由的想象”，并以文学体察认知这个世界者，都可以算作左翼知识分子。

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迪金斯（John P.Diggins）对20世纪美国左翼进行了历史性的定位。他认为，从政治上看，左翼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永恒的反对者；从哲学上看，他们体现着否定意识；从历史上看，每代左翼知识分子均受到代际经历的影响。简言之，美国左翼的命运是有德性者在不道德的社会中的命运：他们被迫寻求不可能实现的胜利，也不得不学会适应必然的败局。[2]迪金斯的界定突破了文学的局限性，与特里林的界定形成互补。虽然上述界定都较为宽泛，但也反映了美国左翼的实际情况，即左翼的界限从来都很模糊，且内部意见各异，纷争始终不断；甚至时分时合，有进有出，变异移位，亦为常态。就作家与批评家的政治倾向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左翼就已经杂然纷呈，更不要说50—70年代的新左翼了。

但就美国左翼文学思潮而言，与其把“左翼”视为单纯的政治倾向标志，不如当作文化符号，即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符号。因为美国左翼除少数人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之外，大部分作家、批评家，特别是新左翼青年，意在倡导文化革命，即文化价值观的变革与更新。他们要求改变主流意识形态的罗网，进行激进的文化变革。左翼文学思潮的最大共同点不在于其政治理念，而在于从各自不同价值观出发，抒发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共同的不满和憎恶，并试图通过文学活动同主流价值争夺话语权和道德的制高点。这正是左翼文学的作为，新左翼批评者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总结为“对手文化”所独有的优势与特点。[3]左翼文学的文化价值不仅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若干弊病，而在于通过艺术形象对主流社会的整个精神支柱进行强烈的质疑和颠覆；前一方面主流文学多少也能涉及，后一方面则对主流文学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是它的根基。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1925）的意蕴，不单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更在于撕下了主流价值观所自诩的“机会均等”的美妙外皮。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22条军规》（Catch—22， 1961）的艺术深刻性，也不仅是表现了现世的各种荒诞景象，更在于辛辣地嘲讽了主流社会所津津乐道的“自由”和“人权”的华而不实。凡此种种都是主流文学所无法企及和替代的。

文化革命必然要指涉美学革命，所以，左翼文学力求艺术创新，这一特点又使它和先锋文学有了密切的关系。左翼文学和先锋派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但在美国文坛现实中，二者的外延又多有重叠交合之处。这交合点就在于双方都倡导美学变革和艺术创新，最终都把反叛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旧左翼作家很早就对“老先锋派”——现代主义感兴趣，有的人干脆自称为“红色现代主义”，纽约文人更是对现代主义敬重有加。三四十年代，刊登在《党派评论》上的优秀的评论文章都试图在现代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正是由于30年代末的理论大爆炸，才使威廉·菲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与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等人抓住反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契机，从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品评中拓展出一种国际性的批评视野。至于新左翼，则更同欧陆的“新先锋派”——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密切，难分彼此。左翼文学所承载的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必然把政治激进与美学激进加以融会贯通，把资产阶级未完成的革命从政治和经济领域向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进行延伸。到了新左翼这里，此意图愈发明显，其目标是使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同质。

本课题所讨论的左翼文学概念，一方面指具体的文学创作现象，即在美国本土激进主义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萌生于20世纪初，贯穿于20世纪始末的一大批激进作家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它属于文学理论、文学思潮范畴，具体表现为在30年代和60年代由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文艺上形成的激进潮流。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体现，又把美国文学融入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进程之中。就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左翼文学远非文学流派或范畴所能涵盖的，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价值追求，它不仅以文化批判的方式，更以直接参与的姿态与国际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革命融为一体，将艺术与革命统一起来，自觉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对美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对文学思潮进行界定。“思潮”之“思”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潮”则强调“思”在较大范围内的传播，强调的是动态性。既然是思潮，必然具有普遍性，并在较大范围内发展变化。“文学性”是文学思潮的特殊性，并借此显示其独立性，与其他社会思潮相区别。因此，我们应该把文学思潮理解为一套价值体系、规范和程式，与它之前和之后的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相比较，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总起来看，文学思潮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艺领域的精神潮流，它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活动系统中受到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作家、批评家的群体思想趋势，它具有集体的、动态的、文学的、精神性的特质，同时又具有历史性。如果我们把文学思潮比喻为大河，作家、批评家则如同生长在河岸的植物，作品则是植物吸吮河水结出的花果。花果与大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花果不等于大河，作品也不等同于思潮；文学思潮也不等于作家、作品等客观化的精神的机械叠加。因而，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加以研究辨析。(www.xing528.com)

对于美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分期是当下学者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以往学术界对美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局限于“红色30年代”和60年代的“反文化”；只关注1929年的大萧条和1939年的苏德协议等重大历史事件。现在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虽然这两个时间点对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它们是社会非正常情况下（诸如，战争、大萧条、域外革命）的产物，促使美国民众在社会政治危难中寄希望于左翼，渴望从根本上改造美国社会，并不能涵盖左翼文化运动的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开始审视30年代与60年代之外或二者之间的时间段上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状况，拓展了研究的时空范围。

迪金斯在《美国左翼盛衰录》（The Americ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3）一书中把左翼文化运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20世纪初由“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波希民所主导的“浪漫左翼”；第二，30年代末至40年代由共产主义者、新政自由主义者、反斯大林主义者联合主导的“人民阵线”左翼；第三，60年代以激进学生为主体的新左翼运动；第四，自70年代始，新左翼急流勇退，在校园中建立了卓越的学术声望，形成所谓的“学院左翼”。在迪金斯看来，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以失败而收场，接着又进入下一个阶段。“浪漫左翼”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草草收场；旧左翼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趋于衰落，最后在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中全军覆没；新左翼运动由于内部的矛盾纷争，在1968年底分崩离析。迪金斯认为“学院左翼”注定也要失败，除非它能在启蒙中重建信心。迪金斯的分期侧重于历史的演变，突出历史性的质变。

美国学者阿伦在《左翼作家》一书中，把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历程总结为：准备、发展和衰落三个过程。一是准备阶段。作家们急切地探寻哲学思想体系，他们往往倚赖某种本土思想，但更多的是凭借国外的思想资源建构思想体系。美国知识分子擅长从欧陆引进理论，像塞缪尔·柯尔律治（Samuel T.Coleridge）、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傅立叶、托尔斯泰、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等都曾经被他们用来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二是发展阶段。美国作家以文化批评的面目出现，发表声明，但很快就演变成社会批评。他们时而参加这个文学团体，时而又联合其他团体或半文学团体。诸多社会问题——经济萧条、黑奴问题、劳工问题、城市贫困、帝国主义战争等，化解了艺术家之间的樊篱，加速了他们的合作与团结。三是衰落阶段。美国文学的激进主义从未长时间地存在过，激进作家很快就被自己所拒斥的社会吸纳进去，他们厌倦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发现世界又被牢笼紧锁。这些曾经“解放”过的作家在经历了反叛历险之后，又回归于传统。这样的反叛结果令他们羞愧，也显得哀婉。然而，旧的革命刚刚告一段落，新的火花再次迸发，新一代又成长起来。美国文学的共产主义历史也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反叛周期中运转的。

应该说，阿伦的三个分期虽然比较笼统，但确实从宏观上把握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也符合美国文学发展历史本身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20世纪初为美国左翼文学的肇始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作为美国社会重大危机产物的左翼文学应时而生，其参与者庞杂、政治立场复杂多样。大萧条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相连。美国共产党成功地把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提倡社会公正与平等建构于左翼文化运动之中，赢得社会的普遍赞誉。杰出的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高尔德、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伊西多·施奈德（Isidor Schneider）等人，坚持文学创作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内获得生命力，并据此建构文学批评体系，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实践。

二是60年代以降，美国左翼文学发展进入第二时期，以激进学生为主体的新左翼运动勃兴。他们以非理性的方式，全面质疑美国的社会制度，全盘否定美国的价值观念，试图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这样，就使新左翼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融会贯通、难分彼此。某些新左翼青年甚至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言人。尽管新左翼运动并没有实现青年人翘首以待的革命性变化，但是，运动中衍生的激进主义文学对美国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是1970年之后，“学院左翼”登上文坛。新左翼从文化革命和政治反叛的“风口浪尖”退入学术深墙之中，他们不再鼓吹政治变革，而是潜心研究历史变革的压力下所丧失的东西，昔日的政治激进沉淀在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当中。他们从理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理性化秩序背后的隐秘的权力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存在，“学院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一直延伸到新世纪。三个时期划分，意在突出美国左翼文学思潮本身的演变规律，既注重创作的集体性和作品的完整性，又凸显特定时期作家、批评家的艺术和思想的共性，使三个时期都有质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