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研究

第2章　发达大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析

2.1　发达大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演变

纵观发达大国（本书中主要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20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工业化早期的劳动与资本投入推动的数量型增长到当今“后工业时代”的技术（知识）带动的质量型增长的演变。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增长绩效、动力源泉与主导部门等又呈现不同的特点。

2.1.1　工业化早期（约1760—1910年）:数量型增长阶段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之后1个多世纪的工业化革命早期阶段，发达大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数量型增长。其间由于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矛盾并未凸显，因而通过初级资源、劳动、资本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成为一国发展的绝对或比较优势。在此背景下，斯密、李嘉图及马克思等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之关键。这一阶段可分为原始积累增长（劳动投入型）和大工业增长（资本投入型）两个阶段。

1.原始积累增长阶段（约1760—1860年）的劳动投入型经济增长

该阶段的特点是:（1）从生产效率来看，此阶段生产率的提高比较缓慢。尽管此时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逐渐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但由于未发生技术革命的突变，因而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十分迅速。（2）从要素投入来看，主要依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获得经济增长。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3）从主导部门来看，农业率先发展，工业逐步兴起。在工业化早期，农业在很长时间里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1811年农业产出在英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为35.7%，工业为20.8%）。从生产率的变化来看，农业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没有农业产出来养活日益扩大的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并提供原材料，工业和服务业的扩张是不可能的，工业革命也难以为继。因而法国年鉴派历史大师布罗代尔指出“在工业革命涉及的所有问题中，农业理应排在前列”。直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业的产出份额才超过农业。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下降，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才逐渐成为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

2.大工业增长阶段（1860—1910年）的资本投入型经济增长

19世纪后半期，在能源动力（电力）革命以及材料（化工）技术、信息及运输技术突变的推动下，社会生产率迅速提高。发达国家形成了以电能为中心的技术体系，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以现代工业体系建立为标志，工业革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以法国为例，其国民产值中，工业（制造、采掘和建筑及公用事业等）的比重在1885年前后达35%，超过了农业部门。该阶段的特点包括:（1）从增长的绩效来看，此阶段西方国家的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崛起）。统计表明，在1870—1913年间，美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11%，其次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这一指标分别为1.19%和1.17%。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依然缓慢。（2）从增长的驱动力来看，当时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依然不高，资本积累是获得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平均只占30%左右。如美国1840—1900年间的生产率对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的贡献只有17%，而要素投入占82%。由于此时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3）从增长的主导部门来看，重工业占主导地位，同时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开始兴起。19世纪末，重工业在西方国家工业生产中已经起主导作用。1870—1990年世界重工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如:钢产量由52万吨增加到2 830万吨，石油产量由80万吨增加到2 000万吨，铁路建筑由21万公里增加到79万公里。基础设施、商业、对外贸易、交通和通讯业在此期间也有了较快的发展，造就了蒸汽机驱动的火车、轮船、全国性的电报网、邮政、港口和货栈及城市煤气等一大批产业的繁荣。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大大提高。城市化又带动了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出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2.1.2　工业化后期（约1910年至今）:质量型增长阶段

1.管理与技术应用增长阶段（约191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集约管理型经济增长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在此基础上，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向集约化经济的转型，其经济增长方式已从前期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集约管理型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跨越。一项对世界主要国家（地区）TFP的测算证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率先实现了这种转变。1950—1960年美国的GDP每年平均增长3.3%，其中，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为47%，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53%。后者超过了前者，表明其经济增长方式已转入质量型。之后，联邦德国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相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阶段的具体特点体现在:（1）从增长的绩效来看，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的突出成果就是人均产出的快速增长。虽然战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的人口增长很快（如美国人口从1.5亿增加到2.7亿，增长了近1倍），但人均GDP在1950—1973年间却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这五国在这一期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达到8.1%、5%、4%、2.5%、2.4%，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2）从增长的驱动力来看:其一，由于教育、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劳动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颇为明显。以美国为例，1948—1977年间，美国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平均每年递增3%，相应地，其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一直保持在3%左右的水平。其二，资本投入仍然较高。从西方5个发达国家来看，除美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稳定在20%上下外，其他国家由于面临战后重建等原因，资本形成率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趋于上升，说明此阶段资本投入仍较大。（3）从增长的主导部门来看，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的领涨部门（以石油、天然气和合成化工为主要资源投入）。此阶段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也得到飞速发展。

2.知识与创新增长阶段（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知识创新型经济增长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发达国家生产方式的新特征；经济组织方式向内部、地区和全球网络转变；服务业（包括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成为经济的创新和领涨部门。此阶段的具体特点体现在:（1）从增长的绩效来看，此阶段的成本和消耗很低，产品竞争能力强、经济效益较好。虽然经济增长率并不高，但保持稳定增长，且高于人口增长率。（2）从增长的驱动力来看，西方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资本形成率逐渐下降，近10年基本稳定在20%左右，日本相对高些，但也下降到25%以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知识含量和创新行为，发达国家对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口质量相关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大。此阶段的增长方式因而演变为“知识创新型经济增长”。（3）增长的主导部门出现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一系列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业、新材料业、生命工程），并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化工机械、纺织、汽车以及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经过与信息技术的结合、革新和改造，重新获得了生机。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已在三个产业中占有支配性地位。农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下降，在第二产业内部，新兴的高技术产业也成为物质生产部门的主导产业。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2000年，在5个发达国家中，其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仅为2%；制造业为20%左右，而服务业的比重则在70%左右。

总的来看，发达大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呈现如下特点:（1）在工业化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数量型增长期。但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从劳动、资本投入的要素驱动型到管理、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驱动型（质量型），即体现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动力演化路径，集约化程度和创新程度越来越高。（2）发达大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主导产业）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服务业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历史趋势。（3）在发达大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制度创新的作用也不应忽视。（4）虽然一个经济体不能跨越自身发展阶段而随意选择某种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完善、政策调控等各种主观努力缩短从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型的时间。这一点对后起国家尤为重要。如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若从产业革命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向集约化转变，时间长达200年。日本是继起国，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致为100年。韩国是新兴工业国，从194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约经历40余年。转变时间的缩短，既与后起国经济主体的“干中学”效应有关，也与国家的政策有关。

2.2　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基于发达大国经济增长进程中动力机制结构的演变分析，可将发达大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劳动、资本与技术进步，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其作用程度不同。那么，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什么呢？本节将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对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展开深入分析。

2.2.1　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源泉的理论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收入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资本的储蓄积累、社会劳动的专业分工以及技术的创新，增加劳动数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途径。大卫·李嘉图认为收入的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他建议把收入中的绝大部分进行再投资，另外通过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达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他提出了资本、劳动报酬递减的规律。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他们把资本、人口、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因，并分析这些因素与其他经济增长因素的长期相互作用和联系。由于时代所限，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局限在静态均衡假定前提下。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学派后期代表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增长过程状态是动态的，它的状态随着技术创新不断产生改变。技术进步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走向繁荣，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优胜劣汰，推动技术更加进步；熊彼特认为经济不会因为报酬递减规律而停止不前。但是，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只从定性方面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通过实证分析较为系统地研究得出在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起了更加重要的决定作用，以此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运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他计算出美国1909至1949年41年的非农企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只有12%，剩下88%的余值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这88%就是“索洛剩余”，这种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大力认可，对之后经济学家计算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很大影响。索洛第一次把技术进步列入经济增长因素中的独立部分，打破了之前研究学界的资本决定理论，引导社会重视技术创新。

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丹尼森（Denison）的研究更加深入和详尽。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率主要有两个方面:资本、劳动的总投入量，及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进一步细化而言，总投入量的劳动方面包括就业、年龄与性别构成、工作时效和教育，资本方面包括存货、建筑与设备、住宅和国际资产，单位投入量产出量包括资源配置改善、知识进展和规模经济。丹尼森在美国经济增长相关实证研究中得出国民收入增长率大大超过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其余的增长率只能由技术进步来解释。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没有作为内生因素进行分析，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3.新经济增长理论

1986年罗默（Romer）在论文《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在资本和劳动传统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两个要素。他认为技术创新不仅表现为创造新材料、新工艺这些技术水平上，而且还表现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技术熟练程度等人力资本上。罗默在模型中强调要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国家经济增长要以知识和创新产品为基础。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它具有正外部性，边际报酬是递增的。技术与投资是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关系，投资带动技术积累和进步，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能刺激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技术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代表卢卡斯更加深入分析提高生产者素质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卢卡斯（Lucas）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根据卢卡斯模型，资本由物质和人力组成，劳动由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组成，人力资本增值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部门的经济产出与人力资本增值正相关。要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必须通过学校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他认为，边干边学获得的人力资本属于外部效应，而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则属于内部效应。卢卡斯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由工作人员和受过专门教育的学生组成，正是这种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促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

综上所述，学术界一直在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及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将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内生变量，为当今“知识经济”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2.2.2　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源泉的实证研究

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表明，与劳动、资本等自然资源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技术进步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区分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认为，当技术进步贡献率小于50%时，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要素投入驱动，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当技术进步贡献率大于50%时，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要素的效率和质量取得，即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节将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出发，选取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五个发达大国，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和索洛经济增长速度方程模型，从实证层面研究这五个大国1981—2011年的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力图论证技术进步是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1.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索洛余值法。

现有文献中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源于索洛（Solow，1957），他把技术的变动率表示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劳动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额。索洛余值法避开了生产函数具体形式的讨论，而关注函数的相关性质，加之索洛余值法计算方法简便、直观，其实用性也很强，因而成为最常用的技术进步度量方法。

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模型为:其中:a为技术进步率，y是综合产出增长率，l为劳动增长率，k为资本增长率，α是劳动产出弹性，β是资本产出弹性，而α、β可由生产函数估计得到。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2）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参数λ表示技术的年进步速度，t表示年份序列。

对式（2.2）取对数，有:

当α＋β＝1，即规模报酬不变时，有:

2.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柯布—道格拉斯动态生产函数涉及以下三个变量:产出指标（Y），资本投入指标（K）以及劳动力投入指标（L）。

产出（Y）:选取历年已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国产出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并已折算为2005年不变价格的实际R＆D。

资本投入（K）:对于资本投入的度量，一般文献选取年资本服务值或资本存量数据指标，也有学者使用固定资产投资额。由于很难搜集五国历年资本服务值或历年资本存量的相关数据，所以这里采用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的历年固定资本投资额来衡量资本投入，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劳动力投入（L）:采用从业人员来度量劳动力数量，其数据直接来源于OECD数据库。

3.计量结果及分析

为估算式（2.4）中的相关系数，以美国为例，先将上述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表2.1，并将ln Y/L作为因变量，将年份t和ln K/L作为自变量，采用SPSS17.0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　美国GDP、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指标（1981—2011年）

(www.xing528.com)

续表

表2.2　美国1981—2011年计量统计结果及检验结果

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上式中，对常数项和自变量的两个系数的T检验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回归方程的判决系数R 2值为0.998，F值为6 263.266。由此可见，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关系，即回归相关性高。

因此，资本的产出弹性α＝0.128，由规模收益不变假定，计算劳动的产出弹性β＝1－0.128＝0.872。

进而可得美国1981—2011年的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模型为:y＝a＋0.128k＋0.872l，再利用几何法算出总产出、资本投入及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并进行分析，得到表2.3。

表2.3　美国1981—2011年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模型

续表

从表2.3可以看出，美国资本投入每增加1%，可以使经济平均增长0.12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14.6%；劳动投入每增加1%，可以使经济平均增长0.87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29.1%，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56.3%，充分说明美国1981—2011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其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基于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同理，我们可分别基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总产出Y、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数据，进行整理后得到它们的回归方程及检验结果分别为:

ln Y/L＝－21.307＋0.014t＋0.369ln K/L　　　

　　　　　t＝（－39.942）（48.453）（19.629）

　　　　　R 2＝0.994，F＝2 242.411　　　　　　

ln Y/L＝－16.879＋0.013t＋0.230ln K/L　　　

　　　　　t＝（－9.155）（11.782）（5.730）

　　　　　R 2＝0.992，F＝1 720.891　　　　　　

ln Y/L＝－9.333＋0.009t＋0.249ln K/L　　　

　　　　　t＝（－3.793）（5.609）（2.743）

　　　　　R 2＝0.961，F＝347.698　　　　　　

ln Y/L＝0.645＋0.003t＋0.540ln K/L　　　

　　　　　t＝（0.357）（3.362）（3.403）

　　　　　R 2＝0.544，F＝16.709　　　　　　

利用这些回归方程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产出增长率、资金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进行计算，得出各自的资本增长贡献率、劳动增长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并将历年数据进行平均，结果如表2.4所示:

表2.4　日本、英国、法国、德国1981—2011年平均技术进步贡献率

根据表2.4，1981—2011年，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技术进步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尤其是日本与德国，其技术进步贡献率更是达到100%以上，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而根据表2.3，美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56.3%。因此，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大国的索洛余值分析结果表明:近30年来，在发达大国的经济增长中，劳动与资本等要素投入的作用不太明显，技术进步在发达大国的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2.3　技术进步促进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机理

2.3.1　技术进步促进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

从微观层面讲，技术进步推动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机理，首先表现为企业为了提高自身市场占有率而采取各种技术创新方法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要素间组合效率，这样必然会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此种作用机理被称为基于成本下降的效应。其次，企业可能还会基于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或新功能等原因展开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在这一诉求下的技术创新活动对扩大市场占有份额的实现是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效应，被称为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效应。第三，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进而取得技术进步过程中，对劳动者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的范围，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此种效应被称为基于要素优化的效应。

1.基于成本下降的效应

基于成本下降的效应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带来单个要素的生产效率提升以及要素组合优化配置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一方面，经过技术创新，产品的质量与性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生产过程中单个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大大提高，厂商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或资本等单个要素投入量减少了，从而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在市场价格不变的假定下，减少成本必然增加厂商利润。此时，厂商一般会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生产供给增加，经济增长得以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改变要素间的配置比例或组合方式，优化要素组合配置，从而使得所有要素的整体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整体要素的单位产出上升，最终在总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实现产出数量的增加。

2.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效应

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效应主要源自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产品多样性以及产品质量本身的提升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产品花色、品种等方面更加多样，实现了产品的差异化。新产品体现出的与众不同的风格特色，使其与竞争者的产品区别开来，满足了消费者潜在的需求，促使消费群体扩大或消费者增加消费。这样，新产品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品质效应，这为开拓新的市场、扩大其市场份额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会促进均衡产量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发生。另一方面，经过创新之后，产品的性能及品质得到改善，总体产品质量得以提升。新产品的高质量使得消费者对它的偏好加强，这样，创新就形成了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效应，使得消费者对其需求大幅上升。大幅提升的新产品需求刺激了消费，必然带动均衡产量上升并导致经济增长。

3.基于要素优化的效应

技术进步引发的要素优化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者质量的提高和资本的扩大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会促进劳动者质量的提高，这是因为:其一，技术进步后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素质，这迫使劳动者接受更多的教育，不断进行技术培训。其二，技术进步往往与分工的深化有关，因此，劳动者会在专门化的劳动中提高技能。其三，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而为提高劳动者的精神素质和体力创造了条件。技术进步也会促进资本的扩大，体现在:其一，扩大资本的内涵即增加资源的种类，通过技术进步，一些原来不被利用的资源会因技术的提高而为人类所用，例如，石油的提炼技术使化工产业兴旺起来。其二，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的品质，例如，铁矿石的筛选技术使品位差的铁矿石可以达到经济利用的水平。其三，技术进步可扩大资本的规模，例如，金融投资产品因电子信息科技的进步得以迅猛发展，这使得更大规模的投资可以更快地被投入经济实体中，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2.3.2　技术进步促进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宏观作用机理

区域生产技术结构决定着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又决定着区域经济增长程度。日趋发展的科技水平使得社会各行各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也就促进了一些地区主导产业的飞速发展与扩张。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使得产业部门不断细化，进一步延伸了人们的需求范围，新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产业成长。因此，从宏观层面讲，技术进步对发达大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技术进步作用下带来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多方面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而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1.技术进步推动需求结构改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技术进步带来了行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变化。很多产品在用途与性能上都能满足社会需求，但由于成本过高使其需求量受到极大地限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必然会导致其需求量显著增加，从而促进相应产业的飞速发展；再者，技术进步带来了资源消耗的降低，使得相关资源利用率得到显著提升，这就改变了相关资源的需求结构，甚至是找到更好的替代品，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最后，技术进步还能促进消费品的不断升级换代，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技术进步带来不同产业间关系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程度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产业之间的发展速度和生产效率出现不平衡，具有较高发展速度和效率的行业逐渐占据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而一些技术发展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提升缓慢的产业则会逐渐衰落。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衡现象使得在技术进步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逐渐主导产业发展趋势，从而带来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技术进步加快就业结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进步能够加快社会劳动力的分工，逐渐转变劳动者的就业结构状况，这是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带来影响的基本途径。首先是技术创新与进步使得生产工具得到不断改进，进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部分剩余劳动力被分离出来，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他们可能被需求量上升以及由扩张发展需求的产业部门吸收，可能被技术进步中的新兴产业吸收，这就促进了产业中心逐渐向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4.技术进步促进新兴产业兴起，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伴随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创新发展，社会产业分工将不断向精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转变，从而带来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兴起，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生产与利用，使得社会分工范围得到显著扩大，造就了新的生产活动领域与部门。其二，技术进步得到原有的产业内部逐渐发展细化分解，从而带来一些新的产业部门，这就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