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汉学：南洋纵横

附　录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的汉学研究

对比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的汉学研究，能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渊源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此文系资料整理性质，主要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梁英明《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苏莹辉（转自中国传统文化网）的相关文章整理而成，旨在为对该课题研究有兴趣者，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概述，为进入这个话题的相关研究和文献查阅等创造方便。

一　中国史书的南洋问题研究追溯

关于南洋问题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1911～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后，主要涉及大陆地区）。本节内容着重追溯前两个时期的史书上的相关研究。

（一）明清的典籍、游记与华人笔记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历史，自秦汉到唐宋，由行商到住商，加上元明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明代的中国典籍（正史和游记）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多有记载，例如《明史·外国卷》记载华人逐渐深入菲律宾内地定居的情况。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回国后分别写成《瀛涯胜览》、《星槎胜鉴》和《西洋番国志》，详细具体地描述了爪哇岛北部、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西部等沿海地区中国移民村落的生活情况。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了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对侨居马尼拉的华人进行的一次大屠杀以及华人与菲律宾人民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姚楠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关于西方殖民者迫害海外华人的最早记录之一。

到清代，关于海外华人的记载更多，包括船员的口述和游者的记录，还有外交官员的笔记。由谢清高（1765～1821）口述、杨炳南（一说吴兰修）笔录的《海录》较为著名，较详细地记载了18世纪后期华人在从越南到西北沿海一带的垦殖、采矿、商业活动。王大海的《海岛逸志》（约1791）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爪哇地区华人的生活风尚，所记皆为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成为研究东南亚华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陈洪照（1710～1773）的《吧游纪略》是一部描述18世纪中叶南海交通、印度尼西亚（爪哇）及华侨的中文著作。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主要介绍了南洋一带的交通、疆域、印度尼西亚的气候、贸易、人物和风土人情，从而为研究清初南海交通史、华侨史及当时印度尼西亚史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侨居地而言，也有一些华人的记录。最早一本由华侨记载华侨自身活动的专书是关于印尼吧城（今雅加达）的《开吧历代史记》。它以编年体例详细记载了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爪哇华侨的重要活动。还有一本题为《兰芳公司历代年册》的专书，记载了18世纪中叶华人罗芳伯等在西加里曼丹开发金矿、建立行政组织的活动以及他们与荷兰殖民者抗争的事迹。

晚清政府曾派遣一些外交官出外任职或出国访问，他们的笔记真实地记录了途中所见海外华侨的情况。同治五年（1866年），张德彝奉命往外国游历，途经东南亚一带，回国后写成的《航海述奇》记录了越南、新加坡等地旅居华人的情况，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也有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记述。到清末，有的学者或任职于毗邻国家，或任教于东南亚地区，有机会接触当地华侨，对华侨问题渐生兴趣，他们对华侨的境况及当地风情已有进一步了解。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是一部关于东南亚华侨生活的早期记载，主要记述新加坡地理特产、风俗习惯及人口，对英国在新加坡的统治制度亦有涉及，为研究英国统治时期的新加坡及当地华侨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可以说是中国华侨研究的开始。作者介绍推崇的八大殖民伟人为三佛齐国王梁道明（明代，南海人）、三佛齐国王张琏（明代，广东饶平人）、婆罗国王某（明代，福建人）、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潮州人）、暹罗国王郑昭（清代，广东潮州人）、戴燕国王吴元盛（清代，广东嘉应人）、昆甸国王罗大（清代，广东嘉应人）、英属海峡殖民地开辟者叶来（指叶亚来，1837～1885，广东嘉应人）、另附菲律宾寓侠潘和五（明代，福建人）。作者有感而发，认为“海以南百数十国，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黄帝子孙。以地势论，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华侨殖民论”即自此始，可以说它是中国学者面对列强的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可取，但对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一些学者（如胡绍南、易本羲、温雄飞、刘继宣和束世澂及李长傅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清朝末年华侨史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羲皇正胤（易本羲的笔名）所著《南洋华侨史略》（1910）。作者意在对华侨移民海外作一历史的考察，以填补华侨历史研究之空白，引起国人对南洋华侨的认识。此著作文字虽然不多，但很有份量，在华侨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明清关于华侨问题的著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部分著述为关于旅居国外的华侨的报道，包括华侨受歧视和虐待的情况，各国限制华侨的苛例，还有的涉及华侨的社会生活。第二，这些报道大部分为随笔、游记、感想或杂记，或平铺直述，或夹杂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均为撰稿人对华侨问题的兴趣所致，是一种描述性的作品。除个别著述外，尚无客观的研究成果。第三，资料性强。正因为这些著述多为华侨本人、华侨调查员或外交人员所写，均为本人的亲身经历，这些报道为后来研究各国华侨和各国的华侨政策提供了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料的选择性很强，参杂的作者个人的偏见也颇为明显。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华侨研究

由于华侨对民国的建立贡献巨大，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南洋非常重视。在民国初期，主要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一些杂志上的文章。当时已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继续发表有关华侨的报道，也有很多影响较大的研究文章。1913年创办的《华侨杂志》成为中国第一家专门报道和研究华侨问题的刊物，这是华侨联合会的会刊，对华侨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有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园地。

从民国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有数十种关于华侨的书籍出版，其中除由华侨在当地出版的著作或非卖品外，绝大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三家出版，且主要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描述编译为多，研究分析较少。较有分量的如薜平山的《华侨与革命》（1926）、张相时的《华侨中心之南洋》（上、下，1927）、瞿世英编《华侨与平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8）、胡炳熊《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郭韶九的《南洋华侨血泪史》（1929）等。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1929）可以说是20年代对南洋华侨历史研究的综合。此外，还有暨南大学刘士木的《南洋概况》、李长傅的《华侨》和《南洋华侨移殖史》等著作。

30年代是华侨研究的一个高峰期。1929年成立的侨务委员会对方兴未艾的华侨研究无疑是一个推动。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如商务的《南洋华侨》（1930）、张敬熙的《华侨问题之研究》（1931）、鲍明铃的《在外华侨之地位》（1932）、王云五、李圣合编的《南洋华侨》（1933）、王闢尘的《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1933）、中华书局的刘士木和徐之圭合著《华侨概览》（1935）、刘伯周编《海外华侨发展史概论》（1935）、朱华雨的《华侨社会生活与教育》（1936）、陈直夫的《澳洲及旅澳华侨》（1937）、薜典曾的《保护侨民论》（1937）等，这一时期对华侨的研究已开始从描述性进入理论性的探讨。李长傅是当时研究华侨问题的大家之一。他的《华侨》（1927）是中国最早关于华侨研究的著作之一。随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南洋地理志》、《南洋华侨移殖史》、《菲律宾史》、《南洋华侨概况》、《南洋华侨史》、《南洋史纲要》等书，但其代表作应是1937年出版的《中国殖民史》。李长傅在40年代继续对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1940年在《南洋研究》先后发表了《泰国华侨之发展》、《荷印华侨之发展》和《菲律宾华侨之发展》等重要论文。在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述还有金陵大学文史教授刘继宣和文史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此书旁征博引，对汉代以来中国人移民南洋的历史进行了总的梳理。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史料相当丰富，共引用中外文书目160余种之多。

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学者的研究转到华侨与抗战这一方面。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抗战与华侨》，此书虽只有52页，但却将华侨研究的重点转到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相关的问题上。黄警顽著《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该书长达339页，论述了东南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献的各种壮举。此外，黄警顽还主编了《华侨革命史迹》（1933）和《华侨问题专号》（1940）。华侨研究因抗战而日显重要，除上海、广东外，四川重庆、云南昆明、福建建阳、江西泰和等地都出版了有关华侨研究的刊物。此外，一直有学者从东南亚回国，在后方继续从事华侨历史的研究。1942年，重庆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合办了南洋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正式机构，也为后来的华侨华人研究打下了基础。几位后来对华侨研究颇有贡献的学者（朱杰勤和姚楠等）均在重庆的南洋研究所工作过，并发表了一些著述，如姚楠的《马来亚华侨史纲要》（1943）、《马来亚华侨经济概况》（1946）和《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1946），还有罗香林的《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方大总制考》（1941）等。除历史研究之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华侨保护、华侨教育和华侨经济上。丘日庆的《华侨保护论》（1941）和余俊贤的《侨民教育实施方案》（1943）涉及了战争中华侨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抗战中华侨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华侨经济，这与侨汇很有关系。这方面的著作有姚会阴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1943）、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1940）、《福建华侨经济》（1940）和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的钱承绪所著《侨务回溯与侨民经济》（1940）等著作。

战后的华侨研究并不景气，主要是国内战乱和政局不稳所致。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李朴生的《华侨问题导论》（1945）、丘汉平的《战后华侨问题》（1945）、张荫桐译《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1946）、中华书局出版的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1946年）、刘令编《华侨人物志》（1949）等。冯自由也是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另一位大家。他的《华侨》（1940）、《华侨革命史话》（1945）和《华侨革命开国史》（1947）至今仍是研究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之关系的必要参考书。另一比较重要的著作是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这是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确定的研究项目。他被国际研究委员会指定作为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后，选择广东南部的潮汕地区和福建南部的漳泉地区为抽样调查地区。

民国时期，高等院校即已直接参与华侨研究，一批专业杂志的创立也是这一时期华侨研究的特点。除厦门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等大学外，暨南大学（前身为1906年创办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在这方面尤显突出，成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旨在指导南洋华侨一切改进事宜及南洋各种问题之研究，并创办了《南洋研究》（1928～1944）、《南洋情报》、《中南情报》和《华侨情报》等刊物及时报道了华侨动态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南洋研究》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华侨问题的主要刊物。另外还出版了一套与华侨问题密切相关的“南洋丛书”（40种）等著作。杂志方面，除上海的《华侨杂志》（1913年创刊）和暨南大学办的《南洋研究》外，另一种研究华侨的刊物是《南大与华侨》，较系统地刊载了华侨研究文章和各地的华侨史料，是一种资料性较强的杂志。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华侨杂志，如上海的《华侨教育》（1932年创刊）、青岛的《华侨》（月刊，1940年创刊）和南京的《华侨通讯》（1947年创刊）、广州的《侨声》和《大汉华侨》、福建的《南侨通讯社－乙种稿》等。这些地方性的侨务杂志主要以信息传播为主，较少刊登研究性文章。

在民国时期，政府有关部委出版的一些杂志上也刊登了关于华侨的信息和研究文章。外交部出版的《外交公报》（月刊，1921年创刊，北京）、《外交部公报》（月刊，1928年创刊，南京）、《外交公报》（半月刊，1940年创刊，南京）、《外部周刊》（南京）等。这些刊物上关于华侨的稿件主要由当地领事馆提供，大都是关于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或各国对华侨的有关法令。此外，这些刊物还报道当地华侨的活动或领事馆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情况。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不时出版侨务统计、法规汇编、年度报告、资料说明等。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1932年更名为中央侨务委员会，由国民党直辖）和海外部出版了几种刊物，如《中央侨务月刊》、《华侨周报》、《侨务月报》、《侨务周刊》、《侨务季刊》、《海外月刊》、《华侨半月刊》等，其中除提供了华侨人口数字外，还有一些关于华侨政策或综述性文章。此外，《华侨战士》、《华侨先锋》等官方或半官方杂志也不时刊登一些论文和资料。客观地说，当时民国政府机构关于华侨的信息比较公开，各种政府部门的杂志公开发行，这无疑有助于对华侨问题的研究。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华侨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研究质量的普遍提高。随着对华侨问题的关心，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在30年代期间尤为明显。这些著作从一般描述或概述开始，进而到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次，研究范围的扩大，一些综合性的著作或专题性的论著也相继出版。有的涉及宏观思考，有的探讨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在西方受过教育后回到国内，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华侨问题的权威。最后，专业机构的设立和专业杂志的出现，对一些理论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包括华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有的著作已经注意到华侨身份的变化。遗憾的是，华侨研究在战后因各种因素而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研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资料整理到系统研究的转变。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与封闭阶段（1950～1966）；停顿与华工资料整理阶段（1966～1976）；系统研究启动阶段（1977～1989）。中国学者在这50年里大致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创办有关刊物。第二，收集整理有关华侨华人（历史）的资料。第三，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各种交流与合作，翻译大量有份量的著述。第四，在华侨华人专题（史）、地区（史）和国别（史）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

第一，在研究机构及相关杂志方面。1956年，福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成立，开始进行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研究，并出版过《华侨问题专号》。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东南亚研究室和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相继于1959年和1960年成立。此外，还有《侨讯》、《侨情参考》等政策性的参考刊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1966年这一期间，朱杰勤、姚楠、陈碧笙等老一辈学者进行了大量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些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机构大致有以下三类：高等院校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机构、全国各地的华侨历史学会和国家及地方侨办的研究组织。从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看，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所、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现已改为南洋研究院）、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的研究较为突出，北京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则具有多学科综合的特点。

高校和地方的研究杂志中较具影响的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南洋问题研究》和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八桂侨史》（现为《八桂侨刊》）等，有的杂志着重研究侨史，如《广东侨史》、《侨史学报》（广州）、《五邑侨史》、《台山侨史学报》、《梅州侨史》、《嘉应侨史》（江门）、《汕头侨史》等；有的着重侨务，如《华侨华人与侨务》（福州）、《山东侨务》、《云南侨务》、《河北侨务》（保定），有的以研究华文为主，如《海外华文教育》（厦门）、《华文文学》（汕头）；还有的则以综合动态为主，如《侨联动态》（北京）、《海内与海外》（北京）、《华人之声》（福州）、《华侨与华人》（广州）、《华夏》（广州）、《侨声》（长沙）等。此外，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研究》、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广西社科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的《印度支那》等杂志经常发表与华侨华人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此外，各地的华侨历史学会或侨联也都均有自己的会刊。

第二，在资料整理与参考文献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开始有组织地对一些地区和专题进行实地考察（主要是侨乡调查）和资料整理。70年代末重新开始这一工作，如华侨企业史、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侨乡情况（包括族谱，主要集中在广东与福建等地）、契约华工等方面的调查。资料整理包括四个方面：史料整理、资料索引、工具书的出版和传记资料的汇集。

经济史方面的资料较早整理出版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60）和林金枝、庄为玑主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1985；广东卷，1989；上海卷，1994）的起止年份为1840－1949年。《选辑》的出版填补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历史资料的空白，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华侨近代经济史和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华工史料与地区、专题（史）资料也是工作重点。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学者整理了一批与地区华侨研究和专题研究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有全国范围内的华侨史资料，也有关于某地区华侨华人的专门史料，《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华侨华人编》（1996），是该文库的第19卷，为1898～1949年期间华侨历史的史料汇编。各省的地方志中的华侨志以及相关的各地名人传和侨乡等资料也多已出版，有的还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另一种侨史研究。关于新移民的资料目前的收集整理极少，散见于各种文献和个人传记。另外，大量的通俗读物也为东南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资源。

工具书的出版包括三个方面：资料索引、辞典年鉴、百科全书。由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合编的《华侨史论文资料索引（1895～1980）》（1981）是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和加州洛杉矶分校联合研究华侨华人史的成果，是目前国内出版的最为系统的目录索引。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刊《侨史研究十年》（1991）中收入了有关侨史研究的著述（1979～1991）和论文（1981～1990）目录索引。著述目录分为7类：专著、普及、翻译、文集、内部出版、资料和文艺作品。论文目录分为9类：总论、概况、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工、地方史、人物和书评。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索引（1980－1990）》和《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索引（1991－1995）》收录了全国200余种中文期刊上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分为华侨华人概况、华侨华人政治问题、华侨华人经济问题、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华侨历史问题和华侨华人人物资料等6大类。值得一提的还有，郑民等人所编《华侨华人史书刊目录》（1984）是一本较全面介绍国内外现存资料的目录；陈声贵所编《福建省收藏华侨华人问题中外图书联合目录》（1988）共收录了福建省收藏的海内外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图书专著1100多种；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著述题录（1976～1989）》（1992）收入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成果题录计4203条，也颇有参考价值。

一些辞典的编撰出版也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由姚楠、周南京主编的《东南亚历史辞典》中诸多词条包含东南亚华侨的内容，是研究东南亚华侨的重要参考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1993）是一部份量颇重的带有研究性的辞典。另一部关于华侨华人的辞典是庄炎林、伍杰主编的《华侨华人侨务大辞典》（1997）。此外，还有其他辞典也含有华侨华人的内容，如周棉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1999）和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1992）的第四卷。中国大陆的学者共出版了两种关于华侨华人的年鉴。一种是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的《华人经济年鉴》（1996），一种是《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由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一部综合性大型工具书，是中国华侨华人学界的一大工程。传记资料的汇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准备工作，包括对华侨华人中知名人士的资料整理、回忆（或自传）。这些名人中有的是中国的外交官、政府官员或军事领袖，有的是著名文学家和科学家，有的是知名社会贤达。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著名华侨华人的年谱或论著全（选）集、华侨华人的回忆录或自传、他人编撰的名录传记或纪念文集。近年来出版的华侨华人名人录，也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各方面的资料。

第三，在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华人和外国学者的合作日渐加深，他们大量翻译或出版了国外的研究著作，积极与国外同行一起进行项目研究，参与或主办国际会议。中国学者的论著以外文发表或在国外引起反响。这一时期的翻译著述以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上述多种著作的作者如王赓武、沈已尧、杨进发、廖建裕、李国卿、颜清湟等均为有影响的海外华人学者，其著作多为历史著作，或为经济史，或为社会史等。同时，与国外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这包括中外学者联合召开学术会议，中外学者联合进行项目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海外学者的重视，国内的学术成果得到海外有远见卓识的华商的捐款资助。更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开始以英文出版或受到国外媒体的注意。

第四，在学术研究与科研成果方面，专题（史）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华侨华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与华侨是专题史中的重要课题，中国学者就这一专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有的著作从总体或个案探讨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专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众所周知，这种影响当然也包括华侨华人的贡献。各种中外关系史或文化交流史中均有关于华侨华人海外创业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地区国别史研究与综合研究，则表现在对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特别突出。从1980年代后期起，华侨华人研究专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华侨史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华人研究丛书”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华侨史丛书”最为突出。关于海外的华文报刊，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学术论文数量颇多，这方面的专著也不少。另外，有的专著是对一个国家华侨华人历史与现实的综合研究，也有的著作是关于某个特殊的华人群体的研究。此外，各地方华侨历史学会和高校的研究机构也先后出版了各种论文集，如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1981～），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研究论文集》（1986～）、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研究集》（内部出版）、由钟汉波、张应龙主编的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的《广东侨史论丛》（1999）、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历史论丛》（1984～）、上海华侨历史学会的《上海侨史论丛》（1987～）、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编的《华侨史》（1982～）论丛等。

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南洋问题研究取得了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还要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重复性研究较多，高水平研究较少；普及介绍偏多；重点研究较少；现象描述较多，理论概括较少；东南亚地区及美国研究较多，欧洲国家和落后地区研究较少；汉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较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较少，等等。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东南亚问题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下节专门叙述。

二　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现状

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研究成果涉及世界五大洲华人足迹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人人数最多的聚居地——东南亚也自然地成了研究的重点地区。许多大陆工作者站在中国学人的角度，研究南洋相关话题和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主要领域涉及到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东南亚在华企业研究、华侨华人大型工具书、侨务史料汇编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区考察等方面的工作。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显著的进展，而且在理论研究水平上也逐步提高。

（一）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刊物简述

学术刊物是科研成果的主要园地，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研究成果除以专著和书籍形式出版外，主要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现今中国大陆刊载海外华人研究成果的刊物有近20种，其中重要的涉及到东南亚问题研究的有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办的《八桂侨史》（2000年改名《八桂侨刊》）。各地方侨务组织主办的刊物不少，如《广州侨史》、《汕头侨史》、《台山侨史学报》等。各大学的学报、刊物，如《厦门大学学报》、《南洋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等，以及南方各省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如《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学刊》、《东南亚》和《东南亚纵横》等，除了刊登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东南亚问题研究的成果之外，这些刊物也常登载海外华侨华人的论文。

（二）东南亚问题研究专著分述(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中国对海外华人的研究素以历史研究为重点，从事南洋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大多出自历史学科，早期的著作大部分是历史著作。但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研究的热点已转向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华侨华人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日益崛起。关于东南亚问题研究的著作也陆续推出，层出不穷，已有一些达到颇高的水平，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东南亚华人经济方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取得较突出的成就。汪慕恒先生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学术专著，该书综合论述了战后东南亚国家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地位，并对东南亚各主要国家的华人企业集团分别作了专题考察。这一课题也是一个系统研究工程，随之将陆续出版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的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等国别研究专著。暨南大学黄滋生、温北炎教授主编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在东南亚宗教社会学方面，主要的著述颇丰，例如段立生教授的《泰国的中式寺庙》（泰国大闾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和高伟浓教授的《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说》（曼谷大通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新加坡从事多年调研工作的曾玲博士与庄英章先生在2000年出版了合著的《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的专著（台北唐山出版社），该书透过新加坡华人坟山组织——广惠肇碧山亭的个案研究，以金石资料与文献档案为研究基础，具体细致地考察了新加坡华人移民在不同于祖籍地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通过传统的“祖先崇拜”的方式，整合来自广惠肇三府移民，在移居地重建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这也是海外华人社会研究领域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探索。

在与东南亚的文化接触方面，曹云华教授的《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是一部综合研究东南亚地区华人政治认同、文化适应与发展趋势的著作。此外，还有陈衍德教授的《现代中华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华侨大学的马来西亚籍教师李灵窗所著的《马来西亚华人延伸、独有及融合的中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等等。

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是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研究的传统课题，大都是以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史为研究重点，研究著作数量多，研究面宽。从1990年起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重要的有：朱杰勤先生的《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林远辉和张应龙教授合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吴凤斌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温广益教授主编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等。

除分类研究著作外，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专题史著作日渐增加，如海外移民史、华人经济发展史、新闻报刊史、契约华工史、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少聪博士的专著《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是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的一部。该书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闽粤移民向台湾和菲律宾迁移的经济活动与移民的社会结构、文化接触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通过移民传播到台湾和菲律宾所呈现的不同特点。郭梁教授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论述从古至今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发展与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专题史，作者采“厚今薄古”的原则，主要论述战后华人经济的发展和有关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地位、华人资本的性质，考察了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人资本与对外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而且还剖析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此外，侨乡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了新的关注。在侨乡调查研究方面，1997年至1998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海外交流协会和晋江市侨务办公室合作，开展了福建晋江侨乡海外联系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经过两年的田野调查后，1998年10月在晋江召开了“中国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庄国土、赵文骝两位教授的组织和主持下，晋江地区侨乡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进展，1999年第一期的《南洋问题研究》出版“晋江侨乡研究专号”，发表了课题组的首批成果。这项研究以一个侨乡地区为个案，把微观调查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由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相互配合，取得当地政府和侨务部门的支持，又获得国外的赞助，并有日本南山大学田中恭子教授和荷兰亚洲研究院（IIAS）的大力支持，因而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中国大陆侨乡调研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大陆目前关于东南亚问题的研究著作，除以上所列举的外，还包括在华人认同、华商网络、华人政策、各地区华人（潮汕人、客家人等）、华人教育、华人文学、华人人物、华人妇女、唐人街以及其它专题上的研究著述和普及性知识读物也相继问世，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此外，还值得提出的是一批重要论文集的问世，例如蔡仁龙的《印尼华侨华人概论》和黄昆章的《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等。

（三）相关研究的成绩特点及存在问题

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成果，透过许多著作可以看到，东南亚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学科、广视角的特征，其研究广泛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范畴，研究视角大为拓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东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外华人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倍加重视，年轻学者带着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式加入到相关的研究行列，从世界整体发展来考察海外华人的历史与现状，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方法和采用口述调查方式正日益推广，蔚然成风。新世纪的研究正在进一步开拓视野，加强理论研究，提高外语水平和研究能力，更多地深入海外华人社会和国内侨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国内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也如火如荼，新一代的研究人才正将东南亚研究推向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问题和不足，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东南亚研究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在开展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方面存在不足，由于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了解不够深刻，外语条件的局限又往往使大陆学者不能掌握更多方面的资料和信息。跨学科研究只能说尚处于起始阶段，或者说只是初步成为一种趋势。多数研究者的知识面与科研能力仍跟不上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现代科技方法开展研究的要求，还存在许多有待开发的空白，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还等待我们去探索。

三　东南亚的汉学研究史略

有关东南亚的汉学研究史略，这里着重论述相关研究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按国别做一简要叙述，侧重于汉学研究历程之回顾和资料之供应。

（一）新加坡的汉学研究

新加坡汉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包括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相关学术性社团。现将其学术活动与出版物概述如下：

其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当新大前身的马来亚大学成立四周年时，校方鉴于中文高等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加以新马华人社会正筹备创办“南洋大学”，故认为中文系更有迫切开设之必要，经两年的筹划，中文系便于1953年10月间正式开课。邀请贺光中（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到校主持，其后相继主持系务者有饶宗颐、王叔岷、林徐典等教授，教师先后有周辨明、钱穆、王震、赵泰、李廷辉、嵇哲、林尹、程光裕等，皆系蜚声国际的专家学者。该系开办初期，贺光中主编的《东方学报》曾出版两期，刊载校内外学者的论著，颇获时誉。1955～1956年间，由该系教师筹组的中文学会宣告成立，其指标为：①促进中华文学与文化的研究；②对中西文化作比较研究；③出版学报。从1959年起，中文学会的管理职责，交由系中同学全权担负，教师仅充当会务顾问。此后该会遂展开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包括邀请校内外和途经当地的各国汉学家到校作专题演讲，开设中画班、华文班和太极拳班，发扬中华文化，组织旅行团，考察各国的古迹和教育机构，经常举办研讨会、辩论会、茶话会等，而更重要的是每年出版《中文学会学报》一期，发表中文系师生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成果。该学报自1959年12月创刊以来，皆按期出版，每期稿件往往达20万字以上。

另外，为新大中文系师生的教学研究而设的中文图书馆，对中文书刊的搜集，不遗余力。成立初期，得前校长李光前博士和实业家叶祖怡氏的鼎力赞助，囊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经学、美术、工艺、农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总录书志各类的书籍，迄1966年止，已入藏13.6万余册，其中还有不少的珍本书和绝版书，更有一些价值无比的典籍。在数量上，文史方面的图书占绝大多数，尤其是词曲戏剧的资料更加丰硕。该馆藏书的丰富，在东南亚国家中，算是首屈一指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星洲许绍南氏家属又以其藏书全部献赠给新大中文图书馆，这批图书包括新旧书籍5000余种，近7000册，大部分是宋、元以后的诗词、戏曲和小说一类的书籍，但更稀罕的是辛亥革命以后所出的各种学报期刊，在许氏的藏书中几乎搜罗得相当的完备。此外，该馆还有一批价值难以估计的中文旧报章。这些旧报章，共有27种，包括星、马早期大部分的著名日报，例如总汇新报、星洲晨报、民国日报、槟城新报、南洋时报和新国民日报等，出版年代远自1887年起（叻报），直到目前为止（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前后直贯约90余年。这些报章从不同的角度上相当全面地记载了新马人民，尤其是华族人民在90余年来的历史活动。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尚、习俗民性各方面的情况，这些旧报章中，都有广泛的反映。

其二，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新大中文系开设以前，新马的华人社会即已筹办南洋大学，目前的“南大“似乎成了历史名词，因为南洋大学于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后，即改称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大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和史地学系均设置甚早，开设课程涉及面很广，例如中国文字学、中国声韵学与训诂学、中国语言学与文字学专题、中华历代文选、中国文学史、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小说与戏剧、中国新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中国目录学与校雠学、诗经与楚辞、中国诗词、中国哲学史、道家与法家思想、论语与孟子以及中国哲学专题等等，课程丰富，种类繁多。此外，南大亚洲文化研究所刊物及南大学报各期中，刊载文、史两系教师论著亦甚多，对以上各题材，均有深度的研讨和发扬。南洋大学图书馆藏书（包括自然、社会科学各类），约在十五六万册左右，早期的中文期刊，则拥有不少的微影胶卷。该馆于1962～1964年间，出版了《册府》季刊十期，除由该校教师执笔外，间亦收外稿。关于汉学方面，经常撰稿者，有高鸿缙（古文字学）、王德照（亚洲文明）、赵泰（敦煌舞艺）、王叔岷（古籍校勘）、陈铁凡（敦煌本论语异文）等教授及许统义、郑生、郑衍通（关于南大图书馆报告书）等人。该刊另一特色，为每期附印早期学术期刊的显微软片细目，尤便国际学人之检阅参考。

南大当局鉴于新加坡这个岛国里，既拥有华、巫、英、印四大源流文化传统，就应该综合这四大传统，以熔铸成一种多姿多彩的新文化。为了贯彻创立南大的宗旨，曾于1970年开始设立研究院；为了配合亚洲文化研究所业务的开展，遂于同年筹设李光前文物馆，以库藏和陈列有关亚洲方面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及具有美术价值的器物，并在1972年6月出版文物汇刊第一号，由该馆主任黄勖吾教授主编。

其三，相关的学术性社团。新加坡的汉学学术性社团，除新社外，还有南洋学会和中国学会。主要举办汉学学术活动以及出版相关的刊物。新社出版物，有《新社文艺》（出至24期，1967～1972年）、《新社学报》（出至第5期，1967～1973年）、《新社季刊》（出至20期，1968～1974年），以及新社学术丛书两种，新社文艺丛书共10册（1969～1971年），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出8集，1971～1974年）。《新社学报》（Hsin－she Hsueh－pao）中、英文兼载，自创刊讫第五期止，除钱歌川，谭尚志二氏的作品外，几乎全为汉学论文，各期作者多系新大汉学系，南大文、史两系，马大和港大汉学系的教师。除新社外，还有南洋学会和中国学会，后者创设于1949年1月22日，曾有《中国学报》（兼收中、英文作品）之刊行。

近年来，除了举办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学者在汉学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例如，赖炎元的《韩诗外传今译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一年出版，注译者时任南大中文系讲师）；饶宗颐与法国戴密微（P.Demieville）教授合撰《敦煌曲》一书，法文书名为：Airs De Touen Houang（1972年巴黎出版，饶氏时任新大中国研究系教授）；王叔岷的《四余斋诗草》、《陶渊明诗笺证稿》、《颜色家训校补》、《世说新语补正》、《文心雕龙缀补》（以上均是任南大中文系讲座教授时作）和《南园杂咏》、《庄学管窥》、《慕卢演讲稿》（以上南大与新大合并，任中国研究系教授兼主任时作，均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吕振端的《魏三体石经残字校正》（曾执教于星洲国际学校，并获南大博士学位）；林徐典的《关于诗经》、《雅颂的思想与艺术》、《国风的思想与艺术》和《诗经的特色与影响》（以上四小册，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术论文丛刊，1982年初星洲出版，作者时任该校中国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等等。新加坡学人的著述，除见于上述学报、会刊、纪念刊、论文集者外，尚有发表于当地报章特刊者。

（二）马来西亚的汉学研究

马来西亚的早期汉学研究，主要表现在田野考古、华人宗教史迹研究以及马来亚半岛早期的学术团体。1966年秋，沙捞越博物馆在古晋邻近继续田野考古工作时，郑德坤博士曾往考察，发现了许多有关南洋古代史的宝贵资料，其中大部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大批地下的材料证明，开发沙捞越的中坚份子始终是华人，近代一二百年是这样，中古一千多年也是这样。自印度考古学家威尔斯（Dr.H.G.Q Wales）博士在北马吉打州布将（Pujang）地区发现四十座兴都陵庙后，马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供援助，重建兴都陵庙。其发掘技术及研究工作，则曾由马来亚大学与吉隆坡国家博物院协助进行。按吉打布詹河上游，曾有若干唐代青釉瓷碎片与石制器物出土，应是八、九世纪的产物。1972年2月初，桔瑞那（Zuraina Majeed）小姐利用假期前往布詹河两岸，参加出土物（中国陶瓷器部分）的鉴定研究工作。

关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史迹研究方面，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对三一教主林兆恩及其徒众在马、星一带的分布情形，曾作深入研究，马大汉学系助教朱金涛撰《吉隆坡寺庙考》，专收华人庙宇，内容以佛、道及其他相关的宗教为主。至于搜辑马来西亚的华文碑志工作，自1970年以来，陈铁凡、陈璋二人曾先后往南、北马探访寺庙及冢墓遗文，先撰马来西亚金石木刻文字长编，以为纂辑《马来西亚金石志》之张本。而由傅吾康主持之《大马华文金石木刻图录》一书，经他多年与陈铁凡的编译、考释，堪称不朽之作。

马来亚半岛的学术团体，以马来亚皇家亚洲学会（R.A.S.M.B.）和中国南洋学会为较早。前者创立于1877年，后者成立于1940年。南洋学会主办之学报，创刊于1940年5月，翌年6月因日军南侵而停刊，直至1946年恢复，该刊与巴黎之亚洲学报、莱登之通报、越南远东考古学院之院刊等，同为国际汉学界所注目的刊物。中马方面，则有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印行之《斑苔学报》，除由马大文学院师生执笔外，间亦采用外稿。北马方面，弘扬华文教育之一般性刊物，则以槟城的《教与学》月刊创办较早，销路也很广。

现阶段的马来亚汉学研究，主要以马来亚大学的汉学系为中心。该系设置于1963年，首先应邀由英来校策划创系者为郑德坤博士，其后相继主持系务的有王庚武、傅吾康（W.Franke）、何丙郁等教授。本学系的课程，除了文、史、哲三大类外，还包括“中国考古学”、“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星、马华人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等科目。本系学生分三组修读，A组为马国华裔公民，来自华校（高级中学），熟谙华语华文；教学媒介语为华语，自1979年起，部分课程改以马来国语（巫文）教学。B组学生亦华裔公民，但来自英校，多数不谙华语华文，故以英语或马来国语文教学。C组学生非华人（注五），概用马来国语及英语（极小部分）教学。主要开设课程如下：

古典组课程有中国诗歌概论、文选、中国目录学、国学概论、汉魏六朝文选、中国古典诗歌赏析、左传、中国训诂校雠学、庄子、中国文字学、唐宋文选、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明史专题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赏析、中国哲学史、清末民初史专题研究等等。现代组课程有中国文化概论、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现代华文选读、中文语法与实用、中国文学与历史概论、马华新文学作品选读、现代中国文学选读、、马、星华人文化及其社会结构、先秦史、现代华语选读、马华文学史概论、中国现代文学、马、星华人宗教信仰、中国科学，现代华文选读、中国文学思潮，中国古典文学选读等等。

在教员阵容与学术活动方面，曾于1965年至1972年先后礼聘钱穆博士、郑德坤博士及王叔岷教授为客座教授，主讲中国思想史、中国艺术及中国考古学，以及庄子、刘子、陶诗、校雠学、史记等课程。此外，在这期间，本系先后聘请程曦、陈启云、周辨明、陈铁凡、杜为廉（Dolby）、徐士文、德麦玲（V.Dewell）、陈璋、俞王纶、吴天才、洪天赐、郑良树、江伟爱、林长眉等人为高级讲师或讲师、副讲师，皆为汉学的研究生色不少。

在研究与出版方面，马大汉学系师生研究业绩，包括个人自行刊印之专书或论文（含在国际会议宣读的论文），以及该系编印《学术论文集》和出版的学术丛书（有吴天才《翻译马来文文学作品选集》、杨清龙《张衡文学研究》、郑良树《春秋史考辨》等），资料丛书（有郑良树《马来西业华文中学校刊提要》，吴天才《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等）等。此外，马大之华文学会，选在1964年即出版《斑苔学报》，中、英、巫文作品兼收。撰文者以本系教师为主，除学生、研究生习作外，亦兼收外稿，惜只出五期，即因学会解散而停办。另有《大学文艺》一种，亦出五期，后因华文学会解散而结束。

在图书设备和校外考试委员会方面，马大中文系图书馆，现藏中、日、韩文（及少数西文）的书籍和期刊合订本，共约七万册，为大学图书馆专科图书馆之一，此外，还有马华文学资料室，专司收集马、星作家出版之文学作品，中文系里的藏书和学术性期刊亦不少，可供教师及研究生随时参考。

（三）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汉学研究

菲律宾的汉学研究，实不能望新、马两国之项背，在菲华校教育，也是寥若晨星。设有马来亚研究系与中文课程者，仅一二所私立大学。在菲律宾大学担任汉学课程者，华侨中研究中菲关系史的，也都力量不够强大。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及第五两届亚洲史学家在菲集会期间，各国学者们讨论汉学，气氛一度窜热。菲律宾筹备亚洲史学家会议的主动力，出自菲律宾历史学会。当首届亚史会议（IAHA）召开时，菲史学会会长则由东方大学史学系主任欧甘布氏兼任，欧氏于开幕式致词时，强调中国文化的悠久而博大。第二届亚史会在台北召开时，据菲律宾代表团长阿培拉（Dr.D.Abella）博士表示：1960年首次大会的举行，发生了文化合作的效用，也达成资料交换的方便互惠，希望这次大会中，有更多更大的成就！同时菲国代表柯斯达（Rev.Costa）则称：“早在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时，就发现有中国人在菲活动的记录，所以中、菲两国的史学家，应该穷究这个问题，大家互相研讨”。亚史国际会议第三次大会，于1964年在香港举行；第四次大会，于1968年由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召开；1971年的第五次会议，又回到菲律宾举办。近年来的菲律宾汉学研究，慢慢有了抬头之势，但仍形不成大气候。

至于有“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侨寓其间的华人甚多，但却常常有排华事件发生。二三百年前遗留下来的中文金、石、竹、木等铭志亦不少，但在汉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前文提到的马大汉学系德籍访问教授傅吾康（W.Franke），继其《马来西亚华文金石木刻长编》巨著后，也到过印尼从事全境（含北苏门答腊在内）庙宇、祠堂，冢墓的华文铭刻之纂辑工作。

泰国为佛教国家，国内寺庙林立，泰国的华人同化现象比较彻底。国家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和民初报纸，其中还包括线装的丛书与说部书刊，元、明、清三朝正史，亦见收藏。最难能的是该馆拥有当地所出版的中文报纸合订本，它们（如《中华民报》）的时期齐全，很具有参考价值。第七届亚史国际会议于泰国召开时，有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者出席，会议共分六组进行；在提出的165篇论文中，有关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者虽居多数，但与中国有关的，却占到近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东南亚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这种研究的史略和主要历程进行回顾，能让我们进一步把握东南亚汉学研究的渊源，为未来强化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加深已有的研究，以及为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相关学科研究制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