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文化适应与印尼排华问题

从文化适应看印尼的排华问题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存在，都必不可少地会和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和交往，而在联系和交往中就会产生文化适应的问题。文化适应，在英语中叫Accultura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民族学家（族体心理学派）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在他们起草和发表的《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第一次对文化适应的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文化适应是指一些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体集团发生长期而直接的联系，因而一个或两个集团改变了原来的文化模式所产生的现象。”^[1]换句话说，它是指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和模式的过程，是一族的文化在另一族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文化适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在接触和碰撞时双方对各自的调适和反应，它反映了文化的一种选择性。适应原理告诉我们，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文化圈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文化特色和接受能力等情况，就好像一棵树要移植他地，必须先适应那里的土壤。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半途夭折。如果双方都对对方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都不愿意作出改变，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冲突。实际上，不仅外来文化要适应本土文化，而且本土文化也要适应外来文化，两者彼此相互适应，没有这种相互适应，就不能达到文化的整合。^[2]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例如马来西亚等），华人与当地民族长期相安无事，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等），排华问题就像一种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下的疟疾，总是得不到有效的根治。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本文就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谈谈印尼的排华问题。

一　印尼文化的一元性特点

在一个内部运行机制已经失调，或者处于惰性的慢变状态的封闭社会里，文化也会处于一种单元性的特点和封闭状态，对外来文化就会顽强地拒绝，文化传播就难以实现。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文化隔阂，使原有文化缺乏活力。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说，“一切文化都承认一定程度的偏离和允许最低限度的改变，但程度和限度相差很大。我们可以把那些不能容忍偏离和改变的文化称为一元性文化，其他文化为多元性文化”。^[3]文化隔阂的时间越长，它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文化输入的制约性就越强，特别是当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被畸形夸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文化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往往容易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在这种畸形心理的支配下，人们将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盲目的拒绝态度，甚至是仇视的态度。对华人采取排斥态度的印尼文化，正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一元性文化。

印尼文化对华人采取的强烈的排斥和拒绝，和它所呈现的一元性紧密相关，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治制度。上面提到的莫里斯·迪韦尔认为，专制制度下的文化大都是一元性文化，都是推行一元性文化适应。苏哈托政权下的长期个人专制，更是加剧了印尼文化的封闭性，而后者又助长了前者，两者互为促进，互为基础。其二，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　印尼华人对东道国的文化适应

印度尼西亚华人作家黄东平在他的小说《七洲洋外》中，是这样描述新到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的：“他们已经逐渐学会了华侨的生活习惯：清晨一醒来，天才蒙蒙亮，爬下床，尽管脚步还有点踉跄，自自然然会把浴巾往肩上一甩，向浴室走去。往头顶上连续淋了几勺冷水之后，脑子才真正清醒过来；听见沙沙的水声落在海面上，心坎里也分外舒畅。要是没上‘这一课’，整天像睡眠不足那样昏沉沉，浑身没有劲。”这里描写新到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在生活习惯上适应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气候，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洗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适应。^[4]

由此可见，文化适应是文化变通的一种形式，从外部引进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在一定社会里本土文化和异文化的接触是整体的，又是持续的和直接的，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带来某些变化。一般说来，两种文化之间适应性越强（两者的社会价值和规范越无矛盾），抵制就越少；而适应性越弱，则两者的摩擦越多。对文化适应过程的方向或导向给予决定性影响的，是一定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导向。各社会和各民族各自有其文化的特点，不论精神的或物质的，文化适应集中于人们日常最为关心的文化之中。“如果我们从整个文化体系来考察就会发现，文化适应是一个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当一些新的文化特质纳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现存制度及其功能体系时，文化适应实际上是一种建立新文化体系的问题，它不仅存在风俗、信仰、制度等的再解释，而且存在着目标与价值、行为与规范的再取向。……自然，文化适应并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还有政治、经济等等的因素。当文化影响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文化适应问题尤其显得突出。”^[5]

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大多取得所在国的国籍，政治上认同所在国，文化上与所在国的文化日益涵化，华人经济成为所在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现象说明东南亚华人日益当地化。华人取得所在国的国籍，法律上成为所在国的公民，政治上必须认同所在国。政治认同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身份、观念与行为”。^[6]身份是外在的法律地位，而观念是内在的意识，行为则是实践。换言之，华人的政治认同除了获得公民权还不够，还必须在观念和行为上认同所在国。华人当地化过程中最难适应的是华人文化的当地化，也就是华人文化必须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在泰国，因为它是佛教国家，与华人的信仰大致相同，华人也比较容易融入主流社会。而印尼是伊斯兰教国家，这与华人传统的信仰有较大的抵触，再加上华人与当地人相比较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因为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且连绵不断，因此华人强调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然，也有一些华人选择了被同化，他们想由此而获得某项工作和谋取生计，成为合法地位的公民，改信伊斯兰教，希望享受与当地人同样的权利及政府为正常公民提供的各种保护性措施。在几次的排华和种族骚乱之后，尤其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尼华人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新经济政策使非马来人增加了不安全感，他们的很多工作机会被马来人拿走了。在改信伊斯兰教的华人中，98%是属于低收入阶层，包括：木匠、机械工、汽车司机、医院看护和其它一些做粗重工作者，如体力劳动工人、割胶工人等。许多转教者还是失业者，他们希望借此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带来安全感，尤其是让自己的孩子有了一种安全保障。

三　排华问题产生的根源

排华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背景，也有政治、经济等现实因素，当然更不乏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在东南亚，特别是像印尼这样的国家，排华问题并非偶然，只不过在某些事件中某些因素的表现会比较明显而已，而这些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过一定的条件共同发生作用和影响。

从历史上看，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当地的剥削和控制，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挑拨离间的政策，刻意在华人和印尼族群之间制造矛盾，从而播下了民族间长期不和的种子。在法律地位上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实行金字塔式的结构：上层是欧洲人，中间是华人，底端是印尼人，阻碍了华人和印尼人的相互融合，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感。同时，还散布华人对印尼社会有害的言论，煽动民族间的猜疑和仇恨，为后来的反华排华埋下伏笔。20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承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手段，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到处散布，华人是“吸血鬼”，华人是“支那狗”，只有日本皇军才能“拯救”印尼原住民，只有日本皇军和印尼才能“共荣共进”。当然，原住民中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后来也觉醒过来，高举抗日义旗，还有很多华人也加入了这个抗日斗争的行列。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设下的圈套，对印尼民族和国家产生了长远的伤害。

从政治上看，二战末期，共产党在整个东南亚的势力十分庞大，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并且各国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十分密切。日本战败之后，资产阶级在西方支持下开始反扑，各国纷纷开始去共产主义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去中国化。东南亚一些国家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国家推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反华排华的现象时有发生。尤以印尼为最，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其次，新加坡稍好（毕竟是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泰国和缅甸则可以算作友好国家了。由于政府的排华政策，在印尼没有一个华人政党，没有一个代表华人利益的社会组织，没有一位政界或军方的华人高官。华人势单力薄，不能组织有效的社会力量，常常成为其他民族欺负的对象。华人在印尼的地位比较低下，尽管他们控制了相当多的经济财富，但是却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经济上看，华人虽然人数不是东南亚社会的大多数，但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比较富裕，引来当地人的嫉恨。从人均占有财富上来看，与当地人的贫富差距很大，仇富心理在民族和宗教的作用下自然就演变成仇华心理。战后，历届印尼政府在进行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民族经济普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差，在印尼本土上积累起来的，本应被视为民族经济的一部分的华人经济，反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对立物，走向民族独立的障碍”，成了必须打击和清除的对象。加上苏哈托政府时期，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华侨华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地的土著民族，这就成为政客煽动反华排华的借口，他们夸大渲染“华人控制印尼经济”，把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整体华人，激化了部分印尼族群的排华情绪和嫉恨心理。而当国家的政局不稳定时，为了转移目标，华人往往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更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的根源上看，印尼和中国临近，中国又是世界大国，更是亚洲强国。印尼也是东南亚的大国，但是和中国相比，国力相去甚远，再加上印尼国内的财富有相当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所以历任统治者都比较注意压制华人，极力实行去中国化政策。在印尼政府有意识的压制下，被作为释放社会不满的“安全阀”和转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这是排华的最大的社会因素。另外，在印尼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在印尼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华人多信仰佛教、孔教，这使得某些极端分子无法容忍，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谴责华人“排外”。加上在全球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激烈的排华情绪经常一触即发，华人很容易的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四　印尼排华的具体表现(www.xing528.com)

由于早期印尼共产党的强大实力和当地华人的巨大影响力，而且总统苏加诺本人也是偏左派的，所以印尼当时还算是友好国家。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印尼政府比较有影响力，向印尼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两国关系迅速发展。这一切引起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和英、美等国反华势力的仇视和憎恨。到了50年代末的时候，印尼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排华现象。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一场疑云重重的流产政变，使得印尼命运为之扭转，也拉开了军事强人苏哈托长达32年执政的序幕。根据印尼官方的说法，由印尼共产党主导，由拉提夫上校及乌坦上校率领一批军士，逮捕并谋害了6名军事将领；时任印尼精锐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则当机立断，立刻发动反击，平息政变——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9·30事件”。

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迹象及证据显示，当年的那场所谓的政变应该是苏哈托为夺权制造出来的；而当年的排华事件，则是苏哈托为了落实真有共产党叛乱的说法而发动的。拥有军权的苏哈托接着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同时展开清共运动，从1966年开始，总共持续了3年之久。所谓清共，其实就是屠杀。估计有50万名所谓的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同时印尼军方散布摇言，指称有9名当地土著大雅族的长老被华人所杀，借以挑拨原本与华人关系不错、但想法却相当单纯的大雅人。当时，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了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进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也正因为如此，当年排华事件又称为“红碗事件”。许多印尼华人死在了大雅族人的野蛮屠杀之下，而印尼军方的监牢则是残害华人的另一处人间炼狱。当年的那次排华事件当中，死难的华人不计其数，这次事件成为二战后华人在印尼境况的分水岭。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也由于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推行“闭关”政策，中国与东南亚许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加上中国当时的国力还比较弱，当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反华排华的时候，中国想帮助东南亚华侨华人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20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中国政府派船接运印尼难侨回国，尽管接运难侨回国的效果学术上有争议，正如吴文焕所言：“（20世纪）60年代中国派船接运印尼难侨回国并非明智之举。中国实际上并无充实的国力来安置所有遭难的侨胞。而且许多归侨回国之后，对国内环境感到不适应，又纷纷出国。”^[7]但它也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的关心。

此后苏哈托政权多次颁布排华法令，限制华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发展，尤其是政界和军界，实行排华政策，制定强迫归化计划，以血腥镇压消灭中华文化。诸如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记号等等。自从苏哈托上台以来，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由于苏哈托政权的基础牢固，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振兴经济。再出现这种状况，仍然这般做法。如此反复，屡试不爽。在苏哈多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麻木了，并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直至发生98惨案。

1998年在印尼发生的“五月骚乱”，引起全世界华人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也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不等于忽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尤其是暴徒对华裔妇女的野蛮强暴，已经不是“内政问题”，而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全世界人民都有权予以谴责。面对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人道主义、人权方面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排华现象进行谴责，促进海外华人在其所在国更好地发展。不管印尼政治今后如何发展，正如斯坦福大学学者Thoma Sowell强调的那样，海外少数民族的命运，往往和其“母国”的强弱盛衰有关。Sowell还特别指出，近百余年来海外华裔的悲惨遭遇，和中国的积弱息息相关。从长远角度，海外（尤其饱受迫害的东南亚）华裔的福祉无法不与中国本身的强大发展相关。

五　印尼华裔新生代的反思与出路

文化适应的结果无外乎有下列几种：其一，两种文化共同存在的混合状态，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其二，异文化代替本文化，常伴随着强制性的改革，异文化要作出符合本文化传统的新的解释；其三，两种文化的融合，它意味着形成新的、统一的文化，其前提是双方相互有接受的准备。

在新世纪印尼社会逐步转型之际，印尼华人社会也开始从痛苦的反思中觉醒，不少华裔新生代已经意识到，“同化”或“异化”都不是解决华人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团结互助，自强不息，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随着印尼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华人政党的出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他们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各种华人社团也纷纷涌现，促使了很多排华法令的取消。2007年8月14日，在位于雅加达的外交部办公室里，印尼外长哈桑·维拉尤达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独家专访，当被记者问到“1998年在印尼发生的排华事件目前仍为很多中国民众所关注，印尼政府是否考虑过如何避免这一悲剧重演？”时，哈桑态度坦率，言辞恳切。他说：“这是我们仍在进行的建国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历史，由于在人种、宗教、文化、语言上的巨大不同，对于印尼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接受少数民族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并不否认，一直以来（印尼）在种族融合方面存在难度。重要的是，我们改正了之前的错误。为帮助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印尼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通过修改法律、法规，给予华人平等地位。此外，政府的新政策不再禁止华文。如你所见，目前美都电视台已开设有中文节目。中国的传统节日现在也成为全国公众假日，不仅是华人，也包括其他友族庆祝这些节日。虽然1998年发生的悲剧在一些人心中仍然沉重，但请看到我们的进步。这是一场系统的进步，不仅是政府，印尼全社会也作出了努力。”^[8]

虽然我们有理由对未来表示乐观，但由于印尼当地人的排华意识已是根深蒂固，华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好转。从长远看，如果没有从文化上根本解决这种适应的问题，华人社会的未来还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仍值得我们继续加以警醒。

【注释】

[1]R.雷德菲尔德、R.林顿和M.赫斯科维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载《美国人类学家》，第38卷，1936年，第149－152页。转引自（苏）C.A.托卡列夫著，汤正方译：《外国民族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2]参见曹云华：试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莫里斯·迪韦尔著，杨祖功等译：《政治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页。

[4]黄东平著：《七洲洋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32－133页。

[5]转引自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6页。

[6]施振民：《文化与政治认同》，载洪玉华编：《华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纪念文集》，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联合拉刹大学中国研究出版1992年版。

[7]吴文焕编：《华人的文化适应和文化改造》，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2000年版，第17页。

[8]文字来源：引自http://www.gqb.gov.cn/news/2007/0824/1/6342.shtml（2007.10.27），原载《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