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纵横：菲律宾华文教育问题与对策

菲律宾华文教育之问题与对策

20世纪70年代，马科斯总统推行华校“菲化案”，华侨教育由是转型蜕变成华文教育。之后20年左右时间，华文教育陷入日渐式微的困境。90年代初，大陆语言学家将“第二语言”的教学理念带进菲律宾，给低迷的华文教育注射了一剂清醒剂。再后来，侨中学院根据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在大陆语言学家的指导帮助下，编写了一套立足菲律宾实际的华语教材，为千岛华文教育抒写了浓重的一笔，显示了菲国华人重新振兴华文教育的决心。近十余年来，华社诸如商总、晋总，华人诸如陈永栽先生，宿务无名氏，或延请大陆专家来菲督学、讲座，或引进志愿老师来菲支教，或于暑假输送华校学生到大陆培训，或建立基金奖励优秀师生。这些华人和社团支持华文教育的用心良苦，做的是造福华社子孙的功德事。马尼拉的中西学院建校已经有105周年了，从这所建校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华文学校可以看到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风雨历程。因为这个百年华校经历了由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从双重课程设置和双语教学到华语只能作为选修课、中文课时大大缩减、学制大幅压缩的菲化状况。

一　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问题

自菲化以来的华文教育仍是问题多多，发展和振兴的道路困难重重，日渐衰微：很多学校不能跳出双语教学的老路子，走上改革之路；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明显落后；教师队伍老龄化，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家长不信任华校教育，宁愿送子女去菲律宾学校，生源严重流失等等。纵然近年来华文教育面对从未有过的好契机，也常闻华教改革之风吹遍千岛南北，但华文教育仍问题重重。面对华文教育，如下四类人反映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透视出了华文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其一，有心者不“力”。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本是件功德无量的善举。盼华社中有更多慷慨解囊者，献计谏言者，躬身戮力者，当然更期待投身其中为人师表者。只是问题出在钱和力贡献出去后，事情办得不妥当，要么方法不对头，要么收效甚微。经常关注报章杂志的人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年一到了开学时节，报章就特别火热，火热的内容多是关于今年又来了多少督导，多少志愿者，多少专家讲习团，还有一大通感想、感悟、感言和感谢的话语。写的人不知道，因为每年的人马都是一茬接一茬地换；可是看的人就觉得奇怪了：为啥每年在报章上有关华教的文章写的如此类似呢？好像是个“轮回”。原来人是一大批地来来去去，可是存在的问题照旧没解决，要不为何不同的人重复地看到相同的问题呢？

有心的人出钱出力，但他们不一定专业，也不一定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甚至他们只管掏钱而已，只要钱用了之后开张收据，让秘书打理，开支项目和账目核对相符即可。可是督导每年一换，一年来一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思想，不同思想就有不同工作风格和行事模式，督导的工作的延续性怎么办？志愿者更是一年一大帮，暂时将他们的年龄和经验放一旁不讲，要适应异国生活就得费一段时间，然后顶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按部就班，能起到的作用多大？更重要的是，谁来“督”督导的“导”，谁来“治”志愿者的“学”？

有心者不一定能面面俱到，不“力”说明需要有人出力，使有心者的钱财真正出“利”，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其二，有力者无心。按说菲岛各地百余所华校，各有背景，各有优势，至少借助于一方水土的滋润，仰仗于一方华人的扶持。各地华校完全可以凭借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整合地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优势，集中华人的智商、情商和经商等无形资产，办好一方华校，兴旺一方华社。除首府马尼拉之外，山顶州府也有不少华人富甲一方。他们完全有资金、有能力去投资华文教育，去经营华文教育。可惜这些富豪们无心也无意。

还有另外一种状况：身为一所学校的董事，但吝惜钱财，经常本着“开会可以，表决支持，掏钱没门”的“金科玉律”。死抠着钱眼，也堵住了子孙的未来！

有力者吝惜用力，有力也等于无力；有力无心也无利——不利人，则不利己！

其三，无心无力者。这样的人类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对世事不闻，对“革命（改革）”不解，对生活不痛不痒，对命运也就无心无力了！总有那么依稀而偏安一隅，只顾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经营学校，不管今年学生多少人，不闻“春风又绿江南岸”，拢不来钱聚不来人手，饿不死吃半饱地苦撑着！说因循守旧也好，说执迷不悟也罢，总之他们陷入了学校要倒不倒的恶性循环的窘境，也落下怕变通的心理阴影中。

其四，肤浅的观众。在这一二十年来轰轰烈烈的华文教育复兴大潮中，确有不少仁人志士出钱出力，呕心沥血为之付出。督导，志愿老师，专家讲习团，乃至通过民间途径来菲任教的个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平心而论，都多多少少整活了一点华文教育这潭沉闷已久的水。最不可忍受的是，个中一些肤浅的观众，来菲不久，才接触了华文教育的皮毛，受了某些人“嘴软手短”的小恩惠，便肆无忌惮、煞有介事地谈起华文教育。报章中不难见到“某某学校吹响什么号”，“某某学校出了什么招”，“某某学校找到什么好途径”之类鼓吹的文章。实际上，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改了多少革，革了几多“命”，谁去检验？

二　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问题及症结

华文教育关乎华族语言和文化薪火的世代传承，需要华人华社实实在在地付出不间断的关注和努力，岂是简简单单十年半载可以搞出成效呢？只有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才整天在吹喇叭。惟有使有心者之力有利，改变有力无心和无心无力者的思想观念，尔后正言论，净视听，脚踏实地地做教育，华文教育才能真正走上“柳暗花明”的复兴之道。

（一）投入和产出的剪刀差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投入越少，产出越多，利润就越大；反之，如果投入越大，而产出越少，则必然亏本，甚至会倒闭。由是，投入和产出之间形成了一对典型的“剪刀差”关系。用一句马克思的话来说，投入和产出之间产生的价值差额叫做“剩余价值”。无论是做小本买卖，还是经营大公司，都得考虑投入和产出这对利益关系。

菲律宾的华教“事业”同样也存在投入和产出这样一对关系。放眼菲国，为华教做事、投钱、奔走劳碌的团体和个人实在是数不胜数。陈永栽先生及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商总，晋总，华教中心，宿务无名氏基金会，各地宗亲会，等等。大则慷慨解囊，每年千百张机票送学生前往中国大陆各地进行暑期特训，也送大批教师前往深造。评优奖优的体制也渐在完善，每年评优秀教师，爱心基金会评优秀十名学生，评一位全菲最杰出的校长，奖金丰厚！更不要说每年各宗亲会自己给同宗教师和学生送红包，奖励优秀族亲，逢年过节再奖励一番了！商总与国汉办合作，请来了三批志愿者，总人次已超过三百人次，暂时缓解了“教师荒”的问题；晋总与国侨办携手，聘了华教督导也好几年，总人次已几近百人次。

“请进来”，“送出去”都做了，钱也花了，那试问一下，我们的产出，我们的收成在哪里？本国学生、教师一批又一批，一年复一年地出去，我们的学生、教师究竟进步多少；志愿教师、督导一茬接一茬地来，我们的“外来和尚”究竟“念经”“念”得如何？难道出去的人拉动的是中国大陆某些高校和某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就是我们的贡献吗？悬在菲律宾华社头上这对投入与产出的剪刀，更似一个硕大的问号，无时不刻不在扪问着我们：投入了，到底产出多少？华教到底收获多少？

如果只管投入，而不问产出，那么，这就是在做“亏本生意”。生意亏了，如果还执着地照做不误，那就是极大地违背了“经济规则”。菲律宾华教目前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现状很明显地存在着，这对剪刀差已经暴露无遗！那么，为何还要让它继续存在，继续消耗华社团体和个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希望呢？问题出在哪里？

症结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念性的，一个是体制性的。

第一，没有把华教当作一项事业或者产业来看待，而是将之视为“慈善事业”或“祖宗产业”。将华教当作“祖业”，用一个浅显的例子，那种心态就好像把华教当作是“祖屋”。祖屋漏雨了，就补葺；脱漆了，就重刷；坏了，就修缮。总之，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缝缝补补”，而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祖屋修葺，做后辈的当然只管掏钱，修缮完了，门面上过得去就可以，还问啥过程？把华教看作慈善事业，当然更是没有理由或花太多精力管结果，只要清楚捐赠的善款往哪里去了，是不是投对了地方即可。

以上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不能把华教激活。华教成了一个只等着接收、不能给予，只等着投入、不能产出的“黑洞”，一个不断吸水、吃肥料而无法高产甚至不能播种的贫瘠之地！

第二，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体制缺陷。在投入之后、产出之前，还应该有资金流向监控、产品质量监督等等。华教没有被认同为事业不说，投入是分散的、无计划的，固然不会有集中的、有效的产出。投入分散因为没有人牵头组织，在这么多年的磨合中也没酝酿出一个权威的组织来统一调配资源、使用资源。在几件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动作当中，在体制上同样存在质量监控体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比如菲律宾华裔学生进修团，也必须提出明确目标和明确学习要求，对学习课程安排须有科学的规划，还得有最后学成考核的标准的。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许多家长甚至全程参与，陪在孩子左右，那就不叫出国进修了！吃饭吃不惯中国的食品，倒掉饭菜去买汉堡、可乐，当然也就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这些活动还有待做精、做细、做出更高的质量，而提高产出率和产出质量的背后牵涉到了一系列的体制建设的问题。

目前菲律宾华教正处于转型期，改革也好，创新、探索也罢，都不宜操之过急。因而，这样的现状也决定了要把华教当作事业或产业来看待还有相当长的时日。这也就意味着“补门面”的事情还会继续着，现状只能“治标”，“治本”的时刻还远未到来。投入和产出之间缺乏良好机制的调控作用，因而，产出的效果和质量必将受到影响。要使投入理智、有计划，生产过程得到良好的质量监控，这个中更需要漫长时间。当然，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又互相影响：华教如果渐渐走上事业化、产业化的道路，投入就势必会渐渐向理智型、市场调控型过渡，届时产出的成效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投入和产出这对矛盾会此消彼涨、此起彼伏。如何做到高投入高产出，起码收入和产出的剪刀差能缩小呢？这是我们华教人士必须共同思考的。(www.xing528.com)

现阶段菲律宾华教的投入与产出存在剪刀差的问题，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它为我们指明了未来华教可以走产业化的道路。至少在当前要从源头上抓好，尽量要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先解决华教的老、大、难问题；先合力扶持几个改革典型，再总结反思，逐渐推广实践经验；把好各项有助于华教的活动的成效关和质量关等等。

（二）菲律宾华文教育问题的症结

举例说来比较形象。A市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但其中华人众多，市中心有独一无二的华校B一所，历时八十载有余。B校发展几经起落，曾经历战乱、地震、台风、洪水，可谓饱经天灾人祸，世道沧桑。虽然一枝独秀，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B校的华文教学就每况日下，生源日益减少，至今仍没有“回光返照”过。也正是由于一枝独秀，或许优越感掩盖了教育没办法的失落感，B校竟不思革新。近年来，虽有改革之风吹遍千岛菲国，B校就是死死抱住老祖宗的根基，对“改革”二字非常过敏。B校的羸弱不仅在于华文，它的英文办得也不怎样，一所华文学校之所以能创建完全是仗借当地华人华社几代人的无私资助和用心经营。华文教育本该是华族语言和文化薪火相传的留根工程，B校把教学办得歪歪斜斜、成效难彰，实在有愧华人华社。再者，英文教育在华校中搞不好，也贻害华族子弟，影响他们的基础教育质量，进而影响他们未来的知识积累、素质养成和社会前途。B校的处境可以说是困窘至极，只是校方至今仍未意识到，也许是因为没有外界压力。A市仅有它一所华校，B校在其中毫无竞争对手，毫无抢生源的威胁存在。B校方如若真这样想那就糟糕了，不知B校是否知道，它的生源大多是流往当地英文教育质量过硬的私立学校。其中还有某所私校在酝酿着通过民间渠道前往中国聘请中文教师，设立中文部，也大刀操办华文教育。他们看到自己在英文教育上收费比华校低的优势，他们完全有足够的资金，有吸引力也有潜力办好华文教育。

我们再以上课时间为例，学校是从每年6月14日开学，来年4月8日放假的。但据我所知，华校一般是在来年3月底便结束课程的。因此这一学年的上课总时间有290天左右。算了算，共有41周末，29天的公假（包括所有国定的假期，比如亡人节，开斋节，民族英雄纪念日，圣诞节等），22天的私假（包括教师节、中秋节、春节等中国的节日，校庆、校内运动会等学校自行举行的活动与确定的假期），再扣去大约22天的考试时间（因为一学年上下两个学期共有4次定期考试，每次考试5至6天时间）。周末有82天时间，占总时间的28%；公假、私假和一系列的活动、考试时间共73天，占总时间的25%。这两部分合起来的时间已经超过学年全部时间的一半！据学生所说，每次定期考试前都有一周的考前复习周，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没有上课的，是中英文老师共同的“自由放牧”时间。290天的时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放假或者搞活动，先将此事搁置不谈，另一半的时间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关于是否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教学时间，就牵涉到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问题。由于某些华校基于历史、社会、资金和经营状况等多方原因，现在正面临着师资匮缺，教学体制落后，资金周转不灵便等方面的问题。教学质量和效果不佳，必然影响到学校的声誉，进而影响到家长对校方的信任和学生的生源数。要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背后牵涉到从校长、主任、师资、教材的选择与应用、教学方法等各方面（纵），也牵涉到校务、教务、教学等管理和运营体制的确立（横）。这一纵一横的把握，一硬件一软件的开发和运用，直接关系到一所学校管理和运作的好坏。任何一所学校都是需要这样的正规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管理的。试问，全菲律宾有多少华校走的是这种正规化的道路呢？

没有正规化是一方面，某些学校面临师资老龄化、教学质量下滑和生源严重流失的情况还苦苦支撑着，而不迈出改革的关键一步。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老是抱着至圣先师的金科玉律在胸前，脚上却又缠着又长又臭的裹脚布，如何踏步向前？深谙四书五经的人，应该也要知道“不破难立”的古训吧？当前，开办华校已经成为某些人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包袱，可是碍于颜面，又不能也不敢宣布关门打烊。为什么呢？因为“好好”的一所学校怎能在自己手中“毁”了呢？这不是上对不起祖宗和校董，下对不住自己的颜面，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该改革不改，要关闭却又不关，只能在那里硬撑着。学校成了庙会，天天期许校董们掏腰包捐钱，因为光靠学费收入学校难以维系下去。学校成了祖业，关学校等于砸了祖宗的金斗罐，对不起列祖列宗。更可怜可怕的是另一种境况：学校说要改革，改革的口号也老在吹奏，然而，这口号背后究竟有几分“改”的真意？又“改”了几分呢？改革之后的变化和成效又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

1991年，“菲律宾华教中心”成立，随后召开“华校华语教学研讨会”，聘请中国语言专家编纂适合菲律宾教学实际的本地化教材。中正学院作为侨校师资培训的基地和最高学府，与中国大陆高校签订“2＋2”师资培训协议，为加强菲律宾本地华文教育师资的专业化水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自从阿罗约总统批准高校可以设立中文专业以来，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就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不错，华文教育是华人华社的根基，华人自己办华校的历史够悠久，经验够丰富，但不能老以此自居、自傲或者自我安慰，要知道明智而有远见的某些菲律宾同胞也看到了如今华教面临的困难，前瞻到了办理华文教育的前景，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有很多优势可以着手办理起华文教育来的。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愿菲人兄弟办华教的举动于华人华社是种促动，是种“蝴蝶效应”，更是刺激华文教育走向变革、激活华文教育的“鲶鱼效应”。

不仅在华文教育上，前段时间的一则消息也足以让我们警醒。这则消息说，今年全菲公立学校的中学生毕业考试结果出来后，据统计，有97.8%的学生不及格；教育部对公立学校在职教师进行资格复核考试，结果也有18.9%的教师达不到要求。难道说菲律宾整个教育体制和氛围出现了问题，华文教育在整个大的氛围里受到了不良影响吗？我看也不尽然。不可置否，大环境对华文教育虽有一定影响，华文教育本身的弊病也值得深究和挖掘。我想，我们对华文教育的思考和开展如何提高华校的整体教育素质的讨论应该提上日程，使华文教育走上正轨，也要使英文教育走上国际化道路，提高整体教育素质。看来，在全菲开展一场教育大讨论已迫在眉睫。

三　菲律宾华文教育振兴的机遇

目前菲律宾的华文教育面临两大历史契机：一是中国和平发展，全球“汉语热”的大背景作为一个大契机；另一个则是日前“商总”蔡聪妙先生被阿罗约总统任命为修宪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与蔡先生一道担任修宪委员的还有另外三名华裔。

（一）搭上全球“汉语热”这趟车

中国和平发展，经济、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也日益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国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与美国式的大棒民主是有绝对区别的。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实惠”。特别是从中国每年维持在百分之七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每年都在攀升的国民经济总量中，外国人看到了学习中文的潜在实惠。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海外学习华语的人已超过三千万，一百多个国家的两千多所大学在教授中文。

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已经有一百余年的漫长历史，曾经也是东南亚华语教学的佼佼者。只是菲化案后，华校的地位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再加上种种因素的作用，造成近三十年的华语教育江河日下。近十年海外华语学习人数的激增，以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化和体制化进程，对于菲律宾华教来说，是极好的机遇。第一套菲律宾本土化华语教材的编写出炉，海外华语教学志愿者的委派，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孔子学院的成立等等，菲律宾的华教界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

这个契机要抓好，就要加深对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体制中的政策的了解，继续充分利用中国政府在近年内透过各种渠道对海外华语文教学的帮助。

（二）抓住修宪的大好机遇

这里先说一条“旧闻”，曾在1999年，教育部、菲律宾师范大学与法国外交部签订一份合约，拟于2000年在菲师大开设为期两年的法语课程。该课程要选30名学生，专门修读法语。期满后，政府还应负责为这些学生提供实习及教授法语的职位。这项合约已是陈年往事，但对我们现在仍具有十足的启益。已经追究不了到底缘何教育部会与法国产生这样的协议；谁牵线搭桥，促成此事，并且法国与菲律宾似乎没有很大的渊源，本国亦无大批法国移民或从商者，法语也不如炙手可热的汉语那么吃香，为何教育部会做此项目呢？政府可以将一个不搭边的法语学习提高到一个国与国之间合约的高度，那占着本国差不多1%人口、却对国家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稳定和发展、民族解放事业等有着直接的巨大贡献的百万华族的文化传承应该怎么办？政府将对华族的语言和文化传承作何规划和打算，将给予何种地位界定和政策保障？

看来，我们不能老期待政府主动给予的关怀和政策的保证，关键要靠我们自己争取。在目前世界各国提倡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菲律宾的华人、华社考虑如何争取华文教育、传承华族文化的更大权益和法律保障是紧要大事。

（三）利用契机为华教铺路

这次商总蔡聪妙理事长被阿罗约总统任命为修宪委员会委员，实在是一大历史契机。这是菲律宾华文教育界的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应该怎么做呢？笔者认为应该趁此机会，向政府建议：

其一，制定一个“多元文化政策”，让华族教授后代本族语言和文化得到法律的永久保障。加拿大有这个多元文化政策，所以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把华语文教学做的有声有色。鉴于前文已提及在菲华人对本国的巨大贡献，向政府提出此要求，名正言顺。再者，倡导多元文化，乃全球大势所趋，菲律宾也是多民族国家。最后，制定这个政策，还能使国家完善在此方面的法律规章，填补该项空白。

其二，最好能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司”，专门管理包括华族在内的菲籍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有第一点所列的政策保障，还得有从上至下的执行政策的专管机构，要不等于政府只开了“空头支票”。前面举了法语教师培训的例子，只想说明只有将华族教授族语和文化的要求上升到政府政策层面上，华语文教学才有“后戏”可以唱。

至于有人会想到“重新规定华文教育的时间，丰富课程设置”。这只是“下策”。众所周知，目前华校华文教育的时间为一天120分钟。暂不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有效利用这120分钟课堂时间搞好华语文教学。即使华语教学时间得到延长，华语教师培训上不了正规的轨道，师资力量依然匮缺，教学方法仍得不到改进，华语教学还是得面临成效难彰的困顿。另外，华语教学时间延长，还得从其他时间中挤出时间弥补其他课程教学，或调整其他课程的上课时间。这也会使得现有的课程设置得到冲击，而且华校学生负担会变得更重。

综上所述，政策的软环境和法律的保障，是华文教育复兴的坚实基础。把华文教育上升到国家宪法的层面上，引起政府充分的重视十分必要。华社应当让国家政府来协助华族搞教育，否则，单靠华族自己努力，没有法律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恐怕还得花更长的时间，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