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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文化生态:殖民统治与语言教育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殖民统治与东南亚的文化生态东南亚是跟世界整体情形最相似的地区,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大体上可以说是全世界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的缩影,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多种多样的,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体制类型都可以在东南亚找到。不同的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对东南亚文化生态发展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殖民主义者影响下形成的东南亚文化生态,也必然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烙印。

南洋文化生态:殖民统治与语言教育

殖民统治与东南亚的文化生态

东南亚是跟世界整体情形最相似的地区,其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大体上可以说是全世界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的缩影,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多种多样的,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体制类型都可以在东南亚找到。这里既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形态,也有世界上最落后的经济形态;既有世界上最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有世界上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既有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种族、宗教冲突,也有世界上难解难分的民族争端;既有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领土纠纷,也有世界上各执一辞的海洋争执;既有世界上最极端的宗教派别,也有世界上最宽容的伦理道德……

如此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的形成,与近代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不同的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对东南亚文化生态发展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殖民主义者为古老的东南亚各国带来世界之风,使它们走出了传统的桎梏;另一方面,殖民主义者残酷掠夺东南亚各国的资源,强迫各国签订了许多方面不平等条约。殖民主义者影响下形成的东南亚文化生态,也必然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烙印。

一 宪政体制的影响

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不同的宪政实践。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东南亚独特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在选择政治制度时的多样性,其中近代殖民主义的影响不可或缺。东南亚移植西方宪政与殖民化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许多国家一样,东南亚很多国家在上个世纪中广泛借鉴了西方法律资源,走上宪政之路,例如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通过殖民化强制移植的。东南亚几个主要的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并在充分利用本国的法律和政治资源的基础上,吸纳了西方法制的宪政之道。他们借鉴西方模式在本国建立起了一整套法律制度,以宪法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宪政体系,推动了这些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对维护国家的稳定、团结,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东南亚国家虽然建立了全面的宪政制度,但这个制度显然与西方宪政制度有很大的区别。由于许多宪政制度的制定是由外来力量或是在殖民主义者的推动下确立的,也贯彻了殖民主义者的意志,妨碍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使得宪法体系缺乏内在和本土的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不能表现和代表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精神和人民意志,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独裁者的遮羞布。究其原因,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如发达的市场、成熟的中产阶级和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单纯模仿的政治制度必然是脆弱的,这也是军人独裁、干政、金钱政治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也说明西方社会的宪法理论不可能解决东南亚社会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宪政的普遍性价值必须经过各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条件才能体现。

二 社会结构的影响

为了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殖民者培养了一帮当地的助手,他们享受着很大的权力,过着西式生活,从而形成了特殊阶层,这些阶层也成为压迫未被西化的普通东南亚人民的新根源。例如,英国在缅甸统治时期,委任了很多领取津贴的殖民政府民政官员,履行低级警务、税收、司法等的职能和各种杂差,对其实行间接统治;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后极力推行社会体制的美国化,然后,通过“美化”训练出一批当地精英,在确保美国在菲的势力地位的前提下,逐步通过“菲化”让亲美的菲律宾自治,由此实现新殖民主义

各国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后,由于殖民的影响和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在东南亚仍然形成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在殖民行政机构与本地人口之间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中间阶层。他们信仰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信条,是以世袭的特权、专制独裁的权力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天敌,逐渐成为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和理性文化的承担者,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经济力量也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在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弘扬自由市场、自由改革和民主精神的斗士。

由于多元文化的交融,东南亚国家还形成了一个移民阶层。在对外来移民相对宽容的国家,如信仰佛教的泰国和信天主教的菲律宾,这些移民能够通过互相通婚或被同化到当地人口,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了一个鲜明的“混血”社会阶层;在对移民相对不利的环境中,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当初殖民者的政策迫使他们趋向于聚群居住,与当地原居民之间存在鲜明界限。

三 宗教信仰的影响

当年,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马鲁古群岛和菲律宾群岛,除了这里的政治力量薄弱、处于分散状态以及欧洲殖民者占有绝对军事优势以外,天主教传教士也起了很大作用。葡西每次的远征军中都有传教士,他们每到一处,都进行传教活动,瓦解了当地人民的反抗斗志。当地统治者对天主教的皈依,更是削弱了抵抗力量。因此,有学者称,葡西的殖民征服,“十字架起的作用比战刀更多”。在宗教方面受殖民政策影响最大的典型范例就是菲律宾,时至今日,菲律宾是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大约93%的国民信仰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社会影响相当广泛。

无论是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还是菲律宾独立运动时期,菲律宾教会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在美国统治时期,教会不参与政治,不关注社会问题,作用仅限于慈善事业,社会地位有所降低。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和新教各派才重新关心社会公正和维护人权问题。教会的社会活动最初大多集中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的自助项目上,由于与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目标一致,这段时期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融洽的,但当教会发动群众寻找贫困根源的时候,教会与政府的冲突开始了。1972年菲律宾实行军事管制后,政教矛盾更加突出。教会本身也发生分裂,一部分人选择与政府合作,另一部分人则站在反政府立场上,还有的人保持中立。政府逮捕和扣留了教会的激进派人士、查封电台和报纸。这些举动引起教会的极大反弹,通过各种活动,最终天主教会在1986年推翻马科斯总统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 文教政策方面的影响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冒险家们就有意利用宗教和文化的传播改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化。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统治,所采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让当地人学会自己的语言,然后接受相关的文化。殖民统治时期语言政策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却选择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在菲律宾,英语是第二语言,国语里也有大量的英语影响的痕迹。

西方殖民主义者根据各自的殖民理论和政策目标,在东南亚国家推行不同的文教政策。例如,为了传播教义,早在1589年,西班牙就将欧洲教育系统引进到菲律宾,建立了第一批教区小学。16世纪末和17世纪,又相继兴建了圣·伊格纳大学、圣托马斯大学和圣费利佩大学等。根据统计,到1898年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时,菲律宾拥有2150所小学,注册人数有20万人以上。有人甚至评论,论比例,菲律宾识字的人要比西班牙和某些文明国家还更多。[1]美国占领菲律宾后,继续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为其殖民目标服务。表现在发展公立学校的同时,也鼓励私人办学。到1935年,全菲有7330所公立学校,注册学生总数为122.0212万人,私立学校约400所,注册学生达10万人。[2]总体说来,西班牙和美国比较注意发展殖民地的教育事业。相比之下,荷兰、法国和英国就很少注意殖民地教育事业,他们是推行愚民政策的实用主义者,只专注于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只有在需要补充低级行政官员和企业职员时,才匆忙举办一些职业学校。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大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东南亚民族国家为了急起直追与国际社会接轨,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都十分注重西式教育,延续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模式。

五 生活习俗方面的影响

东南亚的民族成份多、语言结构繁多、宗教信仰多、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土著、印度、中国及西方文化。西方生活习俗在东南亚大行其道,某些比较重要的节日例如圣诞等在东南亚也很盛行,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的饮食文化。(www.xing528.com)

东南亚菜可以说是一种受东西方影响较重的菜系。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长期受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文化影响,加上华人的大量聚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所以形成了集东西方文化和当地习俗为一体的独具魅力的东南亚饮食文化。以菲律宾的饮食文化为例,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西餐本土化美食特色。首先是味浓,菲律宾人不吃口味淡的食物。无论是什么菜,不管是酸、甜、苦、辣、咸,他们都下手很重,把味道做的特别强烈。所以如果深入菲律宾人的生活实际,你会发现他们既喜欢吃特别甜的Ginatang,又喜欢特别苦的Pinapaitan;也喜欢特别酸的Sinigang,还喜欢把特别辣的Sili labuyog放在醋里配成调味。受西餐文化影响,菲律宾菜的第二个特点是多油炸和熏烤。香蕉做成甜点要油炸,生面条不吃非要油炸,连炒个豆角都要事先炸一炸。Bangus味鲜美清甜,熬汤或清蒸都是绝佳的菜肴,菲人偏要拿来炭火上熏烤,烤得黑不溜秋,再浇上Calamansi就是他们的最爱,炭烤Barbeque肉串也是他们日常饮食当中的“家常便饭”。

另外,由于长期的殖民文化的影响,在东南亚菜中,特别注意汇集东西方作法,配制成适合当地饮食习惯的菜式,使其更具地方特色。如柬埔寨的“皇后鸡片”,既可当菜,又可做西餐食用;泰国的“五味鱼”、印尼的“椰汁牛扒”、泰国的“湄南蟹”、新加坡的“少爷明虾烙”等菜肴,既有西式做法和中式做法的特点,但又不失其东南亚的独特风味。东南亚美食也受法国菜的影响,两者都有用动物内脏做菜式,例如鹅肝、鸭血等;东印度公司为英国把咖喱带回英国,18世纪,伦敦“克罗士·布勒威公司”制成便于携带的咖喱粉出售,大受欢迎。

六 军事变革方面的影响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军人干政的主要原因。但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从未经历过军事政变和军人政府的少数国家之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原因,马来西亚军队继承了英国军队国家化的传统,政府继承了英国文官制度的衣钵。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是“联邦公共部门”。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在组织和发展经济方面卓有成效,一直是东南亚相对发达的国家,军队从未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有过大的影响。

随着源自欧洲大陆的现代化思潮涌进东南亚和中国,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也深受影响。最明显的例证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活动,其实就是开始于华侨社会,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支持孙中山的现代国家观念,推动中国的变革,希望通过奋斗来赢得一个关注和支持保障他们利益的国家。革命组织的首批成员和最早的赞助人多为华侨,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实际上就是从海外华侨一再被屠杀和压抑,而政府却漠视不管开始的。当时,华侨在海外寄人篱下,长期受到异国统治者种种压制和歧视,及其渴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作为自己的靠山,他们深感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因此寄极大希望于中国革命的成功。1916年孙中山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首先提出了“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观点,海外华人为了革命能够成功,往往慷慨解囊,倾其所有支持革命,甚至不惜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七 民族政策方面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西方殖民者除了总体上对东南亚本地人民采取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政策外,还针对东南亚多民族的特点,推行强化已存在的民族障碍和增加多民族程度的政策。前者表现为“分而治之”,后者表现为鼓励外国移民。[3]

在印尼,荷兰殖民者在对待各族关系上奉行分化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依靠爪哇封建王公和贵族,经济上却大力开发外岛,吸引大批华人充当劳工和进行商业活动。

在马来亚,英国殖民者一方面将马来人定为合法原住民,一方面又通过法律将马来农民圈定于农村从事农耕劳动。在政治上培植马来人,只有马来人才能充当殖民地官吏、警察和军队,与此同时,又在经济上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大量引进华人和印度人到橡胶园和锡矿充当劳工,开发殖民地经济。这种人为制造的种族差别,为后来马来亚的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

法国殖民者侵占印支后,首先将居于高山地区的各民族不加区别地称之为“山地民族”,将他们和居住于低地的越南人(京族)分离。在越南北部,原来与京族正处于逐步融合的土族被法国殖民者人为分离后,土族社会遭到破坏。[4]在南部,法国人迫使越南人大批迁往柬埔寨,造成与原住民高棉族的紧张关系。在老挝,法国人启用居于低地的老挝人作为行政官员治理与老挝人有历史隔阂的山地少数民族傣人等。

美国在菲律宾继承了西班牙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南部少数民族的宗教歧视和民族歧视的政策,从而造成了菲律宾独立后南部穆斯林民族的分离主义。

总而言之,由于西方的殖民统治,造就了东南亚的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由于不同民族的接触带来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改变了原先各个国家单一的封闭的文化生态,为各国文化基础的奠定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先后被迫以各种方式结束了殖民统治,但却留下各式各样的殖民遗产。在宪政体制、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文教政策、生活习俗、军事革命、民族政策等方面留下了诸多遗产,既带有西方国家共同的殖民特征,也带有浓厚的殖民宗主国的独特色彩,它们都对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生态起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更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近代的地理发现和东西沟通,或是海外拓殖和传教冲动,都是殖民主义者旨在创造作为母国、母文化之延伸并且并行地存在于世的属地型“扩张”,就本质而言,殖民主义是建立在掠夺与侵略基础上的,由于西方殖民统治,东南亚各国基于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甚至被剥夺了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因此,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中孕育和产生的自由、人权、平等思想相互排斥,这也是分析东南亚的文化生态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注释】

[1]参见Gregorio F.Zaide: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Manila:Rex Book Store,1963,p156.

[2]参见Gregorio F.Zaide: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Manila:Rex Book Store,1963,p250.

[3]参见孙福生:西方国家的东南亚殖民政策比较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4]参见Guy J.Pauker,Frank H.Golay and Cynthia H.Enloe: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7,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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