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纵横：闽南文化的过番考

国际语境下闽南文化的“过番”考

一　“过番”与“番客”：一个历史的传统

根据汉语文献，早在汉代以前，中原汉人就已经用“胡”来指北方和西域的少数民族，用“番”来指南部和西南部的少数民族，^[1]现代汉语里有不少词语由这两个字派生出来，例如：带“胡”的有“胡萝卜”、“胡桃”、“胡椒”等等；带“番”的有“番茄”、“番薯”等等。汉代以后，“胡”与“番”被用来泛指一切跟外邦异域有关的东西。当然，现在也比较常用“洋”字，比如“洋人”、“洋房”、“洋葱”、“洋货”、“洋服”等等。

在闽南话里，“番”也是一个常用的词与词头，凡是带上“番”的通常都和海外或外族有关，比如“番薯”（地瓜）、“番黍”（高粱）、“番松柏”（相思树）、“番巾”（正方形头巾）、“番仔油”（煤油）、“番仔字”（外文）等等。^[2]我们几乎没有听过闽南话里用“胡”来表示与外国有关的东西，这是因为闽地人接触的外国或外族都是南方的，因此无“胡”可谈，唯一较为熟悉的是“胡椒粉”，笔者推测，应该是汉语普通话的对译。当然，随着近代“洋”的使用，在闽南话里也可以听到与之相关的词，比如“洋栀子”、“洋相”（出丑）等。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特别的词，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到，用“马口［ma－kau］”来表示与外族有关的东西，例如“马口铁”（外国铁）、“马口话”（外国话，引申为无理的话），这可能和当时有闽人到澳门有关，^[3]因为该词在闽南话里的读法和葡萄牙语或英语里Macao/Macau的发音是一样的，后来就用来指代外来的东西。

隋唐时人们用“番客”来称呼外国客人，如《隋书·礼仪志》“群臣及番客并集，各从其班而拜”，泉州人也用“番客”［huan－ke］来称呼客居于泉州的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商人），到明代末期，来闽的外国人少了，出国谋生的人多了，“番客”的词义也跟着有点变化。由于海洋文明的历史由来已久，加上航海技术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闽南人从古代开始就远渡重洋到东南亚各国以及台港澳等地区谋生，许多人最终移居海外，这种行为在闽南话里被称作“过番”［ge－huan］，而在异地他乡奋斗的这些闽南人，也就是华侨，被称为“番客”，那些“番客”的妻子（闽南本地的）就叫“番客婶”，如果侨民在侨居地和非闽南本地的土著女子结婚娶亲，那些被娶的当地妇女则被称作“番婆”［huan－bo］。

由于持续的向外输出语言文化，至今在海外的说闽南话的人大约是本土人口的三倍，闽南文化也随之流播并向八方扩散。本文的题目就是借用了“过番”这样的一个词，意在准确形象地概括本文所要传达的内容，表述在国际语境和更广阔的视野之下，闽南文化是如何地向四面开花——“西进东渡，北上南下”，创造出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播的现象。

二　闽南文化延伸的“西东北南”四条路线

闽南从狭义的地理概念上理解，指的是福建南部的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地，但是从语言文化上看，则存在一个广义的闽南文化圈。考察闽南文化延伸的路线，我们不能不提一下闽南语语区（Language community）的概念，在中国它包括闽南本土、台湾、潮汕地区、雷州半岛、浙南沿海、海南岛等六大片，在海外则主要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考察闽南文化的扩散，应站在一个更广阔辽远的视角，才能更真实客观地把握，笔者认为可以按照方位分成四大路线，即“西进东渡，北上南下”，才能完整地从国际语境的角度对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西进：潮汕、雷州、海南和中南半岛

关于潮汕先民的民族性质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从潮汕方言中存在的少数民族借词可以看出，在汉人移入该地区之前，这里住的土著是操台语（指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少数民族。唐朝以后，潮汕地区的生存环境转好，有大批的汉人、吴越人、闽越人进入潮州，唐宋时期，又有大批的“福佬人”为了躲避战乱经泉州入潮，入潮的闽人与少数民族密切交流，共同劳动、生活，他们给潮汕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经济文化，而且让闽语在潮州地区流行开来，使得潮州话在元明时代发展成为闽南方言的一个独立的次方言。有一个很明显的例证至今在闽南仍然家喻户晓耳熟能详，那就是泉州一带流行的最为著名的高甲戏《陈三五娘》，描写的就是泉州的陈伯卿和潮州的黄五娘的爱情故事。

在宋代，福建泉州莆田一带的人大量向南迁徙到漳州潮州，后来又向更南的雷州琼州转移，泉州人也有直接由泉州港出发向西进入海南岛，从那里载回槟榔吉贝等物，到了明代，潮汕居民也开始出海进入海南岛。由于雷州的确是好地方，气温宜人，雨量充足，地势平坦，没有福建那么多山，到那里的闽人义无返顾，开始迅速繁衍，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来。^[4]泉州人、潮州人以及当地的土著，共同影响了海南岛的语言，使得海南话基本上保留了泉州话的特征，从而也成为闽南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如今，海南省和广东雷州半岛共约675万人使用的方言，通常也归入闽南方言系统。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向西迁徙的还有一路于500年前由漳州一带出发，或经南海入合浦南流江，或溯西江而上，最终定居于桂东南地区。至今在广西中西部的一些县市，也属于闽南方言语系。

很显然，闽南文化向西线的延伸，并没有仅仅停留于上述的地区，从明代开始，潮汕人也开始远渡重洋到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地区谋生，海船由泉州、潮州放洋，穿越琼州海峡，到达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罗斛（泰国）等地。如今潮汕本土的人口约1000万，而在海外的潮汕籍同胞也有五、六百万之多，其中泰国的潮汕华侨、华人占的比重最多。潮州菜闻名海内外，泰国、缅甸的语言都有来自闽南话的借词，其中泰语里面30%的外来词中，潮汕话的借词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重。

（二）东渡：“唐山过台湾”与“琉球仔”花生

闽南地区流传的俗语“唐山过台湾”，经常被老人用来向下辈讲述闽南与台湾的渊源。早在三国时，孙吴就曾派官兵渡海入台，唐代时，澎湖和台湾岛是泉州渔民的停泊处，公元12世纪，南宋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加强对两地的行政管理。根据《诸番志》记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澎湖居民如有诉讼，要到晋江裁决。近代以来，闽南向台湾移民比较大规模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7世纪初，漳州海澄人颜思齐与泉州南安石井人郑芝龙先后进驻台湾，积极招纳沿海人民赴台开发；另一次是17世纪中叶，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回台湾，大量从闽南招募士兵和移民加强经济建设，经过中古的移民和近代的这两次大迁徙，闽南与台湾不光是语言一样，还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把这种纽带的联系概括为“五缘”，即“地缘”、“血缘”、“人缘”、“物缘”、“神缘”等。台湾一直属于福建管辖，民间往来更是频繁，连信奉的神明（妈祖、吴真人等）也经常要拈香取火，分炉返祖，台湾闽南话和本土的闽南话最为接近，几乎没什么差别。

东渡的这一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地——琉球，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经常被忽略，中国和琉球的官方交往开始于明代初年，到清朝同治时期，琉球曾受册封长达462年之久。^[5]琉球那霸附近的久米村建有华人村落，按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聚居。曾在琉球做长时间调查的杨仲揆在其《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中写道：“久米村华裔文化程度高，政治社会地位高，生活水平高，故一举一动，一事一物，均为琉人竞相仿效之楷模。数百年间，中国宗教迷信、风俗习惯，均因久米村而流传于全琉各阶层。例如建孔庙、祭孔、立私塾、读汉书，建关庙、天妃宫、土地庙、指路碑之将军箭、压邪之‘泰山石敢当’及屋顶之石狮子，医药、卜算，道教之关帝阴骘文，醒世文、阴阳五行、……灶神、香火神以及一年十二月中之各项节日及其特俗，无不在琉盛行。尤其清明祭祖扫墓、端午之划龙船、中元节祭祖，极为盛行，至今不衰。”^[6]这些描写充分体现了闽南文化对琉球的影响，更可以说明这种影响的例子，就是现存在琉球方言里的闽南话借词，例如hansu，来自“番薯”（地瓜）；kambu，来自“柑仔”（柑橘，橘子）；boaki，来自“簸箕”（一种闽南的生活用具，比较密实的筛子）；mee，来自“糜”（饭、粥）等等，而闽南话也用“琉球”表示“顽皮，野蛮”之意，用“糊琉球”来表示“糊涂，乱来”之意，用“没琉球”、“没琉没球”来形容一个人“不老实，不象话”，并且也从琉球引进来了“琉球仔土豆”（颗粒比较小的花生，在闽南话花生叫做“土豆”），这个品种的花生现在闽南例如惠安等地处处可见。

（三）北上：从浙南的闽语区到“南海”的香客

如果说两宋时期的闽南人多是沿海岸线向西开拓前进的话，明清之后则是沿海北上，为捕鱼谋生。泉州渔民溯福建海岸线扬帆北上，沿途停停走走，有的就近散布在福建境内的莆田、闽东等地区，有的求远到达新罗、高丽（朝鲜）等地，大批人直达浙江南部，定居在玉环、平阳、苍南以及舟山一带，从而在浙南构成一些泉州方言区。根据浙江省方言研究会傅国通等人调查，现在浙南沿海说闽南话的人口约近百万。分布在温岭、玉环、洞头、瑞安、平阳、苍南以及舟山群岛等地方。当然，由于浙南闽南话是明清时期带去的，至今只能勉强通话，因为它已经受到浙南吴语的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异。

直到现在，泉州人朝圣的一个最崇圣的地方依然是浙江舟山——“南海”普陀山，每天都有开往那里的直通快速大巴，把源源不断的闽南香客送到他们心目中的“南海”，在厦门也建有佛教圣地“南普陀”。笔者曾亲身跟随晋江的一个进香团实地考察了普陀山，深切地体会到了闽南人对那片“海天佛国”的虔诚和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按北上这一路线，除了大部分沿海岸线的走向扬帆北上的之外，还有沿山路出走的小批量的迁徙。具体原因不详，但在今天江西的上饶、铅山、玉山、兴国，江苏的宜兴等地也有闽南方言岛存在。根据四川大学的崔荣昌的发现，现在已知的北向最远的闽南方言岛是四川省金堂县（成都郊区县）的一些家族，是康熙年间由漳州南靖县石门隐溪里迁去的。

（四）南下：“爱拼敢赢”在汪洋中的岛屿

在闽南文化向外扩散的各条线路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向南的“下南洋”，由于人多地少，生活所逼，也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在对外的商贸中尝到甜头，大批的闽南人把目光投向南边的汪洋大海，络绎不绝的前往南洋各地开拓。正如《舆地纪胜》（卷一三零）引用惠安人谢履所作《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元代泉州极盛，船运和营商规模都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港口，也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大港。到了明代，随郑和七下西洋，有闽人则到南洋开拓定居，不少闽南人流寓东南亚各国，出现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当然也有农民起义的败兵向南洋逃亡而移居的。由于在外的闽南人勤劳友善，同当地原住民友好相处，竟成“一方乐土”。到鸦片战争前后，殖民主义者贩卖华工出洋，也大部分运往东南亚。

在迁入的过程中，很多人经历了多次的辗转，亲缘、血缘、地缘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北京华侨问题研究会1955年的统计，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中，福建籍的占三分之一，主要分布在印尼、星马、菲律宾、缅甸等地；而根据台湾侨务委员会70年代的统计数字，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共有1600多万人，除了越南155万人是广东帮占多数、泰国的365万人是潮州帮占多数之外，其他各国都是福建帮（即说闽南话的）占多数，在这些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闽南话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

由于近代以来移居南洋的闽南人成倍成批地增长，根据《安溪县志》介绍，安溪县1990年总人口为91.6万，而这个县旅居海外的华侨却多达68.3万。类似这样的侨乡，在福建、潮州、台湾等地都有，时至今天，闽南人到东南亚去的后裔也很多，大体上和闽南本土的人口数相当，在一些侨乡如晋江、南安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在某些村子，外出人口比在家人口还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司空见惯。

三　闽南文化“过番”到侨居地的具体表现

（一）咱厝人讲咱厝话

闽南人的家乡观念很强，在迫不得已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的同时，“安土重迁”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过番”不等于旅游，在生活的苦难面前，他们时时都会想念着家乡，家乡的语言文化自然而然地被他们带到异国他乡，并加以传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咱厝人讲咱厝话”（自己家乡的人用自己家乡的话交谈）。(www.xing528.com)

闽南人大量“过番”到南洋以后，使得汉字和闽南话得以在东南亚传播和使用，由此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马来语、菲律宾语中关于食物的词汇就可以佐证这一点，来自闽南话的借词比比皆是。例如，闽南话“肉包”、“烧包”进入了马来语成了bakpau，进入菲律宾语成了Siopao，常见于乡野的菜仔店门前，又比如，Lunpia（闽南一带称“润饼”，中国北方则叫“春卷”）由早期福建来南洋的华人带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后来逐渐变成他们的日常小吃。端午节到了，要吃肉粽，径直跟当地人说Machang他们都听得懂。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南洋各地更少不了bijon（米粉）、misua（线面）、siomai（烧卖）、hebi（虾米）和pancit（原指闽南的小吃“扁食”，可是在后来错传之后变成也可以指“面条”），等等。如今南洋各地的市面上的这些食品几乎都是华商所造，上述这些借词也都是以闽南话发音，而且是马来语和菲律宾语向闽南语借词的重叠的部分，至于说各自借的不同词汇，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闽南语饮食词汇在南洋的存留，仿佛重现了早期来“淘金”的“番客”们的生活情景，体现了他们对家乡的语言和习俗的留恋，对故土和宗亲的认同观念，也足见中国特色食品的生命力和生活习俗对南洋各地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闽南语的强势影响，甚至出现过汉化的马来语（即中华—马来语）和岜岜文化（闽南人和当地土著的混种文化），影响了印尼—马来语系的官方语言。

（二）信仰与习俗

闽南的信仰和习俗多种多样，当他们移居南洋的时候，为了生存求得心理安慰，也为了表达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也把这些神明和风俗带到侨居国。凡是迁出地有的民间信仰，几乎都可以在南洋群岛找到相应的香火。例如：泉州通淮关岳庙的香火远播东南亚，仅菲律宾就有几十座类似的庙；马来西亚共建有天后宫35座，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这些宫庙都举行隆重的活动；安溪清水祖师庙遍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地；南安诗山郭圣王信仰也在东南亚盛行，新马泰、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都可以看到供奉郭圣王的凤山寺；青山王是惠安的盖世英雄，马来西亚柔佛州西北的麻坡为惠安人聚居地，那里的惠安公会楼下的前厅就供奉着青山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闽南的习俗也在东南亚各国传承。以印尼为例，过年习俗几乎和闽南没什么两样，除夕时在家门口烧火囤，给小孩子发“过年钱”，然后守岁到鸡啼头遍时，便争先恐后的点头柱香，正月初一早上煮鸡蛋面线，意为添寿。新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即元宵节）也“游鼓仔灯”和“听香”等，并由华侨总会组织舞狮等活动。清明时节，家家户户做与闽南“嫩饼”差不多的薄饼，带祭品上山扫墓，然后献纸钱，整个过程和闽南一模一样。端午节也结粽子，七夕也有“乞巧”，七月整个月都有“普渡日”，等等。简直可以说是活生生的闽南习俗的翻版。^[7]

（三）华教、华报与华社

闽南人一贯重视教育，无论是侨居在南洋哪个国家的，都积极兴办学校，包括在侨居国办华文学校，也包括回家乡造福桑梓。例如，二战前夕，菲律宾华文学校多达120所，其中大部分为福建华侨所办；马来西亚的福建华侨创办过用闽南话教学的学校；新加坡闽籍侨商先后创办过的华文学校有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女校、工商补习学校、南洋大学等；即便在印尼，福建籍华人也先后参与创办过十余所华文学校。至于那些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华侨回闽南侨乡时，更是不遗余力地捐资办学，改善家乡的办学条件，这几乎已经成了海外华侨华人的一个光荣传统。

侨居在南洋的闽南人创办了大量的报章，促进了当地报业的发展与繁荣。东南亚许多国家最早的华文报纸都是由闽人创办的，例如：印尼中文报刊兴盛时有31家，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有《南洋商报》，分别代表了本土华社舆论的强势声音。菲律宾的中文报刊兴盛时高达二十余种，最著名的华文报纸有两家：《世界日报》经常随报派送《福建侨报》和《泉州晚报（海外版）》，《商报》（其网址www.siongpo.com都是用闽南语拼音构成）则开辟了中国《侨乡科技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新民晚报》的菲律宾版，涵括了泉州、香港和上海三个地方的最新信息。

闽南人的宗族观念很强，出外的闽南人在南洋各地组织了名目繁多的社团，以便有事互相关照。这些社团大都与经济、文教、福利等有关，也有与宗族、地域相关的同乡会。例如：新加坡各行业经济社团多达370多个，闽南人也在该地成立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研究南音，缅甸也有闽南文娱社等。马来西亚有诗巫光远慈善社，泰国有三山慈善院等，在调解纠纷、以集体名义与当地政府交涉、帮助家乡举办公益事业、加强与其他侨团的联系等不同方面发挥着作用。此外，各地的同乡会更是凝聚了同宗同族的力量，为华侨办了许多实事。

（四）南音与闽戏

由于明清以后，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尤其是闽粤沿海一带地少人多，水旱仍频，每年都有大批破产之民离乡背井，到南洋谋生，闽粤等地的地方戏曲就随着这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传到东南亚。乾隆年间，泰国吞武里王朝的郑王（郑信）是潮州人，喜欢看潮州戏，因而有潮剧戏班相继前往泰国演出，受到当地王室贵族和普通民众的欢迎。^[8]

最值得一提的是南音，它随着闽南人进入东南亚并广泛地深入到华侨的生活里，有人说，凡是有闽南华侨聚居的地方，就有南音的社团组织。^[9]在菲律宾有南音乐团20多个，新加坡的南音社经常开展活动，马来西亚也有南音社团十多个，印尼也有不少，闽南老人喜闻乐见的南音活动也是东南亚的一大区域活动。他们甚至举行南音大会奏，还编辑出版了不少研究南音的资料，甚至在本土已经失传的曲谱，也能在南洋华侨处找到。

另一方面，福建的地方戏也在东南亚有着广泛的影响，闽剧影响甚广，流布到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高甲戏在菲律、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国都有存在，道光年间，福建省的高甲戏班曾先后到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梨园戏广泛流布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国，歌仔戏也广泛流布于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

四　结语

由于长期的风俗熏陶，闽南一带“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激励闽南人敢于冒险，扬帆万里，到异国他乡做别人没做的事。从五胡乱晋开始的向南迁移，到近代的下南洋，由北到南，层层推进，闽南人的血液里似乎天生就有不安分的因素，骨子里天生就有流浪的基因，当我们站在现代的立场回头去考证闽南文化的“过番”现象，在综合归纳和层层梳理之下，很多细致的理性的分析，还不如用这样简单的感性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

【注释】

[1]根据《新华字典》，“番”意为“外国的或外族的”，“胡”意为“我国古代称北方的民族；泛指外国的或外族的”。“北胡南番”，例证如《史记·秦始皇纪》引贾谊论：“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又如《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番国。”

[2]列举这几个例子让我顿生亲切之感，因为在我的故乡，处处可见戴着“番巾”，在“番松柏”树边辛勤劳作的“惠安女”。“番”也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奇怪；痴傻”的意思，比如一个人“行为怪异，难以理解”可以用“番颠”加以形容，我所在的村子的老人很爱用“番巴溺袅”来形容一个孩子还不懂世事的某些行为（有点褒义），用“番笑六颠”来形容一个人喝醉后的出格行为。

[3]关于澳门一词的来源颇有趣味，葡萄牙人听到的“妈阁”其实是源自福建，当该地名被确定后又流传回福建，“妈阁”就成了一个跟外地有关的东西。

[4]根据《桂海虞衡志》记载，琼崖海面，常有事故发生，船民有侥幸脱险的，无计回归，就地而居，代代相传。

[5]该计算方法参阅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6]转引自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7]何绵山：《闽文化续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34页。

[8]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9]孙星群：《千古绝唱——福建南音探究》，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