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实质：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研究

在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文艺思潮表现，已经呈现出泛消费化的趋势。它的实质是严肃的主流题材被商业化和非主流题材泛化，真实内容被非真实内容泛化，历史被非历史泛化。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主要特征，以历史消费与经典戏改编为典型表现。

所谓历史消费，也称消费历史，是把历史真实、历史言说与历史表现进行各种形式的戏仿、歪说，是夹杂各种文化休闲的噱头于历史之中。文艺的虚构本质给历史消费提供了便利，历史消费也成为消费主义文艺思潮的主要表现之一。

历史曾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为最高的学术范畴，从总体上说，它具有不容否定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历史是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族群的文明的记录，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离不开历史的回忆。人们内心的怀旧情绪始终来源于人们对历史的生命需求。历史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权威角色，自人类发明文字开始，人们就不断强化着历史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再进入后现代社会，每一次时代变革，历史都会被改写。现代社会是一个对传统社会进行反叛的社会，而后现代社会更是一个对传统、现代进行彻底反叛的社会。在现代社会，颠覆、消解成为文化和文艺的主题，颠覆之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向哪里去，如何建构一个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却没有被人们很好地思考。借着后现代主义的颠覆之力，消费主义开始颠覆一切阻碍金钱本位、消费本位的传统文化，主张消费历史，进而衍生出消费主义文艺思潮。这是消费拜物教对不可消费的历史权威的挑战。

当代中国以消费者消费取向为导向的历史消费主义文艺潮流，主要体现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大体分两种，一种是以讲述正史面貌出现的所谓“正说”，一种是借历史影子来讲述一个完全虚构的非历史的所谓“戏说”。无论“正说”，还是“戏说”，和创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并无必然联系，只是向受众传达情感的不同的文艺表现方式而已。但是，如果“戏说”的度把握得不好，过度“戏说”，或把“戏说”故意说成“正说”，则“戏说”便会衍化出历史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改革开放后，历史消费的倾向在“正说”和“戏说”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均有体现，许多过度“戏说”几乎有成为历史题材主流的趋势。许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不是本着表现历史本质真实的需要，而是以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与欲望为导向，任意打扮历史，消费历史，对消费主义推波助澜。例如，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出现了一些需要民主与法制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在民间的心理期待中，却浮现出呼唤“明君”、“清官”这种源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社会意识。在这些消费主义倾向明显的文艺作品中，暴虐的秦始皇被塑造成具有促进人类和平、具有博大胸怀的圣君，弑兄夺权、狠毒狡诈的雍正皇帝被描绘成恭承圣旨、合法登基、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政治家，祸国殃民的慈禧被描绘成开明、温婉的统治者，甚至在某部电视剧中，慈禧更被夸张成近乎完美的慈母。由以皇亲国戚为主角的宫廷戏构成的历史、野史，则在竭力煽情中消费历史的影子，观众的窥视欲求成为消费主义文艺作品生产的动力。这一类涉及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文艺作品，以观众的消费需求来虚构历史，故意弄得似是而非，貌似标榜野史、戏说，实则不断牵连正史的影子，以假乱真。所以中国当代的历史热、国学热似乎都可以在消费主义思潮中找到一定的原因。这些特征所反映的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更是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消费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它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价值尺度对历史进行重塑与颠覆，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标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在消费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下，我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穿插了过多的无视史实、引人眼球的噱头。比如，某部描写武则天的电视剧中，武则天被描写成爱情至上者，在一切宫廷斗争中武则天都是无辜者、受害者，但最终总会成为胜利者；抽取《三国演义》中“吕布与貂蝉”的故事改编的某部戏，吕布改名“无涯”，貂蝉变为“蝶舞”，有意虚构了历史，夸张了所谓爱情戏、凶杀戏；某部“末代皇妃”戏中，为了迎合观众的好奇心，将婉容虚构成一个令人不齿的反面人物，文绣则被描写成风流女子。这些与史实都是严重不符的。这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利用电视、电影和网络等途径，诱使人们“重新认识”某段历史或某个人物，都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消费主义文艺“消费对象”的不断越界，在中国当代越来越多的文艺经典被纳入到文艺消费的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历史名著“戏说风”、红色经典“改编热”。这些改编经典又大多通过影视获得迅速传播，被歪曲的经典在当下似乎获得了比原著更大的哗众取宠的市场。

第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过度改编。

经典的文艺作品具有严肃的历史文化内涵，这首先是一种在广义的历史哲学意义上对经典文艺作品的历史认同。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文艺批评时用的两条最高标准是历史的标准和美学的标准。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推崇历史的标准，因为历史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任何文艺作品都存在历史的维度。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任何现实意识都具有历史的内涵在里面。历史始终是人类的历史，人的思想发展始终是历史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的任何精神创造都有历史的现实根据。作为经典的某些作品所表述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完全是历史事实，但是这些作品通过虚拟人物与事件，所传达的历史与时代的价值观念是真实的、是经过了社会历史事实检验的，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被大众所认同。

在引述历史时，人们常常会把这些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当作真实的历史论据来引用。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经典名著中某些文艺虚构的内容，已经被社会主流意识所认可，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种价值层面意义上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水浒传》中的人物由最初的“三十六人”演化为后来的“一百单八将”，栩栩如生的虚拟人物在民间传承过程中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历史文化的认同价值。但是，把这些承载了历史文化内涵的人物与情节拿来“戏说”和“搞笑”，本身也有着对传统历史文化解构的意味。从某种程度上的戏说和消解有伤大雅，而一旦对经典名作的戏说和消解蔚然成风，在社会文化领域内，经典著作合理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历史文化内涵则必然会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经典名著“消费版”，无疑都在利用已有了广泛传播基础的名著声誉，借题发挥。一旦这种借题发挥形成潮流，消费名著的意味淹没了名著的原有意义，在这种消费主义文艺潮流中，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变味的“戏说”、“新说”。此类对经典的改编虽然暂时还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领域，但由于这些作品常常是影视剧的题材来源，因而对当下及未来的社会意识的影响无法估量。

第二，红色经典作品的过度改编。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经典改编风潮，也出现了对“红色经典”⁽¹³⁾的文化改编与文化消费热。暂且不论“红色经典”这种提法是否科学，仍有许多学者持否定态度，这一提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现实的认同，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官方历史的某种程度上的首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典都是历史比较久远的，也许要经过上百年才能对是否是经典作判断，但“红色经典”所叙述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几十年前的历史，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表现是否经典，是否会久远流传，需要时间继续检验，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共识。这样，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的意义和对久远历史题材或历史经典文献的改编的意义就不同了。《红岩》、《沙家浜》和《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是特定时期历史意识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情况，在当时被中国大众所认可也是不容否定的。在当代对“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戏谑、漫画式夸张，都是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的不良倾向，在颠覆的同时，也把“红色经典”中的价值体系与文化精神颠覆了。

“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在当代有不少被改编得不伦不类。近年来，炒作得比较热闹的一个是红色经典《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另一个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改编。电视剧《林海雪原》之所以引起“热闹”，源于它对原著中的革命者形象进行了搞笑式改编。原著中英勇威武的杨子荣在电视剧版中成为一个油腔滑调、猥琐懒散、牢骚满腹、尽搞小动作的部队田司令身边做饭的老兵油子。由于熟悉当地情况，会讲土匪黑话，他才被派上威虎山剿匪。更为搞笑的是，该剧在诋毁传统英雄形象的同时，还把《林海雪原》由剿匪故事改编成了一个言情戏。剧中给杨子荣安排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初恋情人槐花。槐花被卖到东北和土匪老北风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又被座山雕认作儿子，杨子荣和已经做了土匪妻子的槐花旧情纠缠的同时，他和座山雕围绕着儿子问题纠缠不清。为了使言情戏不单调，还安排了少剑波与白茹的言情戏，导演居然拿出整整一集表现两人之间做作、煽情的革命恋情。原著中的历史感在该剧中荡然无存。

小说《沙家浜》的改编则以内容的颠覆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小说的主要人物依旧是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阿庆等，与作为原作的京剧《沙家浜》中的人物一致。但小说却有意把人物个性与故事情节进行了“戏改”，阿庆嫂被描写成为风流成性的女人；胡传魁被描写成“有义气在、有豪气在”的炸碉堡、除汉奸的抗日豪杰；郭建光被描写成胆小的窝囊废等。《沙家浜》的改编事件说明了当下“红色经典”的改编特色与接受取向。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若一件文艺作品或一件事情只有几个人“发难”，也许该文艺作品的作者或事件的当事人不会介意，甚至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宽慰自己。不过，作品或是事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或是各个阶层的集体谴责，那就得反思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时就再也不能使用阿Q式的自慰或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解释了。同时，《沙家浜》的“戏改”也反映出当代文艺创作中不容忽视的消费主义思潮倾向已经潜移默化地泛化与泛滥。无论这种改编有多么合理的借口，这些改编作品实质上都是粗鄙化的东西，它一方面在颠覆传统一代的严肃的精神价值取向，一方面在迎合消费主义的金钱本位的精神虚无潮流，最终给予人们的是不健康的精神文艺作品，错误地引导人们对文艺作品的理解、认识和判断。

当代中国消费主义文艺思潮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具有商品属性与艺术属性等。而在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面向市场的消费主义文艺作品大多属于谋求物质利益的商品，无论是古装戏大片，还是枪战片；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等，都是以经济收益为目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正因如此，我们更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艺术家在考虑文艺作品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

中国当代的消费时代不同于西方社会金钱本位的消费时代。虽然消费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发达社会，“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¹⁴⁾当代的中国文艺思潮不可能不受到消费主义世界化的潮流影响，但是，中国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主流文化，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并不认同消费主义文艺就是文艺的终极样式。面对消费主义文艺思潮泛滥的形势，中国主流文化始终以强有力的声音强调文艺的社会效益，强调反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强调对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中张扬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批判，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当代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语境下，无论消费主义文艺思潮如何与全球化语境相契合，文艺的非商品属性始终会制衡文艺消费的商品属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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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8．

(4)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

(5) 陆贵山．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3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33．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03．

(7)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8．

(8)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9．

(9) 秦勇．狂欢与笑话：巴赫金与冯梦龙的反抗话语比较［J］．扬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10) 陆贵山．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5．

(1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60．

(12) 陆贵山．当代中国文艺思潮［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

(13)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N］．南方周末，2004-5-6（14）．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