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表现形式

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从先锋艺术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反思，主要还是一种理性化的艺术认识与思考，因而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性艺术精神，那么先锋艺术的怀疑论倾向与解构性冲动，则显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特性。

先锋艺术是现代艺术流派之一，广义的泛指最新的、具有反叛性的文艺现象；狭义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出现的、反对艺术体制和艺术自律的一些艺术流派。先锋艺术这个词出现在西方的现代主义之中，是西方现代主义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考察现代艺术史，包括他们后来所做的，就是一种原创性——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艺术样式。

中国对先锋艺术的探讨，在绘画上主要表现为1986年下旬上海的两次重要展出，一次是11月在徐汇区文化馆举办《凹凸展》，一次是12月在虹口区第二工人文化宫进行的《M观念艺术表演展》。这几次展出，可以看成是上海先锋艺术从现代派式的绘画探索，进一步推向观念化的当代艺术的起步。这些艺术家在上海艺术圈滥觞之后，想进一步探索边缘，寻求更彻底的现代性。这一局面在随之而来的各种运动中结束。

在文学作品中，先锋艺术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的两篇小说即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之中，这两篇作品中的先锋艺术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刘索拉的作品曾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现代派的代表作”，有学者认为这篇作品：“它恰恰是一部真正的后现代小说，因为它不是在煽动而是开始消解现代主义无限扩张的自我意识，所叙述的不是自我主动承担而是别无选择地被动承受。”⁽⁶⁾

还有一部分作家，例如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和北村等一批先锋小说家，却以另一种方式即追逐叙事游戏的方式，来解构传统和消解意义。这批先锋小说热衷于编织故事，以题材的根本无意义为前提，关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所谓“传统小说读情节，先锋小说读语言”，叙事游戏成为小说本体，完全颠倒了小说叙述与情节意义的关系。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有意将故事碾碎重新编撰，在碎片化的拼贴中构造扑朔迷离的叙述圈套，以意义的消解来凸显语言叙述的功能。格非的《褐色鸟群》迷恋于设置时间的怪圈，人物行动和故事叙述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以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行动片段镶嵌在迷乱的时间维度中，叙事充满了诡异。还有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洪峰的《奔丧》，余华的《劫数难逃》等，也都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手段进行的语言叙事实验，在解构叙事传统的同时重构先锋小说特有的叙事风格。德国学者维尔士认为：“后现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知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手段，而只能采取无客体关联、非表征、单纯能指的话语。”⁽⁷⁾

解构主义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种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与伦理道德等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设计原则（美学、力学、功能），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与重组等，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先锋文学之后，最具有解构特征的是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化”写作。如果说此前文学的解构特征，主要是解构某些僵化意识形态观念，传统的审美意识与叙事模式，而且其解构的方式也还比较讲究文学叙述策略，那么到了王朔的笔下，则一切都变得明确简单。他不仅将一切通常被视为崇高的东西，如人生理想和道德情操等作为迂腐之物加以嘲弄，甚至抱有一种极大的敌意，要从根本上将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全部社会价值体系进行彻底的颠覆性解构。王朔曾坦白说：“我的作品主题……就是‘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⁸⁾。因为我没念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⁹⁾而他的解构特征，是以没有一点儿正经的态度进行调侃与嬉笑怒骂，在《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儿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和《过把瘾就死》等作品中无不如此。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写到张明与王迪的初约会，有这样一段比较典型的调侃式的道白：“……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又说：“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得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夹一筷子。”“谈恋爱没劲，不谈恋爱也没劲，总之，活着就没劲。”⁽¹⁰⁾此类描写在王朔系列小说中可谓比比皆是，显示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对于这种写作态度，有学者指出：“它的反社会、反规范、反偶像精神不是体现在积极的反叛上，而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享乐主义。在这种文化心理中，国家、民族、信仰和道德等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无不贬值，根本不占任何位置，唯一有意义的就是及时行乐，不需要明天也没有明天。‘颓废的文化心理’绝对是反社会与反规范的，但它没有任何高尚的内容和悲剧精神，只是用极其庸俗的方式去吞噬与消耗，甚至腐化社会机能，促使社会的传统规范在嘻嘻哈哈的闹剧中瓦解消失。”⁽¹¹⁾后来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如韩寒的《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等，也表现出冷漠的调侃与玩世不恭，可见，解构主义对现代文艺产生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条件下，在意识形态、信仰与道德等“中心化”价值普遍解体的文化语境中，文艺创作中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不仅仅表现在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中，同时也体现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潮流中。新写实小说的基本观念是“零度写作”、“还原生活”，从而中止判断，拆除深度模式，消解中心意义，走向边缘化叙事。从新写实小说的一些代表性的文本，如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和《新兵连》，叶兆言的《艳歌》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化、典型化结构叙事模式，还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意象化、象征性结构叙事模式，都已被解构得不见踪影；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化生活与人物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的意念化生活与人物，也早已转换成为对平民化日常生活的描写。

在小说拉家常式的叙述中，艺术真实被颠覆“还原”为日常生活真实，生活的意义被消解“还原”为流水账般零散而琐碎的叙事，人物的主体性被抽空“还原”为庸俗化的现实存在。小说结构在叙述上的平面化、零散化和琐碎化，折射出来的是价值取向上的世俗化与粗鄙化，这正可以看作是新写实小说所具有的一些后现代特性。正如有学者评论说：“这些作品流露出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终极价值信仰的彻底崩溃和全面否定；以消解主体和主体性的‘纯客观’冷漠态度来对抗现实的冷漠，取消意义、躲避解释、逃离价值判断、着意呈现生命体验与生存状况的原生态；常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写作，有意颠覆传统表现形式与技巧，字里行间闪烁着反讽的戏谑笔调；把语言实验提高到文学本体的高度，在叙事和抒情的语言策略上煞费苦心，竭力造成由语言游戏自身产生的审美效果；等等。”⁽¹²⁾

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价值走向世俗化乃至庸俗化。詹明信曾说：“后现代文化在表达形式上的艰深晦涩，在性欲描写上的夸张渲染，在心理刻画上的肮脏鄙俗，以至于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不满时所持的那种明目张胆、单刀直入的态度。凡此种种，超越现代主义在其巅峰时期所展示的最极端、最反叛、最惊世骇俗的文化特征”。⁽¹³⁾

在某些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后现代性的具体特征为历史的边缘化和边缘化的历史叙事，从而导致历史理性被消解。其中大致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或者颠覆“历史决定论”，标举所谓“新历史”写作或“边缘化”写作策略，热衷于写情节的偶然性和事件的突发性以及人物的个人动机与偶然性行为所造成的矛盾冲突及历史转折，所展现的是历史虚无规律和扑朔迷离以及命运的变幻无常；或者颠覆历史是非观，追求所谓“历史还原”，即还原历史争斗的事实本身，回避解释历史。如果说其中实际上包含了某种认识判断，那么也不过是把一切争斗的根源都归结为人的欲望与野心，“还原”为人性的表演或展示。

第二种是在“戏说”历史，借历史来娱乐搞笑。此类创作往往在历史的漂流物中打捞出某些碎片泡沫，如宫廷秘事或野史趣闻，进行拼贴与演义。作品中真实的历史背景被抹去了，严酷的现实苦难被淡化了，各种矛盾斗争也都被游戏化了。其中有意或无意传达出来的历史观念是：不必拿历史当真，它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只是一场闹剧。它一方面将历史转化成演绎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并迎合大众口味和商业规则的绝好文本，另一方面则根本消解了历史理性。

与此类似的是某些文学经典改编类的文艺创作，其基本价值取向也在于游戏化，从而消解了原作的严肃意义。例如，根据鲁迅作品《阿Q正传》改编的电视剧《阿Q的故事》，被改编成了阿Q与吴妈、秀儿与豆腐西施等几个女人的情爱关系为主线的荒唐故事；红色经典作品《沙家浜》被改编为小说，其故事主线也变成了一个女人（阿庆嫂）与三个男人（阿庆、胡传魁、郭建光）之间不明不白的情感角逐。有些评论极力为此类作品开掘阐释出所谓消解阶级性而还原“人性”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仍难掩其“媚俗”的本来面目。至于当今已普遍流行的个人化与私密化的写作，尽管屡被人们指斥为粗鄙媚俗、情感异化和精神价值低迷，然而仍大有市场。这一切表明了文化消费市场对文艺生产的巨大吸引力，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社会的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