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文艺思潮对当代创作的影响

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与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涌动同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发生、发展的最深厚根源仍然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在声势浩大、众口一词的现代化诉求中，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生不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

从主题角度看，中国当代出现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主要是模仿、借鉴和融合了西方新人本主义的“人学”观念，而非近代的人道主义。比如西方存在主义与文艺思潮中的孤独的个人、人生的虚无与荒诞、敌对的外部世界给人带来的“异化感”等观念，对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观念的影响是强烈而持久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中致力于表现荒诞感的作品有很多，诸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和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作品大都采用荒诞的观念与视角诠释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改革开放后，文艺对“性”的格外关注，对性本能压抑和性变态描写的广泛存在，除了同中国在两性关系上的封建禁锢和这种禁锢的逐渐解除相关外，显然与西方精神分析的“潜意识”与性本能观念有密切关联。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虚构了一个畸形变态的性爱故事，其中包含的宿命观和因果报应论使这篇小说充满了神秘的气氛。这篇小说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部精神分析小说。此后，“性”的描写和展示一发不可收拾，在整个文艺领域形成了“性”思潮。

与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致力于恢复现实主义直面现实人生的传统，吟唱人本主义的主题，重建“实践”理性权威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主义文艺开始崛起，它的“人学”理论很快就显露出非理性、反传统、反现实和自我内向化的特点。比如“意识流”小说的叙述视点明显地转向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当下生活的感觉和意识的无序流动被高度重视，传统的全知全能的作者视角几乎被取消。王蒙的《夜的眼》、《蝴蝶》和《春之声》，李陀的《自由落体》等作品是这方面较早的尝试。而那些着力表现生命的非理性倾向的文艺作品则表现为对性的崇拜与玩味。如果说新潮美术是对性主题、性意象的肆意表现，“而生命原欲小说则指向人自身的感性生命世界，自身生命的内驱力，内在、潜在和深层的生命欲望的横流。”⁽⁵⁾这类作品对“性”的表现有三个特点：第一，将性爱、性本能本体化和形而上化，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等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第二，将性爱、性本能形而下化和动物化，如莫言的《红蝗》对四老妈等人性行为的描写等。第三，将性爱和性本能当作审美和玩赏的对象加以描写，这一点在张贤亮、王安忆和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均有表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奔丧》，余华的《往事如烟》，苏童的《妻妾成群》等，都是重视故事的结构和叙述本身的意义，“文体的自觉”高于一切。正像有的理论家指出：“在它们的‘形式革命’中，总是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含义’。它们对‘内容’、‘意义’的解构，对于性、死亡和暴力等主题的关注，归根结底，不能与中国现实语境，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和精神创伤的记忆无涉。”⁽⁶⁾(www.xing528.com)

总之，对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艺“人学”的意义的估量，应当充分注意到它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国的现代主义创作是在中国现代化环境中生成的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文艺现象，是中国当代人文精神建构文艺现代性的自觉努力。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文艺主张和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性焦虑的一种浮躁形式，它无视中国当下情境的特殊性，肆意移植西方新人本主义的问题，对当代中国更为紧迫的“实践”理性建构无疑起到了转向和阻滞作用。它的反传统、非理性与自我内向化倾向，固然不无意义，但是它的极端发展却使现代主义的文艺实践很快走进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