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人本主义的兴起

人本主义文艺思潮是在拨乱反正与反思“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的、根源的总体语境中出场的，因此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其产生背景具体来说有三点：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怀疑、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其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丑恶的社会现实，如人性的扭曲，理论、信仰与现实的严重背离，社会生活的极度荒谬性以及精神上的蒙昧主义。第二，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一种热烈的精神复苏和思想解放的气氛，这种气氛构成了人本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具体心境。第三，从政治方面来说，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地废止了“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与文艺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表述：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艺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艺事业。在1984年12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宣读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就把文艺“自由”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因此，人本主义各种问题的开展，在当时已经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政治可能性，并受到这种可能性的推动。此外，世界性的人本主义思潮随着对外开放进入中国文艺界，给中国的人本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话语资源和全球性语境。

人本主义是德文Anthropologismus的意译，又译人本学。希腊文词源antropos和logos，意为人和学说，通常指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以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与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费尔巴哈由于把庸俗唯物主义同一般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不仅避免采用，甚至反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因此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作“人本主义”或“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是宣扬非理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唯心主义理论。“人本主义”以抽象的与永恒不变的所谓“人的本性”作为基本前提和评价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绳，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相联系，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不存在抽象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人为本”只能从社会发展实际中去把握。

在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人本主义文艺思潮论争涉及的重要问题有：人与异化、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和文学、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等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异化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人本主义，并且这种人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彻底性和先进性。“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中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那种把人本主义作为广义与狭义来区分的观点抹杀了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事实。邢贲思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建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摒弃了那种用人的天性作为最高准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本质的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¹⁾陆梅林的观点与邢贲思的见解大体一致，他不同意把人的问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出发点的见解，认为这是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东西当成了马克思主义。丢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导致这种错误观点的症结所在。

一些符合中国文艺的现实需要、能够灵敏地触动当下心境的人文精神形态，总是优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很快与中国人的文艺精神发生共鸣，比如西方古典时期的文艺美学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神和艺术作品，近代启蒙主义理念，德国的古典哲学和美学，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艺流派，现当代哲学、美学与文艺学等，都曾与中国当代文艺相遇合、相冲撞。这些都给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最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

异化问题是人本主义论争的又一个理论热点。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第二，异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关于异化的讨论也存在针锋相对的见解。(www.xing528.com)

王若水、俞建章和陈辽等人认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范畴，并非转瞬即逝的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各种异化形态的科学全面的分析，马克思到晚年并没有抛弃“异化”这个概念。按照他们对“异化”含义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体现为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异化。

另一派认为：“异化”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尚带有费尔巴哈主义的遗迹，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异化”这一概念就很少出现。不仅如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明了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理论。因此他们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是不成熟的东西，不能归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²⁾是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用它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某些阴暗面，既不科学也不妥当，社会主义不存在异化。

1984年1月，胡乔木的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带有总结意味，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核心是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了驳斥，认为这两种论点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主张抽象的人性论，其思想方法和出发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伦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既有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后者与前者的关系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纠葛作了权威的剥离。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标志，经过短暂平息，人本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思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被悬置。随着这场理论争鸣实际上的“停战”，20世纪80年代的人本主义文艺思潮开始走向躲避或趋于消歇。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人本主义文艺思潮，不免使人感慨和深思。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艺，从宏观角度来说，在不断走向新生和进步，走向开放和自由。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虽有艰难险阻，但终归能够克服障碍，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第一，当代中国人本主义文艺思潮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党的拨乱反正政策的落实；没有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确立，人本主义文艺思潮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因此，人本主义文艺思潮虽然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题材出现的，但是文艺思潮在理论和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带有“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遗迹。这说明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有力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

第二，人本主义文艺思潮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起来。这实际上隐含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日益僵化、教条主义化和形而上学化的深刻不满，这种不满转化为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从某种意义来说，人本主义文艺思潮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是当它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的时候，显然同样走向了理论的误区，陷入了一种新的片面性。在此意义上，人本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文化大革命”终结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直接的意识存在着，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文艺批判远未达到理性反思。

第三，作为人本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反对将人本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体系或将人本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出发点的理论家们，以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了人本主义的理论偏颇，并将这种偏颇明晰化了。林默涵认为：“用异化理论来看待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会瓦解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是极其有害的。”⁽³⁾刘白羽指出：“清除‘社会主义异化论’对文艺创作的不良影响，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前途的全局性的大事，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旗帜的根本性问题。”⁽⁴⁾显然，这些理论家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人本主义对“异化”问题的阐释，应当说这样做在当时的环境中带有某种必然性。他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神圣性和唯一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完善的体系，其本身不可能包容人本主义那样繁杂的东西，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不容怀疑和挑战的。

从今天来看，反人本主义文艺思潮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它同样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终结的直接观念成果而存在的，也尚未达到社会主义的自我反思水平，其偏颇也很明显。今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未终结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需要发展，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创新思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指导，应当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来解释当代中国的人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