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潮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结构中，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文艺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重任。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出并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新成就。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与理论家，他的伟大思想和贡献，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等诸多领域，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中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代表。毛泽东文艺思想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品格。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是从中国革命及其具体文艺的实际出发所建构起来的，这主要在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光辉的阐述，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一定发展。

1943年7月，王稼祥第一次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范畴，而实际上，整个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思想早已建构起来了。该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⁴³⁾在此之后，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思想的文化实质进行了更为明晰的阐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⁴⁴⁾这一论述，同样揭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

1．集中解决了文艺家与群众的结合问题

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的功绩，首先表现在，除了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外，还鲜明地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⁴⁵⁾的原则问题。毛泽东不仅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心问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充分认识到文艺与群众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还创造性地找到了解决这一关系的具体途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和“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⁴⁶⁾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突出贡献。

关于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希望无产阶级与革命的文艺运动结合到一块，并期望着“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⁴⁷⁾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⁴⁸⁾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显然更强调、更突出、更重视，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核心。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⁴⁹⁾的确，这一文艺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在“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进行中国革命事业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是“为人民服务，”⁽⁵⁰⁾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部分的革命文艺的主要表现、接受与服务对象，只能是人民群众。

从表现对象看，毛泽东的《讲话》认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主要表现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⁵¹⁾“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⁵²⁾革命文艺自然应当去真实地表现一切社会生活，而将其主要内容去表现人民群众的现实与历史生活及其思想、情感、意志与理想等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及其英雄人物，人民的伟大斗争肯定的社会美与现实美是革命文艺源泉。革命文艺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去真实地表现那些不属于人民群众范畴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文艺的题材是无比广阔的，然而，革命文艺又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作为其重大题材。

从本质上看，“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⁵³⁾革命文艺所表现的，首先应是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⁵⁴⁾为了真实地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及其社会生活，毛泽东在《讲话》中尤其重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修养与人格塑造问题。既然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作为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人民生活”能否被艺术地加工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决定于创作主体是否是一个革命作家。《讲话》发表的那个时代，许多从上海亭子间奔向延安的作家和画家以及向往革命、从事文艺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包括其人生观与艺术观，其实尚带有较多的那个旧世界的痕迹。因此，要创作革命文艺，除了要主要表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根本的一点，是要转变文艺作者的立场、观点与创作方法，用《讲话》的话来说，就是要把“立足点移过来。”⁽⁵⁵⁾毛泽东在《讲话》中现身说法，满怀感情地讲述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看不起那些“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⁵⁶⁾的工人农民的学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历程。他号召延安乃至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⁵⁷⁾《讲话》鲜明地反对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社会生活、违背群众思想感情、利益要求的“自我表现”的创作倾向，要求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讲话》还指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⁵⁸⁾这与全国范围内的读者、观众、听众比较起来，在人数上自然是少数，然而，革命根据地集合着大批革命者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文艺接受的要求与口味，代表一种革命的、新的文艺接受思潮。毛泽东说，“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⁵⁹⁾“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⁶⁰⁾

革命文艺的接受，一方面受制于革命文艺自身具有“全国意义”甚至世界意义这一点，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根据地广大老百姓当时的接受水平与要求出发，这就从接受角度衍生出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时刻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即“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⁶¹⁾。“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⁶²⁾。首先是普及，接着是提高。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⁶³⁾这在文学艺术的服务对象意义上，揭示了我们的文艺的“人民”性质，是“历史是人民创造”⁽⁶⁴⁾的唯物史观在文艺理论中的体现。

总之，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表现、接受与服务对象问题，是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内核。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基本原则。

2．确立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唯物辩证关系

关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问题，是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建构的基本问题之一，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自身审美特性与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生活美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⁶⁵⁾“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⁶⁶⁾并着重指出：生活美和艺术美“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⁶⁷⁾这一著名论断充满了辩证法。

生活美和艺术美在西方美学史上曾经引起过热烈的争论。柏拉图从“理式”论和“模仿”说出发，认为最高、最美与最真实的是“理式”世界。“理式”派生一切，却不把真实和美的品格赋予艺术。因此，艺术是“理式”世界的“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着三层”。⁽⁶⁸⁾艺术既不真实也不美。黑格尔断然抛弃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但其艺术辩证法又有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式”论。他关于“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的命题，实质是“绝对理念”高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理论表述而已。“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⁶⁹⁾自然美虽然也是一种美，却是美的一种低级的“不完全不完美的形态”。然而艺术远比自然优越。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处于“理念”的复归即静穆和谐的“绝对理念”和“较高境界”中，是“理念”自我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总之，“只有艺术美才是符合美的理念的存在。”⁽⁷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来源于生活”来论述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关系问题，他得出了“现实的美是完全的美”、“真正的美是现实的美”⁽⁷¹⁾这一结论。

毛泽东在论述生活美和艺术美的相互关系时，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柏拉图、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

第一，毛泽东为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确立了一个理论“坐标”和支点，即首先指出“两者都是美。”⁽⁷²⁾这就是说，社会生活尽管纷繁复杂变化无穷，却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艺术美，还是生活美，都有机地统一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独立存在。尽管就反映论而言，艺术美是对客观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艺术美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由一定物质媒介、按照一定美的规律确定下来的客观存在的“第二自然”。生活美的形象特征艺术美必然也具备，它们都是现实对人的本质力量通过一定的形象或形式的肯定。因此在本质上，“两者都是美”而没有区别。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美的具体事物的两种不同存在形态，即“自然形态”与“观念形态。”⁽⁷³⁾生活美是“自然形态”的美，而艺术美是“观念形态”的美。从美的创造角度看，又可将美的事物大致分成由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的美与由精神生产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美。其一，所谓“自然形态”，并非仅指天然生成的未经人直接加工的自然美的具体存在形态；同时也指未经艺术加工的社会美的具体存在形态。社会美中诸如万里长城、大运河、中华民族以及英雄豪杰等社会事物，尽管或者是由物质生产所直接创造的美，或者归根到底是同社会物质生产、社会斗争密切联系的美，它们在具体存在形态上与日月星云、高山大海等自然美不同，但相对于由精神生产、经过艺术加工所创造的艺术美来说，毕竟还是一种“自然形态”。其二，“自然形态”的美与“观念形态”的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自然形态”的美即生活美，是“观念形态”的艺术美的源泉。生活美的诞生、发展与成熟促使了艺术美的出现，推动了艺术美的发展，而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美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艺术美一旦作为“第二自然”重新投入现实生活领域，其形态所蕴涵的观念与情感的力量，会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给生活美以有力的馈赠，丰富和推动生活美的发展。其三，任何美的事物创造，本质上都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相统一谐调的社会实践过程。艺术美的创造固然是精神劳动，但不能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而劳动必然融合创造主体的主观精神因素，包括对生活的感受、艺术想象、情感、意志和思维等多种心理因素。但同样是创造，其渗透在创造实践中的主观精神因素毕竟各具不同的特点，正因如此，才决定了生活美和艺术美的社会价值与具体存在形态上的不同特点。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生活美称为“自然形态的东西”⁽⁷⁴⁾，又说艺术美是“观念形态的”，⁽⁷⁵⁾在自然形态上，生活美使一切文艺相形见绌，而在观念形态上，艺术美应该高于生活美。

第三，毛泽东指明了生活美是艺术美的基础和源泉。以往对生活美和艺术美相互关系的研究，人们有时偏重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六个“更”，即艺术美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而忽视他提出的生活美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⁷⁶⁾以为艺术美高于生活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其实，二者的正确关系早已为毛泽东阐明了。

生活美是艺术美的源泉，不管艺术美怎样令人愉悦，它绝对不能改变它对生活的依存关系。艺术创作既然要突出生活美中的许多东西，也就必然会忽视、无暇顾及生活中其他许多美的事物，艺术美的创造也就只能做到近似地描绘生活美的程度，真实而又近似地达到与客观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一致。“不言而喻，图画不包括对象的全部，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图画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近似地一致。”⁽⁷⁷⁾

因此，人们通过艺术对生活美的探求与表现是无止境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任何忽视生活美的观点都是有害的。生活是源，艺术是流，是复制与重构。“无源之水会干涸，无本之木无法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⁷⁸⁾这对于艺术美的创造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四，对于艺术美，毛泽东认为其在观念形态上却比生活美更具有优秀品质。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对艺术典型化要求在理论上的整体把握。

毛泽东关于艺术美的论述，在理论上论述了艺术美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客观对象与主观审美评价的统一等。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艺术美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艺术美“可以而且应该”高于生活美的另一个地方，在于它把那种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随时可被历史所淹没、稍纵即逝的生活美以及人发生于瞬间的审美感受“挽留”住了，确定在了一定的美的艺术形式之中，同时把生活美本来所客观存在的形式美艺术地“拣”回来，成为艺术形式的美。

毛泽东指出，与艺术美的观念形态相比较，生活的自然形态是“粗糙的东西”。⁽⁷⁹⁾大自然的声响丰富多彩，既有春鸟秋虫百啭千鸣，又有扰人的嘈杂的声音，于是艺术创造就来加以过滤，把那些悦耳的声响确定在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音乐形式之中；大自然的色彩绚烂多姿，但有时不免斑驳凋零，于是艺术创造就来加以筛洗，把那种悦目的色彩和谐地确定在具有空间形式的绘画形式之中。不断地挑选、删除或增添，他们逐渐找到一些不再跟自然一样，然而比自然更完美的形式，文艺工作者把这些形式称之为理想的美。

客观生活美的自然形态无疑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但在现实生活的一定时空条件下，往往只能把其美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显现出来，艺术美创造出了理想高度，通过取舍、浓缩、夸张和凸现，力求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全部的美，描绘出人们心中的美的艺术形象来。

综上所述，文艺与人民群众、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辩证关系问题，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与中国革命及其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又中国化地发展了它。这正如刘少奇所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⁸⁰⁾

3．揭示了作家审美感情实现的新途径

毛泽东十分清醒地看到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文艺所具有的巨大的能动作用，明确地表示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党的工作服务，并旗帜鲜明地表述了无产阶级的功利观：“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⁸¹⁾

展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毛泽东论文艺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将文艺同党的工作、革命事业联系起来，高度重视文艺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毛泽东研究文艺问题的一贯立场。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一术语并非马克思恩格斯首创，它出自法文的Ideologie。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载，“意识形态”一词最早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1754—1836年）在《观念学原理》中提出，他用这个词表示他所称谓的“观念科学”，其目的在于以理性为基础，经过实践形成一种系统的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世界。从那时起，“意识形态”一词在法国，进而在德、英、意大利等国都兼有褒贬两重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采用了这一概念，并在理论上作了重大发展。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指的是狭义的带贬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其根本特点是“虚假性”；而“一般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广义的现代意义上“意识形态”，它是“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⁸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简要地表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⁸³⁾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作了具体独到的阐述：“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⁸⁴⁾

这里的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毛泽东指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决定精神，同时又强调精神的反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具体运用。在这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更强调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反作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⁸⁵⁾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表明，它必然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文艺要介入现实，要参与到变革历史的进程中。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五四”新文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⁸⁶⁾对文艺的“伟大影响和作用”的估计和功能的重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是最重视文艺的意识能动作用的。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革命战争频繁的岁月，强调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确可以使文艺产生强烈的战斗作用，事实上也出现了一批反映工农兵战斗生活的优秀作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可以说正是中国文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4．提出了文艺批评标准

文艺批评的标准，既是品评文艺作品的依据，也是文艺批评自身确定性的体现。有人认为，文艺批评的是非曲直没有一定的标准，也无需标准；有人则将文艺批评的标准视为“圈子”，反对“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⁸⁷⁾对此，鲁迅作了反驳：“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⁸⁸⁾事实上，任何批评都是有标准的，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定的价值尺度。“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⁸⁹⁾可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批评标准，而在于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批评标准。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非常重视，将它作为文艺批评中一个重要问题专门提出来加以讨论，并予以明确阐述：“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⁹⁰⁾那么，何谓政治标准，何谓艺术标准？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环境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⁹¹⁾这是从当时的时代和革命的要求出发，所确立的区分进步文艺与反动文艺的基本尺度。这里的政治标准带有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定历史色彩，有利于抗日和人民内部的团结，构成了当时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的重要内涵。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标准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和变化，但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即政治是阶级、群众意志和愿望的集中体现，对文艺工作者、作品和创作倾向的批评，应以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

在论述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⁹²⁾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的关系是文艺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对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同时也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纵观文艺批评史的历程，我们看到，特定时代的人们，在进行具体的文艺批评活动中，总是从一定阶级的根本要求，即从政治理想和思想倾向出发，把鉴别作品是否对本阶级有益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对于有利于维护本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艺术，总是肯定和赞扬的；对于不利于甚至破坏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艺术，总是贬低甚至禁毁的。尤其是当国家和民族处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非常激烈时代，政治标准对文艺批评的重要意义就显得格外突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若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绝对化，或者把政治标准“第一位”变成政治标准“唯一”，就会导致只顾宣传政治不提高艺术质量，从而出现艺术上粗制滥造的倾向，或者以政治标准作为定性和划线的尺度，对文艺工作者与作品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反过来，有人将艺术标准视为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认为文艺就是文艺自身，文艺要坚持的是文艺的内部规律，这也是与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要求不一致的。思想内容优先是由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性质决定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表述得十分透彻：“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⁹³⁾

应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将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作为相互对立的范畴，而是强调其统一性。艺术毕竟不同于政治，政治也不能替代艺术。文艺批评在强调思想内容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不能忽视艺术形式对文艺作品成败优劣的重要性，更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在谈到批评标准时，毛泽东根据中国的文艺现状和革命事业对文艺的要求，坚持“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⁹⁴⁾这“三个统一”运用于文艺批评，即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尽管“政治标准”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要求，但这种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把握和协调批评标准之间的关系是有指导意义的。在从事文艺批评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又要重视文艺批评，通过科学的分析和充分的说理，促进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文艺批评实践中，文艺批评的两项标准是应该而且能够达到辩证统一的。

毛泽东强调文艺批评标准的具体的历史性，并没有将文艺批评的标准绝对化。历史性是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文艺批评应根据不同社会历史环境对文艺创作的要求确立自身的任务、价值取向和具体标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⁹⁵⁾“抽象的”、“绝对不变的”的批评标准是一种僵化的、教条的批评意识，它必然抹杀文艺创作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特征。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在评判文艺作品时所采用的政治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不言而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定的政治标准就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在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出发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我国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提出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⁹⁶⁾至于艺术标准，虽然因文艺作品艺术美的客观性和欣赏中的某些共同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艺术标准的确立仍有着不尽相同的选择。一般文艺批评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要求，应当以艺术上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文艺达到的水平作为依据，而它同样是具体的、发展的。当然，文艺批评标准的发展变化都是从“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⁹⁷⁾在今天，我们在从事文艺批评时，也应当根据当今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宗旨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

毛泽东主张在从事文艺批评时，从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确证文艺作品的价值。他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心主义观点，另一种是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其中着重批评了当时文艺界某些人片面强调动机忽视社会效果的倾向。毛泽东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⁹⁸⁾文艺作品的价值必须在社会效果中才能得到确证，动机和效果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统一。在从事文艺批评时，应该把文艺作品所产生的效果置于主导地位，同时把动机和效果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对复杂的文艺现象给予科学的说明和实事求是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并不是要求文艺创作去一味地迎合大众，或适应一些庸俗的人的低级趣味，或片面追求“票房价值”，这些不会带来好的效果。我们的文艺不仅应该为人民大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而且有责任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欣赏能力。衡量一部作品艺术性的高低也是如此，那些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往往能够为人民所喜爱和接受；相反，艺术性的低俗就会受到人民的批评。而文艺批评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艺术水平，从而使文艺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总之，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划分和所阐述的批评标准辩证统一的思想，特别是对文艺批评标准的具体历史性和动机与效果的论述，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文艺批评的价值评估和思维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的评论文艺作品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批评标准相比较，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标准带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在今天看来，用“政治”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一方面，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是很多的，除政治观点外，还包括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与艺术观点等，仅仅分析作品的政治倾向很难全面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另一方面，从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来看，有些作品的题材并不直接表现政治内容，如果也用政治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的话，就会出现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以寻求更贴近当代文艺创作并且具有当代意识的价值尺度和批评标准。

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和新时期的文艺实践，为我国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发展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思想。

1．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历史使命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⁹⁹⁾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有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¹⁰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标志。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不能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是难以立足的。同样，仅有物质文明而没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支撑的社会，是畸形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大厦迟早会倾斜、坍塌。物质文明越是发达，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就越高，而且精神文明应当适当地超前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功能在不断扩大，已渗透到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各个领域，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甚至成为决定一个产品成败的关键。文化正在由服务型功能向主体性功能转变。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一趋势，也预示了必须把包括文化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正是根据这样一个总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二为”方向，“双百”⁽¹⁰¹⁾方针，“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¹⁰²⁾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而奋斗。促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培养“四有”社会主义新人，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在四个现代化进程中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的提出，是邓小平站在世纪的高度，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合乎规律的发展，也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核心。其他一切有关文艺的论述，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文艺思想鲜明的时代特色。

2．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思想

邓小平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途径和方针方面，提出了如下思想。

首先，他在重申文艺要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同时，反复强调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¹⁰³⁾如果这些人的阴谋得逞，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要付之东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¹⁰⁴⁾并反复强调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长期坚持”下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前提。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次，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路线，保持社会主义文艺“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¹⁰⁵⁾“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¹⁰⁶⁾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又根据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和文艺战线的实际，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¹⁰⁷⁾并“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二是文艺“要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要努力“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形象。三是要保持文艺工作者“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三点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文艺也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¹⁰⁸⁾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到“四化”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和体验他们的艰难与曲折、欢乐与痛苦，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¹⁰⁹⁾这是邓小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指明的发展方向。

再次，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坚持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相结合，走民族化的道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针，是经过长期艺术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针，与文艺的“二为”方向是完整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反映生活的文艺更应是姹紫嫣红的。

3．社会主义文艺的效益观

邓小平的文艺效益观，首先表现在对文艺社会功能及作用的认识和要求上。邓小平不仅强调了文艺的认识、教育作用，也同时强调了文艺的审美、娱乐作用，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把握文艺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更好地实现文艺的社会效益。

其次，实现文艺的社会效益，要注意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批判各种错误思潮。针对文艺界出现的对“二为”方向的“淡漠”，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缺少“热忱”，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¹¹⁰⁾大肆鼓吹西方所谓“现代派”思潮，宣扬文艺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宣扬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个别作品甚至出现宣扬色情等错误倾向，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些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¹¹¹⁾从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特别是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考察文艺的社会效益，就必须和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既要“破”又要立，以立为主，立中有破，“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多出好的精神产品”。⁽¹¹²⁾“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¹¹³⁾同时“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¹¹⁴⁾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文艺的社会效益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要正确认识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绝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绝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¹¹⁵⁾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决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保证社会效益的实现，“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¹¹⁶⁾

4．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仅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党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邓小平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¹¹⁷⁾他根据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我国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际，提出“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¹¹⁸⁾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¹¹⁹⁾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保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¹²⁰⁾

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基本任务和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方法。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先是指导思想、方向、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引导。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¹²¹⁾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¹²²⁾并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¹²³⁾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¹²⁴⁾这样既保证了文艺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又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¹²⁵⁾不搞“行政命令”，“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关于艺术特点和规律的论述，涉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的基本特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艺术的风格流派、艺术的继承和革新、艺术的鉴赏与批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与创作个性、艺术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面继承与发展，对于我们党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艺术规律，领导好文艺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既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又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实际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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