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操》两卷，相传是蔡邕所作。书中或详或略地记述了四十多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具有明显的虚构性质，使得《琴操》成为中国最早的音乐专题小说集。
《琴操》中的故事多具有虚构成分，郑樵《通志·乐略》对此曾有如下议论：
《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琴之始也，有声无辞，但善音之人欲写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故取古之人悲忧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声而已，取其声之义而非取其事之义。
《琴操》中故事，大多是“善音之人欲写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所以“取古之人悲忧不遇之事而以命操”，它们或者“有其人而无其事”，或者“有其事又非其人”，当然也有一些是“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蔓之”，这就使得《琴操》所记之人之事具有虚构性。例如《龟山操》：
《龟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当此之时，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贤圣斥逐，谗邪满朝。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鲁有龟山蔽之。辟季氏于龟山，托势位于斧柯；季氏专政，犹龟山蔽鲁也。伤政道之凌迟，闵百姓不得其所。欲诛季氏，而力不能，于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此段开篇就是“《龟山操》者，孔子所作也”，但《龟山操》是否真是孔子所作的呢？文中介绍，孔子作《龟山操》的起因是“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使得孔子“孔子欲谏不得”，于是“退而望鲁”，但“鲁有龟山蔽之”，于是心有感触，觉得“季氏专政，犹龟山蔽鲁也”，于是就作《龟山操》以明志。这是《琴操》中的记载。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这段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解释，是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因为耽于女乐，作为执政的季桓子三天不理政事，于是孔子就离职走了。所以因为女乐而“闭门不听朝”的不是“鲁君”，而是季桓子，由此可见这段《琴操》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更为不符合事实的应该是孔子作《龟山操》，这在《论语》中没有记载。因而《龟山操》的“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等词，实际上是后人拟孔子而歌而已。史上有孔子其人，但无孔子作《龟山操》之事，此所谓“有其人而无其事”之例。另外《琴操》中的这段文字中有“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之语，周代的“天子”特指周天子，季氏专政，他应该是“上僭鲁君”，而不应是“天子”。蔡邕博学，不应该犯此错误，因而有人认为《琴操》不是蔡邕所作，是有道理的。
《琴操》所载，皆为琴曲本事，这就使得《琴操》中的故事也具有琴曲的美学特征。琴曲有不同的美学特征，《初学记》卷16引《风俗通》云：
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为畅；忧愁而作，命之曰操。
《琴操》既然以“操”为名，就是选择了“忧愁”。纵观《琴操》，只有《仪凤歌》《文王思士》等少数几篇有欢娱之音，其他都是幽怨之作。例如《箜篌引》篇：
《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发提壶，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堕河而死。乃号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河死，当奈公何！”曲终，自投河而死。子高闻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声，所谓《公无渡河》曲也。
此章具有明显的虚构性质，因为那位狂夫的妻子绝不可能在追她丈夫时手中还拿着箜篌，也不可能在她丈夫堕河而死后在河边“鼓箜篌而歌”。但作者和读者都不关心这些细节的合理性，大家关心的是丈夫堕河而死时妻子的悲痛，关心的是她在悲痛之时所歌的“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河死，当奈公何！”关心的是她唱完之后也投河而死的结局。故事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伤感色彩，使得这个故事跟《箜篌引》的琴曲一样，都具有幽怨的风格。
人类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但中国古代小说所抒发的感情以幽怨为主，与中国诗歌所抒发的感情基本一致。幽怨的感情在《穆天子传》《洛神赋》《吴越春秋》《琴操》中都有明显表现。这种题材的幽怨化是作者对小说题材进行诗化处理的结果。如果对比一下“漆室女”在《列女传》和《琴操》中文字的不同，就能发现作者在构筑幽怨风格上的努力。两书中的记载分别如下：
漆室女者，鲁漆室邑之女也。过时未适人。当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其邻人妇从之游，谓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耶？吾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为有知，今无识也。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太子幼。”邻妇笑曰：“此乃鲁大夫之忧，妇人何与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晋客舍吾家，系马园中。马佚驰走，践吾葵，使我终岁不食葵。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终身无兄。吾闻河润九里，渐洳三百步。今鲁君老悖，太子少愚，愚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甚忧之。子乃曰妇人无与者，何哉！”邻妇谢曰：“子之所虑，非妾所及。”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之谓也。颂曰：漆室之女，计虑甚妙，维鲁且乱，倚柱而啸，君老嗣幼，愚悖奸生，鲁果扰乱，齐伐其城。（《列女传》卷3）
《贞女引》者，鲁漆室女所作也。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啸，邻人见其心之不乐也，进而问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无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于其君，走逃吾东家。马逸，蹈吾园葵，使吾终年不厌菜；吾西邻人失羊不还，请吾兄追之，雾浊水出，使吾兄溺死，终身无兄，政之所致也。吾忧国伤人，心悲而啸，岂欲嫁哉？”自伤怀结，而为人所疑，于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见女贞之木，喟然叹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贞之辞云：“菁菁茂木，隐独荣兮。变化垂枝，合秀英兮。修身养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善恶并兮。屈躬就浊，世彻清兮。怀忠见疑，何贪生兮。”遂自经而死。（《琴操》卷上）
与《列女传》相比，《琴操》中的文字要简短得多，但也要悲戚得多：《琴操》中漆室女“自伤怀结”，独入山林，见女贞之木而“喟然叹息，援琴而弦”等情节，都不见于《列女传》，她所唱的长达十二句的悲歌也不见于《列女传》，她自经而死的结局也被《列女传》中的“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不得休息”所代替了；特别是《列女传》中的“邻妇笑曰”这个对悲哀的气氛而言相当刺眼的字眼儿，在《琴操》中也被去掉了。《列女传》中多出的漆室女“忧鲁君老，太子幼”以及最后的鲁国战乱，都使得故事情节更为完整合理，也更能够表现出漆室女的“计虑甚妙”，但是这些都与文章幽怨的风格关系不大，于是它们就被删掉了。至于《列女传》中最后的“君子曰”“诗云”“颂曰”这些评论性的文字，它们与故事本身的抒情性无关，也就不见于《琴操》了。
《琴操》对小说题材的这种幽怨化处理，增强了《琴操》的抒情效果，是唐前文言小说题材幽怨化处理的一个范例。(www.xing528.com)
《琴操》中有散文也有韵文，散文是用来交代事件整个过程的，韵文则是歌曲。中国的小说具有文备众体的特点，但韵文在小说中一般要服从于小说中的情节、人物，是第二性的；《琴操》则相反，《琴操》中的散文要服务于韵文。或者可以这样说，《琴操》中的韵文是整篇小说的重心和中心，散文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引出韵文。例如在《箜篌引》中，一切散文都是围绕着《箜篌引》的歌词展开的：“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是介绍《箜篌引》的作者；“有一狂夫，被发提壶，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堕河而死”，这是韵文“公无渡河”出现的背景；“乃号天嘘唏，鼓箜篌而歌曰”直接引出韵文“公无渡河”；“曲终，自投河而死”是故事的结尾。在整个过程中，韵文前的散文是韵文出现的背景和前奏，韵文后的散文是韵文的余波。而在整个叙述过程中，韵文出现的时刻，正是故事情节的高潮，更是作品感情的高潮。《箜篌引》是如此，《履霜操》也是如此：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曰：“伯奇见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为人慈仁，岂有此也？”妻曰：“试置妾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宣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
篇中伯奇援琴而歌“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是全文叙事的高潮，也是抒情的高潮。开篇中介绍伯奇、吉甫的身份，介绍伯奇的母亲去世，吉甫娶了后妻，这是叙事、抒情的开端；后妻谮伯奇、陷害伯奇，吉甫放逐伯奇，是叙事、抒情的发展；在高潮之后，宣王和吉甫认识到伯奇是冤枉的，射杀后妻，这是文章的结束。
在《琴操》中，小说的叙事和抒情不一定有结尾，但肯定有一个高潮，例如《辟历引》中，商梁子援琴而歌“疾雨盈河，辟历下臻，洪水浩浩滔厥天。鉴隆愧，隐隐阗阗，国将亡兮丧厥年”，文章就此而止，浑然不管前文中提到的“国之大变”是什么，是否发生，大变发生时商梁子如何应对，等等。小说如此安排，说明作者只关心是否表达出了感情的强度，但对叙事的结果并不重视。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2]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65页。
[3]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公冶长》）
[4]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
[5]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6]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166页。
[7] 王绪霞：《晏子未使楚考——兼论〈晏子春秋〉的俳优小说性质》，《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78—81页。
[8] 高亨：《高亨著作集林》（第9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页。
[9] 董治安：《说“晏子春秋”》，《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第21页。
[10] 高亨：《高亨著作集林》（第9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11] 褚斌杰：《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12] 陆永品：《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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