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对《吴越春秋》的反思与重构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一部完全符合最严苛的小说定义的作品，但因为不符合唐前小说“粗陈梗概”的“标准”，在小说史上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实则它的语言非常优美，亦雅亦俗，韵散相间；它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仅鲜明丰满，而且具有浓郁的抒情化悲剧色彩；它的故事情节不仅跌宕起伏，而且波澜壮阔，令人惊心动魄。而从它的语言、人物、情节三方面看来，它的虚构性更是毋庸置疑。下面以几个典型情节为例，分析上述几个特征。

在《吴越春秋》卷3中，楚平王听信佞臣无忌之言，逮捕了忠臣伍奢，之后又派使者诱捕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使者先见到了伍尚，伍尚深信不疑；之后伍尚来见子胥，两人就有下面的对话：

尚乃入报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为侯。使者在门，兼封印绶，汝可见使。”

子胥曰：“尚且安坐，为兄卦之。今日甲子，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

尚曰：“岂贪于侯，思见父耳。一面而别，虽死而生。”

子胥曰：“尚且无往，父当我活。楚畏我勇，势不敢杀。兄若误往，必死不脱。”

尚曰：“父子之爱，恩从中出。徼幸相见，以自济达。”

于是子胥叹曰：“与父俱诛，何明于世？冤仇不除，耻辱日大。尚从是往，我从是决。”

尚泣曰：“吾之生也，为世所笑；终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报仇，毕为废物。汝怀文武，勇于策谋。父兄之仇，汝可复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

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顾，勿使临难，虽悔何追？”

这段对话语言整饬，纯为四言，甚至夹杂着韵语，因而绝不可能是伍尚和伍子胥当时的原话，只能是作者根据相关资料和民间传说创造出来的。而作者让人物的对话全是四言句和韵语，这就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创作的作品是虚构的文学，绝不是历史。这段文字的用韵并不规则，但这不规则更能体现出当时情境的险恶。这段对话节奏铿锵、紧凑，与当时的紧急情况颇为相称，可见作者具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能够娴熟地根据具体情境选择合适的人物对话。

在如此紧张的对话中，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刻画出了伍尚和伍子胥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伍尚听了楚王使者的话后，深信不疑，兴冲冲地来见伍子胥，说“父幸免死，二子为侯，使者在门，兼封印绶”；而伍子胥则是马上怀疑，并通过卦象得出了“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的结论；伍尚在知道危险之后，依然认为应该去和父亲见面，说“一面而别，虽死而生”；而伍子胥则断然说“尚且无往”，认为“兄若误往，必死不脱”；这时伍尚还是不改变自己的主意，依然怀有幻想，说“徼幸相见，以自济达”；伍子胥则说“与父俱诛，何明于世？冤仇不除，耻辱日大”；伍尚只好同意伍子胥逃走，一旦他们遇害，就为他们报仇，但他自己还是去和父亲见面，甚至还有“得返”的想法。

紧急关头，两人截然不同的反映，截然不同的话语，截然不同的选择，预示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样的对比写法，当是作者有意为之。

像伍尚、伍子胥这样经过明显加工的人物语言，在《吴越春秋》中还有很多。例如当勾践要入吴为臣的时候，文种开口所说的祝词就是韵语：

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

而当夫差听信谗言，疏远伍子胥，而厚待勾践之时，伍子胥据地垂涕而曰：

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谗夫在侧；政败道坏，谄谀无极；邪说伪辞，以曲为直；舍谗攻忠，将灭吴国；宗庙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

这匆忙之间的落泪之语，竟然都是四字句，而且两句一韵，声调紧促，充分反映出当时伍子胥的悲哀、愤怒、急切和无奈。

伍子胥的爷爷伍举也有一段精彩的谏语。当楚灵王大兴土木建章华台时，伍举的谏词是：

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克听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以土木之崇高、虫镂之刻画、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前庄王为抱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败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七年，国人怨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姓烦焉，诸侯忿怨，卿士讪谤，岂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

这段话虽不是韵文，其中却有不少骈俪文、排比文，使这段话显得雄壮华丽，读起来声调铿锵，很有气势。当然这样的话也不可能是伍举进谏时的原话，只能是作者的创作。

《吴越春秋》中还出现了不少诗歌，这些诗歌是小说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面是卷3伍子胥逃跑路上的一个片段：(www.xing528.com)

（子胥）与胜行去，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

“日月昭昭乎寖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

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浔之津。

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

“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

此段中的渔父唱歌三次，每次都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第一次是唱“日月昭昭乎寖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和逃犯伍子胥约定了渡江的地点；第二次是唱“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于是伍子胥从藏身之地芦之漪中出来，上了渡船；第三次是伍子胥渡江之后，饥饿不堪，渔父给他取饭，回来时因为子胥多疑藏了起来，他于是一再唱“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伍子胥就出来吃饭了。因而这三首歌不仅是情节的构成部分，还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这三首歌也具有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一开始因为旁边有人偷窥，渔父不敢马上渡伍子胥过江，他就用诗歌和伍子胥约好了渡江的地点，显示出渔父的小心和机智；第二次唱歌，“日已夕兮”“月已驰兮”表明时间已是晚上，“心忧悲”“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表现出了渔父忧急的心情；第三次唱歌，他一再呼唤“芦中人”，表明了他救人救到底的品质。当然他的这三次唱歌，也写出了伍子胥当时的穷困不堪，但他即使在困境中，也仍然小心翼翼。

这三首歌都是这个渔父唱的，因而在这个情节中，渔父的形象特别鲜明，他的无私、主动、机智、勇敢，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得渔父成为这个情节的主角。正因为他的形象特别鲜明，因而在渔父自沉于江底之时，这一形象就特别令人感慨、难忘。

《吴越春秋》中的越王夫人，在被迫离开越国到吴国为奴之时，据船而哭，顺口而歌，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两首悲愤哀切的骚体诗：

越王夫人乃据船而哭，顾见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号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又哀吟曰：“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徊复翔兮游飏，去复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入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

本为一国之君的夫人，因为丈夫的战败而不得不到异国他乡为奴，身份上的巨大落差必然引起心理上的巨大伤痛。就要上船离开祖国时，不愿离开祖国的她据船而哭。这时那自由地飞去复来的乌鹊触动了她，于是她先是表达了对乌鹊“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的羡慕之情，然后直接发问：“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当然在命运的不公面前，无奈的她只能“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在第二首诗中，她依然以乌鹊起兴，也依然抱怨“离我国兮去吴”，同时她也想象到了即将到来的“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的悲惨生活，并且知道那时她会有“岁遥遥兮难极”这样度日如年的感觉，知道她会有“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的哀痛，甚至她会“於乎哀兮忘食”。然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在，“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只自由翱翔的乌鹊；最后她以“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结束了她的哀唱，从而完成了她的形象塑造。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这样一个即将离国为奴而据船且哭且歌的国君夫人形象，是非常罕见的。她的这两首诗，不仅深刻表现出了她自己的悲惨命运，也深刻表现出了一切战败为奴者的共同命运，因而她的这些悲苦之词具有普遍意义。此时她越是悲苦，越能增加小说的可读性，越能放大后来勾践灭吴的成功，越能令人感慨人生的无常。

《吴越春秋》中的诗歌，还有伍子胥灭吴退却后乐师扈子的《穷劫曲》，还有勾践回到越国后采葛之妇所作的《苦诗》，还有勾践率兵伐吴时国人所作的《离别相去词》，还有越兵渡河攻秦时所作的《河梁诗》。这些诗歌中，《穷劫曲》最有文学史价值。

秦军救了楚国，楚昭王回到了郢，乐师扈子在昭王面前“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以畅君之迫厄之畅达也”。其词曰：

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白氏族几灭。二子东奔适吴越，吴王哀痛助忉怛，垂涕举兵将西伐，伍胥、白喜、孙武决。三战破郢王奔发，留兵纵骑虏荆阙，楚荆骸骨遭发掘，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严王何罪国几绝。卿士凄怆民恻悷，吴军虽去怖不歇。愿王更隐抚忠节，勿为谗口能谤亵。

这首诗回顾了楚国所遭受到的灭顶之灾，并对昭王进行批评，使得“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在诗歌研究史上，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是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非骚体的七言诗。一般的文学史家多认为张衡的《四愁诗》或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的七言诗，但《吴越春秋》是东汉时赵晔所编撰，赵晔大约生活于明帝、章帝之时，也就是公元1世纪，他的生活年代早于张衡，而曹丕走上文坛当在公元3世纪了。而且这首诗很可能是赵晔采之于前人著作，或者是他所录的民间说唱之曲，那它的出现就更早了。二是这首诗是乐师扈子一边弹琴一边唱的，这样的艺术搭配形式与至今仍然流传的弹词非常相似，因而它对于研究古代通俗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分析多是从语言的角度，或者从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进行的。但《吴越春秋》最为突出的特征，也就是使得它成为伟大文学作品的特征，应该是其人物形象的集体性悲剧。悲剧的人物形象更能够感染读者，而《吴越春秋》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也是它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最重要的原因。

《吴越春秋》中的悲剧人物很多，忠君而死的伍奢，为了父亲而自投罗网的伍尚是悲剧人物，而流落异国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伍子胥，最后也是因为忠君爱国而被杀，更是悲剧人物；吴王僚被专诸所杀，但专诸又被吴王僚的兵士所杀，他们的下场同样悲惨；体弱力微的要离刺死了“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的公子庆忌，但要离为此而家破人亡，他们两人都是悲剧人物；功绩盖天又忠心耿耿的文种不听范蠡之劝而被勾践赐死，当然是悲剧，而范蠡作为智者洞知勾践的性格而被迫离去，也是悲剧；夫差刚愎自用，听信谗言，自毁长城，最后被勾践所杀，固然是悲剧人物，但勾践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得不跟妻子一起沦为他人奴婢，其中悲苦，从其夫人的两首《乌鹊歌》中可以清晰知晓；即使在他打败吴国之后，我们从他自己在去世时所说的“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之中，也能感受到一个英雄的悲哀。其他如渔父的沉舟自杀、溧阳女子的投井自杀、公孙圣的明知故死、申包胥七日七夜的哭泣、楚昭王的失国之痛和妻辱之恨、钩师在吴王面前呼其二子之名，这些也都令人感伤、哀叹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