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还没有文学分类的观念,一个作者的各种不同文体汇聚于一书是正常现象,其中夹杂有小说也是正常的。有些学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作者们没有创作小说的主观想法,所以他们的文集中即使有小说,也不能算小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倘若如此,先秦时期也没有当代文体中的散文观念,那时的作者们当然也不可能有创作散文的主观想法,那么是不是他们文集中也就不能有散文了呢?如果把先秦典籍中符合当代散文概念的作品当作散文,就要把这些典籍中符合小说概念的作品当作小说。
作为先秦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韩非子》中虽有一些纯粹说理的文章,但其中也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或者是韩非子摘自其他书籍,或者是他自己编造的。他自己编造的故事具有完全虚构性质,而他摘自其他书籍的故事也多经过了他的改编,也具有部分虚构的性质。这些具有完全虚构或者部分虚构的故事,可以当作小说来看待。
这些完全虚构或者部分虚构的故事,就是《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据公木《先秦寓言概论》统计,《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是先秦诸子中最多的,其中大大小小的寓言故事多达三百八十多个,去掉重复的仍有约三百四十则[13]。这些寓言故事有些概括力极强,例如: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难一》)
在这个故事中,“吾盾之坚,莫能陷也”跟“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是不能同时为真的,而这个楚人同时肯定了这两句话,于是当别人问他“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时,他就没法回答了。因为用他的矛去刺他的盾,只有两种可能情况,一是他的矛能够刺穿他的盾,一是他的矛不能刺穿他的盾。如果是前者,那么他说的“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就是假的;如果是后者,那么他说的“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就是假的。韩非子此处说的“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概括出了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韩非子所说的“自相矛盾”就发挥着它的作用。也就是说,韩非子对“自相矛盾”的概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普适于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
韩非子往往把多个寓言故事集中在一起,用它们来说明同一个道理。例如《说难》中的武公伐胡和智子疑邻的作用就是如此: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说难》)
关其思说“胡可伐”,邻人之父说“不筑,必将有盗”,所说的都是恰当的,但都没有得到好下场。韩非子在这里,用这两个“说者皆当”例子,来说明“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的道理。当然这两个例子并不重复:关其思所说的“胡可伐”,他提这个建议时,郑武公心中是认同的;但邻人之父预言“不筑,必将有盗”时,宋之富人是不认同的。而且这两人的下场也不同,关其思是被杀,邻人之父是被疑,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厚者为戮,薄者见疑”。
韩非子经常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例如《十过》中论述十种过失,其中没有什么抽象思维的论述,而只是叙述了子反求饮、假道灭虢等十个故事,这是用十个故事来论述十种过失;《喻老》篇中则出现了很多小故事,每个小故事都只是用来解释《老子》的一句话;《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中则是先列举了一个个的小故事,然后以“或曰”展开论述,阐发其中的道理,这种体例,很像《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叙述及其后的“异史氏曰”;但最为典型的是《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这六篇文章,文中虽有少量经文,但文章的绝大部分则是介绍这些经文的一百八十多个故事。
《内储说上》等六篇文章,系统阐释了韩非子的政治学说。其体例,是在每篇文章的开始,先系统介绍他的理论,例如《内储说上》中,就先系统介绍了“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中“七术”的内容,而《内储说下》中,先系统介绍了“六微”的内容;之后对于每一“术”、每一“微”,韩非子都集中了一些小故事进行了分别说明。于是这六篇文章就有理论有实例,有总论有分论,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其结构确实精妙。这种文体,被后世誉为连珠体。
《外储说左上》的理论部分共有六条,下面以第六条为例来分析连珠体。
六、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患在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两和也。
……
六
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今返而御。”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戍,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www.xing528.com)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外储说左上》)
此处一开始就明白地说出了要讲的道理,是“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后面一连用了七个小故事为例证,来证明这个道理是正确的。作者唯恐读者不明白这些道理与后面小故事的关系,于是在二者之间添加了一段文字,说明后面的七个故事与这道理之间的关联关系:“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也就是“文公攻原”和“箕郑救饿”是上面道理的“说”,而“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这两个例子,也是符合这个道理的。英明的君主要表明自己遵守信用,就像“曾子杀彘”一样。至于“厉王击警鼓”和“李悝谩两和”这两个例子,则是反面例子,是不信之“患”也。因而这七个例子层次分明,有正例有反例,各有用途。此处的正例和反例很类似古印度因明学中同喻和异喻,由此可见韩非子的逻辑分析能力确实不同寻常。
以上用七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个分论点,其他的每个分论点也都用相似的小故事来说明。各个分论点又组合成一个大论点,这个大论点就是每篇文章所论述的道理的总和;而这六篇文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韩非子完整的政治思想。因而韩非子就像一个高明的将军,他让《内储说上》等六篇文章中的一百八十多个小故事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了一个纪律严明、整齐壮大的队伍。
“储说”系列的众多小故事是按类排列、用来说理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认它为小说的理由。《世说新语》中的一个个记言记事之文也是按类排列的,哲理小说都是用来说理的,但我们不能否认《世说新语》和哲理小说是小说。
《韩非子》中还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中也有很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的排列没有一定的顺序。这两篇文章就是《说林上》和《说林下》。
两篇《说林》中的小故事很有小说性。例如:
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说林》上)
在一般的记载中,商汤是个圣君,但这则小说中的商汤工于心计,充分利用了务光的性格弱点,使得务光不仅不敢接受天下,而且还投河自尽。这里的商汤形象与圣君是不沾边的。
再如下面这则:
晋人伐邢,齐桓公将救之,鲍叔曰:“太蚤。邢不亡,晋不敝;晋不敝,齐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桓公乃弗救。(《说林上》)
在弱小的邢国被强大的晋国攻击之时,鲍叔从齐国利益出发,建议齐桓公不要马上去救,等到晋国把邢国攻下来后,晋国受到的损失就很大了,这样晋国就弱了;而邢国灭亡之后,齐国再出兵帮邢国复国,这样的“存亡之德”可比“持危之功”大多了。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工于心计。工于心计虽然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占到便宜,能够把自己的事功最大化,但在第一个例子中,却导致了务光这个贤者的自杀,第二个例子中,齐桓公按照鲍叔的建议去做,却造成了一个国家的灭亡,而战争时间的延长也必然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从而造成了更多的人间悲剧。因而这种不择手段的毫无仁慈心的工于心计,是不值得提倡的。
读《韩非子》中的故事,能够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会,对这个世界有更深的了解。例如:
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
三虱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杀。(《说林下》)
杨朱的换位思考,确实说出了一些人类的共性;第四个虱子对自身处境的了解,远远超出那三个在争肥饶之地的虱子。这样的小说,值得再三玩味。
《说林上》和《说林下》中的小故事尽管也是韩非子搜集来以备说理的,但它们究竟没有被赋予多少理论色彩,因而在今人看来,它们更像是短篇小说集。它们跟《内储说上》一样,题目中都有“说”字,因而在韩非看来,这八篇文章都是“说体文”。这八篇文章中的250多个小故事,可以组成一部很好的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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