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成书时间可能比《左传》稍晚。《国语》被称为“语”，书中的人物语言所占比例也确实大于《左传》，而恰如钱锺书所言，“言语之无征难稽，更逾于事迹也”，记言之文的虚构性要大于记事，所以《国语》的虚构性也大于《左传》。因而总体来看，《国语》的小说性要在《左传》之上。下面以钱锺书所举的例子“陈涉读《国语》骊姬夜泣事”来分析《国语》的小说性质。
骊姬夜泣见于《国语·晋语》。《国语》共21卷，其中《晋语》就有9卷，骊姬夜泣见于《晋语一》。不过骊姬夜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晋语一》和《晋语二》中所记载的事件，都跟“骊姬夜泣”具有密切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语》在记载这些事件时，按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形象生动。其中的人物语言明显是作者的拟言，甚至一些事迹也有志怪色彩。
《晋语一》开篇就是“武公伐翼，杀哀侯”，交代了晋献公的父亲武公杀掉国君自立之事，这是晋献公能够继承君位的前提。继承了君位的晋献公要去伐骊戎，让史苏占卜，史苏占卜的结果是“胜而不吉”。这四个字具有预叙的功能，后来献公伐骊戎取得胜利，娶了骊姬，但骊姬使得晋国大乱，太子申生死，公子夷吾、重耳逃，新即位的国君奚齐被杀。因而“胜而不吉”这个看似矛盾的预言成了《晋语一》和《晋语二》所有故事的总纲，使得小说具有志怪小说的特点。
《晋语一》和《晋语二》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对话，这些人物对话大多是不可证明的。如果说献公在酒宴上让史苏“饮而无肴”、史苏劝告献公要“乐其吉而备其凶”这些话还可能有史官在现场记载，那么史苏在酒宴之后和里克、郭偃、士蒍等大夫们讨论骊姬之害时所说的话，是不可能被现场记载下来的。那么这些能够表现出每个人不同政治预见的话，就是作者的代言了。之后骊姬生奚齐，其妹生卓子，献公将黜申生而立奚齐之时，里克、丕郑、荀息三位大夫相见，讨论如何应对，荀息主张“君立臣从”，丕郑主张“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里克则说他“吾其静也”。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了三人不同的立场，但他们三人这些话是私密语，不可能让别人听到。之后冬祭之时，献公使奚齐莅事，这时猛足让太子申生采取措施，太子不同意，这也是两人密语。
也许上面这些话还不够私密，那么骊姬优施的对话是绝不可能被别人知道的：骊姬乃是献公之妃，她和优施私通，他们两人秘密商量如何除掉申生、重耳、夷吾，这样的话怎么可能让任何人知道呢？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的优施针对申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的特点，认为申生“不忍人，必自忍也”，建议骊姬先在献公面前说申生的坏话，先除掉申生。
当申生在献公处失宠之后，“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既然是骊姬夜半而泣，离间献公和申生的关系，她是不会让别人知道她所说的话的。夫妻俩这番夜半对话较长，首尾完整，条理清楚，语言整饬，也不可能是当时的口头语。陈涉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是很有道理的。
后来骊姬又在献公面前说申生的坏话，并威胁献公说“君若不图，难将至矣”，献公这时已被她说服了，回答她说：“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这样的密谋也不可能告诉别人。之后骊姬没有立即制造罪名杀害申生，而是找到优施，说：“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成竹在胸：“吾来里克，一日而已。”然后优施和里克一起喝酒，优施起舞唱歌，暗示里克应该投靠骊姬。里克当时没有回应，但到了夜半之时叫来优施，打听到献公要杀太子而立奚齐的消息。里克不忍心杀太子，为了自保，他要求中立。此处宴席之间优施唱歌、他跟里克夫妇所说的话，以及夜半时他跟里克的谈话，都是极端秘密的，别人不可能知道。第二天里克跟丕郑见面，两人的交谈也是秘密进行的。
上述《晋语》中的这些谈话，都是密谈，别人不可能知道，无疑是作者的代言；而这些密谈是作者的代言，其他那些话也很可能是代言：史海茫茫，我们虽然很难证明它们一定是假的，但也很难证明它们一定是真的。
《晋语一》和《晋语二》中的人物语言，大致占了全部文字的十分之九。在其他卷中，人物语言所占比例也大致如此。如果这些人物语言是虚假的拟言、代言，那么整部《国语》的虚构性就可以确定了。
在《国语》的人物对话中出现了很多韵语。两个人在对话时，仓促之间，言自口出，不可能是韵语，那么这些韵语只能是作者的加工之语或者传说之词，具有虚构的特征。《越语下》以勾践和范蠡的交谈构成了文章的主体，而两人的对话多有韵语。例如勾践说的“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自是押韵，而范蠡的韵语更多，例如“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纯为四字韵语；“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也是纯四字韵语，但是中间换韵；“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虽以四字句为主，但有所变化；再如“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觞饮，无忘国常。彼其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虽然这段话中四、五、六、七、八字句纷纷出现，但都是韵语，甚至在句意变化之时还能够换韵，使得句型、韵脚、句意三者和谐一致，变化自如；再如“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这段话以四字句居多，又杂以五字句四个，又用“古之善用兵者”这一六字句把这段文字分为两部分，但这两部分却是一韵到底，与上段有异。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国语》的小说性。(www.xing528.com)
历史应是记载客观事实的，作者在记载历史时不允许有主观倾向性。但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国语》的最后两卷，也就是《越语上》和《越语下》，就可以发现作者在写作这两卷时，存在明显的主观倾向：《越语上》的主人公是越王勾践，看了这一卷，会发现灭吴几乎全是勾践一个人的功绩，与范蠡毫无关系，因为范蠡在这一卷中根本就没出现，是勾践求得贤才（这个贤才还是大夫种，不是范蠡）、卑事夫差、制定措施、激励士民，到了最后关头是勾践不同意夫差投降，而灭掉了吴国。但在《越语下》中，灭吴的功绩几乎都是范蠡一人的，勾践要做的，只是听从范蠡的计谋而已：《越语下》一开始，勾践不听范蠡的进谏，执意进攻吴国，结果不胜而回。失败后的勾践对范蠡说：“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为之奈何？”从此对范蠡言听计从，先是入吴为臣，回来后对范蠡说“不榖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自己心甘情愿成了范蠡的傀儡。于是越国大力发展人口和生产，国势强盛之后，才开始伐吴。到了最后关头，夫差跟勾践讲和，勾践“弗忍，欲许之”，是范蠡的相劝，才让他“不许”；夫差的使者又来讲和，勾践“又要许之”，范蠡以“十年谋之，一朝弃之”相劝；勾践虽然被范蠡说服，但他对范蠡说：“吾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于是范蠡“左提鼓，右援枹，以应使者”，以决绝的口吻和态度，不仅拒绝了讲和的请求，而且拒绝了使者见勾践的请求。使者走了之后，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从而完成了灭吴大业。
从《越语上》和《越语下》可以看出，《国语》的作者根本没有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他是在按照每篇文章主题的需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地剪裁加工历史材料。这当然不是历史记载，已经是明显的小说创作了。在读《国语》中其他文章的时候，也要作如是观。
《国语》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它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对比中表现人物形象。
这一特点在上文对《晋语一》《晋语二》的分析中已经提及。例如史苏在献公酒宴之后与里克、郭偃、士蒍们分析骊姬之害，这时史苏和郭偃的分析并不相同。这种对同一事件的不同预见、不同反应，能够表现出人物对事件不同的认识程度。更典型的例子是当得知献公要黜申生而立奚齐时，里克、丕郑、荀息三位大夫的不同主张。作者让他们聚在一起发表意见，三个人恰好是三种不同的态度，恰好显示出三人不同的人生观。后来里克对优施承诺中立之后，他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了丕郑，丕郑马上就说：“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然后分析了里克中立的危害，使得里克后悔地说“往言不可及也”。里克问丕郑怎么办，丕郑说“我无心”，“君位我心，制不在我”。里克分析了形势和自己的性格特点，最后做出的选择是称疾不朝。里克和丕郑的这段谈话，表明里克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认识不透彻，但丕郑却非常清楚；他们各自表明了立场，对此事所采取的应对思想、应对措施都不同。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应来刻画不同人物形象特征的写作方法，是一种高明的写作方法，因为它描写集中，对比鲜明，用有限的笔墨写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不惜扭曲事实，以偏概全。
这一方法在《越语一》和《越语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在《越语一》中为了写勾践的光辉形象，竟然直接把范蠡忽略不写；《在越语二》中为了表现范蠡的足智多谋，就把勾践写成了范蠡的傀儡，懦弱不堪，与《越语一》中的勾践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国语》的作者当然知道没有范蠡，勾践不可能灭吴，但他故意在《越语一》中不提范蠡；作者也知道《越语二》中那个懦弱不堪的勾践不是真实的勾践，但他为了突出范蠡的高明，而故意那样写。这种写法，绝不是历史学家的写法，只能是小说家的写法。
第三，脸谱化的人物性格特征。
脸谱化是一种只突出人物的某个主要特征，而不顾其性格复杂性的艺术手法。中国后世的小说有脸谱化倾向，这一手法在《国语》中就有突出表现了。例如申生的愚忠愚孝，在小说中就被一再强调而被脸谱化了。他明知伐霍可能对自己不利，但他不逃避，听从了父亲的安排，说：“为人子者，患不从，不患无名；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无禄。”他被派去伐狄时，也是明知不利于己，但仍然去了，理由是：“虽蝎谮，焉避之？不若战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最后申生遭骊姬陷害，有人劝他说：“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坚决不逃走，理由是：“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恶，取笑诸侯，吾谁乡而入？”在他看来，“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既然“去而厚怨，恶不可重，死不可避”，他就只好“伏以俟命”。最后骊姬来到曲沃逼申生自杀，申生自杀之前，还让人对狐突说国君已经老了，要求狐突出来帮助献公，倘能如此，“申生受赐以至于死，虽死何悔”！
申生的愚忠愚孝形象，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与此相反，则是骊姬的歹毒形象，优施老奸巨猾的形象。另外《越语二》中范蠡足智多谋的形象，也是作者刻意创作出来的。作为陪衬，《越语二》中的勾践形象与《越语一》中的勾践相比，就完全换了一张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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