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叙事文学传统是由《左传》奠定下来的。很难想象，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已经有了如此成熟的叙事文学——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紧张的故事情节在《左传》中处处可见，激烈有序的战争描写、精美睿智的人物语言让人赞不绝口。诚如刘知幾《史通·外篇·杂说》所言：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左传》这部“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的著作，具有当代小说的一切特征，但我们自设藩篱，拒之于小说之外。
《左传》具有散文性、叙事性的特征，阻碍它被公认为小说的原因，似乎是它的虚构性。但《左传》的虚构性非常明显，其虚构的程度不下于《世说新语》。下面是《成公十年》中的一段记载：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在这段记载中，冤杀赵同、赵括的晋景公梦见一个大鬼，长发垂地，来向他索命。晋景公醒来后，召来桑田巫，桑田巫说他吃不到新麦子了。之后景公病得厉害，派人到秦国求医。医生还没来到，景公梦见疾病变成了两个小孩子，一个说：“来的是良医呢，害怕他伤到我们，我们逃到哪里去呢？”另一个说：“我们居住在肓之上、膏之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医生来了，也说疾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没法医治。因为医生说的跟梦境相符，景公就夸奖他是良医，给了他很多礼物送他走了。到了六月，新麦收获了，景公让厨子做好了新麦饭，又召来了桑田巫，把新麦饭给桑田巫看，说你不是预言我吃不到新麦吗？我现在吃到了，你的卜筮不准。于是把桑田巫杀了。景公正要吃饭，忽然肚子发胀，只好去了厕所，结果掉到厕所里死了。一个小奴隶那天早晨梦到他背着景公登天，等到中午，就是他背着死了的景公出了厕所，后来就让他殉葬了。这个故事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完全是虚构的，而且情节非常离奇，不仅三个梦与现实完全相符，而且桑田巫说景公吃不到新麦子的预测都是惊人的准确。这则小品文即使置于志怪小说中，也堪称精品。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对《左传》的虚构性已有详细论述，而《左传》的虚构性随着钱锺书的论述也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公认，只是大多数人总是能够找出别的不正当理由，不承认《左传》的小说性质而已。
《管锥编》用了一千多字来论述《左传》的虚构性[6]。概括说来，其论述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把《左传》中的记言，分为“公言”和“私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记的只能是“公言”，不能是“私语”，所以“私语”是虚构的。钱氏所举例证，分别是“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以及“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二者都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并引用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记载加以证明。
第二，明确提出了“记言也，乃代言也”的主张。认为《左传》中的记言，如同“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是左丘明“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如此一来，《左传》中的记言皆为虚构。
第三，提出了“言语之无征难稽，更逾于事迹也”的观点。之后以“陈涉读《国语》骊姬夜泣事”“《左传》成公二年晋使巩朔献捷于周之私贿”事为例，证明言语之无史官记载，或者史官的记载不准确。确实，事迹可以考证，也不易造假，但言语难以考证，容易造假。因而单纯叙事之文易真，杂以言语之文多假。本书在第一章第五节曾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第四，引用了方中通的言论，认为“《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也就是《左传》《国语》的文字，有一多半是虚构的。这一比例超过了《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虽然方中通的结论未必可信，章学诚“七实三虚”的说法也难说准确，但二者确实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
第五，明确提出了正史与小说具有“意匠经营，同贯共规”的共性。钱氏认为在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时，“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这样的创作过程，“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第六，从《韩非子·解老》中的“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展开类比，认为“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
第七，最后进一步强调：“《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那么当历史是虚构的，它就不是历史了，成为小说了，这个道理也容易理解。
《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它是与《春秋》相配的：《春秋》的文字被称为“经”，《左传》的文字被称为“传”。我们把《左传》的文字与它相对应的《春秋》的文字进行对比，就能明显地看出《左传》的小说特征。下面以《鞌之战》为例进行说明。(www.xing528.com)
《鞌之战》是发生于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的一场大战。《春秋》中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字是：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
《春秋》中的这段记载简练而明确，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战争的结果，这些战争要素都明白确切，很难是虚假的。如果它有虚假之处，那也可以根据别的文献来指出它的虚假。
但《左传》中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就不是如此明确了，特别是里面大量的人物语言，很难令人相信这是那些历史人物说的原话。也就是说，那些话基本上是作者“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的“代言、拟言”，其性质相当于“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而已。
《左传》中增加了大战前一天齐顷公派人与郤克的对话。这些对话看似客客气气，很有礼节，其实各不相让，都表达了第二天决战的愿望。这些两军战前的对话可能还有记载，那么第二天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所说的话就不可能有左史、右史们在现场了：
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春秋时候的一辆战车上只有三个人，齐顷公的战车上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御者、一个车右，都是武将，车上不可能有史官现场记载。郤克和解张、郑丘缓在一辆战车上，战斗到了生死关头，郤克、解张都受了重伤，在这箭雨之中，绝不可能有什么记言记事的史官，那么他们三人的对话，就只能是作者“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代言、拟言了。他们三人在当时的对话，刻画出了他们当时团结一致、拼死争胜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对话既然只是作者的代言，那么这些人物形象的特征，也就只能是作者用文学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特征了，和历史上真正的郤克、解张的形象可能并不一致。而且这段记载中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也很令人怀疑：“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谁能证明？解张“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又是谁向史官描述的？如果是粗线条的叙事，只有时间、地点、人物，那很难造假；但如果是细节描写，恐怕就多是作者的臆想之词了：在这战场之上，谁能在旁边一刀一刀地在竹简上刻画记录呢？
但接下来的描写更是标准的小说语言：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
这段话中的小说性，一是韩厥的梦，梦中他死去的父亲告诫他不要坐在车左或者车右，结果车左和车右都被齐侯射中了，于是父亲的梦救了韩厥的命；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的韩厥为了不让綦毋张送死，还坚决让綦毋张站在他身后。二是齐侯和邴夏的对话。邴夏对齐侯说：“你射那个中间驾车的，他是个君子。”齐侯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却去射他，这不合礼。”于是齐侯搭箭射韩厥兵车的车左，那人掉到了车下；齐侯又射车右，那个人也倒在了车上。齐侯他们在狼狈的逃跑过程之中，已经三周华不注了，他们的对话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而这也是左丘明的拟言。相传左丘明是鲁国人，此战中的齐顷公是鲁国的敌人，但左丘明给齐侯设置的这段对话，却表现出了齐侯可敬的一面：从齐侯的表现来看，他无疑是个神射手；当敌人追来时，他本来能射杀敌人，却因为觉得敌人是君子，而不射杀，结果导致自己差点被擒。这样的君子之风，是非常难得的。
后面的小说文笔依然精彩：
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伐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韩厥追上了齐侯，要来活捉齐侯时，却来这么一套繁缛的礼节：拿着表示奴仆身份的绊马索来到齐侯马前，再拜稽首之后，捧着酒杯和玉璧献上来。韩厥说的话也非常客气，说我们国君让我们这些臣子来替鲁国和卫国提出请求，让我们不要进入齐国，我韩厥不幸当了兵，也没办法逃避，而且我也怕逃避之后，会让两国国君出丑，让战士蒙羞。我这个人太迟钝，只是因为人才缺乏才代理了这个官职。这番话太精妙了，充分显示出春秋时期贵族的极高素养。但当时逢丑父跟齐顷公已掉了包，最后韩厥捉住的不是齐侯，而是丑父。丑父被带到郤克面前时，郤克要杀掉他，丑父说：“从今以后没有代替国君承受患难的人了，因为现在有一个在这里，就要被杀了！”郤克也很有风度：“一个人不怕用一死来救他的国君，我杀死这样的人不吉祥，放掉他吧，这样可以劝勉那些事君的人。”于是就没杀丑父。这时已经逃跑出去的齐侯，为了来救逢丑父，竟然在晋军中杀了个三进三出。一个国君，为了救自己的臣子，如此勇猛，非常难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左传》的这段《鞌之战》生动地刻画了齐侯、郤克、解张、韩厥、逢丑父等艺术形象，而这些形象之所以能够成功塑造，主要在于其中精彩的人物语言描写。如果把这些人物语言去掉，这些人物形象就不再栩栩如生。但这些人物语言只能是作者的拟言、代言，是作者的揣测之语，具有明显的虚构特征。
返回来再看《春秋》中的相关记载，上述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春秋》中，只是“齐侯”和“郤克”这两个名字各出现了一次而已，一切的战斗细节、人物语言全无踪影，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左传》的这段《鞌之战》，其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后世最优秀的小说相媲美。但我们所分析的仅仅是《左传》中的四五百字而已，《左传》全书约十八万言，其中所刻画的像齐顷公、郤克、韩厥这样成功的人物形象数不胜数，例如郑庄公、晋文公、秦穆公、赵盾、曹刿、叔向、晏婴、弦高，等等。这些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它的小说笔法，也就是离不开虚构的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
《左传》以时间为序，介绍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共254年间中国大地上的政治变幻、战争风云、君主将相。虽然其骨架为史实，但筋肉肤发多为虚构，符合小说的定义。因而如果说《论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成熟的片段式语体小说集，那么《左传》就是最早的成熟的连续性故事小说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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