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以记言为主，其文体特征与《世说新语》相似。《论语》中也不乏虚构，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曾指出《阳货》篇中的“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就是虚假的，而《阳货》篇中的“公山弗扰”章和“佛肸”章、《微子》篇中的“齐景公”章、“齐人归女乐”章等，也是虚构之作。其实《论语》有虚构是很容易理解的。《论语》是孔子去世之后，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而且编纂的时间较长。《论语》中记载了曾子病重在床所说的“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的话，曾子死于孔子之后44年，则《论语》必成书于此后，此时孔子的弟子已基本去世了。成书时间如此之晚，那么编纂《论语》的人虽有孔子弟子的一些记载可供参考，但这些记载肯定残缺不全。一是孔子当时的弟子们上课时恐怕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用刀子在竹简上记笔记太困难了；二是孔子上课的形式很灵活，是散谈式的教学形式，学生们记笔记也不容易；三是《论语》中的内容，很多不是讲课的内容，而是孔子的嘉句或者逸事，这些主要是根据学生们的追忆而成文，那就难免有虚构了。如果是再传弟子的追忆，那就虚构成分更强了，甚至加入了传说的成分。另外《论语》的语言风格非常统一，生动活泼且雍容典雅，生动形象且韵味悠长，显然经过了编纂者的细致加工。在语言加工过程中，孔门师弟的言语也肯定有所变动。
因而《论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虚构上，都与《世说新语》相似。如果以《世说新语》作为小说标准，那么《论语》也应该是小说。
《论语》成功塑造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生动形象。华中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吴竹芸的硕士论文《〈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对《论语》中的孔子形象特征及写作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05届毕业生阳清的硕士论文《〈论语〉文学研究》不仅分析了孔子形象，还分析了孔子弟子以及隐者的形象特征。其中阳清的论文分析较为细致，它把孔子的形象分为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范、博学聪睿的智者神貌以及平凡世俗化的孔子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对子路则分析了他的性格爽直、敢于直言、鲁莽有勇、谋道不谋身、爱学习、有国士风范等特点，对颜回着重分析了他好学、安贫乐道等特点。
《论语》全书只有15900字，在万余字的篇幅之内，刻画了如此众多、如此成功的人物形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用诗化的、哲理化、片段化的人物语言，来突出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世的《世说新语》之所以成功，在于承继了这一手法。
《论语》人物塑造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可惜很多小说史对此不置一词。这些文质彬彬的人物形象，不仅给后世小说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而且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其他任何典籍都不能与之相比。
从唐代的《游仙窟》开始，中国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就往往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李章武传》中的李章武、《莺莺传》中的张生、《步飞烟》中的赵象是书生，宋人传奇《流红记》中的于祐、《王幼玉记》中的柳富，元人小说《春梦录》中的郑禧也不例外。后来出现了《娇红记》《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等一批文言中篇传奇小说，其男主人公全都是书生才子；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才子佳人小说，甚至《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难免才子之名，民国时期徐枕亚的《玉梨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小说，依然是才子佳人的传统。这条线索上的小说男主人公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追溯到《论语》中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岂止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即使在现实中，后世的士大夫们也把文质彬彬作为自己修养的目标，他们都希望自己通读诗书、会弹古琴、道德高尚、风度翩翩，也就是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作为典范。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之所以能令后人景仰，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诗人的内在气质。这种内在的气质，主要表现为高洁的品格、哲人的情思。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他要做的当然是君子而不是小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孔子对坚持操守的赞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话激励了后世多少高洁之士；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对颜回安贫乐道的肯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里面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面又有多少人生感慨。翻开《论语》，随处可见体现人物形象内在品质的论述。后世中国人特别重视气质的培养，这与《论语》中人物形象的典范作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的文化特点是诗性文化，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也是诗性思维，中国人和诗歌的关系，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更为密切。这一特点也与《论语》密切相关。《论语》中的孔子是直接把《诗三百》作为教材来教学生的，他和他的弟子们对《诗三百》都非常熟悉。在《学而》篇中，子贡就引用了《诗经·卫风·淇奥》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比喻学问道德的提高。孔子对子贡的这一比喻非常欣赏，夸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类似的夸奖还出现在了子夏身上。《八佾》篇中记载了孔子和子夏的一段对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在这里，子夏用《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美人的诗句引导出孔子的“绘事后素”，然后进一步得出“礼后”的结论。
上面这两个例子都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在孔门师弟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这里并没有像后世的学者那样研究讨论某句诗某个字的本义，他们只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充分利用自己的求异性思维，去挖掘发现这些诗句的引申义和比喻义。他们就在阐述这些诗句的引申义和比喻义时，显示出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人生见解。
子贡、子夏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受了孔子的启发。在《子罕》篇中，孔子对“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是室远而”这几句诗的评价是“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杨伯峻认为孔子的意思可能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意思。可见孔子在这里用的也是这四句诗的比喻义。而孔子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用《诗经·鲁颂·》中的“思无邪”来概括《诗经》的特点，也不是用的“思无邪”本义。
相对来说，曾子在临终时引用的《诗经·小雅·小旻》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三句诗则更接近其本义：《小旻》一诗，是“大夫刺幽王也”之作，这三句诗就是写这位大夫胆战心惊唯恐祸事临头的生活状态的，这与曾子此时的心态基本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诗经》中的诗篇是很熟悉的，他们可以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虽然他们侧重于这些诗句的比喻义和引申义，但也不排斥这些诗句的本义。这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是相符合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诗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孔子都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也对《诗经》进行了修订，并把它传授给弟子们。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诗经》的研究、揣摩，而曾子在弥留之际，还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见《诗经》对他的影响之大。《诗经》在《论语》中的广泛运用，无疑更好地塑造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诗人气质。(www.xing528.com)
《论语》中还出现了一个隐士楚狂接舆，他故意从孔子车前经过，唱了一首歌给孔子听。那首诗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这首隐士之歌也常被后人引用，这位隐士也成为后世隐士们向往的形象。
比兴手法是诗歌常用的手法，善用比兴手法是诗人的重要标志。《论语》中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是灵活运用比兴手法的妙手。例如孔子赞美仲弓，就用了“犁牛之子”来作“比”：“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再如孔子要表达自己“为政以德”的思想，他用了一个明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在今天，我们要说明“为政以德”之类的政治思想，一般会采用论述题或论文的形式，但孔子却形象地用“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完成论述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子对“比”这一手法运用得非常娴熟。再如孔子要表达“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观点，就用了“大车无輗，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为政》）这一暗喻；而当宰予昼寝时，孔子生气地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到了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孔子则莞尔而笑，开口就说了一句“割鸡焉用牛刀”（《阳货》）；当认真的子游提出异议，孔子只好承认“前言戏之耳”——“戏之”二字，说明孔子对于“比”的运用已经到了随口而出的地步，几乎成了下意识的了。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朝夕相处，无所不谈，谈话中孔子经常用“比”来教育或评价学生，例如下面孔子和子贡的两段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
在这两个问答中子贡都是主动者，由此可见子贡的主动好学。第一个问题是当孔子说“予欲无言”时，子贡主动发现了问题：“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于是孔子就借机用“天”作比来回答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第二个问题是子贡想知道老师对自己的评价，孔子就以“瑚琏”来作“比”。
在孔子的熏陶下，孔门弟子们对“比”的应用也是炉火纯青。善于言语的子贡在《论语》中经常与老师进行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就有很多精彩的“比”，例如：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前一个对答是子贡以中美玉来作“比”，问孔子对于出世、入世的态度；后一个对答是用制玉来比喻学业德行的养成。我们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比”在孔门师弟的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对子贡的评价并不是很高[3]，明显不如颜渊[4]，子贡甚至不止一次受过孔子的批评[5]，但子贡没有丝毫怨言，总是推崇孔子。在《论语》中子贡两次反驳了别人认为他贤于孔子的议论，这两个反驳都是用了“比”的方法：第一次是反驳叔孙武叔，子贡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张》）第二次子贡反驳陈子禽，他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另外当叔孙武叔诋毁孔子时，子贡自信地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子贡这三次作“比”所用的物象，一是墙高数仞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宫室，一是不可阶而升的天，一是不得逾越的日月，这些都是高高在上的一般人不能达到的物象，它们共同体现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也显示出了子贡对孔子的发自内心的敬仰。除此之外，子贡所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虽然不知此处“君子”之所指，但以“日月之食”来比喻“君子之过”，指出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的特点，也是“比”法的成功运用。
当然孔门弟子中善于用“比”的高手还有很多，例如曾子病重时以“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来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而引出他后面说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这几句话。因为前面已经用“比”来说明这些话是“善言”了，这样就能使这些话得到前来问病的孟敬子的重视。而曾子去世前说的话是：“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一个在弥留之际的老人，竟然以《诗经》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比喻他一生的谨慎恐惧，可见《诗经》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可知“比”这种《诗经》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已成为他最拿手的表情达意的手法了，由此，其诗人气质更加浓郁。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世的中国人，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都以文质彬彬作为君子的标准，而这也是《论语》中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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