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新视角

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中国小说起源的确切时间”已分析了《尚书》中的《五子之歌》和《金縢》，认为《尚书》中的这些记言、记事文符合小说的定义，而成文于西周时期的《金縢》是中国小说的起点。因而《尚书》是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

《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作为“五经”之一，《尚书》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尚书》所记载的事远及尧舜禹，中乃夏商，截至春秋中期，它虽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成书，但后世屡有改动。尧舜禹时期的事迹本来就有传说色彩，其中虚构的成分居多，特别是尧舜和大臣们的对话部分，肯定是后世人根据历代传说整理成文的，这就使得它们具有虚构的特征。《夏书》《商书》所记载的言语事迹，距离孔子的时代，少则五六百年，多则一千五六百年，岁月邈远，文献难征，其中记载的事件和言论，虚构和传说也占了很大比例。即使周代的事迹，也难免虚构之作，比如《金縢》一篇，当周公受到误解之时，“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当成王了解到周公的忠心之后，“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其笔法已类似于志怪小说了。因而总体来看，《尚书》中的记言记事之文，其虚构性不下于《世说新语》。

下面以《虞书》为例来具体分析《尚书》的小说特征。

古今对《虞书》颇有争议，认为它可能成文较晚，应该晚于《周书》。一般认为，《古文尚书》中的《虞书》五篇，也就是《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其中的《舜典》是从《今文尚书·尧典》中分出来的，《益稷》是从《今文尚书·皋陶谟》中分出来的，它们都不是伪作；只有《大禹谟》是晋代梅赜的伪作。但《大禹谟》即使是伪作，也不是梅赜杜撰出来的，应是他根据当时流传的先秦文献加工而成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看，《虞书》五篇都可以当作中国早期的文献来看待。鉴于它们被置于《尚书》最前面，而且古今论小说者多把它们排除在外，因而选择它们作为《尚书》的小说代表作进行分析。

《虞书》五篇可以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小说的主题线索是后代小说中常见的改朝换代。《尧典》首先介绍了尧帝的主要事迹，然后就是他和大臣们讨论接班人的问题。在讨论中，丹朱、共工都被否定了，尧虽然也反对启用鲧，但由于大臣们的坚持，他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9年之后，鲧治水不成功，考察失败，尧和大臣们商定启用穷困的舜。尧为了考察舜，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舜通过考察之后，尧要把地位让给他，舜没有同意。这是《尧典》的内容。之后在《舜典》中，舜接受了尧的禅让。他四处巡视，考察各地诸侯的政绩，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他还把共工、驩兜、三苗、鲧都进行了处罚，把他们流放到外地。舜执政28年后，尧才去世。尧去世之后，舜提拔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等22人担任要职，很像后世新即位的皇帝分封功臣。《大禹谟》主要记载的是舜和禹、益、皋陶三位大臣的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大禹貌似尊敬舜，实际上却是在卖弄自己的功绩和德行，对舜有时还用教训的口气，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他只好同意把帝位让给禹。《皋陶谟》主要记载的是皋陶和禹的对话。在《大禹谟》中，大禹曾向舜提议，让皋陶继承帝位，可见皋陶的功绩很大，他是禹的直接竞争对手。《皋陶谟》中，皋陶提出了一些治理国家的策略，使得大禹拜服，可见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皋陶对禹的口吻也是教训的口气，可知大禹刚刚摄政的时候，皋陶心有不甘。《益稷》篇是《皋陶谟》的续篇，记载的舜、禹、皋陶、夔等人的谈话，但主要是禹和舜的对话。在《益稷》中，禹对舜的口气更为强硬了。但最后夔出现了，在他的音乐声中，君臣互唱颂歌，《虞书》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

这五篇文章以记言为主，叙事性不强，但通过人物的言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虽被后人津津乐道，但也有人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尧、舜的让位都是迫不得已，特别是舜，竟然死在南蛮之地苍梧，非常令人生疑。带着这些说法细读《虞书》，会发现舜的让位确实是被迫无奈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尧典》和《大禹谟》。这两篇文章记载的都是君主和大臣讨论继承人，但其过程很不相同。在《尧典》中，尧和大臣们讨论的三个潜在继承人丹朱、共工、鲧，都不在讨论的现场；而这三个人选都是大臣提出的，尧都进行了否定。尽管他最后对鲧的否定不成功，但鲧最后也没通过试用期的考察。舜被提议做接班人也是相同的模式，尧为了考察他，甚至直接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最后舜不负所望，通过了考察，接替了帝位。因而尧的禅让，尽管也有可能是被迫的，但他当时还是有决定权的。最后他虽然没有把帝位让给自己的儿子，但也让给了自己的女婿，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结局。(www.xing528.com)

但《大禹谟》中讨论继位问题就不是这样的模式了。大禹一开始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后克艰厥后”，也就是要求舜把当好君王看得很难，这样的口吻，尧的臣子们是没有过的。之后益对舜也不客气，竟然说出“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这种有教训口吻的话来。禹马上附和，说“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在禹和益的一唱一和的批评中，舜只好说天下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都是大禹的功绩：“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既然维持天下的是大禹，舜就只好承认自己已经懈怠，提出让大禹来管理天下了：“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大禹这时还假惺惺地辞让：“朕德罔克，民不依”，但他也不说让舜继续干下去，反而提出了另一个候选人皋陶，说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让舜把皋陶作为接班人。之后舜赞美皋陶的功绩，说他应该受到鼓励，也就是希望把帝位让给皋陶；但皋陶反过来说舜帝品德高尚，没有过失，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这跟前面大禹和益对舜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大概是因为皋陶的势力不能跟禹相比，所以他才不敢接受。

既然皋陶不愿意继承帝位，舜就只好把禹大大夸奖了一番，坚决要求禹当继承人。禹又推让，说应该占卜一下再做决定。舜只好说“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这时的禹依然“拜，稽首，固辞”，舜只好说“毋！惟汝谐”。于是到了正月朔旦，经过了一番仪式，禹就成为舜帝的合法继承人了。

《皋陶谟》中，皋陶对大禹进行了一番劝诫。虽然大禹表面拜服，但也有“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的反问。皋陶于是进一步提出了九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等系列主张，最后还咄咄逼人地问大禹：“朕言惠可厎行？”也就是说“我的话可以得到实行吗？”大禹只好说：“乃言厎可绩”，就是说“你的话可以实行，并且肯定能够获得成功”。

《益稷》中，舜让禹发表意见，禹则以退为进，说“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也就是说他“只想着每天努力工作”。皋陶就问他怎么工作，禹说的却是他原来治水时的辛苦和功绩，正是他“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才使得“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也就是使得百姓们能够安定生活，各诸侯国得到了治理。在摆出自己的功绩之后，禹又开始教训舜：“都！帝，慎乃在位”，舜只好答应：“俞！”禹又教训他说：“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也就是要求舜安静心意，考虑天下安危。用正直的人辅佐自己，依靠有德的人指导接受上帝的命令，等等。舜只能尴尬地说“臣哉邻哉！邻哉臣哉！”也就是要依靠大臣。禹依然不依不饶，竟然告诫舜：“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就是要求舜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懒惰逸乐，不论白天黑夜只知道戏谑，还乘船游玩，成群地在家里淫乱。这样的话是一个臣子对君王说的吗？之后禹还夸奖自己，“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也就是他的儿子启生下来呱呱而泣，他也顾不上孩子，只是忙于治理水土。他要求舜现在要集中精力对付三苗。舜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说用德教让三苗顺从。之后夔开始奏乐，于是“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于是唱起了“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也唱起了“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最后的歌声，既表现了他们君臣的互相鼓励和劝诫，也是对他们这一番谈论的总结。

纵观《虞书》中的这五篇文章，可以发现它们就像一组小说，集中刻画了舜、禹、益、皋陶、夔等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舜一开始大封诸臣时的意气风发，变成了最后任凭禹、益教训而不得不让位的无奈，可谓对比鲜明。禹则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物形象，他貌似谦恭、能干，实则心怀野心；他虽然意在帝位，但却不明言，一定让舜提出来；舜说让他继承帝位了，他又推辞再三，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帝位。益则像是禹的帮凶，他们一唱一和，逼迫舜让位给禹。皋陶也功劳很大，很有才干，但他权势不如禹，虽然他不甘心禹继承帝位，虽然他敢于当众给禹上课，但也不能阻止禹。夔是乐师，他用他的智慧和特长调和了君臣之间的矛盾，使得《虞书》有了一个祥和的结尾。

如果从刻画人物形象的角度来审视《尚书》中的其他文章，就会发现《尚书》中的记言、记事文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成就。例如《金縢》篇所塑造的舍己为公、任劳任怨的周公形象，《盘庚》篇中所塑造的具有忧患意识、深谋远虑、苦口婆心、意志坚定的盘庚形象，都令人印象深刻。再如《微子》中也塑造了微子这一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文章通过微子之口抒发了一种悲愤苍凉之情。“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自己的国家就要灭亡了，“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没有一点希望了，其中包含着何等的绝望与伤心；在这样的情境下，痛苦的微子无法作出选择，他只好去求助于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远行）？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隮，若之何其？”是出逃在外呢？还是在家直到年老而隐退荒野？你们快些指点我吧，殷商就要灭亡了，我该怎么去做呢？这样的徘徊、发问，这样的痛苦选择，极似后世《离骚》中的屈原。所以蔡沈《书经集传》中说：“微子上陈祖烈，下述丧乱，哀怨痛切，言有尽而意无穷。数千载之下，犹使人伤感悲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