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梨魂》：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反思与重构

中国古代史的下限一般定于1840年，写作古代小说史的学者们一般不会论及那些1840年之后的作品；而中国现代小说则是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那些1919年前的小说也不会进入现代小说史的章节之中。能够对1840—1919年期间的小说进行论述或者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上是那些专门研究近代文学的学者；但即使在这些学者眼中，《玉梨魂》这部轰动一时的小说所得到的评语也多是负面的。例如陈子展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评论五四以前的小说，就认为：“这时期旧小说的各派各体都有，尤以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某甲体’最为流行，这不过是烂污文人写来糊口，思想形式都陈腐不堪，值不得论及。”^[39]陈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进一步把鸳鸯蝴蝶派定为“反动逆流”：“在民国初的七八年中，犹如政治上革命高潮的低落一样，晚清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流也暂时退潮了，当时泛滥文坛的是喧嚣一时的反动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40]。20世纪90年代，仍然有些小说史大力贬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如徐君慧在《中国小说史》中写道：“内容千篇一律的写一对陌生男女，在马路上由微笑到点头，进而爱慕。作者着意刻画他们的变态心理，哀伤情怀，庸俗趣味。”^[41]鄙夷嘲弄口吻跃然纸上。作者还列举了鸳蝴派的著名作品，第一部就是《玉梨魂》，全然不顾《玉梨魂》中的人物并非那些“在马路上由微笑到点头，进而爱慕”的青年男女。

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从正面的角度评价了《玉梨魂》。如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就把《玉梨魂》定性为“一出激动人心而又发人深思的爱情悲剧”。^[42]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客观分析了《玉梨魂》的一些优点，比如以书信入小说^[43]，“不能真骈”的小说语言，甚至认为作者对故事情节的不重视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44]。还有一些论文也对《玉梨魂》进行了正面的评价，例如袁进的《过渡时代的投影——论〈玉梨魂〉》（《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邓伟的《论民初小说〈玉梨魂〉的骈散文学语言》（《北方论丛》2011年第1期）、李宗刚的《〈玉梨魂〉：爱情悲剧和人生哲理的诗化表现》（《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等。另外，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的长篇论文《〈玉梨魂〉新论》，从社会价值、小说中的书信文体等多个方面对《玉梨魂》进行了积极的评价。

民国著名报人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曾说：“我们如果替民国以来的小说书销数做统计，谁都不会否认这部《玉梨魂》是近二十年来销得最多的一部。”^[45]此文发表于1938年，由此可见即使是饱受文学史家偏爱的五四作家们创作的小说，在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其受欢迎程度也不能与《玉梨魂》相比。那么《玉梨魂》何以在漫长的时间里独负盛名？对此，不仅那些贬低《玉梨魂》的研究著作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即使那些肯定《玉梨魂》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充分挖掘出《玉梨魂》能够独领风骚的独特魅力。

《玉梨魂》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是用抒情法以叙事；而且这一抒情特征对《玉梨魂》而言，不仅是创作方法，更是创作目的。也就是说，作者创作《玉梨魂》，其意不在创作小说，而在于抒情。只有从这一角度来考查《玉梨魂》，才能明白它畅销不衰的原因，才能确定它的艺术特色，才能重新审查它的社会影响，从而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小说史地位。

就影响而言，《玉梨魂》绝不只是在文学上导致了一批骈文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产生，它对当时以及以后的社会都具有既深且远的影响。《玉梨魂》首先提出了寡妇追求爱情的问题，也提出了不自由的婚姻对人的戕害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有答案，但是随着小说主人公的一个个殉情而死，这些问题就引起了全社会的思索。而作者对自由、美满婚姻的倾向性是很明确的，于是《玉梨魂》就成了一部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小说：它迫使人们思考婚姻问题，考虑妇女解放的问题，思考自由的爱情和固有的传统道德的矛盾冲突的问题。夏志清认为《玉梨魂》是一部“深入探索当代社会与家庭制度的哀情小说”^[46]，“可痛切地反映出即将倒垮的封建制度之残忍与不人道”^[47]，“梨娘自我牺牲的个人悲剧，却反映出一个陷于瘫痪的社会”^[48]，可见它在当时的出现，确实是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

而《玉梨魂》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也是由它的抒情特征所决定的。感情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虽然很难量化，但它是潜移默化的，是非常深刻的。这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感情，具有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的力量；而如果社会上很多人都被一种感情所感染，那就会产生改变整个社会的巨大力量。《玉梨魂》风靡天下，使得无数读者都经受着感情的冲击，而且这感情的冲击随着小说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的一次次重印、随着读者的一遍遍阅读而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化。可以说，自《玉梨魂》出，孀妇可以恋爱，就获得了人们感情上的普遍认同；婚姻要自由、婚姻要尊重人性，也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当全社会的读者都为了梦霞和梨影的爱情而欷歔不已并深感不平时，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土壤就在读者心中形成了。辛亥革命导致了政权的更迭，但它很难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特别难以改变人心深处的积弊。但《玉梨魂》可以。《玉梨魂》被讥讽为“眼泪鼻涕小说”^[49]，但眼泪鼻涕自有它的威力，它可以洗涤去一些尘土，可以洗亮人的眼睛，可以点亮人的心灵，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或者坚定人的意志。夏志清认为，虽然徐枕亚“对中国的旧文学和旧道德忠心耿耿”，但《玉梨魂》“却引发了读者对中国腐败面的极大恐惧感，其撼人程度，超越了日后其他作家抱定反封建宗旨而写的许多作品”。^[50]此言可以扫除以前小说史中对《玉梨魂》社会作用的负面评价，也能有助于我们重新确定《玉梨魂》的小说史地位。

[1] 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 齐裕焜把《红楼梦》归入人情小说，但笔者认为《红楼梦》与《金瓶梅》差异甚大，且有多种续作，可脱离人情小说而自成一体。

[3] 本书所引《世说新语》原文均引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不一一注明。

[4]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0页。

[5] 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6]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8页。

[7] 林庚：《中国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页。

[8] 秦川在《明清拟话本章回本小说中七言标题回目形式溯源》（《光明日报》2002年9月11日）中说“《青琐高议》正题下所用副题均为七言”，这是不正确的。

[9] 回目中有时通过所选词汇的褒贬等来表达作者的感情倾向，例如用“贼”来称呼董卓、曹操，就表明了作者对二人的贬斥。详见李金坤《务取精工 以快读者——毛本〈三国演义〉回目艺术审美》〔《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中的分析。

[10] 施耐庵：《水浒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293页。

[11] 施耐庵：《水浒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

[12] 施耐庵：《水浒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450页。

[13] 施耐庵：《水浒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373页。

[14] 施耐庵：《水浒传》（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37—738页。

[15] 施耐庵：《水浒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3—84页。

[16] 施耐庵：《水浒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264页。

[17]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修订本），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1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2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21] 同上书，第231页。

[22] 吴敬梓：《儒林外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517页。

[23] 吴敬梓：《儒林外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50页。(www.xing528.com)

[24] 在吴敬梓29岁时，他为了能够参加乡试，不得不向主持科考的人员跪拜求情，但却遭到了严厉的呵斥；吴敬梓晚年时，据程晋芳《怀人诗》第十八首，处于“贫士无欢颜”、“短褐不得完”的境地，甚至“逝将乞食去”，到了不得不去乞食的地步。（程晋芳诗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25]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2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27] 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2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29] 郭英德：《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30]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31] 郭英德：《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32] 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3]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

[34]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6页。

[35] 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87页。

[36] 同上书，第92—93页。

[37] 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页。

[38] 同上书，第97页。

[39]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40] 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86页。

[41] 徐君慧：《中国小说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页。

[42]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页。

[43]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04页。

[44] 同上书，第219—220页。

[45] 同上书，第211页注④。

[46] 夏志清：《〈玉梨魂〉新论》，载《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47] 同上书，第343页。

[48] 同上书，第363页。

[49] 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载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28页。

[50] 夏志清：《〈玉梨魂〉新论》，载《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