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进化论思想的应用方式

小说史写作中进化论思想的泛滥，使得中国的小说史著作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小说的真实面貌；进化论思想的机械运用，甚至使得很多小说史中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刘勇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论述到魏晋南北朝时，就说这一时期堪称“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似乎此时期的小说作品已经相当高妙了；但作者在后面马上就说此时期的小说“从文体上看，还没有完全成熟，也许可以称之为小说的原初形态”^[28]，这样的论述与“第一个高峰”就自相矛盾。

小说史写作可以运用进化论，但这种运用是有限度的。要在小说史写作中恰当运用进化论，就要破除以下误区。

第一大误区：相对于诗歌、散文，小说是后起的文体。

很多研究者认为，与诗歌、散文相比，小说是后起的文体。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进行讨论。他们认为，中国诗歌成熟较早，先秦的《诗经》《楚辞》就是非常成熟的诗歌了；散文也成熟很早，即使《尚书》还佶屈聱牙，但《论语》《左传》《战国策》《史记》都是非常优秀的散文；至于小说，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才正式提出来，之后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发展，到明清时才到达顶峰。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先秦西汉时期，固然没有小说这种文体观念，但同时也没有诗歌、散文的文体观念，因而在文体观念上，在先秦，小说和诗歌、散文是平等的。既然西汉之前的人没有文体观念，那么从主观上看，作者们既然可以无意识地创作诗歌散文，那么他们也可以无意识地创作小说。从客观上看，既然西汉之前的人没有文体观念，那么先秦西汉哪些作品是诗歌，哪些作品是散文，哪些作品是小说，那就只能是后人的主观意识了。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是两回事儿。

先秦确实已经有了“诗”这个词，但先秦文献中的“诗”，并不是一个文体概念。即使到了汉代，《说文解字》解释“诗”为“志也”，毫无文体观念；“诗”是“从言寺声”，则“诗”有“言”之义，但这只能说明“诗”为出口之言耳。《说文解字》之前的《毛诗序》说得更清楚一些：“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样的解释倒是把“言”和“志”统一起来了，但这一解释也与文体无关。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出现了“小说家”，让很多论者以此为起点来论述小说概念；但《汉志》中也同时出现了“诗赋略”，其地位与“诸子略”同等。《诗赋略》中包括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类，其中的赋占了四类，歌诗仅仅一类。被我们当作诗歌的《离骚》，在这里被当作赋了。至于《诗经》，它在《汉志》中被安排在了《六艺略》的“诗”中，这里的“诗”与“易”“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并列，当然与文体无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志》中并没有“散文”这一类，甚至连“文”都没出现。因而现在的研究者们如果认为《汉志》把“小说家”列为一类，于是才有了小说这种文体观念；那么《汉志》未出现“散文”这一类，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当时还没有“散文”这一文体观念呢？然后进一步认为，中国的散文后起于小说呢？

认为小说是后起的文体，使得小说只好在诗歌和散文的挤压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地成长，这已经成了小说史写作的定式。只有破除这一定式，才能破除小说写作中进化论思想的泛滥。

第二大误区：写军国大事的不是小说，小说是稗类，只能写琐屑小事。

前文中曾经提到，《四库全书总目》中说，“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也就是把那些写“朝政军国”归入杂史之类，而小说的内容是“里巷闲谈、词章细故”。此处的“里巷闲谈”与《汉志》中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相类似。又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汉志》说小说出自于稗官，于是称小说为“稗类”。而“稗”是一种生长在稻田中的形状似稻但又不是稻的野草、杂草，于是小说就与“野”“杂”“琐小”等语词联系在一起了，与朝政军国大事就有区别了。

但小说果真只能写琐屑小事，一旦内容是朝政军国等大事就不是小说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例如《三国演义》，它所写的主要是军国大事，但谁能否认它是小说呢？

其实中国人重视历史，也津津乐道于历史，讲史是宋代话本的重要内容，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就是《三国演义》，后来又有了跟各朝各代相对应的演义小说，这一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先秦西汉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后世中国文化的重史传统也是在此时形成的。但先秦时期的史学著作，尽管所写的是朝政军国大事，但因为当时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作者们并不排斥虚构，从《左传》《国语》到《战国策》《史记》皆是如此。

第三大误区：一部小说描写越细致，情节越曲折，篇幅越长，就越优秀。

这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开创的小说进化论思想，前文中已经进行了批驳。我们必须承认不同小说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它们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厚此薄彼。但近几年仍然有些小说史著作持此论调。例如2007年出版的李剑国、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就有如下的论述：

本来六朝志人因其记实性的、片段式的生活场景描写，在小说的审美性上就无法与六朝志怪媲美。^[29]

六朝志人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它虽然在纪实的程度上与六朝志怪不同，虽然所写的是片段式的生活场景，但“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的《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它的“小说的审美性”不仅丝毫不亚于六朝的志怪，而且丝毫不亚于唐传奇，即使全盛时期的明清小说，包括《红楼梦》在内，也不能掩盖《世说新语》的独特光芒。一个小说史作者如果有了进化论思想，把虚构程度高、情节完整性强、描写细致、篇幅长等指标作为优秀小说的评选指标之后，就会陷入很多误区，那么他写出的小说史就不能客观反映历代小说的成就和价值。

第四大误区：小说是通俗文学，不是高雅文学，所以那些高雅的能登大雅之堂的就不是小说。

以小说为通俗文学，这是一大习惯。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前言中说：“编者素嗜通俗文学，于小说尤有特殊爱好。”^[30]可见在潜意识中，谭正璧是把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旦有了这样的意识，小说史家们就只能在通俗文学中寻找小说，这就限制了小说史作者的眼光，使得小说的外延受到了限制。

但并非所有的小说都是通俗的。王恒展在《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中，就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的雅化时期。确实，《红楼梦》的高雅，绝非一般的诗歌所能比，我们能说《红楼梦》不是小说吗？其实不仅明清，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虽然是散文，却具有诗的品格，它也是高雅的。因为小说必须是通俗的，而《左传》被高置于经部之中，于是《左传》就被绝大多数小说史家们排除在小说之外了；《史记》是正史，它也不是通俗文学，于是它也不能是小说。至于《尚书·金縢》，不仅位列经部，而且文字高古，与通俗文学毫不沾边，它就更不能是小说了。

以上四个误区，几乎成了小说史家撰写小说史的潜在前提；而以这四个误区作为潜在前提，就使得很多小说史陷入了小说的概念越辨越混乱、确定小说的标准无法统一的困境。远的暂且不论，近两年出版的最有分量的小说史著作，当推刘勇强的《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和李剑国、陈洪的《中国小说通史》，而刘著中就出现了下面的言论：

在中国古代的叙事文中，又不只小说才有虚构，一些史传甚至也有虚构成分。虽然在这一点上它们可能符合上述小说定义，但并不能算作小说。^[31]

一部作品符合小说的定义，那它就是小说，这是符合逻辑的；但它们符合小说的定义，却不能算作小说，这是违反基本的逻辑规律的。

至于李著，其观点更值得商榷：

其次，小说的体制原则，说的是小说文体是独立的文体，也就是说小说文本是独立的文本。文体和文本的独立对于小说非常重要，凡是夹杂在史书子书中的某些叙事段落不能当作小说作品。时下许多文言小说作品选本和鉴赏辞典，常常从《左传》《礼记》《战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论衡》《风俗通义》等书中选取故事。这很成问题，你可以说它们包含有小说因素，但这些书本身并不是小说。孤立地看，这些作品有的确实小说意味很浓，甚至超出了小说书中的某些故事。但这也没办法，只能怪它投错了胎。从不是小说书的书中硬往外拉扯小说作品，反映着理论上的混乱，只能把小说这盆水搅浑。试想，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小说史该如何写呢？^[32]

有一些作品它们本身“小说意味很浓”，也就是具备了小说的特点，它们“甚至超出了小说书中的某些故事”，那就是它们比小说更像小说了；但它们虽然达到了小说的要求，它们却不能是小说，这就很滑稽了，不管它们是因为什么理由而不能位列小说之中，这样的议论都是反人类思维的。作者说“但这也没办法，只能怪它投错了胎”，此处的“没办法”是不讲理的说法，“投错了胎”则是比喻。作者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史书子书不是小说书，那么其中的叙事段落就不能是小说；可是史书子书的划分，并不是按照小说、诗歌、散文的文体进行的，他的理由并不成立。作者说“从不是小说书的书中硬往外拉扯小说作品，反映着理论上的混乱，只能把小说这盆水搅浑”，但作者这样做，更反映出了理论上的混乱，也把小说这盆水搅得更浑了。作者还说：“试想，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小说史写作该如何写呢？”问题是我们给小说史的写作设置了如此多的误区，即使我们写出了小说史，这样的小说史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会被人认为小说史的研究和写作是不顾事实的。

因而小说史中的进化论思想是可以运用的，但必须在破除以上四大误区的基础上运用。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www.xing528.com)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6] 同上书，第71页。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8] 同上书，第21页。

[9] 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版，第7页。

[10] 同上。

[11] 同上书，第44页。

[12]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137—138页。

[13]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14]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15]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16] 同上书，第40页。

[17]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3—84页。

[18] 同上书，第51页。

[19]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7页。

[20]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1] 徐君慧：《中国小说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22] 同上书，第65—66页。

[23]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6页。

[24] 同上。

[25]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9页。

[26]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27]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28] 同上书，第66页。

[29]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30]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店1935年版，第2页。

[31]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2] 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