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起源研究：反思与重构

中国小说史著作中对小说的起源也是众说不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混乱。

要确定各种中国小说史著作中小说的起源，似乎很简单，那就是只要看该小说史中最早论述的作品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如此，因为很多小说史的作者声明，他们的小说史所论述的最早作品，只是含有小说成分的非小说作品。本文根据各种小说史中的相关段落，罗列出各种说法，让我们对此能有概括了解。

1920年，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有《小说之创始时代》一节，专论小说的起源。作者首先说“小说创始时期在周”，之后在总论了周代的学说之后，说“论创作小说之鼻祖，当推鬻熊”，鬻熊是周初人；但鬻熊“所传小说十九篇，已无从考据，既无从考据，自不能说是小说创作之鼻祖”。鬻熊之后，又有列御寇，但列御寇的文章“重在说理”，所以也不能“指为小说”。除了鬻熊和列御寇之外，小说作者“当推庄周”。但作者对庄周没有进行论述，而是说当时除了庄周，其他各派学者的文章也“间有小说意味”。之后作者指出《孟子》中的“齐人乞墦”一篇，“确可称为社会小说”。^[17]总的来看，张静庐认为就现有的文献来看，中国的小说应该起源于庄子、孟子。

1923年出版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列举论述了历代史家对于小说的著录和论述情况，没提到小说具体起源于何时；第二篇是《神话与传说》，鲁迅在此篇的开头，说“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而《汉志》说出于稗官，但稗官“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而街谈巷语又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因而小说若“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鲁迅此处说神话和传说是小说的“本根”，结合后文，可知此处的“本根”应是指小说的渊源，而不是起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中，指出《汉志》中所载的先秦小说，今皆不存；而在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中，开篇就说：“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18]这样的论述，说明在鲁迅看来，现存最早的中国小说作品，当出现于晋代。

1927年出版的范烟桥《中国小说史》第一章第一节是“小说之定义”，文字甚简；第二节即“中国小说之起源”。作者指出，《汉书·艺文志》中的《伊尹说》《鬻子说》虽然是中国最古之小说，“然其书已久失流传，吾人所能据以作证者，惟《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耳”，则范烟桥认为现存中国最古的小说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之后作者接着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虞初周说》《青史子》都已失传，使得“中国小说之先导，无由推述”。但又认为周末诸子百家甚至《易经》《诗经》《春秋》中，“皆有小说意味”；但“至于完成小说之组织，则在战国以后矣”。之后作者又说神话“在各国均推为文学之鼻祖”，但中国流传下来的神话很少，只在《山海经》中略有鳞爪，但这鳞爪“已较一切著述为多”了，因而“不得已惟有奉《山海经》以任之耳”，“其后时代变迁，作者因环境之不同，小说之体裁屡变不一”。^[19]所以范烟桥应是以《山海经》为中国小说的起源。

1935年，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第一章第一节是“神话是怎样起来的”，书中第一句话就是“神话并不专属于小说，所以吾们不能说神话即是小说”；但在后文中，作者又说“而在事实上，神话的确是后世小说的滥觞”，“它们的关系，似猿猴之于人类，长江之于星宿海”。谭正璧的这些话很不严谨，一会儿说神话不是小说，一会儿又说是，让我们不知所云，这从他的“似猿猴之于人类，长江之于星宿海”的比喻中就看得出来。猿猴当然不是人类，因而从这个比喻看，神话也不是小说；而星宿海是长江的源头^[20]，它是长江的一部分，因而从这个比喻来看，神话又是小说。另外这两个比喻的前后顺序也不对，后一个比喻应该改为“星宿海之于长江”，这样才能跟“猿猴之于人类”对应起来。不过即使谭正璧的这些论述不明确，他在后面的论述中还是确切地把“古代神话的大宝藏”《山海经》当作小说进行论述了，因为他说胡应麟把《山海经》称为“古今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把它列入子部小说家，都是给予了《山海经》“恰当的地位”。之后作者也提到了《穆天子传》，但认为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其“作书时代当在《山海经》之后”。因而从谭正璧的论述来看，他认为中国小说起源于《山海经》。

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稿》出版，1973年出版了第二版。此书“绪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国的小说，从魏晋算起，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看来它把魏晋作为中国小说的起点。但“魏晋唐宋小说”仅仅是该书第二编的编目，第一编是“中国小说的准备时期”，论述了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左传》《战国策》《史记》《燕丹子》《吴越春秋》等，但它们“都还不是小说”，因为“产生小说的社会条件和文学条件都还没有具备”。不过尽管它们不是小说，但“它们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后来的小说作了多方面的准备”^[21]。魏、晋、唐宋时期才是古小说产生、发展、成熟的时期。因而《中国小说史稿》认为小说起源于魏晋。

197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在第一编的“概说”中，有“中国小说最早的起源，是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显然，此处把起源与渊源混为一谈。

1990年，曾经参加过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版《中国小说史》定稿工作的侯忠义，在其《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的“前言”中，尽管一开始就说“我国古代的小说，从汉代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似乎表明小说起源于汉代；但在后文中，又说“本书所介绍和评论的小说，是从先秦两汉到唐五代”^[22]，则又认为小说起源于先秦。《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的第一部分是“汉代小说”，似乎中国小说起源于汉代；此部分的第一节是“汉代的小说概念”，介绍了庄子、班固、桓谭、张衡的“小说”概念，是概念分析；第二节是“汉代的小说创作”，作者分析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肯定为汉人作品的有六种，其余九种，“一时很难判定，大约为先秦人的作品”^[23]，但这九种著作今天已经佚失。因而《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的观点，是小说起源于先秦，但先秦的著作已经佚失，而就现存的小说作品来看，小说应始于汉代。

1990年齐裕焜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该著作的“绪论”中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准备期，自远古至先秦两汉，此时期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中国最早的叙事文学“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后来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多方面的准备”；第二个时期是成熟期，指魏晋至唐，其中“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志人小说产生了，它们渐渐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开始走向独立的文学形式”^[24]。因而齐裕焜认为小说始于魏晋时代的志怪志人小说。(www.xing528.com)

1991年，徐君慧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小说的起源几乎与诗歌同时，但它的成熟，后于诗歌，历史事实已经给证明了。诗歌到了唐代，已达到很高的成就，而小说到唐代，‘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才正式开始。”^[25]徐君慧此处明确用了“起源”一词。诗歌的起源很早，《诗经》就是上古的诗集，既然小说与诗歌同时起源，小说的起源也就非常早了；但作者又说“小说到了唐代才正式开始”，看来作者笔下的“起源”和“开始”不是同一个概念，小说的“起源”和小说的“开始”，相差竟然以千年计。“起源”就是“开始”，因而作者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

1992年，李悔吾在《中国小说史漫稿》中说：“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古今治小说者言之甚多。然见仁见智，尚无共识”；而他的意见，是“把先秦、两汉，看作小说的萌芽时期”，这是基于“我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产生了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因而在他看来，小说的萌芽时期并不是小说的开始时期，先秦、两汉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只是“孕育着小说艺术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26]而已，它们并不是小说。李悔吾把“后汉至唐代以前”，当作“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中国小说的初步形成时期”^[27]，唐传奇则标志着小说文体的正式形成和创作上的完全成熟。可见李悔吾是认为小说产生于后汉的。当然，后汉至唐代的作品只是“粗具小说的规模，大体符合小说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又是不成熟的”。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李悔吾先是说先秦两汉是“萌芽时期”，对于一种植物而言，既然已经萌芽了，这个生命就已经独立开始了，也就是说，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小说；但后面又说此时期只是“孕育”着小说艺术因素，如果是“孕育”，那么它就还没独立出来，还是一颗种子，也就是还没到萌芽阶段。而且“萌芽”只适用于植物，但“童年”则是用来指人类；“萌芽”是指植株，而后面的“成熟”则适用于果实——这些不同范畴的比喻混淆在一起，根本不可能表达出一个清晰的概念，更不用说后一个阶段的“后汉”已经包括在前一个阶段的“两汉”之中了。

1994年出版的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第一章是“中国的前小说”，第二章是“汉魏六朝的杂传体小说”，可见作者是把先秦作为前小说时期，汉代作为小说的起点。第二章“汉魏六朝的杂传体小说”论述的第一部作品是《燕丹子》，作者在书中也明确说《燕丹子》“是人们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篇小说”^[28]。当然作者在这里用“公认”二字有些乐观。

1995年出版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导言的第二部分是“小说发端于战国”，因而此著是认为小说起源于战国。在具体论述时，作者通过分析《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十五家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汉志》中的十五家小说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前面的九家，“多注称‘依托’或‘古史官记事’，当是战国游士之风至汉初黄老之风的产物，因为这些时期的风气比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更有利于小说家滋生”^[29]。之后作者引用了《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转录的《伊尹说》中的“空桑生伊尹”的故事，来说明先秦时期的《伊尹说》是小说。后面作者还重点分析了《晏子春秋》，认为它虽然未被目录学家们置于小说目录之中，但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的“许多篇章已经具备叙事的必要成分，已经毫无逊色地位居最早的短篇小说精品之列”。^[30]不过作者虽然把《晏子春秋》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但只是认为它应该成书很早（《史记·管晏列传》中已著录），却没有说明它的具体成书时间；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第一章所论述的是《山海经》，第二章论述的是《穆天子传》，在后文中也没有对《晏子春秋》进行集中论述，可见作者对这部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并不重视。

1996年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出版，其第一章是“引论”，第二章是“中国小说的孕育时期——先秦”，第三章是“中国小说的产生暨雏形时期——两汉”，因而该著是把两汉作为中国小说的产生时期。在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虽然也论述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作品，但因为这些作品都已亡佚，所以在后文中着重论述了《燕丹子》《神异经》《西京杂记》这三部可以确定为汉人的著作。其中《燕丹子》是其论述的第一部作品，因而《中国小说发展史略》是以《燕丹子》作为中国小说起点的。

1996年张国风所著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话》出版，该著作的第一部分是“源远流长”，其中第一小节是“原始的浪漫激情——上古神话”，但作者没有明言神话是小说，而从其“上古神话包含的奇特的想象、夸张的风格，对后世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来看，可见作者认为神话是小说的渊源；第二小节是“讽刺小说之滥觞”，所论述的内容是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作者认为，这些寓言“是最早的叙事文学，它在叙事写人、虚构情节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32]。既然作者说它们是“最早的叙事文学”，又“具备了小说的基本要素”，那么在作者看来，它们就应该是小说了；而且作者此节的题目是“讽刺小说之滥觞”，而据1989年版《辞海》，“滥觞”的意思就是“起源，开始”，所以作者应该是认为小说起源于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

2002年，陈文新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第一章“志怪小说的萌芽与生长”的概述部分认为，志怪小说成熟最早，战国时代的《汲冢琐语》《山海经》等，虽然“标志着志怪小说的初步阶段”，但它们只是“准志怪小说”，还不是真正的志怪小说；两汉时期的《括地图》《神异经》《十洲记》《异闻记》等“属于基本成熟的志怪小说”，因而陈文新认为小说当始于两汉时期。

2007年李剑国和陈洪主编了四卷本的《中国小说通史》，其中第一卷基本上是李剑国所写。此卷第二编第一章是“小说的发端：最早的一批小说与准小说”，认为：“战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小说和准小说，由于这些小说多数在文体上还不很成熟，兼之很难考证出它们的确切年代，因此我们无法确指哪部小说是最早的一部。”^[33]作者在此章中分别论述了杂传小说《穆天子传》、“古今纪异之祖”《汲冢琐语》、“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等。其中“从小说文体看，《穆天子传》确实已经具备基本的小说因素”^[34]，“它的出现标志着小说文体的初步形成以及杂传小说的形成，在小说史上可谓意义重大”^[35]，而“《汲冢琐语》是最早的杂史体志怪小说”^[36]，因而这两部作品都是小说；但《山海经》则“缺乏独立的叙事品格”，它作为小说“还很幼稚，只能看做是体制不纯的准小说”^[37]。不过不管怎样，作者把战国作为中国小说的起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2007年，刘勇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第一章中把汉代之前作为“小说文体的孕育”阶段。从他“即使我们不认为早期的一些叙事文学就是小说，为了认识古代小说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也应当从小说或叙事文学的萌芽时期开始探寻”^[38]的论述来看，他不认为先秦时期有小说。第二章“中国小说的原初形态”开头就说：“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作品，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堪称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39]，看来作者是把汉代作为中国小说的起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