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省馆诞生事业初创（1920—1949）
自古以来，江西人文蔚起，名人辈出，近两千年的文化积累，为赣鄱大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献珍籍。这些文献得以保存留传至今，主要归功于历代藏书家们的辛勤努力和全省各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进入20世纪，中国的图书事业开始由传统的官府、私家、寺观、书院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演变。1909年，清政府颁发了我国有关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第一个国家法令——《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要求各省在1910年底建立省立图书馆。江西地方政府于1912年底设立江西通俗教育委员会，下设调查、演讲、编辑、图书、戏剧五部。由此，江西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起步。1912年8月成立公立白鹿洞图书馆，1916年成立南康公立图书馆，是为江西省最早的两所公立图书馆。1911年4月间，宜丰胡思敬自愿将藏书十余万卷及在东湖边书楼一所，捐作江西全省图书馆，对外开放。1918年7月，江西省立通俗图书馆在其基础上成立，内设藏书室、公众阅览室、儿童阅览室、新闻阅览室、办公室、招待室及巡回阅览室等。1920年6月间胡思敬忽请收回自办，经呈奉省长核准听其收回。1920年冬，江西省教育厅长许寿裳鉴于本省无公立图书馆，不足以收罗群籍，整理排比，使成有系统之组织而便公众之阅览，倡议在南昌并设公立及通俗两馆，并委派王经畲、蔡漱芳为筹备员，拨付620元筹备费款，于同年12月成立江西省公立图书馆筹备处，至此江西公立图书馆始具雏形。江西省公立图书馆筹备之初，暂借令公庙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为办公地点。后租赁干家巷民房为馆舍，因过于狭小，1921年再迁三道桥谌家巷洋式房屋，每月租金52元。1922年11月正式开馆，定名为江西省公立图书馆，王经畲兼任馆长。筹备阶段内设阅览室、日报、普通、妇女及儿童阅览室，1922年11月正式开馆时调整为四部，即汉文书部、英文书部、日文书部、日报杂志部。馆藏图书13500余册，其中汉文书籍13000余册，英文书籍500余册；杂志50余种；日报10余种。由省库拨发5304元经常费。1923年1月，叶遇霖接任馆长。是年秋，叶以保存文献为由，请求拨给本城贡院前一片约四亩官荒地建筑专馆。经多次交涉方勉强同意，拨给建筑经费“江钞”（当时的江西银行发行的一种货币）4000元。然而在准备修建馆舍之际，时局变动，原定计划破灭。1925年4月杨立诚接任馆长，1926年8月邱璧继之。几年来，由于没有馆舍，租用谌家巷房屋常因租金发生纠葛，且运转经费太少，设备购置及一切支配均感困难，致使江西省公立图书馆在这一阶段，除了维持极其有限的日常开放外，难以谋求发展。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后，设立江西政务委员会作为全省的行政中枢。12月6日，政务委员会委任胡钟英为省公立图书馆接收保管员，贺益誉为通俗图书馆接收保管员。1927年初，政务委员会决议将公立图书馆与通俗图书馆一同并入江西中山大学内，由该校委员王恒、吴有训等人接收，改称为江西中山大学图书馆。同年6月，中山大学撤销，通俗图书馆随之分开。教育厅指派赖邦宪保管图书馆。由于这时期馆内驻扎军队，保管员的主要任务是保管图书。1927年9月教育厅厅长陈礼江改派社会科科员陈作琛兼充保管员，邓衍林辅助他，从事整理图书工作。
1927年10月，江西省教育厅又将“公立”与“通俗”两馆合并，改名为江西省立图书馆，同时委任欧阳祖经为第一任馆长（当时称主任）。11月1日，欧阳祖经到职。11日，江西省立图书馆重新开馆。当时保管员陈作琛移交的图书杂志总计32329册。从此，江西省立图书馆开始走上正轨。
欧阳祖经到任后，鉴于图书馆馆舍严重不足，事业无法发展的情况，立即呈请省府当局拨定南昌百花洲张、江、沈三公祠全部辖地为新馆馆址，并向教育厅申请领得临时修缮费1100元，将破烂不堪的张、江二公祠以及沈公祠部分房屋、桥梁、驳岸及池塘等修缮一新。1928年1月6日，江西省立图书馆在百花洲馆址上正式开馆。（详见1928年《江西省立图书馆概况》）
江西省立图书馆开馆后，首先，根据近代图书馆的要求健全内部机制。馆长下设“一会”“三部”“四委”。通过调整内部组织机构，各部门职责分明，工作效率提高。其次，详细制订有关规章制度。其中有：（1）《江西省立图书馆规程》；（2）《江西省立图书馆办事细则》；（3）《江西省立图书馆征集图书文献委员会简章》；（4）《江西省立图书馆职员借阅书籍规约》；（5）《江西省立图书馆经济委员会规程》；（6）《江西省立图书馆保管基金办法》；（7）《江西省立图书馆基金委员会简章》；（8）《江西省立图书馆修缮委员会简章》；（9）《江西省立图书馆建筑委员会简章》；（10）《江西省立图书馆附设图书馆学研究室办法》。这些规章制度明确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规定并详列了图书馆主任和馆员的资格以及馆内各部门的具体规章。第三，根据1928年1月江西省教育厅转发的《大学院颁布图书馆条例》中规定的“搜集中外书籍便利阅览”和“保存地方文献”两大职责，积极开展工作。当时馆内设有图书、新闻（报纸）、儿童三个阅览室，各室桌椅设备根据需要区别配置。读者以学生为最多，借阅图书以文学类居首。儿童阅览室内另设女指导员一人，“专为启发儿童、解释疑惑”。
针对馆藏图书十分零乱，既缺乏精确的统计，又没有详细分类的实际情况。1928年开馆后，欧阳祖经组织人员一面开放，一面开展文献整理工作。经馆内图书馆学研究会讨论，决定对所有中西文图书重新分类编目。在分编工作中，中文采用杜定友分类法，西文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一切登记表册、目录、卡片皆采用当时最新格式，并力求方便。线装书用布套装置，书架等设计定制。在此期间，江西省立图书馆还接收了全省官书局及宜丰胡思敬私立“退庐图书馆”移交的图书数千册，充实了馆藏。
随着图书馆工作的逐步开展，破旧的祠宇馆舍，显得越来越不相适应。经省立图书馆报告，1928年5月第91次省务会议同意江西省立图书馆设于百花洲公园内，并重新建筑馆舍。但是南昌市政当局对省务会议决议不满，市工务局局长屡次来馆接洽，强调百花洲属于市产，市政府拟将此处辟为公园，商请图书馆全部让出，而以它处交换。欧阳祖经坚决不同意易地建馆，并为馆址问题发表宣言书，指出：“查东西各国，图书馆多设立于公园之内，若就百花洲改筑新馆，复将余地布置游憩之所，则馆宇清华，竹木幽邃，正可相得益彰，既有文史娱情，又有湖山助兴，公园之设立，愈为有意义。”又说：“为图书馆计，必须闲静，避嚣而又往来便利，唯百花洲之地可当其选。且为名胜古迹，风景宜人，此外，实难觅相当并适中地点”。（详见《为百花洲图书馆馆址问题宣言书》）
当时双方争执不下。1928年8月13日，省政府委员来馆实地勘察，随后批准省立图书馆在百花洲建筑新馆。
为了建造一座较为完善且适合社会需要的图书馆，在计划之始，欧阳祖经亲赴江苏、浙江两省参观图书馆的建筑布置，并与一些图书馆专家、建筑专家详细讨论，寻求借鉴，返回省里后，欧阳祖经立即组织设计绘图，并制定投标规程、施工规程、施工细则等，由工程师欧阳朴民进行设计。1928年9月16日开标，中标者为周春茂建筑厂，双方商定修建正馆房屋以及驳岸、栏杆、道路、桥梁等，建筑费共54905元。10月1日，正式签订建筑合同，10月10日开工，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至1930年8月落成。新落成的省立图书馆，占地3300平方米，气势宏伟，与江西大旅社、邮政局一起成为当时南昌的三大建筑。
在旧馆拆除、新馆建设期间，省立图书馆在百花洲苏公圃设立临时办事处。办事处共有房屋四间，楼下两间为书库和办公室，楼上两间为阅览室和会议室，并在前国语统一会原址设立新闻阅览室及儿童阅览室开展工作。
新馆的建成，为江西省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然而，这座新式图书馆建筑落成以后，却一直不能对外开放。1930年11月起，新馆舍先后被挪作国民党军政部部长行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等高级军事机关之用。为此，所有流动图书均搬入环湖路29号南昌市教育会所内，设立临时阅览处开放阅览。由于馆舍狭小，空气、光线均不适宜阅览，读者大为减少，图书馆也发挥不了应有效用。1935年10月25日，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奉命结束，11月18日，教育厅派员接收署址后，省立图书馆才得以重新搬回百花洲原址。(www.xing528.com)
1932年，江西省教育厅厅长陈剑翛兼任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不久由杨立诚接任。1934年1月，教育厅委任张一清代理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同年8月张一清辞职，教育厅又委任馆总务主任范文彬负责代理馆务。1936年教育厅再次委任欧阳祖经为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927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江西省立图书馆事业有较大发展，无论在馆舍、人员、藏书、读者服务、管理、设施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如在百花洲修建了新馆舍，建立健全管理机制，藏书也由创办初期的25071册增至1936年的135667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祖经到任后，广泛征集江西地方文献、江西历史人物著作及江西所刻古籍版本。其中江西地方志书在1931年以前就搜得104种，到1936年欧阳祖经再任馆长时，江西省、府、县志基本搜集齐全，所缺瑞金、石城、浮梁三县县志，亦向蔡敬襄的蔚挺图书馆商借，并请萧亨葆、赵隆宪二人抄写而得以收藏完整，这就为以后江西省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和特色奠定了基础。
在读者阅览方面，1928年6月之前，阅书者日均38人，阅报者日均97人，儿童日均60人，共计195人。1930年6月前增至236人。新馆舍落成（1930年8月）后，每日阅书者490人，阅报者200余人，儿童数百人，读者总数达800人。发展到1934年10月份，全月开放24日，普通阅览室阅览读者共有13850人。1935年6月，平均每日阅览者1370余人。搬回百花洲后，阅书者日均293人，阅报者日均262人，儿童133人，共计688人。
此外，在图书流通、推广、辅导协会等工作上也卓有成效。不仅在南昌附近交通便利的重要乡镇设立十个图书流通处，同时还设立特别图书流通处、临时图书流通处、民众书报阅览处、巡回阅览处、巡回文库等，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民众夜校与读书会、儿童阅览比赛会、辅导委员会，并利用多种形式展览会推广阅览。1929年1月28日至2月2日，省立图书馆委派欧阳祖经出席在南京金陵大学举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同年7月，编辑出版《江西省立图书馆馆务汇刊》。1930年和1936年，又派人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第三次年会。1932年11月14日，成立江西省立图书馆协会，编撰书目索引和学术论著。1934年11月，范文彬在代理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发起创办《江西图书馆馆刊》，并在该刊第一、二期发表《乡贤陆象山先生（上、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日军占领上海，威逼南京。消息传来，南昌城迅速呈现一片萧条景象。江西省立图书馆奉令暂行闭馆，疏散人员，并将6万余册善本书转移至永新保管。1938年春，战事趋于稳定，南昌渐复繁荣，省立图书馆遂于3月18日恢复阅览，先行开放新闻、杂志两部。进入5月份，从农村返回城市的人口增多，教育厅要求省立图书馆恢复夜馆开放。为此，省立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逐一恢复正常。由于原任馆长欧阳祖经辞职携家人去了桂林，馆务由馆采编部主任李蓉盛负责。
1938年7月，随着赣北的彭泽、湖口、九江等县相继失守，日军肆意轰炸南昌，局势日益恶化。7月14日，省立图书馆奉令南迁吉安，8月6日到达吉安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馆舍，教育厅又下令分迁至泰和、遂川、安福、永新四县，各设阅览所一处，以泰和为总馆办事处。1939年10月，教育厅正式委任李蓉盛为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
1939年，省立图书馆增设文化服务部，为机关、读者订购书刊资料。
1940年2月，将安福阅览所迁移至兴国。同年9月，在泰和文江增辟一阅览所。1942年，迫于时局，省立图书馆总馆迁至万安，1943年回迁泰和，并改名省立南昌图书馆。同年12月，文江阅览所撤销，在泰和总馆增设党义研究室和史地研究室。1945年初，日军发动春季攻势，泰和形势紧张，省立南昌图书馆被迫迁往兴国，与兴国阅览所合并，直到1945年底复员南昌。
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江西省立图书馆饱受战争蹂躏和颠沛流离之苦。但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省立图书馆仍艰难地寻求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遵照部颁组织章程，根据战时实际需要，对内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设立总务部、采编部、阅览部、特藏部和研究辅导部，开展日常阅览工作；另一方面配合抗战宣传中心，在图书推广和辅导读者阅读上做了大量工作。如：（1）广设巡回文库及流通处。至抗战结束，先后设立书报流通处13个，大多设置在人口较为集中的乡镇。（2）编造图书清册。省立图书馆从南昌迁出后，11万册藏书分藏于四个阅览所，为便于稽查，使馆藏不至于陷入混乱，避免图书散佚和损失，于1941年初对全部馆藏进行清理和注册。（3）添购书报杂志。在经费和购书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尽力采购全国各地出版的有关抗战的书报杂志，使藏书逐年有所递增，1941年为110477册，1942年111713册，1943年112276册，1944年112 674册。（4）设立文化服务部，经销并代办全国各种书报杂志，方便读者。（5）征集战区文献。抗战以来，全国各战区的图书、文献、文物损失非常严重，私人所藏图书文献因人力、物力所限，不能及时转移，损失尤其惨重。为保存民族文化，特别是江西的文献、古物，省立图书馆呈准教育厅，决定全面收集战区文献并代为保管。为此制定征集方案，规定：“凡接近沦陷区域的图书、古物，都可请托省立图书馆代为搬运，代为保管，日后仍可由原主领回。”这一措施对保存我国民族文化起了很大作用。（6）举办战时报刊巡回展览会。1939年11月，省立图书馆广泛征集全国各种抗战书报、漫画、照片和其他宣传品1000余件，赴各县巡回展览。1940年元旦后，分别在泰和总馆内和上田村（江西省政府临时驻地）举办预展，获得成功；从2月24日起，员工们携带展品赴遂川、吉安、赣县、宁都、兴国等地展览，4月8日返回总馆。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地方当局的热情接待，各县参观人员均达千余人，其中吉安、赣县两地参观人数最多。（7）出版期刊和壁报。1939年2月创办《读者战线》半月刊，以刊载抗战言论、剖析时事问题、报告文化消息等为内容，共出版13期。壁报主要以报道战时新闻和宣传抗战为内容。此外还开展伤兵教育，举办民众夜校，推广乡村工作，组织国民月会和读书会等活动。上述种种，无论于图书馆自身发展，还是于抗战宣传，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时内迁的各级机关由省政府统一部署，相继复员回迁。1945年9月，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办事处和阅览所着手迁回南昌，经过三个多月的迂回周折，历经艰辛，到农历年底，才从兴国抵达南昌。其中抗战时期疏散在永新县的五六百箱线装书，1946年10月才运回。到达南昌后，因百花洲馆址前面一幢三层大楼在战争中被毁，只能暂借官巷与省立民众教育馆等几家单位合署办公，勉强开放一个杂志阅览室，而大批图书只能打捆封存，尔后迁至渊明路的原鼎记印刷所内。几经努力，国民党政府中央救济总署以“建设新南昌”之名，拨给省立南昌图书馆2000余万元救济款，用于维修馆舍。1946年9月，经江西省政府批准，由国民党政府中央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拨给救济物资面粉9000袋，重建三层楼馆址，于翌年5月1日竣工，随后将书籍设备迁入。6月15日，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在百花洲新馆正式对外开放，计有书籍十万余册。同年7月，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更名为江西省立中正图书馆，直至1949年5月南昌解放。（抗战时期江西省立图书馆概况详见《江西省立图书馆的战时工作》和1941年《江西省立图书馆概况》）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采取了一些有益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措施。其中，1946年1月，江西省政府发出（教）字第168号训令指出，“年来各县原有之县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因县级机构紧缩，多有停办或裁并，兹国土重光，教育复员刻不容缓”，限各县于“三十五年（1946）元月份恢复或成立”。1947年，教育部再次公布重修的《图书馆章程》，规定“各县市应于民众教育馆内附设图书室，其人口众多、经济充实、地域辽阔者，始得单独设置县立图书馆”。1947年7月，江西省教育行政会议通过《江西省社会教育改进办法》，作出《充实图书馆教育》的规定，但最终未能实行。尽管如此，由于政局动乱，图书馆事业经费严重短缺，这一时期的江西省立中正图书馆，不但没有发展，而且日趋衰落。以经费为例，1946年，江西省立南昌图书馆全年经费为87710元，其中职员工资25530元，特制费（即复员经费）36524元，设备费25000元，办公费2336元，而购书费仅为4 320元，在那物价飞涨的年代，这点经费“犹如杯水车薪，终难济事”。至1949年，经费就更少了。1949年1月5日，省立中正图书馆馆长李蓉盛在呈教育厅的一份报告中说：“查日来报价陡涨，本市报币由元月份起亦需80元一月，本馆以事业费月仅50元，欲求大量订阅各种报纸，实不可能。拟自本月份起，本市仅订《（江西）民国日报》《中国新报》及《华光日报》三种；外埠上海《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及杭州《东南日报》三种，以供众览。”可见何等捉襟见肘。在藏书建设上，由于1947年7月“江西省立中正图书馆迁移百花洲新址后，读者激增，而该馆事业费又为数极微，购置书报深感不敷，处此情况下，只好呈请党政当局请予转给各县政府，各县政府党部将该地出版报刊免费长期赠送一份，以供众体。”（见《（江西）民国日报》1947.7.19）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是年秋，人民政府接管了江西省立中正图书馆。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江西省图书馆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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