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智顗思想在中土佛学的发展概述

1.2　中土佛学发展概述

佛教自汉代即初传中土，至隋初天台创宗时期，经历了约600年的持续传入和发展。在这期间，印度佛教也并行于部派佛学，出现了大乘学说。从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陆续出现的大乘经典，以及初期大乘中观学兴起，中期大乘瑜伽行派的兴盛、如来藏思想的出现，使得大乘佛学在公元五到六世纪的印度达到的鼎盛。印度佛教持续发展和不断传入的丰富复杂的内容，在印、中两地形成的不同的分支、学派的不同主张，使得佛教思想的接受、理解和组织、归属，成为汉传佛教的一个重要课题。

佛教的弘传，离不开对教经典籍的翻译。佛教传入最初，正因为佛教经典论著少有传译，当时的中土人士对佛教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多目之为黄老道术之流。至东汉桓帝、灵帝之世，有西域一带安息国人安世高，月氏国人支娄迦谶来到洛阳，始广出佛经。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到洛阳，至汉灵帝建宁中（公元170年前后），二十余年译经三十多部。所译多关禅数，并传禅法，都属于部派佛学上座部系统。其学在汉末至西晋有相当影响。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末年至洛阳，译经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中（178—189），稍晚于安世高。支娄迦谶翻译有《般若道行经》、《首愣严三昧》、《般舟三昧》等经典，所译基本属于大乘，为大乘典籍在华翻译之始。《首愣严三昧》、《般舟三昧》为大乘禅观。《般若道行经》为般若类经典在华首译，风行于魏晋之时。大小乘佛学在译经初始即同时译传。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世乱频仍，佛教作为宗教广泛传播于民间。从学术上而论，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其时佛教经典译传已较多，尤其以般若类经典因玄风而为盛。自支谶翻译《道行般若》，其再传弟子支谦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是为般若经之《小品》。朱士行于曹魏中远赴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送回东土译出，是为般若之《大品》。西晋竺法护翻译有《光赞般若》，为《大品》异译。后有卫士度略出之《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及昙摩錍竺念所翻译之《般若经抄》等。般若学为当时佛教义学之大宗，因思想上有所契合于玄学而得到较广的流布，士人以《老》、《庄》、《周易》三玄与《般若》并谈，而释门翻译解释佛教经典，亦有引外书（佛典之外的世典，即指《老》《庄》等）玄理加以格义者。佛学与玄学相激发，两晋时释者每具清谈之风，名士多与沙门往还。

至释道安（312—385）出，与其徒众在两晋之际南北辗转，艰苦倍尝，而荷法勇毅，“盖安法师于传教翻译经典，于发明教理，于厘定教规，于保存经典，均有甚大之功绩。而其翻译经典之规模，及人才之培养，为后来罗什作预备，则事尤重要。是则晋时佛教之兴盛，奠定基础，实由道安”。^[7]道安整理经典，作《综理众经目录》，搜求详实、考证谨严。内外学兼通，于经典的翻译和教理理解反对格义法，务求真义。禅慧并重，承学安世高禅法，而于般若学特重。道安时《般若》学者有“六家七宗”之分，综为“本无、即色、心无”三派，是佛学空义在当时中土的解释和发展，一方面反映出佛学的开始兴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限于当时的学术和现实条件，对于佛学般若空义的理解还存在着不确和偏差。

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冬鸠摩罗什（343或344—413）至长安，鸠摩罗什为西域龟兹国人，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习大乘，特善般若，名闻西域。后秦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从事译经弘法活动。罗什居长安十二年，翻译经典约三百卷，另著有《实相论》，注《维摩经》《金刚经》（多已散佚）。并翻译《成实论》，斥小乘一切有之说。鸠摩罗什盛弘《般若》三论，特尊龙树。至罗什来华，大乘中观空义在中土乃明，真正得到理解。其弟子中被称为“解空第一”的僧肇，著《不真空论》破斥“本无、即色、心无”三家，显真空义，为后世之三论宗尊为宗祖。其余的弟子如道生、僧导、慧观等，皆卓异特出者，对后代中国佛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约与罗什同时而稍后，北凉有中印度僧人昙无谶在玄始（412—428）年中译出《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菩萨戒本》等十余部经典。《菩萨戒本》为重要的大乘戒律，而其后北朝佛教重于禅、律，其所翻译之大乘戒律在北朝极有影响。昙无谶所翻译经典均属于大乘，其中尤以玄始十年昙无谶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史称北本《涅槃经》），最为重要，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开佛性说学理之一脉。

在南朝有鄯宾禅师觉贤（佛陀跋多罗）于晋义熙十一年（415）至宋元嘉六年（429）在建业译经。远赴天竺求法历十五年而归的僧人法显，于义熙九年（413）也来到建业。其时所出重要经典如觉贤与法显共同翻译的六卷本《泥洹经》（为大本《涅槃经》的前分）；又有觉贤于晋义熙十四年（418）至刘宋永初二年（421）译出之《华严经》，此本为《华严》大集在中土的首译，史称《六十华严》。觉贤并传授禅法，译《修行道地禅经》。觉贤之后，还有求那跋多罗于刘宋元嘉十三年（437）译出《胜鬘经》，求那跋多罗于元嘉中还译出法相学经典《楞伽经》、《相续解脱经》（为《深密解脱经》后二品）等经典。

公元413年罗什在长安灭度后，关中战乱迭起，其弟子星散，多有南渡者。昙无谶公元433年在凉州为沮渠蒙逊所杀。公元439元魏灭凉，公元446年，魏太武帝毁法，义学僧人南渡者更众。北方衰寂，而其间南方对经典的翻译，研讨经典的义学均盛，南朝重义理，儒释白黑、形神因果，历代屡有往复论辩。北朝则有儒者排佛、佛教与道教之争，儒佛、儒道之争皆剧烈，不只于文词，竟至于演化为行事。“自此以后，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8]形成南义理、北禅观的不同学风。

元魏灭凉，统一北方。南朝宋武帝刘裕于公元420年立国。其后南北朝对立长达约一百五十年，直至隋于公元589年最终统一。(www.xing528.com)

自北凉玄始十年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史称北本《涅槃经》。南朝宋文帝元嘉中，此本南传建业，僧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等人依南方先已流传的六卷本《泥洹经》（法显游西域所得，佛陀跋多罗于晋义熙十三年（417）译出）对其前分品目加以改治，并在文字上有所润色，成三十六卷，史称南本。实际上，《大般涅槃经》南北二本相差甚微。

《大般涅槃经》的译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大般涅槃经》经典本身而论：此经属公元3世纪前后续出的大乘经典，最早出现年限约在印度笈多王朝初期。标示大乘佛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向”。《涅槃经》此前已有数译。关于这部经典，有许多佛教史上著名的传说，关系到中国佛学的许多重要的争议性命题。如据传鸠摩罗什的高弟竺道生根据先法显所译之六卷本《泥洹经》，阐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引发关于佛性的争议，竺道生因此而被摈。后四十卷大本《涅槃经》南传，其中果然有一阐提成佛之语，道生遂被尊为涅槃之圣。道生更提出顿悟成佛说、佛性本有说，善不受报说，其后顿、渐之争，本有、当有之争成为中夏佛学论战的重要命题。元嘉中《如来藏经》、《胜鬘经》、《楞伽经》、《大法鼓经》等如来藏类经典又相继译出，与《大般涅槃经》的研读讲说相互助益，形成涅槃师说一系。

到这时，佛教大小乘经典的翻译数量已经很巨大。为了给这些学理主张各有侧重的经典论著以一个系统而有说服力的组织，根据《大般涅槃经·圣行品》从乳至酪，至生苏、熟苏乃至醍醐的比喻式组织方法，兴起判教之说，以期对中夏所广译之经典论籍加以次第安排，组成体系。“判教”此后并进而成为佛教各学派厘定和维护自身学术地位，展现自身思想特点的的重要理论工具。

元魏自文成帝复兴佛教。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孝文帝后，佛教义学在北方乃渐兴。其后宣武帝等数代帝、后皆尊奉佛法，并于洛阳永宁寺设立译场。永宁译场所翻译经典以法相唯识学居多：有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等经典。菩提流支系世亲四传弟子，永平元年（508）至洛阳，除翻译如上经典外，还译有世亲释经的论著：《金刚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十地经论》（与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合译）等，其中以《十地经论》影响最大。又有般若流支，翻译《唯识论》、《顺中论》。有佛陀扇多所译无著的《摄大乘论》，此论先后有三译，后有南方真谛译本，与菩提流等所译《十地经论》，各开学脉，分别为后世唯识学系之“摄论师”和“地论师”各所宗依之论典。唯识思想南北朝时期在华续有弘传，法系不同于唐朝玄奘所译传弘扬的那烂陀寺护法、节贤一系。相对于唐玄奘译传的唯识学，上述各师所译传的史称古唯识学。这一时期古唯识学又分为南北两宗：北方即依世亲《十地经论》的地论师，另有南方有依真谛翻译之《摄大乘论》的摄论宗。北朝义学僧人亦有擅《毗昙》学，精研《大般涅槃经》及《成实论》者，开毗昙师、成论师、涅槃师说之端绪。

《十地经论》为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共译，由于二人对《地论》诠解有分歧，地论师说也有学承之异，各循所传而分衍为南道、北道两派。北道出自菩提流支，法传道宠，在相州（今河南彰德）以北相续弘传，故被称为北道地论师。南道弘传于相州之南，学宗勒那摩提，摩提传慧光，慧光续有弟子法上、僧范、道凭等，皆一时之师，其中尤以法上为众中上首。因北道之学受摄论师影响，故南道之学被认为是地论师说的正统。北道系在摄论师说传到北方后与摄论师说合流。南道系后来则为华严宗融摄。

《十地经论》是印度瑜伽行派代表人物世亲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论著，该论上接般若，下启唯识学，阐发“三界虚妄，惟是一心作”的义旨，及有诠解“八识”、“无明”、“三身”等六相说。南北地论师的争论在于“八识”说，南道认为“八识”中前六识与第七“阿陀那识”皆为妄识，以第八识“阿梨耶识”为清净真识，“如来藏识”、“第一意义识”；北道之说则接近于摄论师，以第八“阿梨耶识”为妄识。然摄论师更于第八识之上立第九“阿摩罗识”为真常净识。

摄论师是古唯识学在南方一系。古唯识学在南方翻译与传布者为真谛，循真谛之译传而形成摄论师说。真谛系西印度人，其学属于无著、世亲之后唯识学分传的西南印度伐腊毗学系，遵守世亲旧说。真谛于梁武帝末年来华，居南朝二十三年中，出经三百余卷，有《俱舍论》、《大乘唯识论》（即《二十唯识》）、《佛性论》等。南朝陈天嘉四年（563）真谛在广州译出无著所作《摄大乘论》三卷，并翻译有世亲《摄大乘论释》十二卷，自撰《义疏》八卷。《摄大乘论》完整勾画了大乘唯识学的基本结构，作出了一个整体组织。真谛本人的思想真常唯心的色彩浓厚。其学说在八识外另立第九识阿摩罗识，也称为真常净识、真如、本觉，又三性说中依他起性重点放在染污性上。然真谛来华后逢值世乱，在其生年其学未得光大，后由其弟子法泰、僧宗等承续而不辍，形成摄论师说。周末隋初，北方僧人靖嵩、昙迁等大弘《摄论》，使得瑜迦学理通传于中国。摄论师说流布既广，各系传承思想分歧也很大，莫衷一是。主要争论的问题如本有当有，判教说等。至唐玄奘重译《摄论》，摄论师各家遂为玄奘一系所扬弃。

被称为“古唯识学”的北方地论师说和南方的摄论师说，是唐代玄奘一系唯识学传人和建立宗派之前，唯识学在中土流传的主要法脉。古唯识学思想与中观般若学、如来藏佛性论等印度大乘佛学思想，以及各部派佛学思想都在中土流传，乃至形成各种“师说”，师弟相承，各宗经、论，理论主张自成一家。他们之间不同的理论侧重和趋向，内部思想的持续演进，在中土佛教的传播中形成异解，不同学系彼此的争议、互相激荡，使得把握理论关节点，化释争议、融汇诸说，成为中土佛教彼时代的重要命题。同时，中土佛教由于自身南义北禅的分化，到隋唐大一统时代来临之际，也亟需解决南北融合、定慧双修的本土化命题。天台创宗系统的理论建构，正在于较好地应对和解决了这些命题。

北周武帝于建德六年（577）灭齐，并再次毁佛。其时僧人或者隐匿山林，而至使终南、太白延至隋唐时期，皆成为佛教重镇，其后的华严宗即于此而兴起；或者南奔：《摄论》、《地论》因而得以融合，开法相宗先河；又天台智者，禅宗慧可、僧粲皆南下。“夫自魏孝文以后，南方僧人尝来北方。周武毁法，北方僧人又驱而之南方。于是学术交流，文教沟通，开辟隋唐统一之局势，而中华佛教诸大宗派亦于是酿成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