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周边关系政策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处理周边关系的政策

闫团结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周边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极其复杂和险恶。黄河以东，日寇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边区的另外三面被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在众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只有晋西北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相连。面对险恶的环境和严重的入侵威胁，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积极经营周边关系，确保了边区周边的安全和内部的稳定。

一、支持敌后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和财经管理

陕甘宁边区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保存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灯塔。因此，“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13]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陕甘宁边区存在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坚持，在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边区是很难单独存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之所以未能突破边区坚守的黄河防线，国民党顽固派在多次反共高潮中未能侵占边区，既是边区人民和留守部队的勇敢斗争的结果，也与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牵制分不开。

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对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在政策、干部、物质等方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陕甘宁边区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是党中央政策的“试验区”。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很多次重要会议，制定了正确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也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在总结成功的经验后推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重要的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着一种先导的模范作用，更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14]敌后根据地的开辟，是由边区选派的大批干部，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及当地干部，在收复大片被日寇占领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根据地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抽调大批陕甘宁边区部队和干部开赴华南、华北、东北等地，支援各抗日根据地对日寇的反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和培养党政各类干部达4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有2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陕甘宁边区还抽调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对于回到边区的数万名干部，1.5万名残废退伍军人，9万多名抗属，全由边区负责安排生活和优抚。因此，敌后抗日根据的发展并取得不断胜利，与边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关系中，陕甘宁边区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从最开始的经济合作，发展到后来在军事指挥和财经管理的统一。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行署双方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制定《财政经济建设的协定大纲》，对在银行、商业、运输、工业、对外贸易、农业生产、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合作项目，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个大纲的实施，加强了两个根据地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往。1941年12月20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晋西北建立贸易关系的通令》，指出“晋西北与边区仅一河之隔，关系之密切如唇齿相依，因此必须相互协商，其中尤以商业贸易之关系最为密切。本府有鉴于此，特函商晋西北行署，调整双方贸易关系”。^[1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大举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消极抗战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的联系更加困难，与其比邻的晋西北根据地的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边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这两个地区的作战与建军工作，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1943年初，党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晋绥两个解放区的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贺龙任主任、陈云、李富春、贾拓夫任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协调和统一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和财经管理。

晋绥根据地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对陕甘宁边区巩固和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晋绥根据地是防止日军进攻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屏障，是坚守河防的重要力量之一。1939年8月，中共中央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等部队由晋西北根据地抗日前线调回陕北，协助边区留守兵团坚守河防，使日军最终未能突破边区的黄河防线。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中央以各抗日根据地力量为后援，并经常直接从晋西北根据地等根据地调动军事力量回防边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务力量，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的军事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的统一，既加强了相互在军事上的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缓解了边区人民的负担。

二、团结和争取地方实力派，建立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合作关系

陕甘宁边区在地缘上与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绥远等省相连，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各省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对巩固边区的安全极为重要。抗战爆发前后，原来驻守陕甘地区的张学良部、杨虎城部已被调离，由中央军接替驻防。陕甘宁边区在东、北、西方向与阎锡山部、傅作义部、邓宝珊部、马鸿逵部等地方实力派的防地接界。正确处理与陕甘宁边区周边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也是巩固和维护边区安全的需要。

(一)睦邻友好，相互信赖。1936年8月和同年10月下旬，毛泽东就先后致函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与之接洽，希望能建立直接的通讯联系。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曾三、程子华等到榆林，同傅作义商谈双方合作抗日事宜，之后，傅作义派周北峰去延安拜访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年9月傅作义在河曲召开会议，延安派南汉宸出席，这次会议奠定了抗战时期晋陕绥边境的安定局面。1939年4月，中央派南汉宸等多次到五原，与傅作义密商合作抗日事宜，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1937年4月，红军曾派周小舟到榆林会见陕西地方实力派高双成，达成了榆林与延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口头秘密协定。同年10月邓宝珊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陈奇涵司令员随后亲赴榆林，会见邓宝珊、高双成。此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司令员萧劲光等先后到榆林，和邓宝珊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达成了双方和平相处的默契。1938年邓宝珊去武汉参加会议，由榆林经过延安，中共中央备极礼遇，毛泽东和邓宝珊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陕甘宁边区对榆林驻军提供了许多支持，帮助购买粮食，给予运输方便，免税免检等。尽管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压力，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长期与边区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1940年初，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从南边进攻陕甘宁边区，要邓宝珊从北边封锁陕甘宁边区，并实行军事进攻。邓宝珊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宗南连电催促，邓仍不返榆，从而使边区北边相安无事。对于邓宝珊在保护边区北线安全中的作用，毛泽东曾有很高的评价，“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卫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16]边区和榆林方面的睦邻关系，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和封锁，加之绥远的傅作义部、马占山部等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了友好关系，结成了一个地方实力派与边区团结抗战的联盟，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巩固和发展。边区与邓宝珊、傅作义等部的团结合作，树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中共与国民党、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的范例。

(二)维护团结，和平相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前就同阎锡山建立合作抗日的关系，共同建立了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中国共产党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17]但阎锡山在抗日和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有联共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对日妥协的一面。而且，这种二重性在抗战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中共中央令当时驻防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五九旅东渡黄河，配合晋西北的新军和八路军对晋绥军进行反击。最终将晋绥军逐出晋西北，使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完全连在一起。但是中共中央把蒋介石与阎锡山加以区分，坚持巩固对阎锡山集团的合作，仍承认他在山西的地位，主张新旧军团结抗日，争取阎锡山的中立。1940年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并表示愿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细节问题。此后，双方在山西划界而治，阎锡山集团结束了抗战初期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合作，但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与阎锡山间接的合作关系。在此后中共中央给各地党组织发指示中，指出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一致抗日。为维护团结，坚持抗战，周恩来于1940年5月9日致函阎锡山，信中说:“举国抗战，瞬达三灾。华北苦撑，赖先生维护期间，得有今日。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造成骑虎之势。……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18]此后，中共与阎锡山继续保持联系，并使阎锡山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摩擦中保持中立，此后山西方面无战事，确保陕甘宁边区东线的安全。(www.xing528.com)

(三)各守防地，维持现状。抗战时期，宁夏成为大西北在政治形势上十分敏感的地区和军事攻防上非常要害的部位，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和全国战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共再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与西北回族军阀的敌对关系随之结束，并通过各种渠道对西北回族军阀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其实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在西安与当时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会面，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回族军阀集团上层人物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商讨交还红军西征军战俘的问题。随着日本侵占绥远，宁夏成为保卫大西北的第一道防线和前哨阵地。宁夏与陕甘宁边区毗连，地处边区的侧后方位置，在面对民族共同敌人入侵时，存在着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宁夏政治和军事事态的发展变化，尤其对于马鸿逵的个人态度格外关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人士黄炎培，向当时还表现出进步倾向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建议，表达了“共产党与马之间宜为调解”的积极和解态度。^[19]为了坚定马鸿逵集团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在宁夏的工作。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代表的身份，到宁夏开展统战工作。主要解决在宁夏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被俘人员和解决边境等问题。张子华到宁夏后，与马鸿逵多次进行谈判，但马鸿逵害怕共产党在宁夏发展力量，谈判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只释放了朱子修等七名红军被俘人员。中国共产党从抗日要求出发，支持马家军，这对马鸿逵是有利的。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密切相邻，边区作为坚强的抗日基地，对马家军起到了制约作用;马家军抵抗日本侵略，能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这不仅符合宁夏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巩固马家军的统治;如果步蒙古德王后尘，必遭到八路军和陕甘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其统治难免灭亡。但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自认为与共产党之间，因为红军西征军的问题“结怨太深”，心存顾虑，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应表示。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政策的转变，马鸿逵适度调整了方针，加上宁夏省内重兵外调，不宜树敌太多，以至在整个抗战期间，与边区政府的对立情绪比起抗战前明显缓和，“唯一未变的是他们不容外人插手省内事务的一贯原则”。^[20]总之，双方基本是维持现状，处于休战的状态，没有发生大规模或正面的军事冲突。

三、以政治和军事手段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巩固陕甘宁边区边界的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县，面积1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21]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定八路军募补区时除原定的23县外，又增加了镇原、环县、豫旺3个县。这样在抗战初期，在陕甘宁边区同国民政府交错或者相连的一些地方，国共两党都设有县、区、乡政府，即存在着双重政权。共产党抱着积极的态度解决双重政权的问题，在甘肃，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人员，曾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协商，解决了关于国共两党在陇东辖区的边界和八路军在招募补充区的征兵征粮问题;对陇东几县的双重政权，达成了两点协议:其一，凡已民选保甲的乡区(即中共领导的民主基层政权)，县官(国民党所委派的)不管;其二，县官派人往非民选区做事，应征求当地党部及民众团体的意见。^[22]这个协议既有助于双方边界的安定，也有助于与八路军兵员的补充。但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同时，又实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开始利用双重政权导致的双方辖区犬牙交错的情况，不遵守双方已达成的协议，经常武装挑衅，制造摩擦事件，并部署重兵，构筑三道封锁线，重重包围边区，先后占去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豫旺6个县城及村镇数千处，共计面积约3.064万平方公里，占边区总面积的24%，人口约50万，占边区人口的1/4。^[23]这使得边区周围处于对峙胶着的状态。但总的来看，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挑衅活动是在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出现的局部性摩擦，尚未严重地妨碍抗日的大局，但它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24]

(一)立足抗战时期的边区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替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一切斗争都要服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边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同样也要服从这个前提，也就是说，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又要尽力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的特征是，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在他们认为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就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打出手，一般的军事摩擦，就会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像在三次反共高潮时期那样。这样就会严重威胁到陕甘宁边区的生存。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陕甘宁边区采取了适当的对策，认真贯彻党在反摩擦斗争中的方针、策略。1939年9月，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对待顽固派反共摩擦的态度，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6字原则。1940年中央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使反摩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更加具体化和完善。“顽固派要捣乱，我们就跟他斗;斗，是为了团结抗日。只要大家共同抗日，他们不来惹我们，我们便不惹他们;甚至他们在这地区惹我们，在另外一个地区我们不去惹他们。如果他们公然破坏抗战，则必须彻底予以揭露;他们来进攻我们，我们则坚决予以反击，直到揭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直到把他们打疼了，答应不破坏抗日，我们就适可而止”。^[25]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没酿成全面内战，而且每次取得一定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采取主动的态度，力争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边区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在内部的矛盾，应主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在蒋介石防共、反共思想的指导和朱绍良的策划下，在陇东发生了两次反共摩擦事件。第一次是1939年春、夏间，国民党顽固派派军队袭击镇远、宁县的八路军。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急电兰州朱绍良等，要求其“停止进攻”，并建议双方派员商谈合理解决办法。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在致电朱绍良的同时，还致电蒋介石，说明事实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朱回电同意谈判。谈判进行的5月中旬，又发生了炮轰八路军驻地的事件，致使谈判中断。6月，中共再次致电朱绍良，双方恢复谈判，约定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第二次是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在宁县、合水、环县、庆阳、镇原等县再次挑起摩擦事件，八路军三五八旅与国民党西峰专署进行交涉，接着萧劲光致电朱绍良，要求其停止军事，和平解决。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迫不得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才同意谈判。共产党方面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表于1940年2月13日至20日在西峰谈判。1943年六、七月间，国民党顽固派计划再次派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国内外发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终于使顽固派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重新回归到谈判桌上来。

(三)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以应有的反击。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死硬分子，在通过谈判无法解决矛盾时给与其应有的回击。被毛泽东斥为“摩擦专员”的绥德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对八路军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边区政府多次派人与其协商，晓以民族大义，要求其放弃摩擦，一致对外。但何绍南仍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迫使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1939年秋，三五九旅从晋西北回师边区，进驻绥德地区。何绍南在群众中散布流言飞语，诬蔑三五九旅是“溃军”，并阴谋偷袭八路军。三五九旅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何绍南的罪状，对于袭击八路军的顽军予以还击。何绍南逃走了，结束了绥德专区的双重政权的局面，并使边区和晋绥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七、八月，胡宗南再次挑起淳化事件。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多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予以制止。但国民党当局对多次要求置若罔闻，胡宗南部队继续向旬邑、耀县等地进犯。为了对不知悔改的来犯者以必要的教训，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对爷台山进行反击。经过激战，全歼守敌5个连，俘敌500名，收复了爷台山阵地，将来犯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赶出了被侵占地区，取得了爷台山反顽战的彻底胜利。

四、坚守千里河防线，抗击日寇对边区的侵略

陕甘宁边区东以黄河与山西接界。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后，保卫黄河河防，防止日军渡河西侵，是边区军民的首要任务。这既是保卫边区自身的需要，也是保卫大后方的需要。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定，八路军担任从神府县以南至宜川县以北的千里河防。而日本在黄河东岸北起大同，南至风陵渡一线，布置了第二十师团、第二十六师团、第一○八师团、第一○九师团等，不时袭扰边区河防阵地，并随时可能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

在日寇直迫河防时，留守兵团向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下达了抗战动员令和备战命令，并迅速进行兵要地理调查，全面熟悉地形地物，成立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及神府河防司令部，拟定了保卫河防的计划，并进行备战军事教育，构筑强固的纵深配备的河防土木工事，特别加强了个主要渡口的防务。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8年3月3日发布了《告民众书》，指出:“保卫边区，是每个边区人民应尽的神圣的责任，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尽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参加各种抗战工作”。^[26]号召边区人民及自卫军紧急动员起来，组织担架，准备物资，运送弹药和军粮，修补工事，担任侦察和警戒，配合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防御日寇的进犯。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日本侵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过数十次进攻。日寇凭借飞机、大炮等装备上的优势，并且使用毒弹，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边区。留守兵团及增援的三五九旅，与边区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晋西北主力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经过大小战斗78次，打退敌人23次进攻，付出160人伤亡，20人中毒的代价，获得了河防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使日寇没有越过河防一步。1940年2月，随着晋西北新政权成立，陕甘宁边区东岸日益巩固，日寇也忙于应付后方的抗日游击部队，不得不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攻。

(作者系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副主任，教授，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