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力量统战政策研究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社会力量的统战政策

闫团结

陕甘边地区党组织在创建游击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遵循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在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参加革命武装过程中，还特别重视对民团武装、土匪武装、哥老会武装等社会力量开展统战工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形成的经验，对于丰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对民团武装实行团结、争取、消灭的政策

20世纪30年代，陕甘边地区的民团，多数由国民政府提倡，豪绅地主出资组建，名义上是保家为民，维护治安，防御盗匪，实际上是乡村的反革命团体(也有一小部分由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民团)。在军阀统治的陕甘边地区，民团是实际的乡村政府，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当共产党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广大的乡村后，许多民团首先成为“共产党的死对头”。因而，共产党与民团的斗争决定了乡村政权的归属和地方党的生存及发展，并制约着农民动员的程度，因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乡村革命的前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过程中，特别重视肃清根据地腹地和周围的反动民团及政权机构，创建苏区，开辟苏区周围的游击区。但在肃清民团的问题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凡主动靠近我军，或愿意与我军合作者，争取团结之;凡与我军为敌对抗者，我军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军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状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

(一)团结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民团是社会动乱时期出现的一种准军事化社会控制组织。陕甘边地区地处国民党统治的边缘地区，驻军多为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这些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争霸一方，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为了反抗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摊派，陕甘边地区部分村庄群众自发组织民团，希望实现自保自救。1932年2月，驻甘肃正宁的军阀军队向四乡摊派粮款银币10万元，激起民愤。为了抗粮抗捐，南原地区的农民纷纷组织民团，进行武装反抗。鉴于南原地区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陕甘游击队的中共队委会决定向南原进军计划，就地组织农民，以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革命根据地。而南原民团虽然人多，但没有枪支，所以他们也愿意与游击队联合。游击队联合南原地区民团先后两次围攻山河县城。在开展武装斗争中，陕甘游击队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变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对赤卫军进行整编，禁止富农、豪绅地主参加，使之真正成为中农、贫农、雇农的武装组织。赤卫军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以乡为单位成立大队，分队长、大队长由群众选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总队长、副总队长、参谋长。赤卫总队部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把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对于开创以寺村原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争取保持中立的民团。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随时有被大军阀吃掉和打散的危险，如不注意搞好统战关系，化阻力为助力，会处处受到掣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争取各方面的进步力量，努力寻求与不反对我党的力量发展关系，孤立、瓦解敌对势力。罗连城是小石崖民团团总，政治上态度中立。刘志丹在开展兵运时就派马锡五去联络他，送给他许多东西，与他建立统战关系。后来罗连城帮红军买了许多子弹和粮食。红军游击队在作战失败后曾多次到他的防地休整，尤其是他曾帮助红军寄养过许多伤员。耀县庙湾夏玉山民团实力较强，在创建照金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与夏玉山民团建立统战关系，双方约定: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等，夏玉山还帮红军买过弹药、物资等。后来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杜衡不顾刘志丹的反对，贸然进攻夏玉山的民团，结果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失。宜君县民团中队长沙秉彦，长期驻守在马栏街。这个中队装备较好，且战斗力强，对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是一大威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政府派人反复找沙秉彦谈话，耐心说服，最终沙秉彦接受了我党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后来，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三)消灭极端反动的民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使国民党当局极恐慌，一面调兵遣将“围剿”根据地，一面武装根据地周围的民团。1933年陕西省政府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周边建立了许多民团，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一次放任14个民团团长，并发给枪支及子弹。”“此次所放各民团长，都是到红二十六军所在地苏区任团长，当然对于‘围剿’的任务是唯一的。”^[1]反动民团在“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血案。1934年3月，正当红军主力转入外围作战时，仇良纠集反动民团1000余人，窜犯南梁根据地，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反动民团用铡刀杀害南梁根据地农会主任白杨珍、土地委员会干部曹思忠以及红军修械所工人等六人。在阎家洼子等地活埋游击队伤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因此，对于极端反动民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采取坚决消灭的政策。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太白镇举行起义，打死陇东民团军第24营营长黄毓麟，收缴了该营大部分武装。此后，游击队又先后消灭了黄毓麟的残部和合水、庆阳、保安、安塞地区的民团。1932年9月12日，陕甘游击队袭击照金，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军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民团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人。1933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奇袭泾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南村堡民团、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等。1933年10月27日，王泰吉、刘志丹率领红军在庆阳县消灭“陇东一霸”谭世麟民团40余人，接着在城壕川击溃谭世麟亲自率领的一股民团。对于一贯与革命为敌的李鸿轩民团，游击队也予以重点歼灭。消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周边的反动民团，巩固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开辟了红军新的游击区域。

二、对土匪武装实行收编、改造、消灭的政策

土匪作为一种病态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是一系列社会因素及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学者贝飞思认为，就民国时期而言，匪患主要是因为农村的破产，国家的分裂，政局的动荡，官吏的腐败，军阀混战以及外国势力的侵入等社会不良因素造成的。此外，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灾荒、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等，这些所谓纯自然因素，也与土匪现象有密切关系。^[2]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降雨量稀少，灾荒十分频繁，加之交通不便，地瘠民贫，民风剽悍，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盗匪出没”之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陕西一省，土匪人数就已愈几万。^[3]在陕甘边地区就有大小不等的土匪武装数十股。其中在陕甘边根据地周边土匪武装更是很有势力的。“他们的战斗力特强，枪械亦不在军队之下，如乾、礼、彬、长一带有实力的匪首王结子，据人说长、短、马、步枪不下1200来枝。”“陕北洛、宜、澄、合、白等处之杨谋子、贾得功、梁占奎……统计下来也不下千条枪。”^[4]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土匪运动在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要壮大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必须将这种“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逐渐转变为“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5]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农村，共产党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土匪打交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动员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过程中，制定了区别对待土匪武装的“三大政策”，即“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2.为群众所痛恨的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的也予彻底消灭;3.此外的一些土匪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得功就是这样的。”^[6]

(一)收编向党靠拢的土匪武装。刘志丹指出:“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7]他还身体力行，对同情、倾向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热忱相待。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团结、争取和改造，陕甘边地区的一些土匪队伍被改造成为红军游击队。甘肃合水县的固城镇历来是“山大王”出没的地方，当时三股土匪武装在此占山为王，分别以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为首领。这些山大王熟识刘志丹的为人和才华，特别是赵连璧与刘志丹常有联系，关系尤为深厚，早有投靠刘志丹之意。因此，当刘志丹率领游击队到达合水后，他们提出要与游击队联合。刘志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游击队与三股武装联合有利于对付民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经过几次协商后，1931年2月，四方力量实现了联合，刘志丹担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部队整编后不久在宁县遭到甘肃军阀的包围，被打散了。1931年9月，刘志丹在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队伍再次组织集合起来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对于收编土匪武装，有些人不理解，问刘志丹:“你搞土匪的队伍，他们纪律不好，怎么能行?”他说:“河里打起坝了，没有鳖走的路啦!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贫农，他们深受剥削和压迫，是愿意革命的。”^[8]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分别担任刘志丹领导的二支队的大队长。杨培胜在三嘉原整编后被清理出游击队。但不久当游击队派人找他，他又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庆阳游击队。(www.xing528.com)

(二)改造投奔革命的土匪武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收编和改造土匪组织中，特别强调他们必须同意接受共产党的改编，而且必须遵守共产党的政治和纪律的约束。在接受上述条件后，共产党随即派遣政治军事人才去指导他们的工作，同时在组织上加强对土匪队伍的改造。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勒索和压迫被迫做了“土匪”的，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也都是仇视土豪劣绅的贫苦农民。刘志丹综合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决定争取郭宝珊，先后派黄罗武、马锡五去作他的工作。黄罗斌给郭宝珊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如红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以及党的政策，启发他的革命觉悟。在郭宝珊军饷困难、弹药不足、军心不稳时，给他送去羊、马等物资帮助他。郭宝珊在谈到他起义的经过时说:“在行军时，曾碰到红军骑兵部队，并没于向我们开火(当时红军骑兵想消灭我们是很容易的事)……在我拉上部队没有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问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使我觉得红军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就下决心投奔红军。”1934年10月，郭宝珊率领部队在庆阳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正式命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后几经整训，终于把这支武装引上了革命的道路。郭宝珊加入红军，作战勇敢，服从命令，立下许多战功，后来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所部先编为“义勇军”，后正式改编为红军部队，扩大了红军力量，而跟随他起义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干部。

(三)彻底消灭政治土匪和惯匪。杨谋子曾在黄龙山地区为匪多年，四处流窜，祸害人民，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后慑于红军的威力，为保全其实力，才不得不接受改编。但杨谋子不是诚心赞成革命，也不是红军的同路人。1934年1月，当红军准备离开耀县、铜川，向南梁地区转移，部队进至合水县时，杨谋子准备逃跑。如果让这股土匪逃窜，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刘志丹决定消灭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以开会为名，擒住杨谋子，处决了杨谋子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其余的经过教育，发放路费，打发回家。郭宝珊起义后，原来在黄龙山区土匪梁占魁、史老幺、梁占庭、王老九、刘占彪等率部冲破国民党围剿，投靠了红军，归郭宝珊的抗日义勇军指挥。但梁占魁土匪成性，不服调遣，反而预谋消灭义勇军，拉走部队再返黄龙山。红军最终决定收缴他们的武器，枪毙了史老幺、王老九。对于其下属人员，留下的一少部分编到义勇军各队，其他的发了路费准其回家。

三、对哥老会实行争取、改造、团结的政策

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19世纪70年代以后，哥老会势力蔓延到了西北地区。辛亥革命期间，哥老会在陕甘地区起到了主导作用，其实力迅速增长，并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从1928年开始的大旱灾，导致陕甘地区农村经济完全解体，农民们为了得到生存保障，大量地加入哥老会。哥老会逐渐成为陕甘边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且在地方武装中也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和影响力。代表地方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军阀们，为了获取在地方势力竞争中所需的政治资源，曾利用哥老会或者直接加入该组织。^[9]因此，陕甘边地区的哥老会与当地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的力量逐渐撤退到了陕甘边的山区地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家们对于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把适应当地情况定为很重要的革命战略。于是，加入并利用哥老会成为维持革命并发展革命的最原始的方法。^[10]陕甘边地区党的游击队依靠哥老会的关系，直接从地主和富人手中没收粮食和牲畜分给穷人，进而动员和组织群众。同时，陕甘边地区党的组织对哥老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统战政策，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创建和游击活动的开展。

(一)同情哥老会的处境和遭遇。哥老会受军阀官僚的压迫，被诬为“强盗”和非法组织，不能公开合法的存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一开始就同情哥老会组织，拉近其与苏维埃政府的距离，使其感受到苏维埃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并与哥老会建立革命同盟关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承认哥老会的合法地位，允许其在根据地内部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承认哥老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活动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发挥哥老会革命进步的一面，为根据地政府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照顾和保护哥老会成员的利益。农民们加入的哥老会大多数是因为经济利益原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在争取哥老会成员过程中，重视在经济利益上的帮助。在根据地进行的土地革命中，很多哥老会成员都分得了土地、粮食、房屋、畜生等财物，解除了他们破产失业的痛苦。同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引导哥老会逐渐消除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处罚方式，使之适应于社会与革命发展趋势。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法律中，不论是哥老会的弟兄还是共产党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这样使哥老会组织及其成员认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的政策，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三)争取哥老会首领的支持。哥老会的成员大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哥老会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泽东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是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特别重视对哥老会首领的争取。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下，不少哥老会为我党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党不断的教育和帮助，他逐渐脱离封建迷信团体，成了赤卫队的指挥。

(四)孤立哥老会中的反动分子。哥老会成员的构成十分复杂，其大部分是可以争取利用的，但不乏土匪、流氓、鸡鸣狗盗之流。“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11]因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方面重视对哥老会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懂得革命团结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对于哥老会中极少数被反动势力金钱所利用的成员，通过动员广大哥老会成员，利用其进步的分子在已经结成的反动派集团中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使个别反动分子走向孤立。

总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在当时南方的很多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陕甘边地区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以能在南方遇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有很大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12]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对社会力量统战工作历史经验的地位，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作者系西安财经学院思政部副主任，教授，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