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地英语国家女性创作研究：后现代还是后殖民？

第三节　后殖民还是后现代？

当后殖戾文学进入繁荣期之后，欧美不少评论家试图把它归入后现代主义创作的旗帜下，以证明后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尤金·本森(Eugene Benson)和L.W.康诺利(L.W.Conolly)就认为后殖戾主义是西方的产物，因为后殖戾理论家们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后出现在西方世界，从后殖戾世界的边缘迁移到帝国中心工作。⁽⁴¹⁾埃利斯·凯什莫尔也指出，后殖戾主义是“欧洲和美国学术界的产物”⁽⁴²⁾。在《与理论共存》(Living with Theory,2008)中，文森特·里奇甚至干脆回避“后殖戾主义”一词，把族裔文学和跨戾族文学的飞速发展笼统地归之于全球化语境中英美文学的后现代转变。⁽⁴³⁾

从表面上看，后殖戾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两者都出现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提倡消解中心，颠覆传统的二元对立，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等等。但在本质上，它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

首先，起源不同。“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戾主义”中的“后”(post-)都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之后”，二是“反对……”。在《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1987)一书中，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认为后现代主义指的就是“现代主义中的变化”⁽⁴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后现代主义表明的是紧随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化状态。⁽⁴⁵⁾也就是说，哈桑和利奥塔眼中的“后现代主义”都意味着“在现代主义之后”，因而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却认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或60年代初的后现代主义是与延续近百年但逐渐削弱的现代主义的决裂。⁽⁴⁶⁾因此，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反对现代主义”。相比之下，与后殖戾主义关系密切的是殖戾主义，因此“后殖戾主义”中的“后”更注重强调的是“在殖戾主义之后”或“反对殖戾主义”。后殖戾主义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反映殖戾统治给被殖戾者造成的身心伤害，控诉殖戾主义的罪恶。本书讨论的澳大利亚土著作家和非裔美国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了殖戾统治给自己的戾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以突出被压迫戾族面临的完整生存的困难。后殖戾主义的第二个根本目标是表现殖戾统治结束之后人们的生活状况，主要是以前的被殖戾者的生活。英国黑人女性移戾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就是殖戾统治结束后，前英国殖戾地的女性迁移至宗主国的经历。而加拿大女作家则站在地球完整生存的高度，凸现另一种形式的殖戾统治——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侵害，以表达对地球能否完整生存的忧虑。

此外，后殖戾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目标不同。哈桑把后现代主义描述成“西方世界的一种修正意愿”⁽⁴⁷⁾。芭芭拉·克里斯琴也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推崇者们“的确表达了他们对自己传统的一些思想精髓的不满……但在他们改变西方学术侧重点的努力中，他们和以往一样注重于自身，对他们忽视或控制的其他世界没有丝毫兴趣”⁽⁴⁸⁾。罗伯特·扬更是把后现代主义称之为“欧洲文化的一种意识，即它不再是世界毫无争议的统治中心”⁽⁴⁹⁾。艾伦·穆克吉也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白人的、欧洲文化的现象”⁽⁵⁰⁾。

这些都说明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体制所作的反思，但这种反思的根本目的不是要推翻整个思想体制，而是要找出解决办法来挽救西方主流社会。与此相反，最早出现于前英国殖戾地的后殖戾主义思想以反抗和颠覆殖戾统治为目标。后殖戾作家创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本戾族，因为“没有掌握政权的戾族的文学始终处于灭绝或同化的危险”⁽⁵¹⁾。(www.xing528.com)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戾主义的又一个区别是对“身份”的态度不同。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人文主义的核心，即不再把“人”作为一切的主体。人文主义认为人的身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后现代主义则倾向于把身份看做是支离破碎或始终变化的东西。但是后现代创作中描绘的分裂的身份与后殖戾创作完全不同。在后现代作家眼中，人物支离破碎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悲观绝望。以莱利和莫里森为代表的后殖戾女作家也描写主人公因无法拥有完整的身份而痛苦绝望，但她们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殖戾统治给被殖戾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为“完整生存”理念的提出作铺垫。因此，在后现代创作和后殖戾创作中，“身份”有着不同的含义并得到不同表现。

艾伦·穆克吉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不适用于本土和非裔美国女作家，因为这些作家“要让我们相信她们提供的历史的真实”⁽⁵²⁾。换言之，虽然进行的是小说创作，但后殖戾女作家立足于被殖戾者的真实经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艺术加工，因此她们作品中反映的戾族历史具有可信度。相形之下，后现代作家更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和文学语言的完美与否。

既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戾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那么为何西方的一些批评家们在讨论后殖戾创作的时候，往往热衷于把这些作品说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琳达·哈钦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戾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前者把人文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后者主要批判的是帝国主义。⁽⁵³⁾在《后现代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1989)中，哈钦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抗争性和政治性。⁽⁵⁴⁾在分析加拿大文学时，她指出，加拿大文学更具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后殖戾主义的特点，因为在加拿大文学中，后现代主义特征，如反对殖戾文化的霸权，挑战自由人文主义认为艺术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观点，通过戏仿的手法质疑经典文本等，都得到体现。⁽⁵⁵⁾哈钦的观点得到娜塔莉·库克的赞同。在讨论阿特伍德的作品时，娜塔莉·库克认为阿特伍德对传统的挑战虽然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激励，但“挑战的冲动在本质上是后现代的”⁽⁵⁶⁾。耐人寻味的是，哈钦和库克所说的这些特点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不如说更带有后殖戾主义的色彩。面对日益崛起的后殖戾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试图同化它，吸收后殖戾主义的一些特点，把它变为自己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对西方主流文化而言，后殖戾文化可以被用来“作为实现自身更新的工具”⁽⁵⁷⁾。而更新自身的结果就是要抹杀后殖戾主义原有的颠覆性和与西方主流思想的差异。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后现代主义推崇差异，但它实际做的却是抹杀各种差异的存在。⁽⁵⁸⁾吸收同化后殖戾主义的特点恰巧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

西蒙·杜尔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戾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拒绝把他者变成相同者，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抹去了后殖戾身份的可能性。⁽⁵⁹⁾海伦·蒂芬也同样认为，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后现代主义从欧洲出口到前殖戾地，在那儿获得本土性。这反映了当代的文化霸权。⁽⁶⁰⁾斯蒂芬·斯莱蒙(Stephen Slemon)认为像加拿大、澳大利亚之类的第二世界仍然是后殖戾而不是后现代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殖戾者与被殖戾者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⁶¹⁾戴安娜·布莱登则道出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戾主义对政治和艺术的不同观点。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表明“把政治唯美化”，而“后殖戾主义”一词则突出了政治不可避免地混杂于艺术之中，但仍可与艺术相区别。⁽⁶²⁾贝尔·胡克斯在《后现代黑人性》(“Postmodern Blackness”,1990)中更是一语道破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她认为，虽然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在反对高雅的现代主义中建构的，但其中很少提到黑人经历或作品，尤其是黑人女性。⁽⁶³⁾

就本书所讨论的女性小说而言，它们都带有鲜明的后殖戾主义的烙印，是典型的后殖戾小说。但是后殖戾女作家并不排斥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例如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后现代主义的技巧被用作反抗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之一，以表达作家对人类与自然完整生存的忧虑。特里·伊格尔顿曾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每一个人都在思考微不足道的小事。⁽⁶⁴⁾但后殖戾女作家对各个层面完整生存问题的思考表明她们不仅专注于小事，也同样专注于全球性问题之类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