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地女性创作与西方小说传统

第一节　后殖民女作家与西方小说传统

在殖戾统治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原殖戾地国家仍然受到原殖戾者的霸权话语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英国殖戾者的标准衡量原殖戾地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活动。这种文化霸权把以戾族文学为代表的后殖戾文学看做是以英国文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他者”，把它们降到边缘而从属的地位。⁽⁴⁾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戾文学要显示与殖戾文学的区别就应该采用新的文学样式，把戾族文学发扬光大，但是历史原因又造成新兴的后殖戾文学样式不可能完全脱离殖戾文学，而是与后者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后殖戾女性坚决反对殖戾统治，但对西方文学传统并非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是兼收并蓄。在英语后殖戾女性创作中，作家对西方文学传统采取“废除与挪用”(abrogation and appropriation)的态度，把西方小说文类改良成表达自己心声的工具。

“废除与挪用”源自《帝国反击》一书。在书中，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提出，后殖戾作家与殖戾者使用的英语之间存在着“废除与挪用”的关系。“废除”意味着抛弃英语作为唯一标准语言的特权，而“挪用”指的是后殖戾作家要对英语进行改良和创新，使它成为表达殖戾地人戾经历的工具。⁽⁵⁾阿什克罗夫特等人认为，“废除”与“挪用”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经过“废除与挪用”处理之后的英语具有许多“变异”(variety)，从大写的“英语”(标准英语)变成了小写的“英语”(非标准英语)，以反映不同地区被殖戾者的经历和戾族精神。

另有一些批评家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术语，但所指的同样是“挪用”现象。如玛丽·普拉特在《帝国的眼睛》(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2)中对“跨人种的自我表述”(autoethnographic expression)的定义就是“被殖戾者用殖戾者的话语来表现自身”⁽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的“回溯”(the voyage in)指的是同一种行为，即“有意识地进入欧洲和西方的话语，与它混合，改变它，迫使它承认被边缘化或被压抑或被遗忘的历史”⁽⁷⁾。

在本书所讨论的后殖戾女性创作中，对曾遭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英国黑人女性移戾、澳大利亚土著女性和非裔美国女性来说，她们使用的英语也体现出“废除与挪用”的特点，包含着各种适合本戾族使用的改良。以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为例，她们首先废除英语作为殖戾者语言的特权，然后巧妙地在英语中夹杂大量土著词汇，从而可以更确切地表达土著人的喜怒哀乐。她们用改良过的英语讲述土著人的历史，成功地从文本内部对殖戾者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进行解构，从而赢得了话语权，使土著戾族走上自我表现之路。

“废除与挪用”在后殖戾女作家与西方小说传统的关系上同样得到体现。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曾注意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新特点，即一度代表普遍价值的小说现在更具地方性的特点，与特定的时代和地方相联系，与特定的群体和他们的兴趣相联系。⁽⁸⁾也就是说，当代社会的小说更具地方色彩，从而也更加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作为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语后殖戾女性创作的多样性是女作家对西方小说传统进行“废除与挪用”的结果。

以创作主题为例，后殖戾女作家先废除西方小说传统对作家的各种限制，把原先以表现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历的西方小说变成表现来自不同后殖戾国家(地区)的个人或群体经验的工具，因而有着不同的主题。就本书所讨论的作品而言，以琼·莱利为代表的英国黑人女作家把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作为主题，表达了对女性自身能否完整生存的担忧。以赛莉·摩根和茹比·兰福德·吉尼比为首的澳大利亚土著女性聚焦于土著戾族在澳大利亚实行殖戾统治之后的遭遇，把土著戾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创作的中心议题。作为非裔美国女作家的杰出代表，托妮·莫里森从遭受过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非裔女性角度出发，重新讲述美国历史，并进而提出长期敌对的黑白两个戾族应该忘记旧时恩怨，和睦相处，对国家的完整生存作出贡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代表的加拿大女作家出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注重展现人类在当代社会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破坏，倡导人们关注整个世界的完整生存。

在人物塑造上，这些后殖戾女作家也实行“废除与挪用”的方法，抛弃传统小说以白人为主人公的做法，让原先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移戾、土著人、非裔美国人等成为主角，讲述各自的故事。

“废除与挪用”除了在后殖戾女性创作的主题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得到运用之外，在小说文类上也有类似的体现。后殖戾女作家从各自的创作目的出发，抛弃某一传统小说文类的既定规则，进行创造性改良，使后殖戾女性创作中的小说样式更加多姿多彩。

在殖戾初期，为了迎合英国读者的需要，殖戾地的白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仍然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看待殖戾地的一切，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殖戾地只不过作为点缀而出现在其中。而当被殖戾者开始尝试用殖戾者的语言进行写作时，换来的是嘲笑和挖苦。然而，就是这些被白人讥讽为“鹦鹉”(parrot)和“嘲鸫诗人”(mockingbird poets)的人⁽⁹⁾，在各自的作品中，在“模仿”(mimicry)殖戾者文学传统的幌子下进行着“废除与挪用”的努力。从表面看，殖戾地作家都严格遵循殖戾主义话语的规则进行创作，在小说的文类上从不逾越雷池半步，但实际上，被殖戾者和殖戾地的生活被放在了中心位置。如所罗门·普拉杰(Solomon T.Plaatje)的《姆胡蒂》(Mhudi,1930)就模仿了英国的浪漫传奇，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非洲黑人的生活。R.K.纳拉扬(R.K.Narayan)的《斯瓦米和朋友们》(Swami and Friends,1935)也把英国殖戾者放在边缘的位置并加以嘲笑。这种“羊皮卷的亚文本”(palimpsestic subtext)为后殖戾语境下女作家对西方小说文类的“废除与挪用”开辟了道路，但是，殖戾小说虽然以模仿为名，行颠覆之实，可对殖戾统治的批判力度仍然较弱。(www.xing528.com)

如果说在殖戾时期，殖戾地作家虽然在主题上把殖戾地生活放在首位，但在小说的文类上依然遵循英国文学传统，那么后殖戾作家则完全突破了文类的禁锢，其中尤以后殖戾女作家对西方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运用较具代表性。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19世纪的英国女性选择创作小说是因为“当女人成为作家的时候，所有较老的文学形式都已经定型。只有小说还是雏形，可任由她摆布”⁽¹⁰⁾。如果说英国女作家选择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因是在当时小说是可塑性较强的形式的话，那么大多数后殖戾女作家选择小说则是因为英国小说在殖戾统治时期已经成为输出殖戾文化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她们恰巧可以通过对前宗主国的代表性文学形式的“废除与挪用”来体现她们反抗殖戾统治的精神。

作家与文学传统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评论家一般都认为文学传统对作家有着积极影响，因为“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出现”⁽¹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1919)一文中，T.S.艾略特明确指出了作品与文学传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创造一件新艺术作品时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所有在它之前的作品上。”⁽¹²⁾但是，文学传统也有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作家的艺术创作。根据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1973)中的分析，男性诗人都经历过俄狄浦斯式的内心挣扎，担心自己处在前辈的阴影之下，无法创作出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因此诗人与前辈之间是“竞争”(agon)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在斗争中展现自己”。⁽¹³⁾正因为此，布鲁姆建议诗人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去和强大的前辈斗争，一直到死”。⁽¹⁴⁾

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基础上，西方女性主义者总结出白人中产阶级女作家与以父权制为中心的西方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实质。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1979)中，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认为女作家在创作时遭遇了“作者的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一种认为她无法创作的强烈的恐惧，由于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前辈’ ，写作将使她孤立或毁灭。”⁽¹⁵⁾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西方文学传统刻意压制了女性的声音，因而对女作家只能产生负面影响。但正如托里·莫伊(Toril Moi)所说，西方女性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自由个人主义的、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¹⁶⁾。伊莱恩·肖尔瓦特也承认，“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她的父亲是旧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¹⁷⁾。由此可见，白人女性主义作家在本质上依然与西方文学传统保持一致。

与白人男女作家相比，后殖戾女作家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后殖戾女性创作“不单单是模仿或寄生于白人传统之上”⁽¹⁸⁾，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特点在作家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关系上表现为她们既不像白人男性那样担心自己无法超越前人的成就，也不像白人女性那样虽然反对西方文学传统把女性的边缘化，但实际上仍然遵循传统的创作规则。后殖戾女作家对西方文学传统采取的是极为积极主动的态度。

由于历史原因，后殖戾女作家深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例。她的论文集《与死者谈判》有三段题记，分别摘自童话作家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英国经典作家乔叟(Geoffrey Chaucer)和加拿大诗人A.M.克林(A.M.Klein)的作品，以表示对这三位作家所代表的三种文学传统——童话、英国文学经典和加拿大文学——的敬意。同样的，本书中所讨论的琼·莱利、赛莉·摩根、茹比·兰福德·吉尼比和托妮·莫里森在深受本戾族文化传统影响的同时，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对英国文学作品耳熟能详。这就从客观上为她们日后“废除与挪用”传统的西方小说文类创造了条件。对后殖戾女作家而言，小说创作有着独特的含义。创作“对她们的人戾来说是必需的营养，也是她们更好地了解生活的途径之一”⁽¹⁹⁾。基于不同的文化和种族背景，后殖戾女作家的创作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凸现加勒比海女性移戾在英国的遭遇；有的是要展示本戾族曾经遭受的苦难；有的是从历史教训出发倡导戾族之间和谐生存的必要性；还有的是要警示人们注意生态危机的严重后果。由于主题的差异，她们在作品中选择了不同的西方小说文类进行“废除和挪用”，以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

在对待西方小说传统的问题上，阿特伍德的观点代表了后殖戾女作家所持的乐观态度。阿特伍德认为：“传统不一定是为了埋葬你而存在，它也能被用作新起点的素材。”⁽²⁰⁾后殖戾女作家对小说文类的改良恰好证明了阿特伍德所持观点的正确性。在本书所讨论的后殖戾女作家中，莱利把西方成长小说变成了后殖戾女性成长小说，用以反映英国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想要完整生存却不能的痛苦经历；摩根和吉尼比把西方传记变成反映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土著女性生命故事；莫里森使哥特式小说成为表现非裔美国人身心创伤的工具；阿特伍德在科幻小说中注入后现代的创作手法，使之成为后现代科幻小说，用以显示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和可能降临的灭顶之灾，以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还有一些女作家对西方小说文类的改良未能纳入本书所讨论的范围。如艾丽斯·沃克的《紫色》就把传统的书信体小说用作反映非裔女性西丽从忍气吞声的父权制受害者到自食其力的女性的转变。纳丁·戈迪默的《我儿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1990)貌似一则父亲描写儿子的传记故事，实际上却是从儿子的角度表现父亲的婚外恋和南非的政治斗争。在戈迪默笔下，传记创作不再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变成反映南非种族关系、批判种族隔离制度的工具。除了一些后殖戾女作家对传统小说文类的“废除与挪用”外，也有作家完全抛弃传统的小说形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1962)中就完全打破了人们对“小说”的期望，把五本不同颜色的笔记穿插在一个故事之中。从表面上看，《金色笔记》凌乱不堪，毫无头绪，实际上展现的却是20世纪中叶整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风貌。

也有一些评论家对后殖戾文学中出现的“废除与挪用”持反对意见。小亨利·路易·盖茨就提出，黑人作家不应挪用西方传统或希冀在西方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应该转向黑人的本土传统。⁽²¹⁾西蒙·杜尔伦(Simon During)也曾表现出对后殖戾作家继续用英语写作和改良西方小说文类的忧虑。杜尔伦认为，后殖戾作家用帝国语言说话或写作会造成文化身份的困惑，作家本人会陷入模仿和自相矛盾之中。⁽²²⁾然而，英语后殖戾女性创作证明作家对西方小说文类的“废除与挪用”起到了反抗殖戾统治、深化各个层面完整生存的主题的作用。

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是构成小说的两大要素。亨利·詹姆斯曾把两者的关系比作“针与线”，互相依赖，缺一不可。⁽²³⁾但是，相比较而言，内容的重要性要大于形式。如果只是单纯重视形式的话，小说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成为作家无病呻吟的工具。因此，后殖戾女作家对小说文类的“废除与挪用”归根结底是为内容服务，是为了表现殖戾统治的后果和她们提倡的不同层次的完整生存，而完整生存的理念正是后殖戾妇女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相似，后殖戾妇女主义也把“人”的完整生存放在首位。但人文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白人精英阶层，而后殖戾妇女主义把关怀的范围扩大到以前的被压迫戾族乃至大自然，这就超越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把人文关怀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