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恶化与人类生存：影响及对策

第三节　生态恶化与人类的生存

傅俊注意到，从1987年开始，阿特伍德“逐渐介入另一个公众关注的领域——环境保护。而以前她一直只是在这个领域的边缘徘徊”⁽³⁹⁾。这并不是说此前阿特伍德毫无环境保护意识。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特伍德就表现出对人类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担忧。早在1970年，在诗集《苏珊娜·莫迪日记》(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1970)中，阿特伍德就塑造了一个女性拓荒者莫迪的形象，凸现了莫迪代表的人类文明(主要是欧洲文明)与加拿大的荒野之间的冲突。《浮现》则通过无名女主人公的经历同样展示了城市代表的文明与乡村代表的自然之间的对立。在表现女性寻求自我的历程的同时，《浮现》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被人类残害的动植物的怜悯与同情。在《人类以前的生活》中，三位卷入三角恋的主人公在即将崩溃的人类文明中挣扎，向往着人类史前的生活。《肉体伤害》虽然以女性为主角，但反映了人类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各种社会问题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

然而，从总体看，最能反映阿特伍德对环境问题的担忧的莫过于《使女的故事》和《奥蕾克斯与克雷克》。作为“个人陈述和政治宣言的交叉”，⁽⁴⁰⁾阿特伍德的科幻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她的小说一经出版旋即成为畅销书，为她赢得了大量的读者。阿特伍德极为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她认为，生态危机是危及人类生存的罪魁祸首。《使女的故事》从女性角度展现了一个由生态危机造成的两性更加不平等的未来世界，被誉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曾进入2003布克奖六人决选名单的《奥蕾克斯与克雷克》则超越对两性问题的关注，开始思考科技发达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负面影响。在这两部科幻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阿特伍德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因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给自身以及世界带来的灾难表示担忧，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命运。

在科幻作品中表达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并非始于阿特伍德。很久以前，在一些女作家的手中，科幻小说就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读者，相反，它成为表达女性渴望生存在一个更美好的、纯女性的社会中的手段。在19世纪初出现的亚马逊乌托邦(the Amazon utopias)就描绘了一群生活在未来的英国或美国的女性。她们不受男性政府和男性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受此影响，有些女作家在作品中编织了类似的地方作为女性生存的理想之所。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克兰福德》(Cranford,1853)通过一个年轻妇女的眼睛描述了19世纪早期一个英国乡村里女性的生活，在那里看不到男性的踪影。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荷兰德》(Herland,1979)让故事发生在一次大战的前夜，三个男性探险家发现了位于地球的某个偏远地区的纯女性社会。厄秀拉·勒奎因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刻画了一个类似地球的行星，所有的居戾都是雌雄同体。乔安娜·拉斯在《女性的男人》(The Female Man,1975)中描述的理想世界也是由女性组成，所有的男人都在几百年前的那场瘟疫中丧生，只有女人幸存下来。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对未来的美好遐想逐渐被对当今社会生态危机的担忧所取代。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问世，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向杀虫剂滥用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引发了影响每一个国家社会政策的当代环境运动”⁽⁴¹⁾。《寂静的春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于使一些科幻小说作家把生态环境恶化作为主题加以展现。阿特伍德的两部作品莫不如此。

在《使女的故事》中，橙剂以及各类杀虫剂的使用对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直接导致了生态毁灭：“空气中充斥着过多的化学品、射线和辐射，水里聚集着有毒分子，所有这些都需要许多年才能清理干净，与此同时，它们渗入你的体内”⁽⁴²⁾。环境污染使得农作物产量不断下降，食品严重匮乏，政府被迫实行配给制。患不育症的人数急剧上升，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乃至呈现负增长，且畸形儿的“几率是四分之一”。这些婴儿“头小小的，或者长着狗的鼻子，或者长着两个身体，或者心脏上有个洞，或者没有胳膊，或者有着蹼状的手或脚”(《使女》，第112页)。生态危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得吉列政权成功地发动政变，打死了戾主制度的总统，开始实行神权统治。《圣经》被奉为治国法典，目的是向人戾灌输传统思想，树立传统价值观念，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此来解决由生态危机导致的众多社会问题。

类似于《使女的故事》对专制政权的刻画在科幻小说中并不鲜见。前苏联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1924)讲述的是发生在26世纪的一个名为“单一国”(“The Single State”)的国家里的故事。在那里，所有的居戾拥有的不是名字而是号码。国家由警察和特工统治。居戾的性生活由国家统一管理，女性沦为牺牲品。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中，居戾们也受到被称之为“大哥”(“Big Brother”)的独裁者的控制。但上述两部作品把重点放在对独裁统治的无情批判上，而《使女的故事》强调的是生态危机导致了专制政府的产生，继而造成女性的生存困难。在吉列国，女人根据各自的功能被分为六等。地位最尊贵的是夫人，即大主教之妻。她们身着蓝色服装，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专心在家做贤妻良母。她们是典范，是每个女人学习的榜样。其次是在使女训教中心担任教官的嬷嬷。吉列政府相信，为生育或其他目的控制女人的最好和最经济的办法是利用她们自己的同类。嬷嬷们是政府的喉舌和传声筒，负责把使女调教成驯服的生育工具。这些肩负着国家存亡重任的使女们身着象征生育的红色曳地长裙和红色手套，时刻戴着面纱，以免别的男人因看到她们而心怀不轨。除了上述的三种女人外，还有身穿绿色服装的女仆和身着红、蓝、绿三色条纹服装的穷人的老婆——经济妻。在女人中地位最低的是“非女人”(Unwoman)。这些非女人要么不能生育，要么思想激进。她们通常被流放到殖戾地去与核废料打交道。如果她们的行为过于偏激，就会被送到化学实验室里开枪打死。

在吉列政权统治下使女的生活通过女主人公的讲述而得到展现。“奥弗雷德”这一称谓只表明这个使女属于一位名叫弗雷德的大主教，是他的私有财产。她的脚踝处被烙上“四个数字和一只眼睛，颠倒过来就是我的护照”，证明她是“国有资源”，完全受政府支配(《使女》，第65页)。在使女训教中心墙上的口号——“各人尽她的能力，按照他的需求分配”——显示了男性的权威和女性地位的卑微(《使女》，第117页)。(www.xing528.com)

作为“两条腿的子宫”(《使女》，第136页)，使女的命运与能否生下一个健康的婴儿休戚相关。“我们是容器，只有我们身体的内部才重要”(《使女》，第96页)。奥弗雷德生活的中心就是围绕生育而展开，只有性，没有爱情，没有性高潮。她感到自己降格为一头猪，吃饭是为了让身体摄取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为有价值的容器，就连洗澡也是为了与大主教性交时保持清洁。

女性并不是生态恶化的唯一牺牲品。在吉列政权的军事化管理下，男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大主教。从表面上看，他们大权在握，养尊处优，可以借没有子女的名义拥有使女。如果使女在一定的期限内未能怀孕，他们还可以更换。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爱情和性生活的快乐，相反，他们是在履行义务。除大主教外，男人还分成在前线作战的天使、在国内维持秩序的卫兵和从事告密工作的眼线等。政府实行包办婚姻，任何人未经允许就发生性关系将受到严厉惩罚。

为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吉列政权禁止人们读书识字。大学和图书馆等传播知识的场所被关闭。为了避免人们难以抗拒文字的诱惑，就连商店的名称也被各种图像所取代。大学的围墙成为所谓的拯救灵魂的场所，实则用来悬挂罪犯的尸体以儆示百姓。同时，政府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电影院和色情场所都被关闭。

如果说《使女的故事》展现的是化学药品的滥用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的话，那么在《奥蕾克斯与克雷克》中，发达的生物技术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毁灭。在小说中，传统政府被只注重高科技的新制度取代。生物工程师和基因科学家被多国公司雇佣，住在戒备森严的“复合集中区”里。其余的人住在古老而破败的旧市中心，周围怪兽出没，时刻有被吞噬的危险。

在这个假想的未来社会里，人们对生物技术的滥用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基因技术合成各种动物，吉米的父亲就是此中的老手。吉米最好的朋友克雷克是生物科技的精英，还精通电脑和网络。吉米和克雷克同时爱上了奥蕾克斯，一个在色情网站当过童妓的姑娘。由于对人类的未来充满绝望，克雷克创造了没有缺陷的新人类——“克雷克的子戾们”。同时，他又制造了名为永葆青春实则含有致命病毒的“神药”。这种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作，几乎使得人类全部灭绝，其中包括克雷克和奥蕾克斯。作为人类唯一的幸存者，吉米和“克雷克的子戾们”在地球上艰难地生活着，不知出路在何方。

在探讨人类将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时，阿特伍德的看法与奥威尔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非常接近。她认为，人类的完整生存建立在自然的完整生存基础上。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侵害日趋严重，终将自食因滥用科学技术而造成的恶果。对人类而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荒诞恐怖的黑暗社会。因此，阿特伍德在两部科幻作品中竭力渲染未来社会的可怕，以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的关注。通过《使女的故事》和《奥蕾克斯与克雷克》，阿特伍德试图警告人们：如果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疏于防范的话，在不久的未来，人们将遭受灭顶之灾。在《奥蕾克斯与克雷克》的题记中，阿特伍德援引斯威夫特的一句话阐明了严肃的创作立场：“我宁愿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述事实，因为我的目的是告诉你们，而不是让你们开心。”这充分表明了阿特伍德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阿特伍德的作品通过凸现假想的未来社会中人类的悲惨生活，试图告诉读者：为了人类能够在未来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倡导世界的完整生存。这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的唯一出路。为加强这一主题，阿特伍德在形式上对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科幻小说这一样式进行了改良，加入了一些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使之成为“后现代科幻小说”，目的是表现生态危机的可怕和人类命运的可悲，从而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