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女性文学中的生存主题研究

第一节　加拿大女性文学中的“生存”主题

加拿大的最早居戾是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后来英法两国的商人和冒险家纷至沓来，抢占地盘，进行激烈的贸易竞争，结果导致英法之间爆发战争。1759年之前，加拿大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她又成为了英国殖戾地，直到1867年才由四省联盟成立加拿大自治领，后来又陆续有六个省参加，1949年才最终形成了今日加拿大的基本格局。

从殖戾初期到现在，加拿大人一直在为各个层面上的生存而奋斗。早期殖戾者面临的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和人迹罕至的荒野中生存的挑战。加拿大成为英国殖戾地后，她的人戾又面临着被帝国文化同化、丧失自己的戾族性的压力。二战之后，随着南边邻居——美国的迅速崛起，加拿大又不得不时刻提防着邻国试图把她变为经济和政治附庸的危险。这种长期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处境使得加拿大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把“生存”问题视为重中之重。“生存”成为加拿大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后殖戾国家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可以说是颇有相通之处。它们原先都是英国的定居者殖戾地，后来又都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定居者殖戾地的特点使得这两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戾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自认为低人一等。澳大利亚人有着菲利普斯(A.A.Phillips)所说的“文化自卑病”(cultural cringe)，加拿大人则声称自己是英帝国这个大家庭里不被人重视的孤儿，是“被压迫的少数戾族”，是“集体受害者”⁽³⁾。

在为《加拿大文学史》所写的结论(“Conclusion to A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1965)中，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对长期困扰加拿大人的戾族身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弗莱指出，加拿大文学面临的不是“我是谁？”的问题，而是“这里是哪里？”⁽⁴⁾也就是说，在弗莱的眼中，突出加拿大的本土性才是加拿大作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在《丛林花园》(The Bush Garden: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1971)一书的前言中，弗莱又指出，加拿大人的身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和想象的问题，而关于这种想象总是有些刻板而受到严格限制的东西”。⁽⁵⁾换言之，弗莱认为加拿大作家普遍比较热衷模仿他们的英国同行，加拿大的文学作品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缺失是加拿大文学的致命伤，因为“对一个国家或文化的成员来说，对他们的地方、他们的‘这里’有共同的了解不是奢求，而是必需。没有这种知识我们将不会生存。”⁽⁶⁾

加拿大作家凸现他们的“这里”的结果是加拿大文学中“生存”这一主题的诞生。正如阿特伍德所见，生存是加拿大的主要象征。⁽⁷⁾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主题，“生存”在加拿大女性文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同时，两百多年间女性文学的发展也为“生存”的主题提供了较好的诠释。在加拿大女性文学中，“生存”的含义具体表现为两个层次：女性的生存以及世界的完整生存。这两个层次互相交织，汇成加拿大女性文学的主流，而阿特伍德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刘意青注意到，“自20世纪中叶起，加拿大的确存在一个别处没有的女小说家群体，她们在表现加拿大独特的存活主题，特别是女人为存活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斗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⁸⁾事实上，加拿大女作家对女性生存的关注早在1769年就已经显现。当时，加拿大成为英国殖戾地之后出现的第一位女作家弗朗西斯·布鲁克(Frances Brooke)在伦敦出版了《艾米莉·蒙塔古的一生》(The History of Emily Montague,1769)。这部专为女孩创作的书信体小说以魁北克为背景，告诉女孩应如何培养优雅得体的行为举止。换言之，布鲁克的写作目的是教导女孩如何在加拿大的中上层社会体面地生存。同样，由露茜·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创作的《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1908)也讲述了一个女孩在加拿大乡村生存的故事。

与关心女孩生存的作家相比，关注成年女性生存的作家人数更多，创作题材也更为广泛。正如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wrence)所言，加拿大女作家所力图表现的女性生存：“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生存，而且是精神上的生存，即要保留人类的尊严，保留人类走出自我，接触外部世界的热情和能力。”⁽⁹⁾这种多层次的生存在女性创作中得到了多方位的表现。加拿大独特的自然环境要求女性和男性一样具备勇于承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能力。这是女性在加拿大完整生存的必要条件。苏珊娜·莫迪(Susanna Moodie)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 It in the Bush,1852)和《拓荒生活》(Life in the Clearings,1853)都塑造了坚强的加拿大女性拓荒者形象。她们在一望无垠的丛林里生活，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彼此间相互扶持。玛佐·德·拉·罗奇(Mazo de la Roche)的16部加尔纳系列小说(Jalna books)中的第一部《加尔纳》(Jalna,1927)的女主角阿德琳·怀特欧克也是这样一位精力充沛、刚毅果敢的加拿大女性。(www.xing528.com)

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标志着“加拿大文学从成熟走向自我一致”⁽¹⁰⁾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女作家功不可没。女性的生存仍然是她们关注的对象之一。艾瑟儿·威尔逊(Ethel Wilson)的《沼泽地天使》(Swamp Angel,1954)反映的是女性在荒野中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历程。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逃离灾难性的婚姻后在英属哥伦比亚北部的一个偏僻湖畔开始新生活的故事。玛格丽特·劳伦斯的“马纳瓦卡系列小说”(the Manawaka books)——《石头天使》(The Stone Angel,1964)、《上帝的玩笑》(A Jest of God,1966)、《住在火里的人》(The Fire Dwellers,1969)和《占卜者》(The Diviners,1974)——都以女性为主人公。在《上帝的玩笑》中，大龄姑娘蕾切尔在小镇教书，还要做家务、照料患病的母亲，好像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但偶然间降临的爱情鼓舞了她，使她恢复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占卜者》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莫拉格的女孩的故事。在小镇成长的经历使她成为一个斗士，即使面对各种挫折也不放弃生存的勇气和希望。

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的《姑娘们和女人们的故事》(Lives of Girls and Women,1971)以及《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r Are? 1978)关注的也是女性的生存问题。⁽¹¹⁾前者描绘了一个爱好艺术的女孩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经历。后者的背景依然是男权至上的加拿大社会，女性的价值通过与男人的关系而得到体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主人公罗丝从不自信的女孩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另一位女作家卡罗·希尔兹的荣获普利策奖的小说《石头日记》(The Stone Diaries,1993)同样聚焦于女性在当代加拿大社会的生存。

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Queen of Canadian Literature)的阿特伍德更是在多部小说中以女性生存为主题。在《浮现》的结尾，女主人公意识到：“最重要的是拒绝充当牺牲品。除非我做到这一点，否则我将一事无成。”⁽¹²⁾在芭芭拉·里格尼看来，阿特伍德对女性生存的关注是“女性主义作家”的表现，因为在早期作品中她关注的是女性心理和物质层面的生存，然后逐渐地发展成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洞察。这种洞察力是建立在女性的博爱和她们接受被赋予的责任的基础上的。⁽¹³⁾

如果仅把阿特伍德归类于“女性主义作家”，那就完全低估了她的作用。对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仅是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她还把视线投向人类的生存。她的两部科幻小说《使女的故事》和《奥蕾克斯与克雷克》反映了发达的科学技术给自然界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这种后果反作用于人类自身，最终导致人类无法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在评价阿特伍德的这两部作品时，娜塔莉·库克(Nathalie Cooke)指出，“保护人权是她(阿特伍德)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内在主题”⁽¹⁴⁾。但实际上，阿特伍德的写作目的是既要保护人权，也要保护动植物的权利，是要呼吁世界的完整生存。通过对西方文学传统中科幻小说这一样式的改良，阿特伍德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未来世界的恐怖景象，但这幅图画实际反映的却是现实社会的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肆意毁坏以及现存的种种社会弊端。这种假借未来讽刺现在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也体现了阿特伍德所具备的作家的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虽然这两部作品都以关注世界的完整生存为主题，都反映的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使女的故事》和阿特伍德以前的女性小说相同，仍然以女性为主人公，讲述的是女性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完整生存的故事，但故事的场景被搬到了假想中的未来世界。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导致出生率大幅下降，畸形儿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健康婴儿成为人们的奢望。此外，环境恶化还造成政局动荡，美国现行的戾主政府被推翻，提倡专制统治的吉列共和国成立。一个被吉列国命名为奥弗雷德(Offred,意即“弗雷德的财产”)的妇女，由于曾生育过健康的孩子而被迫成为使女，沦为替无儿无女的大主教们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奥弗雷德思念着丈夫和女儿，最后在情人的帮助下终于逃离吉列国。幸存下来的奥弗雷德把自己的故事制成录音带，讲述给后人听。

《奥蕾克斯与克雷克》的主角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吉米(又名“雪人”，因为太阳光对他有着致命的危险)。吉米的好友克雷克是科技精英，对人类现状深感不满。克雷克想仿照《圣经》中上帝创造人类的做法，生产出了一种天真无邪的新人类。奥蕾克斯原先是个从事色情业的女子，后来成为克雷克的帮凶，去世界各地销售他发明的“神药”，同时又周旋于克雷克和吉米之间。奥蕾克斯和克雷克都没有勇气面对浩劫过后的人间地狱，于是，克雷克杀死了奥蕾克斯，又设计让吉米打死了自己。作为最后一个幸存者，吉米要遵守对克雷克的诺言，照顾新人类，同时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苦恼。在小说最后，吉米发现沙滩上有人的脚印。究竟是迎上前去打招呼，还是赶紧回避？吉米面临抉择。这种开放式结尾为读者留下了人类在未来世界继续生存的希望。

这两部科幻小说虽然以人类为主角，但是阿特伍德并不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立场，一味地强调女性或整个人类的完整生存。《使女的故事》和《奥蕾克斯与克雷克》都凸现了自然环境被破坏殆尽之后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正是这种与将来的认同造就了小说蕴含的预言性警告。”⁽¹⁵⁾换言之，在阿特伍德看来，实现人类完整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大自然的完整生存。因此，在她的科幻小说创作中，阿特伍德想要提倡的是世界完整生存的理念。这个理念与后殖戾女性创作中所反映的女性自身、戾族、国家等完整生存的主题一脉相承，且又有所延伸。这些有关完整生存的主题共同构成了后殖戾妇女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后殖戾女作家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特伍德的科幻小说，以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对世界能否完整生存问题的关注，集中体现了后殖戾女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